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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立言以不朽”的創作意念驅動下，歐陽修有意識地學習司馬遷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希望通過生動逼真的人物形象勾勒“人事”，照應現實社會，達到“以古鑒今”“以史明道”的經世致用的目的。從這一角度看，歐陽修對文、史的認識，也潜藏着對其獨特生命價值的期待。這種創作主張也體現於《新五代史》的寫人藝術之中。
關鍵詞： 創作主張；人物形象；以古鑒今；史以載道
馬茂軍先生説六一風神不僅是一種藝術技巧和外在藝術風貌的問題，同時也是六一居士内在精神風貌的外在顯現。藝術技巧和外在藝術風貌只是第二位的，六一居士的内在精神風貌才是形成六一風神第一位因素
。學界論六一風神者，所考察的文本，多是探討歐陽修的散文或《新唐書》《新五代史》的部分史論，較少全面觀照《新五代史》。然而，關於歐陽修文章特質的討論始於茅坤對《新五代史》得太史公筆法的評論。《新五代史》得太史公筆法，一方面在史書體例上繼承“春秋義法”的褒貶善惡精神，從國家治亂角度出發，於褒貶五代史實中積極觀照現實政治，發起對現實的無限感慨，頗具感染力。另一方面，歐陽修叙事裁剪有法，注重學習太史公塑造人物的方法，寫出人物神韻。本文在通讀《新五代史》文本的基礎上，從内容和藝術技巧兩方面探討歐陽修學術修養對《新五代史》寫人藝術的影響。
歐陽修在《送徐無黨南歸序》中指出：“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
（第631頁）這段話藴含了歐陽修的生命觀：人的生命和鳥獸草木一樣，是天地間的一種自然存在。人與萬物都因精氣藴聚而生，故自然屬性一樣。但是，人類和萬物不能混同。人之精氣不會跟隨形體消亡，它可以超越形體，進一步探討人類的生存價值。基於這個認識論的前提，歐陽修提出“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的“三不朽”著名觀點。
從不朽的角度進行度量，歐陽修把修身作爲第一原則。進而，在第一原則的前提下，他稱“施於事”是“有得有不得”，“見於言”是“有能有不能”。也就是説，人能否建功立業，會受到大量客觀因素的影響，而著書立言却是個體的獨立行爲，更多地取决於個人修養問題。故歐陽修特别注重文章與自我的聯繫。而且，歐陽修認爲生命的意義不應該單一地局限在出仕一道上，它不是生命價值的唯一寄托。相比之下，文章更能承載人的精神，流芳百世。嘉祐年間，歐陽修身居高位，事業有成，但他仍爲自己不能在文章方面更有成就而憂心忡忡，他説：“某自新春來，目益昏，耳亦不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爲庸人以死爾。”（第2367頁）又在答梅堯臣的詩中説：“功施當世聖賢事，不然文章千載垂。”（第101頁）可以推見，歐陽修編撰《新五代史》期於久遠的抱負。
在以文章垂於後世這一强烈意念的催動下，歐陽修認爲文章不是講求一時之效，而是追求恒久流傳的力量。因而他高度重視文章方面的表現力，其所有創作都圍繞這一核心展開。歐陽修從讀韓愈文章中認識到儒家經典“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第615頁），稱儒道“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第977—979頁）。所以，首先文章必須明道。而且，道純所鑄就的文章生命力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第1010頁）。歐陽修認爲三代、兩漢學者能自守儒道，其文章傳至今日而“後世莫及也”。同樣，歐陽修編撰《新五代史》褒貶祖《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别是非，明善惡”（第307頁），不僅在傳主的選擇上，而且在選擇史料、提煉傳記主題上都以儒家倫理道德爲標準，爲現實社會樹立道德典範，以具體可感的人物形象現身説法，達到警示後人的目的。
