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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從宏觀視角探析《柳宗元集》各篇所涉之“天”，内容可以分爲“陰騭之天”“自然之天”等種類。涉及“陰騭之天”内容的作品多爲早年之作，而涉及“自然之天”内容的作品則爲後期之作。這些不同時期的作品内容折射出柳宗元天人觀念從崇信“陰騭之天”向“自然之天”的動態性發展演變，而其中成因則包括唐代社會信仰的轉移、“自然之天”思想的自身發展以及柳宗元個人對歷史的反思等。
關鍵詞： 柳宗元；“陰騭之天”；“自然之天”；天人思想
劉禹錫《天論》云：“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厄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説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顔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説勝焉。”
在劉禹錫看來，“天”有兩種類型：一是“陰騭之天”，一是“自然之天”。柳宗元《答劉禹錫〈天論〉書》云：“發書得《天論》三篇，……凡子之論，乃《天説》傳疏耳，無異道焉。”
在柳宗元看來，劉禹錫所論之天與柳宗元“無異道”，説明兩者具有共通性。因此，柳宗元筆下之“天”也可分兩種類型，即“陰騭之天”和“自然之天”。
近年來，研究者對柳宗元筆下之“天”進行了探討，主要聚焦於天人思想方面的内容，而極少將“陰騭之天”和“自然之天”聯繫起來進行研究。實際上，從宏觀視角探析《柳宗元集》各篇所涉之“天”，内容亦可分爲“陰騭之天”“自然之天”等種類。通過對這些不同種類的文本内容進行考察，發現柳宗元筆下的“陰騭之天”與“自然之天”屬於不同時期的作品内容，而從這些内容能够折射出柳宗元天人觀念的動態性發展演變過程，本文試對其進行深入探討，以期能對柳宗元研究有所推進。
《柳宗元集》收録柳宗元的作品共有664篇，其中外集21篇，外集補遺11篇。在這些作品中，柳宗元提到的“天”總共791次，分别是雅詩歌曲16次，古賦11次，論57次，議辯5次，碑銘15次，行狀45次，表志12次，志30次，對34次，説9次，傳11次，騷16次，吊贊箴戒5次，銘雜題49次，題序12次，序别20次，記33次，書85次，表108次，奏狀23次，祭文47次，古今詩92次，外集卷上13次，外集卷下34次，外集補遺9次。在《柳宗元集》中，涉及“天”的内容可以分爲“陰騭之天”、“自然之天”、天子、天下等不同的類型。
“陰騭”之説肇端於先秦時期，如《尚書·洪範》云：“惟天陰騭下民”，注云：“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正義》云：“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
。又《周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這應該是典籍中最早關於“陰騭”的闡釋。
唐代的劉禹錫《天論》中則將“陰騭”與“天”聯繫起來，闡述爲兩種類别，一爲陰騭之天，一爲自然之天。按照這一標準，《柳宗元集》中共有176篇文章涉及“陰騭之天”，其中論3篇，賦6篇，議1篇，辯1篇，墓誌碑20篇，表57篇，狀7篇，文22篇，銘4篇，序6篇，詩歌12篇，書10篇，説4篇，問2篇，傳2篇，其他文體如《非國語》系列作品6篇和《貞符》《天對》等共13篇。在這些文章中，“陰騭之天”出現的次數共計411次。按單篇文章出現的頻數由高至低排序爲《沛國漢原廟銘》達15次，《天爵論》達11次，《斷刑論》頻數達9次，《乞巧文》達8次，《答劉禹錫天論書》《貞符》《賀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祭吕衡州温文》《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第三表》《天對》各達7次，《禮部爲百官上尊號表第二表》《晋孫周》《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袝誌》各達6次，《禮部爲百官上尊號表》《遊南亭夜還叙志七十韻》《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非國語·伐宋》各達5次，其餘皆爲4次以下。從文體上看，主要集中於表、墓誌、書、銘、論、文、狀、志等文體中。
“自然之天”思想發端於先秦，如《荀子·天論》中説：“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
