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摘 要： 吴澄《書纂言》根據前賢和自己對史實的認識移易篇序，以《康誥》《酒誥》爲武王之誥，以《梓材》爲營洛時書，以《君奭》《立政》爲伐奄歸來時書，與傳統説法大異。又改移《洪範》《梓材》《多士》《多方》篇文字，移易經文重建文本。比勘歷代學者與吴澄對相關問題的論述，可以清晰地看到吴澄《書纂言》對《尚書》的疑辨是宋以來疑經運動的延續，他專釋《今文尚書》，開啓了《尚書》研究新的一域。
關鍵詞： 吴澄；書纂言；疑經
吴澄（1249—1333），字幼清，晚稱伯清，元代著名經學家，學者稱草廬先生。自其高祖以來，世治進士業，享年八十有五。學于新安徽菴程若庸，咸淳七年（1271）試禮部下第，宋亡窮居深谷十數年。入元，歷官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從仕郎國子丞、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夫，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階太中大夫。施教成均，與諸生講論不倦，寒暑不廢。其言明白痛切，因生徒才質高下、聞見淺深而開導誘掖。作《學基》《學統》二篇，使學者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叙。其學淹博，根柢經學，參修《英宗實録》，著有《易纂言》《易纂言外翼》《書纂言》《禮記纂言》《春秋纂言》《儀禮逸經》《孝經章句》，發經書藴奥，卓然成一家。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有《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説，文章結爲《吴文正集》一百卷，今其書多存。在元代經學家當中，吴澄的研究是比較豐富的，思想研究方面有方旭東《尊德性與道問學：吴澄哲學思想研究》《吴澄評傳》，吴立群《吴澄理學思想研究》，胡青《吴澄教育思想研究》。但經學一域還未有深入研究之作。
吴氏《尚書》一經有《書纂言》，成於延祐五年（1318）。《書纂言》分卷不一，《通志堂經解》載爲四卷，即虞、夏、商、周四代書各爲一卷，黄虞稷《千頃堂書目》、朱彝尊《經義考》、《四庫全書總目》皆載爲四卷，《四庫全書》第四卷分爲上、下，《多士》至《秦誓》爲下卷。《四庫全書薈要》分爲七卷，明朱睦
《授經圖義例》載爲《今文尚書纂言》六卷，不知劃分起訖，大底是第四卷分爲三卷。朱彝尊還載有滇刻本四卷。吴澄《書纂言》只解今文，他認爲《尚書》乃“孔子斷自堯、舜以後史所紀録，定爲虞、夏、商、周四代之書，初蓋百篇”，但遭秦焚滅後，僅得二十八篇，東晋豫章内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又於二十八篇内分出五篇，共五十八篇，唐初命儒臣爲五十八篇作疏，而三家之書廢，《書纂言》“所注止以伏生二十八篇之經爲正”（卷一，第460頁）
，專釋《今文尚書》，不以《古文尚書》者雜之。四庫館臣謂“澄專釋《今文》，尚爲有合於古義，非王柏《詩疑》舉歴代相傳之古經肆意刊削者比。惟其顛倒錯簡皆以意自爲，且不明言所以改竄之故，……是則不可以爲訓”
。這是宋吴棫以來疑《書》思想發展的結果，開啓了只解《今文尚書》的先河，對明清以來《書》家影響深遠。學界對吴澄《尚書》學的研究成果很少，探究吴澄對《尚書》文本顛倒錯簡的觀點可以深入瞭解宋以來《尚書》疑辨之學的流變。
從韓愈棄傳求經開始，經學家就開啓了追求聖經原貌的探索，至宋而漸成疑經思潮，此間合理性是基於秦始皇焚書坑儒導致經書殘斷的史實。在《尚書》一域，由字詞句的懷疑漸至疑《書序》《孔傳》《古文尚書》真僞，朱子通過辯今、古文《尚書》語言難易、漢以來經學家未引述《古文》等系統討論了《古文尚書》爲僞的問題，開啓了此後解《書》新路徑。吴澄《書纂言》棄《古文尚書》不解，開啓了學界只解《今文尚書》一脉。
吴氏力圖恢復漢代《今文尚書》之舊，漢代《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之目，《尚書正義》采用《古文尚書》，析今文二十八篇爲三十三篇，朱子對今、古文《尚書》篇目分合問題已有充分討論，但蔡沈《書集傳》只標明今、古文有無，而未改易合併。吴澄《書纂言》則直接恢復《今文尚書》原貌，是書首列《今文》《古文》篇目，謂“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以教授于齊魯之間。”伏氏二十八篇“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