前文説到歐陽修主張文以載道，期以久遠。那麽，他心中的“道”是什麽？《新五代史》如何踐行“載道”的主張呢？他在《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一文中引孔子言，曰“道不遠人”，首先是内容切於事實。《與張秀才棐第二書》云：“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第979頁）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大書特書，感慨最多的便是與現實政治生活中相映照的史實。如論朋黨，論忠孝，論伶人、宦官、女禍，論“濮議”，論民族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歐陽修仕途中親身經歷過，對他影響深遠的事件。而且，歐陽修編撰《新五代史》是因爲他有感於《舊五代史》失實之弊，本着記載從實、務求取信的原則，於《梁太祖本紀》後論中特意强調道：“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誡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没其實。其實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
（《新五代史》第21頁）雖然歐史記載的史料較薛史减半，但矯正了薛史中回筆、曲筆的現象，對《舊五代史》中的錯謬進行訂正，并利用筆記、小説補充了南唐、吴越、北漢三國的歷史。
其次，“道不遠人”的另一層含義是符合人情。歐陽修把人情看作是人類共有的基本特性。人情表現爲人普遍具有的性情常態，不排除儒家的道德因素。“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第288頁），聖人之道之所以成爲至高真理，恰恰因爲合於常情，被人廣泛接受。《新五代史》作爲一部傳記文學作品，歐陽修寫人都是圍繞“人事”來寫，不僅看他的行爲表現和社會作用，而且着重寫人的性情、氣質、品格以及個性特徵。
最後，“道不遠人”的第三層意思是表達上的簡潔明瞭。前面提到儒學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原因在於儒學内容切於事實，這就决定了他的文章走向和爲文風格是簡約平緩的。歐陽修解釋《春秋》之義，也有類似的觀念：“《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冤也。”（第1046頁）又《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曰：“要傳久遠，不鬥速也……緣修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記録則可耳……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記大而略小。”（第1020頁）從歐陽修論墓誌創作的言論中可知，從“立言以不朽”的旨意出發，他提出語緩意切、記大略小、文字簡略等創作主張。如同他理解的儒學一樣，永恒生命與簡約平緩的文字形態構成了必然的聯繫。歐陽修對五代史記的編撰也是秉持簡要的寫作原則，如《新五代史》開篇題下注云：“本紀，因舊以爲名，本原其所始起而紀次其事以時也。即位以前，其事詳，原本其所自來，故曲而備之，見其起之有漸有暴也。即位以後，其事略，居尊任重，所責者大，故所書者簡，惟簡乃可立法。”（《新五代史》第1頁）這段言論揭示了歐陽修撰寫原則是詳略有法。詳以明其源起，簡以立其褒貶大法。後人亦多稱道《新五代史》文省事詳的特點，如《澠水燕談録》以爲“文約而事詳”
，《越縵堂讀書記》贊嘆歐陽修撰史“搜輯之功，實爲周至。自云事增文省，夫豈偶然”
。
“歐陽修作《新五代史》，既學《史記》，又仿《春秋》。學《史記》是指編纂方法，仿《春秋》是指微言大義。”
柴德賡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了《新五代史》在史書體例上的繼承關係。歐陽修對體例的選擇不僅表達了對五代歷史的看法，同時也通過對歷史的追溯嘗試爲解决現實問題尋找答案，追求的不僅是“以史鑒今”，還要“以史明道”。
《新五代史》的體例排序、命名體現了《春秋》的微言大義。五代共計53年，政權更迭頻繁，大臣歷仕數朝者衆，專仕一朝者寡。《新五代史》采取類傳的處理方法，名目依次爲：家人傳、一臣傳、死節傳、死事傳、一行傳、唐六臣傳、義兒傳、伶官傳、宦者傳、雜傳。這10類傳在排列順序上就體現了五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新五代史》第370頁）的歷史特徵，歐陽修“尊王大一統”和“善善惡惡”的褒貶用意，以達到其整飭道德、標舉名節的政治目的。具體來説，《一臣傳》《死節傳》《死事傳》《一行傳》分别依照臣子的忠誠度排列：《一臣傳》的入傳標準是“其仕不及於二代者”；《死節傳》歌頌的是從一而終、效死全節的大臣；《死事傳》則記“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新五代史》第355頁）；《一行傳》則是對隱逸而卓犖不群者的表彰。至於《雜傳》的設立，“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目的是抨擊在朝代更迭之際不能守君臣之節而死的人。歐陽修將《雜傳》人物作爲反面教材，與死節、死事、一行、一臣傳中的人物作對照，樹立道德典範。