荀子强調的是自然規律的客觀獨立性，它不會因爲堯之仁而存在，也不會因桀之暴而消亡。這一思想在東漢時期得到王充等人的闡述，至唐代柳宗元、劉禹錫又將其推進傳揚。在《柳宗元集》中，涉及“自然之天”的文章共有62篇，出現“天”的次數總共97次，其中《答劉禹錫〈天論〉書》最多，共17次，其次《天對》6次，《辯侵伐論》《段太尉逸事狀》《晋問》《三川震》《天説》各3次，其餘皆爲2次以下。從文體上看，賦、論、記、説、書、詩歌等有涉及，但是與“陰騭之天”的文本相比，“自然之天”的文本顯然更偏向於文學性文體，如遊記散文、詩歌、賦等。
“天子”作爲皇帝的尊稱，在《柳宗元集》中共出現100多次，比如《平淮夷雅二篇》“度拜稽首，天子聖神”（第8頁）；《封建論》“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第73頁）；《守道論》“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第82頁）等。此外，與“天子”意義相近之詞，如《平淮夷雅二篇》：“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第3頁）等詩文出現的“天”亦屬於這一範疇，因爲這裏的“天衷”指代天子的居所。類如《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宜升天朝，帝有嘆焉”（第320頁）；《武岡銘》“母弟生婿，繼來於潭，咸致天庭”（第552頁）等。這些“天朝”“天庭”與“天子”之含義相近，故亦屬“天子”範疇。
《柳宗元集》涉及“天下”之詞共計180多次，其中《封建論》《舜禹之事》爲最多，共12次。其餘有《梓人傳》8次，《輕幣》7次，《與楊誨之第二書》6次，《晋問》5次，其他爲4次以下。從文體上看，墓誌、論、傳、書、銘等雖有論及，但主要集中於議論文中，而詩歌、散文等文體涉及較少。
《柳宗元集》所涉之“天”還有一些專屬名詞，它們多指時間、地點以及其他固定名詞，如《柳宗元集》所涉之天構成時間名詞的有“天寶”“九天”和“中天”；構成地點名詞的有“天水”“奉天”“天臺”和“天長”；構成其他固定名詞的有“天鐘”和“天才”等。
在《柳宗元集》涉及的“天”中，“陰騭之天”占總比接近53%，超過半數；“自然之天”約12%。通過對這些涉及“陰騭之天”的作品進行考析發現：
第一，文章多數是柳宗元早年的作品。柳宗元的年譜及作品編年自宋代以來就不斷有學者進行考究整理，這爲研究柳宗元作品創作時間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根據柳宗元年譜對照發現，在《柳宗元集》收録的作品中，涉及“陰騭之天”内容的作品大多數是在37歲之前完成。首先，從年齡階段創作總量上看，33歲時最多，共有23篇，32歲時有5篇，37歲時有8篇，43歲爲5篇，43歲之後共計8篇。其次，從年齡不同階段上看，13歲時有1篇，24歲時有3篇，而27至37歲這十年期間不間斷地出現，其中33歲時最多，37歲時次之，其後32歲時5篇，28歲時3篇，其餘每年至少1篇；38至39歲皆爲0篇；40歲1篇，42歲1篇，43歲5篇，46歲5篇，47歲3篇。再次，從文章確考的總量上看，在《柳宗元集》中出現“陰騭之天”的文章共計176篇，其中有73篇爲確考之文。就73篇確考之文而言，34歲以前的作品（長安時期），共計44篇，35至43歲（永州時期）共計21篇，43至47歲（柳州時期）共計8篇。通過這些數據可以初步斷定，柳宗元在一生創作的作品中，涉及“陰騭之天”内容的作品主要集中於37歲之前完成，而貶永之前的數量最多。
第二，文章創作的地點主要集中於長安和永州。柳宗元的一生，按其活動的地域划分，可以分爲三個時期，即長安時期、永州時期和柳州時期。按時間年段划分，以33歲爲分界綫，33歲之前主要活動於長安，33歲之後活動於永州，43歲之後活動於柳州。據上述統計可知，柳宗元在長安時期創作的文章中内容涉及“陰騭之天”的作品有44篇，永州時期21篇，柳州時期8篇。學界習慣上將柳宗元生活的長安時期和永州時期歸爲早年，而柳州時期爲晚年。因此，柳宗元的作品寫作地點集中於長安和永州，故視爲早年之作。
第三，柳宗元早年多從事與“陰騭”相關的文體創作。早年柳宗元的文章創作主要集中於表、墓誌、序等應用性較强的文體，但這些文體内容往往流露出濃重的“陰騭之天”的思想。如表25篇，墓誌（銘）11篇，祭文9篇，序4篇。其中早年創作的表有24篇，分别是13歲1篇，31歲3篇，32歲3篇，33歲17篇；墓誌（銘）10篇，主要是27至30歲期間的作品；祭文4篇，主要是24至32歲期間的作品；序4篇，其中3篇爲33歲時之作。考究柳宗元人生事迹發現，柳宗元33歲時，正值貞元二十一年也就是永貞元年（805），唐德宗病逝，唐順宗繼位，柳宗元被擢爲禮部員外郎，積極參加了王叔文領導的革新運動，結果被貶永州