，故匯而成編，專事闡釋，而不解《古文》。合《舜典》於《堯典》而删除篇首“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其《堯典》解題曰：“追紀堯之行事以該初終，一篇并載二帝之事，不名《舜典》而曰《堯典》者，統于尊也。伏生書此篇止名《堯典》，梅賾始分‘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陳振孫曰：‘《孟子》所引“二十有八載，放勛乃徂落”之文曰《堯典》。’則知古無《舜典》”。（卷一，第460頁）合《益稷》於《臯陶謨》，合《盤庚》三篇爲一，合《康王之誥》於《顧命》，而不用僞《古文尚書》三十三篇之目。論《古文尚書》篇目時，今、古文共有篇目列在其所屬時代之前，古文獨有的則列在其所屬時代之後，吴氏認爲今傳《古文書》來自晋梅賾所上，有今、古文之别是由於書寫文字不同，《今文》爲伏生所傳，以隸書書寫“鼂錯所受伏生書，以隷寫之。”《古文》出自孔壁，以科斗文書寫，“壁中所藏皆科斗書”。漢代所治僅伏生《今文尚書》及僞《泰誓》“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孔壁真《古文書》不傳”，《古文》乃張霸僞造，梅賾《古文尚書》乃集“傳記所引《書》語，諸家傳爲逸書者”而成。唐代注疏采用梅本，則“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伏氏《書》“難盡通，然辭義古奥，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卷三，第459頁）從文字難易程度論今古文《尚書》，宋儒吴棫、林之奇、朱子已有豐富的闡述，吴澄大量引述朱子論《古文》《書序》《小序》《孔傳》之説以證成自己觀點，并據此處理《尚書》文本，以《小序》復合爲一以寘諸後而附孔氏《序》，以復漢代經學舊貌。《古文》“二十五篇自爲卷袠，以别於伏氏之書”，確立了一個僅有《今文尚書》的新文本和只解《今文尚書》的闡釋體系。
吴澄專釋《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力圖恢復漢代《今文尚書》之舊，實踐了朱子的觀念，這是宋以來追尋聖經原貌以求聖賢真精神的學術思想的延續，同時也開啓了回嚮漢學的治學路徑。
宋人對《尚書》的疑辨由字詞錯訛、脱簡錯簡、篇序混亂的個别問題，而逐漸衍變爲對《書序》、古文《尚書》及僞《孔傳》等宏大問題的疑辨，大致展示爲從個别經文的懷疑到對文本的全面懷疑，至王柏《書疑》則一以己意篡改篇名、篇序，甚至重新編排各篇内容。吴澄《書纂言》承襲宋人疑經之習，調整篇序、移易經文。
吴澄認爲傳世《今文尚書》篇目之序有問題，他認爲《商書》之《微子》“次序疑在戡黎之前”，但“《商書》五篇，前四篇乃君告其下，臣告其上之辭，此篇乃臣下自相告之辭，故居後”。（卷三，第489頁）對於《西伯戡黎》居《微子》前作了自己的解釋，雖有懷疑，但吴氏未改動舊有順序，他認爲《尚書》篇序編排義理之序重於時間之序。篇序調整主要集中在《周書》部分，漢代今文《周書》十九篇原本篇序：
《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吕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吴氏根據自己和前人的觀念對《周書》篇序加以重新調整，這一調整，形成了多組有意義關聯的篇章，基本上形成了一個新的經典結構。
（一）《康誥》《酒誥》爲武王書。吴澄置《康誥》《酒誥》於《金縢》之前，認爲武王克商之後，以紂故都朝歌以東封康叔，康叔前往封地，武王作《康誥》告之，篇次當在《金縢》前。稽考康叔之封，有武王説、成王説，司馬遷認爲武王未封康叔，《史記·管蔡世家》云：“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
《史記·周本紀》載：“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
亦以《康誥》《酒誥》《梓材》諸篇作在成王之時。《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亦以《康誥》爲成王時事。武王封康叔説源自胡宏、吴棫，朱子云：
《康誥》三篇，此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説“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而遽述己意而告之乎？决不解如此。五峯、吴才老皆説是武王書。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叙其書於《大誥》《微子之命》之後。
