前言

中国文化史上，士人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当然得承认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的士人们有后人不可比拟之处，是中国古代原创思想纷至沓来的岁月，用西方学术的术语来说，那是所谓“轴心时代”；但其实，我们最为熟悉的士人却不属那几代人，而不得不数到中古的魏晋时期。我们知道魏晋士人如何聚会宴饮、如何清谈论玄、如何读书诵经、如何互相谑笑、如何服药求仙，知道他们的服饰装扮、他们的高矮胖瘦、他们的风神气度，我们有时甚至知道他们内心的激情、他们小小的算计、他们的忧愁恐惧。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我们几乎可以看见魏晋士人在眼前游走，他们或许是最与我们声气相通的一类人。谓予不信，有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为证。然而，这一切之所以成立，实在就是因为《世说新语》这部书；没有它，无论怎样的现代想象——即使以鲁迅先生那样的小说家的才情——都没有办法复现那个距离今天已经一千多年的时代和其中的各色人物。

《世说新语》历代著录为南朝宋刘义庆（403—444）编撰。刘义庆是宋的宗室，为武帝刘裕之侄，父为长沙景王刘道怜，过继其叔临川王刘道规为嗣，袭临川王。对于刘义庆与《世说新语》的关联，齐梁时代大文学家沈约所著《宋书》中刘义庆的传未置一词，到后来唐初李延寿的《南史》才提及刘义庆有这一种著述（“著《世说》十卷”）；并且《宋书》的意思，刘义庆似乎还没有足够的文学才能：“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所以后来颇有人依据中古时代常见的情形，推测《世说新语》也并非完全出自刘义庆，而是借重了他招聚门下的诸文士，明代的陆师道为何良俊《何氏语林》作的后序就说：“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时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由此，《世说新语》出自刘义庆门下文士的意见便大大流行了，并且不少学者对此问题做了多方面的详尽考察（参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第二章第一节《〈世说新语〉成于众手说》）。不过，这也未必是实情，陆师道点名涉及的诸文士，似乎没有参与《世说新语》编撰的痕迹（参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第一章第一节《编撰者考辨》）；而且即使确有其他文士参与了此书的编撰，按照中古的惯例，我们也实在没有理由怀疑刘义庆在《世说新语》成书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

不止对于编撰者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世说新语》这个书名历来也有分歧。现在大约可以说，《世说新语》很可能不是最初的书名。目前所知，《世说新语》最早作为书名出现，是在唐代刘知幾（661—721）的《史通》外篇《杂说中》之中：“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而在这之前，这部书还有一个《世说新书》的名字。《新唐书》的《艺文志》里面著录了“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十卷”，王方庆与刘知幾是同时代的人而更为年长，也就是说，在此书最初被作《世说新语》之时，已经有一“世说新书”的称号，而且，有人已经针对此《世说新书》作了续撰工作。唐代，《世说新书》似乎曾经流行，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引及“王敦澡豆”事（见《纰漏》第一条）时即作“世说新书”。此名直到宋初还在用，《太平广记》引及该书中人、事时仍谓出《世说新书》。不过，唐代更为普遍的书名则作《世说》。《史通》《酉阳杂俎》除了上述分别作《世说新语》《世说新书》之外，别处皆引作《世说》；而且，初唐类书《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引及此书文字，标明出自《世说》；李善注《文选》时引此书文字皆作《世说》；在早期的诸种著录如《隋书》和《旧唐书》的《经籍志》、《新唐书》的《艺文志》中，此书也通作“世说”。“世说”一名，时代甚至更早。现在所知最早为此书作注的敬胤，距该书成书不过五十年左右，他曾批评“《世说》苟欲爱奇而不详事理”（宋汪藻《世说叙录》之《考异》录《尤悔》第四条敬胤注）。而传世的刘孝标注中，对于此书本文多有商榷驳议，而屡作《世说》（《言语》第二十二条、《雅量》第四十条、《赏誉》第一百四十三条、《品藻》第十九条、《捷悟》第六条、《贤媛》第十三条、《惑溺》第五条）。简而言之，就现在所能了解的材料来看，此书先后有《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三名，虽然后者大约从宋代开始逐渐流行，一枝独秀。对此的解释，大约可以有两种：其一，按照历史顺序，将《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三者的不同视为书名衍生、变异的结果（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世说新语〉后》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皆持此观点）；其二，认为刘义庆最初的书名应该是《世说新书》或《世说新语》，而《世说》不过是省称（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七）。前一种解释简单明了，最符合传世史料所显示的情况；不过有一个问题，据《汉书》之《艺文志》记载，西汉刘向曾有《世说》一种，记录他之前的种种人事，而刘义庆此书涉及的最早人物虽然是秦末的陈婴，但是其主体部分的时限无疑是东汉后期至晋宋之际（宋之谢灵运见《言语》一百零八条），那么我们要问：刘义庆编撰一部时代、人事与刘向之书都不相涉的著作何以却取了一个相同的名字？于此，后一种解释似乎又显得比较合理了。不过，这种解释似乎也有难以完全让人信服之处，南朝后期直到初唐的种种文献不论是注释、书录还是类书，何以都如此一致地对刘义庆此书仅作省称而不录全名？