《新五代史》每發議論，基本都用“嗚呼”開頭，可謂獨創。“嗚呼”是發語詞，表長嘯、哀嘆之意。之所以采用這種發論方式，是因爲五代亂世，道德淪喪，歐陽修出於憤懣、悲憤的心情，將史書的序、贊變成抒發個人情感的園地。正如其子歐陽發所云：“褒貶善惡，爲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第2628頁）對此，柴德賡先生也有説明：“他在論中反復慨嘆五代是個黑暗時期，拿這個來反襯宋朝的太平……他對這一時期的人物，也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如馮道、張全義等人當時有好評，歐史痛加貶斥。他對當時社會上的貪污、殘暴行爲，盡量揭露，愛憎分明，議論不苟。讀歐史往往使人精神爲之一振。”
《新五代史》的史論内容涉及極廣，具有濃厚的政治理論色彩和强烈的現實觀照之意，如“朋黨”問題。《唐六臣傳序》載唐朝宰相裴樞不肯把太常卿一職授予朱温的客將張廷範，朱温藉題發揮，將裴樞等朝廷重要官員皆賜死於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受牽連被貶者達數百人，“朝廷爲之一空”。借此，歐陽修討論了裴樞等人是否爲真“朋黨”，朋黨之説是否可信。歐陽修在序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朋黨”的本質：“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説；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説；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説。”闡明朋黨之説是小人排擠君子、遮蔽視聼的政治手段。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朋黨之説，人主可不察哉！……可不鑒哉！可不戒哉！”（《新五代史》第382—383頁）
對照現實政治，景祐三年，吕夷簡以朋黨之論攻擊并排擠范仲淹、尹洙、余靖、歐陽修等人，史稱“景祐黨争”。慶曆元年，吕夷簡再次用同樣的手段排擠參知政事宋庠及其友人鄭戬、葉清臣等人。慶曆四年，新政派與守舊派競争激烈，守舊派以朋黨之説攻擊新政派，宋仁宗無可奈何，將新政派范仲淹及其追隨者再次驅逐出京。歐陽修堅决支持范仲淹等人，向宋仁宗進獻《朋黨論》一文，闡發君子以道爲朋，小人趨利爲黨；君子同道相益，同心共濟，始終如一；小人見利争先，利盡交殊；用君子之朋則天下治，用小人之黨，則國家眨眼可見覆亡的道理（第297—298頁）。
由朋黨之論引發君子、小人之辯，歐陽修在《新五代史》史論中反復勸諫統治者在用人上要慎重“察之”“鑒之”“戒之”，他認爲治國之術首在“擇吏”：“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弈，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棋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弈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新五代史》第346頁）他認爲五代周世宗因善於用人，才能内修法度、開疆拓土，不然，雖有王樸之才，不遇世宗，亦無處施展。
又如孝道問題，也是歐陽修常討論的問題。《新五代史》中的晋本紀和晋家人傳載録的晋出帝追封皇伯之事，是歐陽修重點討論的問題，兩處史論字數近千字。歐陽修認爲晋出帝“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存在嚴重錯誤。因爲晋高祖臨終無長子，所以把幼子重睿托孤於宰相馮道。馮道等人違禮廢命，認爲幼子無知，而晋出帝已經出繼晋高祖，適宜即位爲嗣君。從托孤大臣的利益出發，爲了掩蓋托孤事實，晋出帝不能追封自己的親生父親石敬儒。歐陽修披露追封之事背後不可告人的托孤秘聞，暗諷馮道的無作爲。馮道等人的行爲不僅違背君臣之義，而且還違背孝子之禮儀。就此，歐陽修嚴厲指責隱瞞親生父母者爲“閭閻鄙俚之人”，禽獸不如也。“閭閻鄙俚之人”之行爲不能作爲國家的典章法度，只有“不苟不竊，不欺不僞”，才能通行於世。
同樣的案例出現在宋英宗治平年間。宋英宗曾爲了追封親父，引起宰相和諫官們的極力反對，史稱“濮議”，歐陽修也深陷其中。他堅持稱濮王爲“皇考”，反對王珪、吕誨、司馬光等人所議的“皇伯父”的稱謂，被臺諫官攻擊爲“首開邪議，妄引經據，以枉道悦人主，以利近負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於過舉之譏”
