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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卷耳》一詩三千年前表演之時，勢必有一個訴諸在場觀衆或聽衆的確切恒定的意義。故無論是立足於後代文人詩創作經驗，還是《詩經》文本如何形成等文獻學立場，抑或是努力回到早期《詩經》作品表演現場的研究路徑，準確闡釋流傳已久的《卷耳》文本都是無可回避的問題。《卷耳》詩中的“我”爲多數第一人稱，由此出發可知序傳箋的闡釋是合理的，并無疑義。檢討當代各家闡釋可知，上博簡《孔子詩論》第二十九簡“《卷耳》不知人”或係無稽之論。
關鍵詞： 《卷耳》；《詩序》；《毛傳》；《孔子詩論》
自宋代開始，《毛詩》序傳箋等傳統疏釋遭到廣泛的批評。近年，由於阜陽簡、上博簡、清華簡、安大簡、海昏簡、夏家臺簡、王家嘴簡等出土戰國西漢楚地《詩經》類文獻的發現，《毛詩》序傳箋義似乎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或質疑。《卷耳》爲《詩·周南》的第三篇，關於此詩意旨，歧説頗多。晚近學者或立足於後代文人詩創作經驗，或從《詩》文本形成的角度，或結合早期《詩》作品表演環境，在傳統之外，就《卷耳》提出了不少富有啓發性的新見。
詩序謂《卷耳》體現的是“后妃之志”
，即后妃内心的願望是輔佐君子成就大的事業，由於這種責任感和憂患意識，后妃竭力幫助君子尋求賢才，亦能够充分體恤賢能臣子之勤勞。
據傳箋，詩的第一章“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四句，以采卷耳不能滿易盈之頃筐，以興采卷耳的后妃不能專心於勞作之事，而有深遠之思，她慮及遠方出使之賢人，希望他成爲列位朝廷之臣，以更好地幫助君子。孔疏格外强調説“嗟我懷人”之“我”爲“后妃自我”。
詩的第二章“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四句，言君子瞭解出使遠方的賢人，勤苦於山險之間，馬又生病。當其出使歸來之時，君子會設禮以犒勞之，后妃因此就不用太過憂思。箋强調“我馬”之我爲使臣，而“我姑”之我爲君子。
詩的第三章“陟彼高岡，我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四句，重複第二章之意，箋稱“爲意不盡，申殷勤也”，較上章稍稍强調使臣歸來飲酒盡歡。
詩的第四章“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四句，言使臣奔波行旅，人困馬乏，這令后妃深感憂心。
序傳箋的闡釋後來遭到質疑。歐陽修《詩本義》卷一曰：“序言知臣下之勤勞，以詩三章考之，如毛鄭之説，則文意乖離而不相屬。且首章方言后妃思欲君子求賢而置之列位，以其未能也，故憂思至深而忘其手有所采。二章、三章乃言君能以罍觥酌罰使臣，與之飲樂，則我不傷痛矣。前後之意頓殊如此，豈其本義哉？”歐陽氏論詩之本義曰：“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托意，諷其君子，以謂賢才難得，宜愛惜之。因其勤勞而宴犒之，酌以金罍，不爲過禮，但不可以長懷於飲樂爾。”
歐陽氏以爲如序傳箋所言，則《卷耳》詩意乖離，詩之本義當是諷刺君子當愛惜賢才。
朱熹《詩序辨説》曰：“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傅會之鑿説。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昵，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衡决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朱子僅肯定了詩序“后妃之志”之説，幾乎否定了序傳箋的其他主要見解。他批評稱：若如序傳箋之説，則詩中之“嗟我懷人”爲不得體；若依傳箋以詩中之“我”或指后妃，或指使臣，則詩“非文字之體”。故朱子《詩集傳》對《卷耳》作了重新闡釋。其釋第一章曰：“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托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置之大道之旁也。”釋第二章曰：“此又托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爲念也。”總釋曰：“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静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以上歐陽修和朱熹對序傳箋采取的是有限信從的態度。
如上所述，傳箋認爲《卷耳》詩中之“我”有后妃、君子和使臣三者，其中后妃起着統轄整首詩的作用。故朱子對傳箋的批評慮有未周。朱子以“嗟我懷人”爲不莊重，實由宋人與《詩》之間的時代隔閡所致。朱子以第二章以下爲后妃躬自登山以望所懷之人，於詩意和情理皆不相符合
