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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經解》點校整理本，經過本所研究團隊十多年的努力，終於將要與讀者見面了。按照慣例，我作爲項目主編，有責任把相關整理情況寫出來，弁於卷首，以便讀者在閲讀和使用這個整理本時，對其‘身世’有所瞭解與把握。
經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與主體部分，歷來處於古典學術與文獻分類之首。而清人集歷代經學大成，涌現出諸如顧炎武、毛奇齡、胡渭、萬斯大、閻若璩、江永、惠棟、秦蕙田、江聲、王鳴盛、戴震、錢大昕、段玉裁、邵晉涵、汪中、王念孫、孔廣森、孫星衍、凌廷堪、焦循、張惠言、阮元、胡承珙、陳立、王引之、胡培翬、郝懿行、劉文淇、劉寶楠、孫詒讓，等等，一大批著名經學家。他們秉持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理念，皓首窮經，前赴後繼，對十三經（《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與整理，撰著了系統的新注新疏，
同時對《國語》《大戴禮記》等與十三經密切相關的先秦其他典籍也作了深入探討，取得了不朽的學術成就。據不完全統計，有清一代經學著作達五千多種，可謂經師輩出，碩果累累。
正因爲如此，晚清以來，便不斷有人對清代經學成就與經學家加以總結與表彰。其著於文者，從朱彝尊《經義考》、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桂文燦《經學博采録》、章太炎《訄書·清儒》、劉師培《清儒得失論》等，到梁啓超與錢穆的同名《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等，不一而足，均着眼於人物與學派的成就總結。另一方面，徐乾學、阮元、王先謙等清代學者，則專注於經解文獻即學者們對‘十三經’的訓解成果的集成與彙纂。徐乾學編成《通志堂經解》，收唐宋元明經解著述一百四十餘種，將清以前的經解文獻精萃彙於一爐。阮元編成《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收經解一百八十三種；王先謙編成《皇清經解續編》一千四百三十卷，收經解二百零九種，清中前期主要經解成果亦搜羅殆盡。其他中小型經解叢書，諸如陸奎勳輯《陸堂經學叢書》、吴志忠輯《璜川吴氏經學叢書》、錢謙鈞輯《古經解彙函》、錢儀吉輯《經苑》、袁鈞輯《鄭氏佚書》、朱記榮輯《孫谿朱氏經學叢書》、孫堂輯《漢魏二十一家易注》、李輔耀輯《讀禮叢鈔》、上海珍藝書局輯《四書古注群義彙解》、王德瑛輯《今古文孝經彙刻》，等等，在在皆是，不勝枚舉。
《皇清經解》爲阮元主持編纂，其刊刻背景不可不知。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字伯元，號芸臺、雷塘庵主、揅經老人、怡性老人，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進士，歷官户、禮、兵、工等部侍郎，山東、浙江、河南、江西、廣東巡撫，兩湖、兩廣、雲貴總督，太子少保、體仁閣大學士，卒謚文達，是清代既貴且壽，身兼封疆大吏、學問大家的傳奇人物。而他的學問之路，也極具個性：一是生平獎掖篤學之士不遺餘力，培育學子日日在心，每到一地主政，即建書院、立學舍，聘飽學之士教莘莘學子，如在杭州建詁經精舍、設寧海安瀾書院，在廣州建學海堂書院等，誠爲教育大家；二是始終孜孜於經學研究與經學成果的融會綜貫，先後編纂《經籍籑詁》一百零六卷、《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四十八卷、《十三經經郛》百餘卷、《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等，這些都是大型類書、叢書，編纂曠日持久，耗費巨大，而嘉惠學林則如陽光雨露，滋潤萬物，不可言表。
