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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送别將帥的北宋邊塞詩近二百六十首，涉及北部、西北、河東、南方等多個防區的禦邊部署。本文聚焦引起詩壇廣泛關注的送别案例，如王素赴（離）渭州、范子奇帥慶、范純粹帥慶、李端懿赴（離）冀州、鈐轄館使王公赴蜀、吴中復知真定，以期揭示禦邊視域下的朝堂部署與文人交誼下的詩家用心。在送别邊塞詩中，既可見捍邊禦夏的消長平衡，又可見臨戎寄重的建言獻策，還可見功名兩全的艷羡激勵，在激勵戰功、功成歸闕之外，亦可讀出消解武功、尋求自由的價值判斷。
關鍵詞： 北宋邊塞詩；禦邊調整；將帥送别
關於北宋邊塞詩的寄送將帥研究，學界多圍繞梅堯臣詩展開探研，成果如下：涂序南博士的《梅堯臣研究》
在送别邊將中讀出了邊備弛廢、戍邊清寇、文儒帥邊等禦邊要素。張興茂的《梅堯臣送别詩研究》
揭示了梅堯臣“送人赴任詩”急世救弊、掃蕩邊塵、分析敗因等内藴。王淮喜《梅堯臣詩風嬗變之研究》
揭示了梅詩心憂邊事、勉勵將帥、報效國家等抒情特徵。除却聖俞詩，鄒浩詩亦受到關注，谷學穎在《鄒浩詩歌研究》
中專論“邊塞之歌”，注意到鄒浩將邊塞與送别完美融合。另外，學界對宋夏戰争背景下的寄送將帥關注較多，張廷杰指出宋夏戰事詩具有“送寄勉勵或自述情志”
的抒情特徵，景鵬飛認爲由於寶元、慶曆時期宋夏激戰，使得此時的寄送詩具有顯著的“羡慕和激勵”
色彩。迄今爲止，學界未有從將帥送别的角度整體觀照邊塞詩的成果。
據統計，送别將帥的北宋邊塞詩近二百六十首，涉及北部、西北、河東、南方等多個防區的禦邊部署。研究送别將帥詩，難度不僅在於將帥之衆與詩作之雜，更在於背後的邊防形勢、軍政部署、升遷除授等紛繁交錯，這些都爲揭示文本深意設置了極多障礙。本文立足引起詩壇廣泛關注的送别案例，如王素赴（離）渭州、范子奇帥慶、范純粹帥慶、李端懿赴（離）冀州、鈐轄館使王公赴蜀、吴中復知真定，以期揭示禦邊視域下的朝堂部署與文人交誼下的詩家用心。
慶曆四年（1044）五月，宋夏和議。次月，王素授任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知渭州。王素帥渭，既折射出宋廷穩定西北、抵禦西夏的安邊訴求，又可見朝廷對於精擇牧守的審慎態度。最重要的是，王素的出任使甚囂塵上的水洛城修築之争與諫官余靖對狄青的論列最終偃旗息鼓，因此引起了仁宗詩壇的廣泛關注。梅堯臣作兩詩送其赴渭，歐陽修作詩送其離任，其間梅堯臣、歐陽修、韓琦、文彦博等先後酬答唱和，探討邊事，鼓勵邊功，從中不僅可見朝廷與時人的寄望之深，亦能管窺與王素唱酬不衰的原因，即除關乎北宋國策、時勢造塑外，還與帥守本人的資望密不可分。梅堯臣《邵伯堰下王君玉餞王仲儀赴渭州經略席上命賦》這樣描述：
未破河西寇，朝廷尚有憂。淮南命儒帥，塞上足封侯。
莫擐黄金甲，須存百勝謀。昔嘗經黠虜，今去正防秋。
王君玉，即王琪，王珪從兄。王琪於邵伯堰設宴送别即將出知渭州的王素（字仲儀），梅堯臣席上奉命賦詩，此乃作詩緣起。朱東潤先生考證此詩作於慶曆四年，與王素行實相契。慶曆三年十月，“兵部員外郎、知諫院王素爲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
，慶曆四年六月，再授“刑部郎中、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知渭州”
。慶曆五年四月，王素徙知華州，前後治渭不足一年。欲知聖俞送别心事，先要辨明當時的内外局勢。外則宋夏剛於慶曆四年五月議和，内則前知渭州尹洙卷入水洛城修築一事而徙知晋州，王素就是在這種貌似和解却危機重重的形勢下除授渭帥的。“淮南”一句指出了王素帥渭之前的身份——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淮南與渭州，變化的不僅是差遣，它折射出北宋禦夏視域下的策略衝突以及調適衝突的治邊態度。面對跌宕起伏的西北邊情，金帛支撑的宋夏和平，梅堯臣心有餘悸，先以“未破”表達對武力不勝的痛心，又以“尚憂”道出了對北宋買和的憂慮，這種禦邊壓力，除了來自勁敵西夏，更有因水洛城處理失當而致蕃界動亂等新增煩惱。换言之，王素出知渭州，是水洛城修築一事的調和結果。