。近代諸家大多因襲朱子的某一方面而有所申發，逐漸遠離了序傳箋的疏釋。
一般均以第一章爲女子懷念行役者而作，後三章爲行役者思鄉而作。如陳子展説：“自當以一章之我爲作者自道，二、三、四章之我爲作者想像所懷念之人自道爲是。”
照此理解，同一首詩，出現了兩個不同的“我”，語氣并不一致。故稍前的章太炎和黄焯以爲詩中的“我”爲語助詞，無實義
。青木正兒和孫作雲則以爲《卷耳》本爲兩首詩，後來整理者誤合作一首
。錢鍾書以爲《卷耳》詩涵蓋了兩個不同地理空間之情事，“作詩之人不必即詩中所咏之人，婦與夫皆詩中人，詩人代言其情事，故各曰‘我’”
。
後來，學者轉而從《卷耳》一詩的演唱方式來提出解釋。方世璞認爲語氣的不同，緣於此詩是以男女對歌的方式來表演的
；李山認爲“第一章爲女子所唱之詞，第二、三、四章，則是男子的唱詞，錢鍾書先生説‘話分兩頭’，猶未達一間，實際的情形應當是歌唱者男女雖然同臺，却各唱各的，他們都在表達對對方的思念之情，却是各表心事，猶如戲曲中的‘背躬戲’”
，姜曉東以爲緣於樂工“分唱”
；馬銀琴以爲“《卷耳》首章中‘懷人’的‘我’與二、三、四章中登高的‘我’明顯是不同的身份與行爲，表明了這首樂歌的‘相和’屬性，它是由不同的演唱者合作完成的，類似於後世歌謡中的‘對歌’。……這首表達室婦之思、征夫之勞的《卷耳》，應該是通過‘詩入儀式’的方式成爲《周南》組歌的一個部分，從而具有了表達‘后妃之志’的樂章義”
。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後三章“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如果將這個“我”看作行役者，那麽詩意就顯得“虺隤”之極
。由此來看，詩義本身似乎與《左傳·襄公十五年》君子謂《卷耳》“能官人也”
、毛傳“后妃之志也”等早期評論存在某種難以彌合的背離。晁福林就此分析認爲，這種背離的實質是“原創之詩與整編之詩”之間的不同，而這又恰是《卷耳》詩義紛歧的根本原因
。但這一闡釋顯然脱離了歷史情境，《詩》就有可能陷入被視爲無聊的文字遊戲的危險。
質疑序傳箋者大多以《卷耳》中之“我”爲少數第一人稱。那麽，爲什麽傳箋以詩中的“我”可以兼指后妃、使者和君子？
胡承珙《毛詩後箋》卷一曰：“凡《詩》中‘我’字，有其人自‘我’者，有代他人言‘我’者，一篇之中不妨并見。”
魏源《詩古微》中編之一曰：“《毛詩》以《草蟲》爲《卷耳》之應，《齊詩》以《采蘋》爲《卷耳》之應，而《草蟲》《采蘋》皆大夫妻詩，則此章諸‘我’，皆當爲大夫妻自我之詞。蓋后妃慰勞使臣之室家，因爲室家代叙其情，猶《四牡》爲使臣叙其情也。首章‘嗟我懷人’二語，不當用‘官人’‘周行’斷章之義以與下章二‘我’乖隔。……三、四章使臣之僕、馬，其室家固得而‘我’之。”
胡氏以爲詩中之“我”所指不妨并見，魏氏認爲詩中之“我”是后妃代使臣室家之言，類此闡釋思路均極有意義，但尚不能與詩序“后妃之志”説完全相應。
倘若换一種理解，以“我”爲多數第一人稱，《卷耳》全詩就不存在朱子所批評的“首尾衡决不相承應”的問題，序傳箋的闡釋隨之亦完全可以理解。確切地説，《卷耳》中的“我”指的是以后妃爲代表的我方群體，其意謂“我們”。詩中的“我懷人”，不是后妃一個人“懷”人，而是留守周原的“我們”周族的所有女子思念爲了周族發展而出使遠方的親人；同樣的道理，“我馬”“我姑”“我僕”，指的是“我們的馬”“我們姑且”“我們的僕人”。如此作解，則序傳箋所釋《卷耳》詩意大體是貫通圓滿的。以此可知，鄭玄箋“我馬虺隤”所言“我，我使臣也”、箋“我姑酌彼金罍”所言“我，我君也”，其中“我使臣”“我君”之“我”原本都指“我們”。
按照序傳箋義，《周南》《召南》大多創作於西周克殷之前
，故關於“我”指群體的“我們”這一理解，可以與甲骨文相參照。據陳夢家的研究，卜辭中的“我人”，指商王國之人；“我受年”，指商王國受年；“‘我’是領格多數第一人稱”；西周金文中的“我”也大多指“我們的”
。《甲骨文字典》謂“我”字初義象兵器形，爲方國名、一期貞人名，“借爲複數第一人稱代詞，卜辭中多爲殷商之自稱”
。傳世周初文獻“我”用作“我們”的例子甚多。如《尚書·多士》：“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於帝。”
顧頡剛、劉起釪今譯曰：“王説：你們殷家的人員啊！現在，因爲我們周家的先王能好好地順承上帝，所以上帝降下命令説：你們去懲罰殷家。我們執行這懲罰，并把懲罰結果祭告了上帝。”
《逸周書·商誓解》武王曰：“今紂棄成湯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國曰：革商國。”
此處的“肆上帝命我小國”，亦爲複數
。
據上，可概括《卷耳》大意如是：采摘卷耳，没有裝滿淺淺的竹筐，我們心裏掛念起那爲了周族的發展履行職任而遠行的人。他們正驅馬登上那戴石的土山，我們的馬累病了。等到凱旋之時，用那金罍盛酒犒勞他們，那樣我們就不必憂心了。他們登上那高高的山梁，我們的馬病得變了顔色，等到凱旋之時，用那兕觥罰酒爲樂，那樣我們就不必牽掛了。他們登上那戴土的石頭山，我們的馬、我們的僕人都已疲憊不堪，我們怎能不憂愁呢。