具體到阮元編纂《皇清經解》的動機與前後經過等，學者多有揭櫫，尤以虞萬里先生《正續清經解編纂考》爲詳盡。
嘉慶三年（一七九八），阮元責成臧在東等，鈔撮唐以前群經訓詁，按韻彙纂，成《經籍籑詁》一書，爲經學研讀者提供了一部非常實用的訓詁資料工具書。八年，阮元開始命門人陳壽祺等，利用修《經籍籑詁》的資料，於九經傳注之外，廣搜古説，輯《十三經經郛》。‘經郛’之名，取意於揚雄《法言·問神》‘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説郛’，其宗旨在‘薈萃經説，本末兼賅，源流具備，闡許、鄭之閎眇，補孔、賈之闕遺’，而搜輯範圍則‘上自周秦，下訖隋唐，網羅衆家，理大物博，漢魏以前之籍，搜采尤勤，凡涉經義，不遺一字’。陳氏秉承師意，爲定《經郛條例》，其大端有十：一曰探原本，二曰鈎微言，三曰綜大義，四曰存古禮，五曰存漢學，六曰證傳注，七曰通互詮，八曰辨剿説，九曰正謬解，十曰廣異文。經陳壽祺、凌曙等人搜輯，至十六年大致編成，百餘卷。
但阮元感覺采擇未周，是以未刻，輯稿後來逐漸散失。《通志堂經解》彙編清以前歷代經解著作，《經籍籑詁》與《經郛》則將清以前經師微言、古學異文、字詞訓詁等資料萃而存之，由是阮元生出廣搜本朝經學著作，纂輯《清經解》的念頭，其序江藩《漢學師承記》云：‘元又嘗思國朝諸儒説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説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剪截，引繫於群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爲“横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即《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内學友惟江君與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奥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
可見阮氏意想中的《清經解》原本是想將經學專著、文集與筆記等所有文獻中的經解文字分繫於群經章句之下。道光五年（一八二五），阮元命其門生嚴杰在學海堂開始輯刻《清經解》，至九年九月全書輯刻完畢，凡一千四百卷，分裝三十函，是爲學海堂本。
《皇清經解》的實際主持纂修者嚴杰（一七六四—一八四三），字厚民，號鷗盟，浙江餘杭人，因寄居錢塘，又稱錢塘人。嚴杰初爲諸生，阮元督學浙江，聘其助修《經籍籑詁》。阮氏升浙江巡撫，於杭州創辦詁經精舍，嚴杰入舍就讀，遂與阮元爲師生之誼。阮元輯《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時，嚴氏分任《左傳》《孝經》注疏校勘。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阮元離浙還朝，嚴杰於次年受聘赴京，課督阮元女阮安一年餘。後阮氏與江都張氏聯姻，嚴杰又成爲阮安未婚夫張熙之師。阮元《題嚴厚民杰書福樓圖》詩云：‘嚴子精校讎，館我日最長。校經校《文選》，十目始一行。’首有小序‘厚民湛深經籍，校勘精詳’云云。
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春，學海堂初開，嚴杰也於此時陪伴張熙來粤完婚，遂留於粤中阮元督署。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冬，學海堂新舍建成。翌年八月，嚴杰即受阮元之命，集阮氏藏書於堂中，别擇比勘，輯刻《皇清經解》。可見嚴杰既以校勘精審爲阮氏所器重，且兼有學生、門客之誼，故阮元委以重任。