。吕誨、王珪、司馬光等人唆使英宗再行晋出帝稱生父爲“皇伯”之舉，顯然是行後晋宰相馮道等人之事，陷君王於不孝不義。由此表明，歐陽修是在借五代史實論當代之事。
“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第971—972頁）歐陽修在《桑懌傳》中説自己不滿當今史書的編撰方法，有意學習司馬遷爲歷史人物立傳的方法。《新五代史》取代《舊五代史》，固然有政治上的干預，但是也有歐陽修寫人藝術得史遷神髓的原因。
明代古文評論家陳仁錫説：“子長作傳，必有一主宰。如《李廣傳》，以‘不遇時’三字爲主，《衛青傳》，以‘天幸’二字爲主。”
以簡馭繁，以少勝多，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徵，是《史記》成功塑造典型人物的關鍵。《新五代史》雖是一部斷代史，所記歷史跨度只有短短53年，但是要在紛繁蕪雜的史料中厘清歷史發展的脉絡，把握事物發展的本質，展現人物精神風貌，突出人物的個性特徵，也要掌握“立主腦”的方法。比如説，《劉鄩傳》圍繞劉鄩“素好兵書，有機略”，從容鋪排劉鄩的能謀善斷。首先，劉鄩以販油爲名偷襲兖州城，以家人要脅葛從周暫緩攻城。隨後，遣散城中老弱病殘，堅守以待。同時，及時察覺副將王彦温的叛逃之心。爲穩固軍心，劉鄩當機立斷放彦温出逃，恩威并施，以一人之性命换衆人之堅守。但是最後劉鄩如此機敏、善斷，仍然不敵頽敗的大勢，以悲劇收場，全文書寫英雄末路的悲哀，令人扼腕嘆息！
再者，《安重誨傳》以安重誨的獨斷專權、作威作福爲主題，刻畫其剛愎自用、性格急躁的特點。首先，歐陽修針對《舊五代史》所記“李虔徽和朱弘昭誣告安重誨”一條提出質疑：“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吴，而明宗難之。其後户部尚書李鏻得吴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吴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鏻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爲信，其直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鏻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其客邊彦温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器，欲自伐吴。又與諜者交私。”’”（《新五代史》第255頁）管中窺豹，據歐陽修所見：雖然安重誨在伐吴上没有私心，但是他錯在私自與吴國達成協議。如此，公器私用、獨斷專權、做事急躁才是造成安重誨悲劇的主要原因。歐陽修以此爲行文綫索，斬馬延，殺任圜，突出其獨斷專用；偏信奸臣韓玫，殺從珂，昭示其輕浮、急躁；取消國債，左右逢源，批判其公器私用、貪名好利。
司馬遷創造了互見法，成功地解决了歷史真實與文學典型的矛盾，所以後世的紀傳體史書基本上都用互見法來塑造人物形象，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也不例外。唐莊宗李存勖，在《唐莊宗本紀》中，他是一位開拓進取的英明君主，英勇、機智、果决。在他傳當中，他是一位荒淫無耻、志意驕怠、耽於享樂的昏君。《唐家人傳·皇后劉氏》記載莊宗盗取國庫享樂；《張居翰傳》記載莊宗寵信宦官、伶人，造成郭崇韜冤死，“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新五代史》第408頁）《温韜傳》記載莊宗收取温韜盗墓所得的不義之財；《朱友謙傳》記載莊宗朝堂的金錢交易：朱友謙因爲没有賄賂宦官、伶人而遭讒言被殺。至於晋高祖石敬瑭，歐陽修特别在《晋本紀》中記録了這一條：“（石敬瑭）在陝爲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奉法，鄧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髒污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普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諷天下，而以敬瑭爲首。”（《新五代史》第78頁）石敬瑭出賣燕雲十六州給契丹，是歐陽修重點批判的對象，所以，歐陽修在其他傳記都是批判石敬瑭的這一行爲，但是在《晋本紀》中却不隱石敬瑭曾是廉吏的史實。