詩以群體的語氣表達了在家所有女子對遠行親人的思念和牽繫，無所偏向，與序所言“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知臣下之勤勞。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并無不合之處。
最後，有必要談談上博簡《孔子詩論》關於《卷耳》一詩的評論。上博簡《孔子詩論》第二十九簡曰：“《卷耳》不知人。”
胡平生以爲指的是我僕不瞭解人或我僕不智，廖名春以爲指懷人者不知所懷之人身在何處，黄懷信以爲批評妻子不瞭解人，李零以爲指所懷之人不可見
。尚學鋒認爲指“賢人不得置於列位”，是以引譬連類、引申發揮的用詩方法，“從《詩》中領悟政治和道德方面的意義，闡發自己的思想見解”
。李山《詩經析讀》對這個問題有所涉及，其《詩經選》分析更詳：“所謂‘《卷耳》不知人’即《卷耳》表現的是‘不相知、不相接’之人的抒情。……後世戲劇舞臺上有一種‘背躬戲’的唱法，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演員同臺歌唱，却是各唱各的，互表衷腸，却始終互不交接。……所謂‘不知人’，其實説的是詩篇的演唱方式。……孔子既然説‘《卷耳》不知人’，那他就應是見過《卷耳》演唱後説的。如果孔子説《詩》時面對或頭腦中浮現的是簡策上的詩句，‘不知人’的話是無從説起的。這就是‘不知人’是親見過演唱才有的‘親切語’。這對瞭解周代‘禮樂’是很有幫助的。”
晁福林與尚學鋒所見略同，他對其他諸家之説提出了批評，認爲《孔子詩論》“《卷耳》不知人”的“知人”即《論語·顔淵》篇中孔子所説的“知人”需要做到“舉直錯諸枉”，“具體來説就是把賢人、好人放在掌握權力的位置上，這樣他們就會發揮才能管理那些不賢之人，使他們變好”，由是“《卷耳》不知人”表達了孔儒“爲‘舉賢才’呼籲、希望君主知人善任的理念”
。
上引各家中，胡平生和李山等人均以“不知人”指《卷耳》詩中之人而言；尚學鋒和晁福林的説法則很好地化解了《孔子詩論》“《卷耳》不知人”與《左傳》“能官人”和《詩序》后妃“内有進賢之志”之間的對立和矛盾，較具解釋力。但上述説法都忽視了一個根本問題，《孔子詩論》“不知人”一語針對的是《卷耳》這首詩做出的評論，其評論對象不可能是詩中之人，亦不可能是與詩本身無關的一般當政者。因而，這些説法都有牽强之弊。
陳桐生説：“第二十九簡在文字釋讀上障礙太多，存疑待考。”
此説較爲客觀。如果古文字專家的釋讀無誤，我們有理由將《孔子詩論》“《卷耳》不知人”認定爲無稽之論。進而言之，《孔子詩論》的可信性或許存在某種程度的疑問。魏耕原從與《論語》所見孔子詩論的差異等五個方面提出上博簡《孔子詩論》可能是僞書
，而個别詩篇的具體評論似乎也説明《孔子詩論》未可全信。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五行》“譬而知之，謂之進之”一章，與《孔子詩論》論《關雎》的三簡存在密切的文本關聯。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校注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簡10+14+12：‘《關雎》以色喻於禮，□□□□□□□□兩矣，其四章則喻矣。以琴瑟之悦，擬好色之願；以鐘鼓之樂，□□□之好，反内於禮，不亦能改乎？’所論與此相合。”
兩相比照便可發現，《五行》借《關雎》來説明“喻而知之，謂之進之”的道理，并未涉及《關雎》詩義，但《孔子詩論》第十簡却徑稱“《關雎》以色喻於禮”
。類似的情况，不得不讓人對上博簡《孔子詩論》本身産生懷疑。
當然，不能説出於收藏的戰國楚簡皆係僞造，或者發掘出土的楚簡不盡可信。比如出於收藏的安大簡《仲尼》簡10所寫爲《論語·雍也》孔子表彰顔回“一簞食，一瓢飲”一段，其行文和字形與出土王家嘴楚簡《孔子曰》相應部分極爲接近
，這可以證明安大簡爲真。但無論收藏簡還是發掘簡，它們極有可能“都是爲喪葬禮儀而臨時製作的文本”
，故有必要對這類竹簡的性質和學術價值作出更進一步的認真分析和深入思考。
[1]
作者簡介：賈兵，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博士生、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杜甫研究學刊》編輯，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杜詩學研究；孫尚勇，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從事先秦漢唐文學、樂府文學與文獻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音樂文學通史”（17ZDA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