不论是《世说》还是《世说新书》或《世说新语》，其中关键乃在于“世说”二字，而“说”无疑又是“世说”的核心。这个“说”字，大约就是古来那个“小说”的“说”字，是指世间的种种言谈议论，或者按照班固《汉书》之《艺文志》的说法，是所谓“街谈巷语”，虽然此书中的“街谈巷语”不是传播于贩夫走卒之间而主要流行在风雅士人之中。美国马瑞志（R.Mather）教授译“世说新语”为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以tale（故事、传说）对译“语”，颇为贴切；我们真的不妨以“故事”或“传说”或“流传的故事”来理解书名中的“说”字。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世说新语》确实是一部古代的“小说”书，而诸多目录典籍，从《隋书》和《旧唐书》的《经籍志》、《新唐书》和《宋史》的《艺文志》等正史目录，至《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私家书录，直到集大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确也都将此书归入子部的小说家类之中。现代学者回顾既往，也往往将《世说新语》视为“古小说”的杰出作品。这固无不可，然而，与现在视为“古小说”的许多中古作品一样，《世说新语》编撰者最初的意愿不会包含现代的“小说”（fiction，虚构文字）意味，而且此书中种种人、事，皆以其真实的存在为预设，虽然相对于真实的讹误不在少数，或者张冠李戴，或者时代错置，但绝不是有意的构想。我们只要看书中名士对于此类典籍真实性的尊重就可以明了：谢安否认了裴启《语林》中记载的他的两句话的真实（“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于是“《语林》遂废”（《轻诋》第二十四条）。《语林》十卷记载汉魏以来上流人士的言谈应对、趣闻逸事，实为《世说新语》重要的资料祖本之一；或许可以说，谢安等士人对于《语林》的态度也就是刘义庆们编撰《世说新语》时所认可、所秉持的态度，而上边提及的敬胤、刘孝标等对《世说》的辨证、商榷，所体现的也正是这一态度。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世说新语》可以看作记载中古以士人生活、风尚和思想为中心的重要史籍。如果要举证的话，最突出的不妨看《晋书》所传中古名士如竹林阮籍、嵇康等的文字，可以说，正史中诸贤的传记所叙者十之八九见于《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所引材料，恰可证明刘知幾所谓“皇家著晋史多取此书”的说法（《史通》外篇《杂说中》）：我们固然可以认可刘知幾的批评，但另一方面，也不妨认为《世说新语》的记叙本身确实具有突出的史实价值。