胡宏、吴棫、朱子是從《康誥》“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稱呼來推斷的，傳統周公代成王誥，周公稱康叔爲弟，有其合理性。對於《康誥》時間本有争論，置於武王時不爲無據。關鍵是吴澄直接把漢以來學者認爲《康誥》《酒誥》《梓材》内容相互關聯的一組文章中的《梓材》篇切割出來，以爲是營洛時事，不認同《書序》所謂《梓材》爲周公封康叔之事，這是吴澄新説，但未有堅實證據。
（二）《君奭》《立政》爲伐奄歸來所作。吴澄又以《君奭》爲周公東征還歸留召公之書，《史記·燕召公世家》載：“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阼，召公疑之，作《君奭》。”
以爲周公攝政時作。《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説。周公作《君奭》。”没有明言時間，孔穎達批評《史記》觀點，云：“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焉。遷妄爲説爾。”
經學家多信此篇爲還政成王時作，争論的焦點在君奭爲何不説話上。吴澄則把時間確定在周公東征還歸留召公而作。關於《君奭》周公留召公之説，蘇軾、程頤皆有所論，其後林之奇、吕祖謙、朱熹、蔡沈等皆祖其説，否定《史記》召公疑周公的説法。《多方》之書“蓋以伐奄而還，有俘囚之民與東方諸侯偕至宗周者，既不誅戮，俾教告之而復遣之歸，仁之至也”。（卷四，第512頁）不誅戮俘囚之民與東方諸侯，主要闡明成王、周公之仁義，吴澄對《多方》作誥時間問題遵從了舊説，但義理闡述上自創新説。孔穎達云：“成王歸自伐奄，在於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侯。史叙其事，作《多方》。”
究《多方》之文，孔氏之説更爲合理。《立政》乃“成王歸自伐奄，周公教以用人之道，其時官制猶因殷、夏之舊，蓋其時制作未定，未有《周官》‘六典也’”。（卷四，第514頁）這與傳統説法差距較大，《尚書傳》闡釋云：“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認爲《立政》作於周公還政成王之後，吴澄置於伐奄歸來之時，故列《君奭》於《多方》《立政》之前，此三篇構成一組，爲天下大定而出治之書。由此而論及《多方》當位於《多士》之前的問題，云：“吴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年，奉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還歸於豐，而作《多方》。及營洛邑成周，而作《多士》。’澄案：吴氏説與胡氏《皇王大紀》同。今書《多士》在《多方》之前者，失其次也。”（卷四，第512頁）《史記·周本紀》清晰記載了周初諸誥所作時間，云：
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多方》之書作於伐奄還歸之時，《多士》在《多方》前，《史記》《漢書》和僞《孔傳》皆如是，至胡宏《皇王大紀》系《多方》在《多士》前，此後王柏《書疑》、金履祥《尚書表注》承此。伐奄與作洛遷殷時間問題，歷代皆有争辯。
（三）《梓材》爲營洛時作。吴澄對《梓材》篇的認識與傳統觀點差異最大，吴氏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梓材》篇首，而以《梓材》篇首七十四字爲《康誥》錯簡，據此論斷《梓材》爲營洛時命庶殷之書，與《召誥》《洛誥》《多士》爲同時事，這是吴氏新説。對於《梓材》内容的懷疑始自宋吴棫，認爲“王啓監”以下非武王之誥
，蔡沈則以“今王惟曰”以下爲另一篇文字，吴澄則謂：
《召誥》言“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疑此篇即其命侯、甸、男、邦、伯之書也。《召誥》召公率諸侯陳幣而有進戒之辭，蓋所以答此篇之意。故此篇列於《召誥》之前。若其命庶殷之書則《多士》是也，列於《洛誥》之後者，蓋周公獻卜之事在命庶殷之先也。（卷四，第502頁）
疑《梓材》爲“命侯、甸、男、邦、伯之書”，以假設之詞爲根據，并移易《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梓材》篇首，移《梓材》篇首至《康誥》之篇，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證成《梓材》爲營洛之事。然後認爲《召誥》“召公率諸侯陳幣而有進戒之辭，蓋所以答《梓材》之意。”以《多士》爲“命庶殷之書”，完全改變原有篇序而斷以己意。吴澄這種調整首先是以移易經文爲立論基礎，又以《召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一句關涉《梓材》《多士》，認爲命“侯、甸、男、邦、伯”則《梓材》當之，命“庶殷”則《多士》當之。把《梓材》增入《召誥》《洛誥》《多士》一組，這是一個以移易經文重構的篇序。