。柳宗元《與蕭翰林俛書》：“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第797頁）。這一時期柳宗元作品主要以表、墓誌、序、文等應用性較强的文體爲主，其中以表和墓誌爲最多。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云：“專百官章奏”（第789頁）又《答吴武陵論非國語書》云：“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第824頁）。施子愉《柳宗元年譜》亦指出：“宗元貶永以前之作，率爲墓誌、表、狀、贈序，仍不免蹈一般空泛敷衍之習，其足傳者甚少。”
這與本文的統計基本相符。以上數據表明，早年的柳宗元從事以應用性較强的文本寫作爲主，可能與他的職位有一定的關係，但其文本中流露出“陰騭之天”的内容則體現了他早年的天人思想。
第四，文章書寫的内容多與天命有關聯。在《柳宗元集》中，有墓誌（銘）11篇，祭文9篇。墓誌、銘實與祭文性質相同，都是一種帶有祭祀意義的文體，故可將其視爲同一種類型，其文章篇數共計20篇。這類文章的内容往往與天命或者神靈有關聯。如《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第335頁）；《亡妻弘農楊氏誌》“天可問乎”（第340頁）；《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皆天譴之大者也”（第333頁）等。此外，在序的文體中，如《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第572頁），“天禍”有上天降下的禍殃之義；《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樂天不憂者，果於自是也。”（第627頁）“樂天”來源於《易·系辭上》：“樂天知命，故不憂”之典。在賦的文體中，《懲咎賦》：“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第55頁）《愈膏肓疾賦》：“寧關天命，在我人力”（第67頁）等。此外，類似於上述墓誌銘、祭文、序、賦之文體，其他書、記文體中亦有相似的内容書寫。
其五，上書陳情之表流露出“陰騭之天”的文氣。在《柳宗元集》中有“表”共49篇，其中所涉“陰騭之天”内容之作品有25篇，超過了一半。如《爲裴中丞賀破東平表》“伏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第1378頁）；《第五表》“臣等上授天地神靈”（第1362頁）；《第三表》“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爲請，累表陳誠”（第1356頁）等。“表”作爲中國古代下臣向帝王上書陳情言事的一種文體，原本是一種嚴肅的官方文書，如劉勰《文心雕龍·章表》云：“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
，但柳宗元的文章中展露出“陰騭之天”的思想，流露出“陰騭之天”的文氣，這表明了早年柳宗元的天人思想傾向。
綜上所述，在《柳宗元集》中出現“陰騭之天”的次數超過“涉天”總數的一半以上，而對其文本進行考析，發現它們的創作時間主要在37歲之前完成，正是柳宗元頻繁活動於長安和永州之時，因此，可以認爲涉及“陰騭之天”的作品多數是柳宗元早年的作品。通過考察發現，它們屬於實用性較强的文體，内容與天命有密切關聯，由此初步斷定，早年的柳宗元對“陰騭之天”有一定的信仰傾向。
然而，我們在研究柳宗元天人思想時往往更多關注“天人相分”和“自然之天”，而忽視了“陰騭之天”的一面，這對於柳宗元天人思想研究是一種片面。上文在梳理《柳宗元集》時已發現大量關於“陰騭之天”的内容，而柳宗元的態度則是肯定的，因此足以表明他早年的信仰。但這與“自然之天”形成衝突，那是爲什麽呢？筆者以爲，這兩者是一種前後演變的關係。基於這一關係，下文試從柳宗元的具體作品進行論析。
《天説》是柳宗元﹑劉禹錫與韓愈有關“天人之際”的論戰，寫於永州貶居後期，這是柳宗元哲學思想臻於成熟的標志
。在這篇文章中，柳宗元闡述了天人相分的天人理念，對“自然之天”進行了詳細地論述，并對“陰騭之天”進行了批判，這標志着柳宗元“天人”觀念的轉變。
柳宗元《天説》一文是對韓愈《天論》的回應，反映了韓愈、柳宗元、劉禹錫之間不同的天人理念。該文源於韓愈寫了一篇《天論》，而柳宗元和劉禹錫進行反駁，如劉禹錫有《天論》之文。韓愈的中心論點是天能賞功罰禍，“賊元氣陰陽而殘人者則有功”（第441頁）即天與人是一體的，兩者合一，故可以用“陰陽元氣”來“殘人”。韓愈的“賊元氣陰陽”，就是用自然灾異來殘害於人，威懾於人。在此，韓愈之“天”具有人格化，意志化，故而能辨善惡是非，賞功罰禍。
在此文中，柳宗元認爲天、地、元氣、陰陽與果蓏、癰痔、草木一樣，它們都是客觀存在的。柳宗元指出：“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黄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第442—443頁）在“天”與人的關係上，柳宗元認爲，“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第443頁）。以上觀點實質上是對陰騭思想的批判和否定。