作爲經學叢書，《皇清經解》的纂修體例既不同於《通志堂經解》，又有别於《四庫全書》，而是以作者爲綱，按年輩先後，依人著録，或選其專著，或輯其文集、筆記，上起清初，下訖阮元所處時代，依次彙集了顧炎武、閻若璩、胡渭、萬斯大、陳啓源、毛奇齡、惠周惕、姜宸英、臧琳、馮景、蔣廷錫、惠士奇、王懋竑、江永、吴廷華、秦蕙田、全祖望、杭世駿、齊召南、沈彤、惠棟、莊存與、盧文弨、江聲、王鳴盛、錢大昕、翟灝、盛百二、孫志祖、任大椿、邵晉涵、程瑶田、金榜、戴震、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錢塘、李惇、武億、孫星衍、胡匡衷、凌廷堪、劉台拱、汪中、阮元、張敦仁、焦循、江藩、臧庸、梁玉繩、王引之、張惠言、陳壽祺、許宗彦、郝懿行、馬宗璉、劉逢禄、胡培翬、趙坦、洪震煊、劉履恂、崔應榴、方觀旭、陳懋齡、宋翔鳳、李黼平、凌曙、阮福、朱彬、劉玉麐、王崧、嚴杰等七十三位學者的一百八十三種著作。其中，閻若璩《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四書釋地又續》一卷、《四書釋地三續》一卷算四種書，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算十三種書，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三卷、《十駕齋養新餘録》一卷算兩種書，孫志祖《讀書脞録》二卷、《讀書脞録續編》二卷算兩種，嚴杰《經義叢鈔》三十卷算一人一書。這套叢書彙集了阮元所處時代之前清人主要經解著作，是對乾嘉經學的一次全面總結。
關於《清經解》作者、卷數、種數等統計歷來語焉不詳，説法不一。原因之一是《清經解》編者對作者著作的種數計算没有嚴格標準，如齊召南《尚書注疏考證》《禮記注疏考證》《春秋左傳注疏考證》《春秋公羊傳注疏考證》《春秋穀梁傳注疏考證》五種只算作《注疏考證》一種，而閻若璩、錢大昕、孫志祖等人的經著及續編則各算一書。原因之二，《經義叢鈔》三十卷，是嚴杰鈔輯多人多種著作組成的，過去統計《皇清經解》的子目和作者總數時，往往當作嚴杰一人作品對待，這實際上是很不嚴謹很不準確的。《經義叢鈔》所收著作可分三種情況：一是個人專著，如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十卷，洪頤煊《禮經宫室答問》二卷、《孔子三朝記注》二卷、《讀書叢録》三卷，共四種；二是單篇經義散論，共收入王昶等十三人的文章三十九篇，另有佚名經論《圜丘解》《禘祫考》《明堂解》三篇，共四十二篇；三是兩種論文集，《詁經精舍文集》六卷，收入汪家禧等四十五人的單篇論文一百四十八篇；《學海堂文集》三卷，收入張杓等十人的單篇論文十四篇。
《皇清經解》成書後，書版庋藏於學海堂側邊的文瀾閣，阮元制訂了‘藏版章程’九條，對書版的存放、印刷及保養修補等作了嚴格規定。逮至咸豐七年（一八五七）九月，英軍攻粤，文瀾閣遭炮擊，原存書版毁失過半。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兩廣總督勞崇光等人捐資，聘請鄭獻甫、譚瑩、陳澧、孔廣鏞四人爲總校，補刻數百卷，並增刻了馮登府著作七種八卷，即《國朝石經考異》《漢石經考異》《魏石經考異》《唐石經考異》《蜀石經考異》《北宋石經考異》各一卷，《三家詩異文疏證》二卷。總計收書一百九十種、一千四百零八卷，此即‘咸豐庚申補刊本’，書口皆有‘庚申補刊’四字。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廣東巡撫李福泰刊其同里山東濟寧許鴻磐《尚書劄記》四卷，附諸《皇清經解》之後，爲卷千四百零九至千四百十二，卷千四百十二後有‘粤東省城龍藏街萃文堂刊’刊記，書口有‘庚午續刊’四字，但書前目録未補入許書，是爲‘庚午續刊本’。