歐陽修還運用互見法取舍材料，在同一件事情中，對比兩人行事，以行事的不同對比映照傳主的性格特徵。如梁太祖朱温和唐太祖李克用的對照。李克用和朱温同爲唐末藩王，兩人實力相當，皆驃勇善戰，都有篡唐之心。據《梁本紀》記載：唐昭宗時期，宦官作亂，韓全誨欲借諸鎮兵力除掉宦官勢力，未料消息泄露，導致李茂貞和王行瑜劫持天子入鳳翔。朱温覺得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趁機利用崔胤，以“勤王”名義挾持了唐昭宗。唐昭宗被劫持之時，曾經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畏懼人言，没有答應，錯失時機。《唐本紀》還記載了一事：李克用和朱温同時駐軍封禪寺休整，李克用不但不防範朱温，反而去赴朱温的“鴻門宴”。兩件史實對照可知，李克用優柔寡斷、有勇無謀，朱温能謀善斷且虚僞狡詐。
《新五代史》中除了朱温和李克用兩傳的對照比較經典外，敬翔與李振、桑維翰與景延廣、盧光稠與譚全播、段凝與王彦章的對照也頗具代表性。譬如，歐陽修將盧光稠和譚全播的傳記合爲一篇的寫法，明顯借鑒了《廉頗藺相如列傳》。盧光稠和譚全播兩人不分主次，互相襯托：譚全播在戰場上能不斷取得勝利，依賴於盧光稠的信任和器重。盧光稠才能平庸却能擔任一軍主帥，得力於譚全播一心一意的擁護。盧光稠認爲自己才能不如譚全播，所以臨終前將主帥之位讓給譚全播。譚全播感念盧光稠的高義，辭而不受，擁立盧光稠的兒子盧延昌爲主帥。歐陽修通過對比映襯的方法，盧光稠的識人之明没有因才能平庸而遮掩，譚全播的英勇無畏和算無遺策，也因盧光稠的平庸和知人善用襯托出來。
一方面，作爲文壇大家的歐陽修總能通過人物的一句話、一個舉止、一件小事，鮮明生動地刻畫一個人物的本相，揭示一個人物的本性。例如《唐明宗本紀》明宗李嗣源在戰場上的一些描寫：“（明宗）因引鍾飲酹，奮楇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新五代史》第54頁）對比《舊五代史》：“帝引鍾盡酹，即屬鞬揮弭，躍馬挺身，與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馬都，奮楇舞槊，生挾二騎校而迴，飛矢麗帝甲如蝟毛焉。”
《舊五代史》把明宗動作詳盡描寫，却不如歐陽修的“因引鍾飲酹，奮楇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這一句。動賓短語和主謂短語連用，語言節奏明快，形象生動地再現了李嗣源在戰鬥中的身姿、氣勢、神態。又如《新五代史·周德威傳》描寫周德威神勇的一些細節：“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槌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新五代史》第262頁）這段話中周德威動作分明、連貫，將其神勇和善戰體現得淋漓盡致。對比《舊五代史》的記載：“廷珪單騎持槍躬追德威，垂及，德威側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奮楇南墜其馬，生獲廷珪。”
主客不分，既想描寫周德威的神勇，又想描寫單廷珪的英勇善戰，最終無論哪一個都描寫得不成功。
另一方面，歐陽修也喜歡在人物的軼聞瑣事上着筆，反映人物獨特的風貌。這些軼聞瑣事，體量雖小但具有生動、深刻的品格，撲面而來的生活氣息，具有以小見大，以有限表無限的作用。歐陽修單獨闢出“家人傳”記載帝王的風流史以及與皇室宗親相關的秘聞。這些風流史和秘聞妙趣横生，諷刺意味甚濃，暴露了皇帝和后妃們的醜惡面目，很有《史記》借軼事傳神的韻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唐莊宗與劉皇后。《唐家人傳》詳細記載了劉皇后嫁莊宗寵姬、朝堂撒潑，莊宗索袍帶賜軍士等醜聞。經由這些軼事的刻畫，充滿諷刺意味的記叙，體現了人物複雜的性格：劉皇后善妒却機敏，貴爲皇后却愛財如命，莊宗喜愛美色却懼内。一代奸后和昏庸君主的形象可謂入木三分，令人驚嘆！
此外，司馬遷在《史記》中尤其喜歡記録某個人物青少年時期的一些軼事。因爲青少年時期發生的事情往往對其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起主導作用。千年之後，歐陽修重拾這一傳統，其《新五代史》注重以少年軼事刻畫人物，傳神而富有感染力。李存勖十一歲時代父獻捷報，唐昭宗異其不凡：“存勖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於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鸂鶒卮、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新五代史》第41頁）郭威未發迹以前與屠夫在鬧市中鬥勇，揭示出勇力和膽氣異於常人的他必將有一番大的作爲。趙犨童年時期就顯露出非凡的領導能力，爲其最終成爲一名料事如神的名將而設下伏筆。