大概正是因为《世说新语》的这一记叙史实的取向，它的相当部分不是一种创作性的写作，而毋宁是编撰性的。比如，以现存《语林》佚文与《世说新语》对勘，前者半数以上为后者袭用；而《郭子》现存佚文多数也为《世说新语》袭录。因而，《世说新语》分门别类的编缀方式及其背后的观念，或许就值得稍加关注了。传世的《世说新语》分为三十六门，首先的四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即是所谓的“孔门四科”。这表明儒学在中古时代，虽然或许不像别的时代那样占据压倒性的地位，但依然受到士人的高度重视，其实只要通观书中那些名士借取儒家经典作为话头而表现出的熟悉程度，就足为表证了；此外的一个可能缘由，是《世说新语》成书的刘宋时代，儒学逐渐处于复兴态势，元嘉年间诏设儒、玄、文、史四馆，而儒学居首，并且于阙里修治孔庙、孔林。《世说新语》编撰中所呈现的现实因素，还可见于《文学》篇的编次。按照历史时序，该篇各条逐步呈现了汉末至东晋之间经学、玄学至佛学的学术思想演进过程，此一“文学”尚是传统的“学问”“学术”之义；而自第六十六条以下，乃转而条列自曹植以下中古文士写作诗赋、斟酌文辞、讨论文术的内容，这时的“文学”不复拘限于旧义，较多体现了美文创作意义上的“文学”在中古的突出和独立性：《文学》篇“文学”涵义的这种复杂性或曰古今复合的特点，鲜明地表证了刘宋时代人们心目中文学与儒、玄、史三学并立而无愧的现实情势。以下诸门，大抵按照一定主题，分类撰集有关材料，值得提及的是，虽然在各篇中褒贬或有兼及并现，就全书而言，编撰者的品评大概可以说每况愈下，自《宠礼》以下各篇显然以负面价值判断为主。统观全书，各篇中条数占先的大致为《赏誉》一百五十六条、《言语》一百零八条、《文学》一百零四条、《品藻》八十八条。这些篇什，材料既多，篇幅遂大，如《赏誉》《品藻》尤能体现当时名士的风度神采，《文学》《言语》则集中呈现了魏晋清谈论玄的主题、人物、形式、风格等。这些篇章结合在一起，突显了中古时代士人文化的特性，可说是《世说新语》一书的重点与价值所在。《世说新语》这样的多门分类，编撰故实的形式，其实对前人有所依循。刘向《世说》虽然已佚，然而《说苑》等尚存，《说苑》全书分为二十门类编撰而成，如余嘉锡先生所云：“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于汉初，以与向书相续。”（《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七）两者编撰体式相同，向宗鲁先生说得更明白：“分门隶事，体制相类。”（《说苑疏证叙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说苑》以《君道》《臣术》开端，体现的是战国后期至汉代君臣不同、道德异趋的主流政治哲学（参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一书），与刘义庆们在宋时首揭孔门四科以应和崇儒时势一致，这或者也是《世说新语》依仿刘向著作的一个佐证吧。

《世说新语》不仅承前而且启后。此后，仅仅就编撰形式而言，后世便有许多模拟该书分门别类组合材料而成的著作。比如唐元和年间刘肃的《大唐新语》，虽然类目与《世说新语》没有相同之处，但其分三十类编集的体式无疑是后者的延续，所以明人刻本就有径题作《大唐世说新语》的。宋代王谠《唐语林》汇集了五十家材料，分五十二门，其中三十五门的类目同于《世说新语》；孔平仲《续世说》取材史书，门类全依《世说新语》。明清以下则更屈指难数，如李绍文《明世说新语》、易宗夔《新世说》门类与《世说》悉同；何良俊《何氏语林》在《世说新语》三十六门外增二门，王晫《今世说》则删去六类而存三十门。此外，甚至还有《女世说》《儿世说》《僧世说》等书。