是後上海點石齋、上海書局於清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十三年（一八八七）、十七年（一八九一），先後出版庚申補刊《皇清經解》的石印本。
但其目録，按書編號，包括馮登府《石經考異》《三家詩異文疏》二種在内，列書一百八十種，反比學海堂本《皇清經解》收書一百八十三種之數爲少，致後人枉生疑異。這是由於石印本將閻若璩《四書釋地》《續》《又續》《三續》、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餘録》、孫志祖《讀書脞録》《續編》各只算作一書所致。此後，續有船山書局本《皇清經解依經分訂》、袖海山房本《皇清經解分經彙纂》、鴻寶齋本《皇清經解分經彙編》、古香閣本《皇清經解》等翻刻、分類改編之作，足見《皇清經解》編成後的社會影響巨大。
一九八八年，上海書店據庚申補刊本影印出版，分七册，並補許鴻磐《尚書劄記》四卷。二〇〇五年鳳凰出版社又據上海書局光緒十三年《清經解》石印本，與蜚英館本《皇清經解續編》一起放大影印出版，名《清經解 清經解續編》。新世紀以來，山東大學劉曉東、杜澤遜二位學者又先後編纂了《清經解三編》《清經解四編》，分别收經解六十五、五十種，齊魯書社遂於二〇一六年將之與《皇清經解》《皇清經解續編》合爲《清經解全編》，共收清人經解著作五百餘種，是爲目前最全的清代經解叢書。
基於《皇清經解》刊刻流傳的上述情況，本次整理采用咸豐十年‘庚申補刊’本爲工作底本，各經解分别根據實際情況采用其最早或最善版本爲校本，作一次性校勘。曾有專家建議收入‘庚午續刊’的許鴻磐《尚書劄記》四卷，但我們考慮到底本的一致性問題，最終没有收入該書。
關於《清經解》的價值，前賢時彦多有論述，特别是虞萬里先生從經義、語言學、名物考釋、天文地理、文集筆記等幾個方面，對《清經解》所收經解著作的價值作了深入細緻的分析。
陳祖武先生也宏觀地指出了《清經解》的三大意義：首先，《皇清經解》彙聚清代前期的主要經學成就，從古籍整理的角度，做了一次成功的總結；其次，《皇清經解》的纂修，爲一種實事求是的良好學風作了示範，對於一時知識界，潛移默化，影響深遠；最後，《皇清經解》集清儒經學精萃於一書，對於優秀學術文化成果的保存和傳播，用力勤而功勞巨。
兹據整理過程所得認識與體會，對《清經解》的價值，謹補數語如下。第一，通過編纂《清經解》，首次對阮元之前的清代經解著作進行了全面清理，摸清了家底，爲以後的經學研究指明了方嚮。如桂文燦的《經學博采録》、王先謙的《續經解》正是因了阮元的啓發而生；又清代經學家相互間由於不通信息而重複研究者不少，如柳興恩曾著《穀梁春秋大義述》三十卷，陳澧也曾寫作《穀梁箋》及條例，久而未竟，見柳氏書，遂放棄所作；又如劉寶楠、梅植之、劉文淇、柳興恩、陳立等人相約‘各治一經’分撰新疏的佳話，正是通過阮元組編《清經解》才發現《春秋》三傳與《論語》等經尚無新疏。第二，《清經解》所收清人經解著作有少數已成絶版，殊爲珍貴。如凌曙《禮説》、趙坦《春秋異文箋》《寶甓齋劄記》《寶甓齋文集》、劉玉麐《甓齋遺稿》、崔應榴《吾亦廬稿》、劉逢禄《發墨守評》《箴膏肓評》《穀梁癈疾申何》等，如今只有《經解》本傳世；另如李惇《群經識小》、方觀旭《論語偶記》、段玉裁《儀禮漢讀考》、汪中《經義知新記》、張敦仁《撫本禮記鄭注考異》、王崧《説緯》等經著借助《清經解》彙編才得以首次版刻；再如嚴杰《經義叢鈔》中相當一部分文章如今也别無他本可尋。第三，經過校勘，我們發現《清經解》的校勘精細，質量可靠，總體上比校本爲佳，本次整理校記不多，原因之一即由於此，如程瑶田《通藝録》被收入《清經解》的多種經解著作、盧文弨《鍾山劄記》《龍城劄記》等，底本與校本幾無差異，可見經解本校勘之精；又如汪中《經義知新記》，經解本經過王念孫校勘，可以説是目前最佳版本。第四，阮元編纂《清經解》收入了部分筆記和文集中的經解文獻，初步揭示了經義筆記與文集在經學研究中的重要意義，爲後人揭示了重要的資料門徑。如本人目前作爲首席專家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清人文集“經義”整理與研究’正是從《清經解》和先師张舜徽《清人文集别録》《清人筆記條辨》中得到啓發而設計的。