柳宗元闡述“天”與人的關係可概括爲“天人相分”。“天人相分”的基礎是“自然之天”，即“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第442—443頁）可見柳宗元已站在了“陰騭之天”的對立之面。在人與天的關係上，柳宗元主張“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柳宗元更突出人的力量與能力，而這與天人感應的“陰騭”思想是背道而馳的。
與《天説》觀點一致，柳宗元《天對》中系統的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天對》是柳宗元對屈原《天問》的應答之文，也是柳宗元天人觀的集中反映。宋代黄伯思評價説：“《天問》之章，詞嚴義密，最爲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弘杰異，析理精博。”
這一評價極爲懇切，也表明了這篇文章用力之深。
柳宗元在《天對》中明確闡述了“自然之天”的觀點。比如關於宇宙起源的問題，他認爲：“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曶黑晰眇，往來屯屯，龐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爲焉！”（第365頁）在柳宗元看來，世間關於天地造物之傳，那是一種荒誕之説；關於開天闢地之傳，那是一種虚妄之説；關於晝夜交替現象，那是一種自然之然；關於萬物之生，那是一種元氣之然。所以他認爲，這些宇宙萬物的更替變化，并不是由誰所創造，而是一種客觀使然。關於萬物起源的問題，柳宗元認爲：“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第365頁）柳集中引（元注）《穀梁子》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王逸以爲天地人非也。”（第365頁）郭新慶先生認爲柳注“‘王逸以爲天地人非也’，顯然是否定有‘人格神’的存在，這與柳宗元《天説》裏主張的天人相分思想是一致的”
。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再如關於“天”與人的關係問題，屈原提出“天命反側，何罰何佑”（第391頁）之説，柳宗元對曰：“天邈以蒙，人么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第391頁）在柳宗元看來，天高迷蒙，與人相離甚遠，而人們常常把兩者扯合在一起，責問上天賞罰，這是一種不公的行爲。據上述分析可知，柳宗元在《天對》中闡述的觀點符合天道自然觀，這正是他對“陰騭之天”的否定態度，對“自然之天”的肯定態度。可見，柳宗元已全然接受了“自然之天”。
從上文《天説》和《天對》之文中已知，柳宗元對“自然之天”是給予肯定的，但這與《柳宗元集》中存在大量關於“陰騭之天”的文本形成一定的衝突，這是爲何呢？通過以上文本的分析發現，涉及“陰騭之天”内容的文本多數屬於早年時期的作品，而關於“自然之天”的作品則主要是後期之作，因此筆者以爲，柳宗元的天人思想從早期到晚期有一個演變的過程，而這一過程主要源於柳宗元對儒學經典的批判，换言之，柳宗元“天人”觀念的轉變始於對儒學經典的評判。而這一評判主要始於柳宗元貶居永州十年期間，大體以37歲爲分水嶺。前期作品主要以表、墓誌、狀、贈序爲主，内容多是對長安時期思想的承續，而37歲之後的思想觀念則發生了改變，重要的標志是在37歲的這一年中柳宗元作了一系列關於儒學評論的文章。
首先，柳宗元在書信中陳述了閲讀古書及著述的經歷。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云：“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第789頁）又《與李翰林建書》：“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第802頁）在這些書信中，柳宗元除了感嘆人生歲月的消逝之外，也陳述了閲讀古籍和著述的經歷，而“經史諸子”實際上多爲儒學之書。
其次，柳宗元在書信中陳述了批閲古書的經歷。柳宗元《與翰林蕭俛書》云：“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第798頁）柳宗元有《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書》，可見他確對《周易》進行過研究。又如《答吴武陵論非國語書》云：“若《非國語》之説，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第825頁）施子愉《柳宗元年譜》認爲：“其書多爲指斥《國語》紀事立言之不衷於理（尤以論迷信者爲多），足以見宗元讀古書之眼光焉。”