吴澄借吴棫“《君奭》《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冲孺幼小之稱，而《無逸》獨無，故知其爲最後”之説，以《無逸》爲周公之誥最後一篇。但吴澄在《書纂言》中未調整各篇順序，只是在書首和各篇解題中闡釋了自己的觀點，調整後篇序爲：
《牧誓》《洪範》《康誥》《酒誥》《金縢》《大誥》《君奭》《多方》《立政》《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顧命》《吕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這一順序基於吴澄自己對逐篇史實的重新認識，《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四篇構成營洛事件的有機體，《梓材》内容的理解就發生了巨大變化。
通過篇序移易，吴澄重建了幾組文章，《康誥》《酒誥》爲一組，是武王文誥；《君奭》《多方》《立政》三篇構成一組，爲周公東征歸來之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四篇爲一組，是營洛時事。這一調整有堅實證據的判斷不多，這種無切實證據而隨意竄亂古經的做法是疑經走向極端的反應。
其論《古文尚書》篇序皆先列與《今文》同有之篇，然後列後出《古文尚書》特有之目，但注明原有篇序。如《虞書》之末列原序爲第三的《大禹謨》，而《商書》部分先列今文篇目，然後是《仲虺之誥》第二、《湯誥》第三、《伊訓》第四、《太甲上》第五、《太甲中》第六、《太甲下》第七、《咸有一德》第八、《説命上》第十二、《説命中》第十三、《説命下》第十四。這種篇序的調整也鮮明地表達了吴澄對《古文尚書》爲僞的懷疑。
吴澄《書纂言》除了調整篇序，還調整各篇文字，顛倒錯簡皆以意爲之，延續了王柏《書疑》做法。
（一）據前賢之説移易經文。其對文序的調整有的是據前賢之説，據蘇軾《舜典》“
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爲《益稷》文，吴澄《書纂言》直接删除此節。又《禹貢》“織皮崑崙、析支、渠捜，西戎即叙”十二字在“會于渭汭”之下，據蘇軾移至“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洪範》“庶征”之文據蘇軾以爲“五紀”之文觀點移至“五紀疇”
。本晁説之觀點，移《洪範》“皇極疇”之“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十字，“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五十字，第六“三德疇”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四十八字至“五福六極疇”之後以爲全文結尾。（卷四，第494頁）又《康誥》篇首四十八字，蘇軾認爲是《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吴澄則移爲《梓材》篇首。認爲《召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疑《梓材》即其命侯、甸、男、邦伯之書。而《召誥》召公率諸侯陳幣而有進戒之辭，乃答《梓材》之意，故列《梓材》於《召誥》之前。吴氏在《梓材》篇末曰：“此篇‘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庶邦丕享’之類，與‘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之意若相始終，‘王啓監’以後若洛邑初成，諸侯畢至之時，周公進戒之辭，曰中國民亦謂徙居於洛，在天地之中也。其曰‘若稽田’‘作室家’‘作梓材’皆爲作洛而言，欲其克終也。”（卷四，第503頁）由一段文字的移動而改變數篇文章的順序、内在關聯以及内容的理解，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爲一組，爲營洛時事，此爲吴澄新説。吴澄認爲《多方》“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凡民惟曰不享”一百五十一字“舊本錯簡在《多方》篇”，“‘不享’之下疑又闕文”。（卷四，第509頁）篇中言及多士，故移爲《多士》之文。部分據王柏《書疑》之説
，但王柏以《多方》“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至篇末皆爲《多士》文，而置於《多士》篇末