對於《清經解》的不足，前賢也早有總結。如清末徐時棟曾指出《皇清經解》有十二個方面的缺陷，認爲其中最大的欠缺在於次序未當，因而建議重組，將各文分别繫於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大戴禮記、三禮、春秋、孝經、論語、孟子、四書、爾雅、群經、筆記、文集、小學訓詁、小學字書、小學韻書、天文算法等二十一類之下。
先師張舜徽稱徐氏此論得其癥結，實爲後來依經分訂者開示新徑，擁彗先驅。
勞崇光補刊時亦有微詞。
從後人角度審視前賢著述，肯定會産生這樣那樣的不滿意之處，這是自然規律。我們認爲，對於《清經解》，更重要的是，人們在研讀與利用這套叢書時應該注意一些什麽問題。我們應該知道，《清經解》的最大特點在於它不是一套嚴格意義上的叢書，而是兼有類書的一些成分，這是由阮元原本是想編纂一套《大清經解》類書的動機而在當時條件下又不可能實現的背景決定的。從阮元到嚴杰，大概當時所有參與者都清楚不可能按照阮元的初衷來編纂這部大書，但又必須體現阮元彙纂清人經義成果的設想。於是，一方面以彙編清代中前期經解專著爲主而成叢書形式，卻儘量删削其中大量無關直接解經的序跋與附録，儘量摒棄一切無關直接解經釋義的部分，涉卷則删卷，涉篇則删篇，涉條則删條，涉段落文字則删段落文字。如徐時棟所指責不收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姜炳璋《讀左補義》、余蕭客《古經解鈎沈》、江永《古韻標準》等精博之書，可以説均不符阮元‘經解’之義。閻氏之書乃考證《古文尚書》之僞；姜氏之書，《四庫全書總目》斥爲‘殊非注經之體’；余氏之書輯古經解而非清人經解；江氏之書泛論古韻而非如顧炎武《易音》《詩本音》專解《周易》《詩經》之音。另一方面又兼收清人文集與筆記中的重要經義文章，但文集與筆記中的經義文章，或一篇或數條，零金碎玉，顯然不能像最初所設想的那樣‘引繫於群經各章句之下’，必須保留原文集與筆記書名以引繫其文章，這也是叢書體例所要求的。從而，形成了書名仍舊而卷數與内容大爲縮水的問題。這種情況的文集與筆記有：顧炎武《日知録》原書三十二卷，經解本節爲二卷；閻若璩《潛邱劄記》原書六卷，經解本節爲二卷；毛奇齡《經問》十八卷《補》三卷，經解本《經問》節爲十四卷、《補》節爲一卷；姜宸英《湛園劄記》原書四卷，經解本二卷；臧琳《經義雜記》原書三十卷，經解本十卷；馮景《解舂集》原書十六卷，經解本二卷；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原書八卷，經解本一卷；全祖望《經史問答》原書十卷，經解本節其《經問》爲七卷；杭世駿《質疑》原書二卷，經解本節爲一卷；沈彤《果堂集》原書十二卷，經解本一卷；盧文弨《鍾山劄記》原書四卷、《龍城劄記》原書三卷，經解本各節爲一卷；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原書二十卷、《餘録》三卷，經解本分别節爲三卷、一卷；錢氏《潛研堂文集》原書五十卷，經解本節爲六卷；孫志祖《讀書脞録》原書七卷、《續編》四卷，經解本各節爲二卷；戴震《東原集》原書十三卷，經解本二卷；段玉裁《經韻樓集》原書十二卷，經解本爲六卷；王念孫《讀書雜誌》原書八十卷、《餘編》二卷，經解本選爲二卷；孫星衍《問字堂集》原書六卷，經解本一卷；劉台拱《劉氏遺書》原收書九種十卷，經解本收其《論語駢枝》一書一卷而名不變；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原書三十六卷，經解本爲一卷；汪中《述學》原書六卷，經解本二卷；阮元《疇人傳》原書四十六卷，經解本九卷；阮元《揅經室集》原有六十四卷以上，經解本七卷；臧庸《拜經日記》《拜經文集》原書分别有十二卷、五卷，經解本節爲八卷、一卷；梁玉繩《瞥記》原書七卷，經解本一卷；王引之《經義述聞》原書三十二卷，經解本節爲二十八卷；陳壽祺