據施子愉所指，柳宗元因爲不滿意古籍“以論迷信者爲多”而指斥，其中不乏《天對》《天説》《天爵論》《時令論》《斷刑論》等批判之作，這説明他不僅對儒家經典進行了認真的研讀，而且作文評判。
再次，柳宗元留下了著述的作品。柳宗元《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云：“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第864頁）由此書信中可知，這一年的柳宗元不僅好作文，而且還頗喜贈予友人參閲，類如此信中進士王參元向其求書等。據施子愉《柳宗元年譜》考證，這一年柳宗元所作論文不單有《非國語》，還有《守道論》《六逆論》《晋文公問守原議》等
。不僅對儒家經典進行了辨析，而且有開宋人辨僞疑古風氣之先導
。
柳宗元在永州期間作了一系列關於儒學評論的文章。這些文章對“陰騭之天”進行了批判，同時闡述了“自然之天”，這表明了柳宗元天人思想已然發生了轉變。然而，這是什麽原因呢？筆者認爲，這是一個循序漸进的過程，其中由多重因素構成。
首先是唐代社會信仰的轉移。“陰騭”之説肇端於《尚書·洪範》“惟天陰騭下民”
。漢代董仲舒將這一“陰騭”之説與政治聯繫起來，構建新的理論體系，從而爲維繫古代帝王的社會統治提供了理論依據。但這是有一定的社會信仰和天命神靈崇拜作爲紥根的土壤，因爲當時的思想信仰較爲純粹單一，人們唯天是高，爲神是大，故對“天”懷有敬仰與敬畏之心。然而，中唐時期的社會信仰顯然已發生了變化，人們不再單純唯天是高，而是出現了新的信仰渠道。比如佛教的引入，道教的興起，這些都是人們重要的信仰途徑。儘管它們的思想中含有“天”的元素，但儒學之天畢竟與佛老之天有别，而“天”作爲信仰的轉移，正是牽動着人們整個信念的轉變，這是根本因素。早期的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人作爲政治官員，他們秉持傳統的天人感應，以望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爲，但是由於受到現實的打擊，他們從政治的漩渦走向了政治的邊緣，開始對政治失敗之因進行反思，於是才出現了思想的轉變，從而走向了新的思想領域，最終以一個叛逆者的形象，突顯了歷史上少有人能達到的思想高度
。
其次是“自然之天”順應了歷史發展之需。“自然之天”發端於荀子《荀子·天論》：“天行有常”的思想。東漢時期王充《論衡·譴告》中指出：“夫天道，自然也。”
他將“天道”與“自然”緊密的聯繫了起來，推進了“自然之天”理論的系統化。南朝齊梁時期的范縝《神滅論》，繼承和發揚了荀况、王充等人的天論思想，進一步推動了自然之天理論的發展。但這一派的理論實際上影響較爲有限。直到唐代中後期，由於社會信仰的改變，很多人的思想信仰出現了新的變化，於是開始從天命神學中走向了佛教和道教的信仰。於是出現了對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質疑的聲音，由此形成了“天人之争”
。孫昌武先生指出：“只有到了柳宗元及其戰友劉禹錫，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纔爲歷史上這一重大的，長期争論的問題做出了明確的、系統的解答。這同時也標志着思想史發展的重大轉變：經過了長期的論争，包括佛、道二教思想的衝擊，中國人的觀念已由主要關注‘天人之際’的問題轉移到人的自身的‘性理’問題上來。”
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作爲與天命神學對立面的“自然之天”的思想理論開始受到了重視，其中以柳宗元《天説》《天對》、劉禹錫《天論》等文章的横空出世便是這一時期的重要代表。這也是柳宗元天人思想從“陰騭之天”向“自然之天”演變的重要標志。
再次是柳宗元個人的歷史反思。中唐時期，由於黨派之争較爲複雜，故常借天象異常的現象作爲政治鬥争的合法性依據。如《唐大詔令集》卷五《奉天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正月一日赦》：“北墟人煙斷絶，天譴於上。”
又《舊唐書·順宗》：“天佑不降，疾恙無瘳……上畏於天命……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
由於“永貞革新”失敗以後，柳宗元很快從中央發配到地方，從而遠離政治中心，過着與世隔絶的生活，因而“陰騭之天”對其思想的干預逐漸減弱，加上自身不斷地學習和反思，於是開始從舊思想的窠臼中挣脱出來，從而轉向了對立之面，即開始對“自然思想”的接納與吸收，而其《天説》等批判“陰騭思想”的系列文章便隨之應運而生，這爲後世對其評價爲古代樸素的唯物思想家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