，吴澄截取了王説之部分内容。
（二）據一己臆見移易經文。吴澄有的經文移易全憑一己臆斷。如《禹貢》“岷山導江，東别爲沱，又東至于灃，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匯，東匯澤爲彭蠡，東爲中江，入於海”，吴澄以“匯澤爲彭蠡”、以“江水行於湖水、漢水之中，故曰爲中江”，謂“‘東匯澤爲彭蠡’六字舊本誤在導漾條‘南入於江’之下，解説不通，遂至紛紜異論，今正其錯簡，諸儒之疑可釋而辨可息矣。”（卷四，第481頁）以漢水爲北江，以長江夾於漢江和彭蠡湖水之中，故稱“中江”。以彭蠡流注大海之水爲“南江”。又謂《多士》“‘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又曰’上舊有‘王曰’二字，新安王氏曰：‘王曰之上必有脱簡，又曰之下必有脱文，不可强釋。’今案：王氏説是也。‘王曰’之下脱簡，即是誤在《多方》篇内者，既取彼之文補之於此，則此‘王曰’二字宜衍，今删去。‘又曰’蓋承上文‘惟曰’而言，述凡民之又曰也。”（卷四，第509頁）此乃借前人之説爲自己張目。
吴澄有的移易則是按經文語言形式和語意，如《多方》據語言形式和語意重調整如下：“爾曷不忱裕之於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三個問句并排，而截掉“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乃迪屢不静，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於正”之後又截取間隔一百五十一字後的“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排於其後，又由“離逖爾土”之意截其前“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卷四，第513頁）列於其後，這是按語意重排。又如《梓材》篇，吴棫以“王啓監”以下爲另一篇文字，蔡沈認爲“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
斷《梓材》篇首“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至“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爲《康誥》之文，認爲“此一節舊本錯在《梓材》篇首”，（卷四，第499頁）直接移到《康誥》“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與“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於貨，暋不畏死，罔弗憝”之間。這是按語意相近移易。移易容易導致經書的混亂，背離學術實事求是精神。
體會詞氣雖不失爲一種閲讀解釋方式，劉敞《尚書小傳》、蘇軾《書傳》皆從語言形式和内容連貫性上對《尚書》文本有所懷疑，但并未移易經文，王安石、程頤、朱子有改訂《武成》，龔鼎臣、晁説之、洪邁等皆有改訂《洪範》，王柏《書疑》大量移易《尚書》文句。如學者的影響巨大的話，則意味着經典重建，朱熹《大學》改本乃一顯例。
吴澄研磨六經，諸經“纂言”於元代之經學傳承發揚具有重要貢獻，他講學不倦，爲四方學者之歸，培養了虞集、揭傒斯、危素等大量優秀學術人才。揭傒斯云：“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許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潤色鴻業，有以知斯文未喪，景運方興。”
“勸講内廷，誠意深遠”，輔君致治。學術上“肆於聖經賢傳，以辨前儒之惑，以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之學者可以探索玩味於無窮。”
《書纂言》雖有移易篇序、經文之論，然其於《今文尚書》的討論，在訓詁義理上實有建樹，其專釋《今文尚書》，開出了其後《尚書》研究之一域，影響直至今日。吴澄之疑辨較之王柏來説謹慎得多，有的地方重史實依據，爲其後窮究《尚書》根源開闢了路徑，梅鷟、閻若璩等學者大力推進了這一方法。
[1]
作者簡介：楊飛，南京審計大學文學院副研究員，揚州大學《尚書》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文學博士，主要從事《尚書》學史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元明《尚書》學研究”（16XZS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