《左海文集》原書十卷，經解本二卷；許宗彦《鑑止水齋集》原書二十卷，經解本二卷；胡培翬《研六室雜著》一卷摘自其《研六室文鈔》（十卷）中的經學部分，由經解本編纂者另起書名；趙坦《保甓齋文録》六卷，經解本易名爲《寶甓齋文集》一卷；阮元《詁經精舍文集》原有七集，經解本取其第一集十四卷中的六卷；洪頤煊《讀書叢録》原書二十四卷，經解本三卷；阮元《學海堂文集》原有四集，經解本取其初集十六卷中的三卷；王崧《説緯》原書六卷，經解本節爲一卷；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原書六卷、《補遺》三卷，經解本僅録二卷。
不僅文集、筆記是這樣，經解專著中也偶有這種情況，如顧炎武《音論》原書三卷十五篇，經解本節爲一卷九篇；任大椿《弁服釋例》原書九卷，經解本删其《表》一卷；段玉裁《詩經小學》原書三十卷，經解本取臧庸删節本《詩經小學録》四卷；翟灝《四書考異》原書七十二卷，經解本删其《總考》三十六卷；顧棟高《春秋大事年表》原書五十卷，經解本删其表，僅録其叙及卷末考證議論散篇，節爲十卷；秦蕙田《觀象授時》原書二十卷，經解本節爲十四卷；惠棟《周易述》原書二十三卷，經解本删其末資料性質的兩卷而爲二十一卷；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原書十卷，經解本節選二卷，等等，這裏不能盡舉。當然，大部分經解專著都保留了原貌，像上述删節情況只是少數。
還有一類經解，表面看經解本與原書卷數一致，但經解本内容有删節，或删條，或删篇，或删文字，如李惇《群經識小》、錢塘《溉亭述古録》、陳壽祺《左海經辨》、劉履恂《秋槎雜記》、萬斯大《學禮質疑》及程瑶田十幾種考證《小記》等等，上述抽取原書部分篇卷的經解專著、文集與筆記中，也有很多篇章條目被再加删除的情況。當然，也偶有經解本比原書卷數增多的，如惠周惕《詩説》原本三卷，經解本增入其《答薛孝穆書》一篇、《答吴超志書》兩篇文章，爲《詩説附録》一卷；沈彤《周官禄田考》卷二之末所附徐大椿序爲原本所無，書末所附沈彤《後記》三篇，而原本僅有其一。還有表面看經解本與原書卷數不一，實則是因爲經解本作了合併或分析，如程瑶田《考工創物小記》原書八卷，經解本將其每兩卷併一卷，合爲四卷，僅抽删了兩篇無關經義的‘記’體文字；陳懋齡《經書算學天文考》原書二卷，經解本合爲一卷；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原書三十卷，其中《堯典》《洪範》《顧命》《吕刑》《書序》各分卷上下、《皋陶謨》《禹貢》各分卷上中下，經解本則將各篇卷上、中、下各析爲一卷，便多出了九卷；沈彤《儀禮小疏》原書七卷，經解本析其附録《左右異尚考》另爲一卷；洪頤煊《孔子三朝記》原書七卷，嚴杰《經義叢鈔》將之合爲二卷，内容並未減少；洪震煊《夏小正疏義》原書六卷，包括正文四卷、《釋音》一卷、《異字記》一卷，經解本則將《釋音》《異字記》統附於正文四卷之末。此外，《清經解》所收經解，删除了大多數序跋、識語、附録之類。其删除之徹底，可舉一例以證：程瑶田《儀禮喪服文足徵記》保留了阮元之叙，卻删除了卷前程氏所云‘吾於《喪服》末章“長殤、中殤降一等”四句，知其確是經文，而鄭君誤以爲傳，故觸處難通，不得不改經文以從其説。今余拈出，則文從字順，全篇一貫’等百餘字提綱挈領的識語，這也是很可惜的。
在上述删減情況中，有兩類頗爲極端，值得注意。一是删減如同改編，與原書相差甚遠。如經解本中阮福的《孝經義疏》實際是阮福《孝經義疏補》十卷的節選本，僅一卷，不僅篇幅比原書大爲縮水，書名被改，且經解選輯者只是將《孝經義疏補》‘補’的部分中有關解釋《孝經》各章經文大義的内容擇要摘出，組合成書，而删除了大多數訓釋字詞名物與校勘異同的文字，至於其所釋之‘經’‘注’‘疏’原文及序文，也一字不留，致使疏義文字無所依附，上下文順序淆亂，讀之不知所指，如墜霧中，故經解本所謂阮福《孝經義疏》實無可用之處，宜以《孝經義疏補》原書爲準。二是經解本編輯者在删減中擅自改動原作者的考證與觀點，如李惇《群經識小》，經解本不僅删掉了道光六年本中王念孫《序》及阮元《孝臣李先生傳》、李培紫道光五年《群經識小凡例》等，内容較原刻本也有不少改動，如‘澤中有火’條，道光六年本後半段作：‘或謂日出海中，乃其象。案：海在地中，日行黄道，相距遼遠，其説不可據。’經解本改作：‘陳沛舟曰：“日出海中”，較諸説尤爲可據，自昏而明，亦與革義相近。’改動前後，看法明顯不同。當然，這兩類極端情況只是少數，瑕不掩瑜。