前面已经提及《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事实上，历来说及《世说新语》几乎离不开刘孝标的注；如果没有刘注，则《世说新语》势必减色多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及刘注时曾说：“孝标所注，特为典赡……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也就是说，刘孝标注的主要贡献在于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并且依据这些当时尚存的史料对刘义庆原书做了审慎的考辨纠谬工作。这是非常恰当的评议。刘孝标之所以取得如此重要的成绩，与他刻苦好学、博览群书，以致被人称为“书淫”分不开，或者与其早年经历也有关。刘孝标幼年丧父，曾与母亲和哥哥一同被北魏掳去，先后居中山（在今河北）和桑干（在今山西），“居贫不自立，与母并出家为尼僧，既而还俗”（《南史》本传）。大约就在这期间，少年刘孝标曾参与当时北魏佛教领袖昙曜组织的佛经翻译，协助吉迦夜担任“笔受”（即笔录佛经翻译文字的角色），完成了《大方广十地经》《杂宝藏经》等五部佛经的汉译（《开元释教录》）。其中《杂宝藏经》实援引、汇集印度故事以阐说佛法，陈垣先生因而提出“印度人说经，喜引典故；南北朝人为文，亦喜引典故”，“以今日观之，孝标之注《世说》”，“受其在云冈石窟时所译《杂宝藏经》之影响”（《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这中间应该是有因缘的吧。

正是鉴于刘注对《世说新语》的高度重要性，我们这次注译时将其全部保存（以楷体排于正文之中），以便对照、参证。借助刘注，并且为避免重沓繁琐，《世说新语》中众多的人物便无须逐一注出，书后列有人物索引，首出时刘注通常有注，否则略加说明。《世说新语》涉及极为广泛，加以中古语言的特殊，前贤虽用力勤而所获多，但不能通解处依然不少，我们希望勉力提供简明合宜的注和恰当通畅的译；在工作过程中，主要参考过余嘉锡、徐震堮、刘盼遂、张永言、张万起、吴金华、张之等诸位先生的著作。

在交代了应该交代的《世说新语》有关情况之后，或许会问：就这些了吗？不会只有上边的事实吧？毕竟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书呵！然而，如果要说对它的感受，那实在是很难。干脆这么办，几年前曾经有一篇应命连夜赶的急就章，里面有几句大概可以充数，虽然肯定只是能说的万一而已：

约翰生博士（Samuel　Johnson）说过：只有傻子，才会将一本书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世说新语》是一本能让我们免于成为约翰生博士意义上的傻子的书。它分了三十多个门类来记录汉末魏晋士人的遗闻逸事，而每一条又多短小，所以最适合随意翻读。好玩得很，虽然不是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但最终你却读过了它的每一页。促使读下去的自然是书的有趣。这里没有后代不少笔记里时时可见的作者透着小机智的卖弄状，说的几乎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对当时士人超乎世俗的风神举止的勾画，对他们之间机智话语的传述，这些的趣味都在人与事的骨子里。古今隔膜，身处时间下游的我们，对于古人的具体生活场景以及言行是没有到场的观众，既然无法置身其中，了解也就总是模模糊糊，越是久远越是如此。而幸好有些文字多少折射出些微痕迹，比如因为《论语》，我们才可以大致想见孔子音容笑貌、举手投足的活动的影子；而《世说新语》描出的不仅一人，而是一组群像了。到了今天，魏晋时代的士人们对后人能超乎某些距我们更近的年代中的人们而具有特别的亲近感，《世说新语》功莫大焉。

这组群像给予后人最强烈的吸引大概在许多千奇百怪、超越常态的作为。其实，相比较那个混乱而痛苦的年代，魏晋名士的作为倒是实在而正常的，在大多数的奇异故事的背后透着对于世界和生命的真实感受。比如他们对于自然、自我生命乃至周遭一切的一往情深，正是这种深情使他们爱赏自然、珍惜生命、饮酒行乐、谈玄析理：在《世说新语》中，可以看到生命在那个危殆的时代中绽放得如何多姿多彩。人们容易倾向于认为当下的生活是更有意味的，而其实人生意义在过去曾经被人们理解得简单而又透彻。传苏武李陵赠答诗中有“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我一直觉得没有比这更具强度的感情宣言了；而《世说新语》里记载王戎的话：“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似乎也难以想象有更为简捷明了把握感性生命的言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