“（趙）犨幼與群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新五代史》第460頁）錢鏐幼年時曾顯露出一方豪强當家做主的氣勢：“與群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群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群兒皆憚之。”術者爲錢鏐相面，預言其未來貴不可言，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新五代史》第835頁）桑維翰考進士時因姓氏與“喪”同音遭到考官的厭惡。旁人勸他别考進士，另尋他途，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新五代史》第319頁）
“不閲薛史，不知歐史之簡嚴也。”
“歐史博采群言，旁參互證，則真僞見而是非得其真。……卷佚雖不及薛史之半，而訂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稱良史也。”
歐陽修《新五代史》，删繁就簡，芟煩存要，以簡明通曉之言叙五代亂世擾攘難盡之事，語言風格平易通暢、簡潔有力。莊宗好田獵，後期貪圖享樂，與伶人、宦官有許多的故事，《伶官傳》記載：
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税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
莊宗嘗與群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
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新五代史》第399頁）
兩段故事用簡潔的語言勾勒出一個昏聵的君主，一個外圓内方的政治人物。另有《唐明宗本紀》記載唐明宗李嗣源沙場征戰的故事：
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洺，出青山，遇葛從周兵，嗣昭大敗走，梁兵追之。嗣源從間道後至，謂嗣昭曰：“爲公一戰。”乃解鞍礪鏃，憑高爲陣，左右指畫，梁追兵望之莫測。嗣源急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出入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
……
梁、晋相拒於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晋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翌日歸吾厩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鍾飲釂，奮檛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新五代史》第53—54頁）
“爲公一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有其表爾，翌日歸吾厩也”這種簡練傳神的語言，將一個將軍的寡言少語和英勇豪氣勾勒出來。
綜上所述，歐陽修説：“‘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第984頁）在期待文章永恒流傳的强烈意念催動下，歐陽修不僅强調文章的内容要關注“人事”，關切現實，藝術形式上亦主張“簡而有法”的筆法。故而《新五代史》的編撰，他主張從國家治亂的角度出發，對歷史人物進行或忠或奸的褒貶，於褒貶中觀照現實政治，夾叙夾議，抒發對歷史和現實的慨嘆。另外，歐陽修有意步趨《史記》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叙事裁剪有法，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畫，寫出人物神韻。相較於《史記》，《新五代史》刻畫的人物形象，在描摹神韻方面稍遜一籌。但是，作爲一部私修史書，《新五代史》既然能取代《舊五代史》流傳久遠，在於歐陽修奉儒家倫理綱常爲圭臬，將儒學復興付諸於史學創作，寄寓了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遠大抱負。不僅在内容上重“春秋義法”的褒貶精神，而且在藝術技巧方面作出有益的探討，學習史遷筆法，結合一些文學技巧，創作出精彩的人物傳記，爲後世史書的書寫開闢出一條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