總之，《清經解》所收各書，一半以上經過了删除卷、篇、條、段落、序跋、附録與文字的加工，既未收全阮元之前清人所有經解專著或個人全部經解著作，所收經解多半也非原書原貌。雖然爲叢書之型，實則具類書之實，我們應該緊扣阮元彙輯‘經解’‘經義’的初衷來理解，切不可以純粹叢書規則論之，也不必求全責備。
二〇〇九年，承蒙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領導與專家評審組的信任，笔者領銜申報的‘《皇清經解》點校整理’被立爲‘重大項目’給予資助，到現在已過去了十四年。十四年來，我們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研究所全體研究人員，包括一部分碩博士研究生，參與了這個項目，同時還組織了華中科技大學文學院、湖北大學歷史系與古籍所及幾所省外高校老師協助整理。爲發揮整理研究人員的專業所長和專班負責作用，也爲了便於讀者分類研讀，我們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分類整理、分編出版的原則，將《清經解》按照原目編號，然後按照周易、尚書、詩經、三禮、春秋三傳、四書孝經、小學、群經總義分爲八大類，每類設專人負責。下一步是制定《點校條例》，包括‘基本原則’‘標點細則’‘校勘細則’三個部分，達四十三條之多，並組織撰寫了‘標點樣稿’‘校勘樣稿’‘點校説明樣稿’，制定了詳細的工作方案。做完這些步驟之後，再全面鋪開八大類的點校整理工作。設想不可謂不周全，規則不可謂不完整，組織不可謂不嚴密。但所有參與者，專業教師必須在完成教學、指導碩博士研究生、撰寫學術論文等各種繁瑣日常工作之後，碩博士生則要在完成各種課程及名目繁多的組織活動和諸多論文寫作之後，才能在‘業餘’時間來展開這項點校工作，‘挑燈夜戰’，即使所内專職研究人員也没有任何教學任務與科研論文數的減免，這不能不給點校質量摻進水分，留下‘傷疤’，大概這也是目前部分已出版的古籍整理點校成果不盡如人意的癥結所在。其次，《清經解》算上雙行小注，總字數在二千萬以上，標點一遍，校勘一遍，校對清樣一遍，等於至少有六千萬字的工作量，如此大型的古籍整理點校，所遇到的各種標點疑難、校勘困惑、做事敷衍、經費拮据等等，一言難盡。所以，作爲主編，我既無法苛求參與者盡心盡意，保證其點校稿完美無誤，也没有時間與精力對所有點校稿逐字審閲（只做到了每種抽審、部分詳審），更没有經費聘請項目外的專家審稿，質量把關全壓在各點校者肩上。故對於整理本在所難免的訛誤與缺憾，只能在此祈求讀者海涵、專家指正，以待日後修訂。
本項目啓動前後，得到了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及其秘書處安平秋主任、楊忠秘書長、曹亦冰副秘書長、盧偉主任等領導的悉心指導與關懷，得到了本校社科處與歷史文化學院的大力支持；也曾諮詢《清經解》研究專家虞萬里先生，得到他的指點；鳳凰出版社原社長兼總編輯姜小青先生、鳳凰出版社原編輯王華寶先生均給予了本項目諸多帮助；以汪允普先生爲首的責任編校人員，不辭勞苦，認真編輯，極大地保證了書稿質量；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謝！另外，本項目在點校過程中，參考了部分已出版的經解標點本，也要在此向所有標點整理者致以誠摯的謝意！
華中師範大學 董恩林
二〇二三年十月五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