關於水洛城的修築問題，曾瑞龍先生深入剖析了事件的緣起、經過、演變及其影響，并認爲修築水洛城的重要意義在於“能將秦州和涇原路的德順軍兩個顯著的戰綫突出部連結起來”
，即建立“秦渭通路”。誠然，水洛城“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道路，隴之二水，環城西流，繞帶河、渭”
，具有一定的戰略價值，却不足爲北宋築城的充分條件。因爲，城通秦州，止辟一路即需“築二大寨、十小堡”
，土功、樹木、役力等耗損巨大，况且内附蕃族大户增多，即便没有水洛城亦不影響宋蕃往來，此即陝西宣撫使韓琦上疏力沮此役的原因，也正是這個原因令仁宗下詔罷役。就評述此事的資格而言，韓琦經制“西邊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于水洛城事，比他人知之甚詳”
，然而，主築城者無視詔令，興役不止
。知渭州尹洙檄劉、董罷役不聽，後命他人代滬又不從，才有了狄青械送劉、董，招致蕃部作亂的事實。在黨項未寧、蕃部又起的險惡邊情下，在劉滬可恕、狄青粗暴的煌煌争論中，宋廷最終做出讓步，降劉滬爲東頭供奉官，仍爲城主，董士廉罰銅八斤，尹洙知晋州，王素接替尹洙職務，經略涇原、兼知渭州，狄青權并代部署，不足三月，仍歸涇原部署。如此各打五十大板，“足見朝廷委曲用人之意”
。諳熟以上事實，詩人“莫擐黄金甲，須存百勝謀”的敦勉也就迎刃而解了。對於韜略之重，即將赴任的王素應感同身受，反思借鑒，這也是朝廷任命文儒帥邊的用意所在。對於梅堯臣而言，無論是出於憂國、助友，還是知兵，均應義不容辭，精神上鼓舞，智略上獻策，這是他最好的報效方式。
王素一生三任渭帥，第一次在慶曆四年六月，第二次爲皇祐三年（1051）四月，第三次是治平元年（1064）秋。三次帥渭，第一次爲瞭解除阻抑修城招致的禦邊被動，第二次享受了邊鄙無虞、天下太平的閑適，第三次意在扭轉夏軍寇静邊寨、“圍童家堡”的危殆邊情。
治平元年秋，夏軍兵圍童家堡，涇原將帥邊議不合，王素以端明殿學士的身份第三次出知渭州。歐陽修作《寄渭州王仲儀龍圖》：
羡君三作臨邊守，慣聽胡笳不慘然。弓勁秋風鳴白角，帳寒春雪壓青氊。
威行四境烽煙斷，響入千山號令傳。翠幕紅燈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
這一年，歐陽修與王素均已五十八歲，邁入人生暮年，較之十年前的送别，心境已大不相同，“何似”二字就道出了歐陽修的唏嘘感嘆。起首既未徑直標榜武功，亦未直抒禦邊樂趣，即便明示艷羡之意，也讀不出多少豪情與嚮往，而是僅以慣作邊旅聊以慰藉。這是因爲，北宋儒帥多以爲“白首兵間是不祥”，即便壯年立燕然勒功，也多不想身老仍馳騁沙場。儘管中間兩聯極力渲染戍邊的天寒風勁，彰顯邊帥的威望素著，但是，即便是雕盤綺食、燈簾翠幕，暮年戍邊也無法令文帥振奮精神、争立功勛，側面反映了文帥與武將職業認同的根本差異。此時歐陽修年近六旬，第三次送别王素帥渭，其傷感與無奈也就眉清目朗了。
若送别王素體現了仁宗、英宗兩朝在宋夏戰和背景下的消長平衡，那麽，送别范子奇則可以窺見宋人在元祐時期的柔静務遠。時人對表面的宋夏和平見解不一，從而給出了不同的禦夏解讀。高枕無憂者歡唱“承平萬事康，干戈百年戢”，“賀蘭黄口兒，焉用長纓縶”，“邊陲今無事，自可緩帶理”；心事重重者則云“夏人久犯順，邊氓常廢耕”，“羌馬軼河西，詔下純貢聘”，“邊書尚羽急，戍卒仍雲屯”；慶帥范子奇也認爲是時“西戎未解嚴”，還應小心戒備。比較而言，詩人家世與邊事經驗是導致認知差異的重要原因。王覿認爲無事，是因爲其人其家幾無禦邊經驗，缺乏治邊艱難的體認，而其餘諸人，杜純曾轉運河北，王欽臣曾奉使高麗，范子奇既是三川口之役知延州范雍之孫、又有帥慶使命，至於范純禮，其父仲淹、兄純仁、弟純粹均曾出知慶州，這些都爲諸人正確認識邊患鋪墊了可能。在多數人將矛頭指向北宋之時，蘇軾看到了西夏亦問題叢生，指出如下事實：
梁李久樂禍，自焚豈非天。兩鼠鬥穴中，一勝亦偶然。
“梁”指西夏太后梁氏及其黨羽，“李”指西夏國主及其宗親。“久樂禍”可指夏惠宗母后梁氏與其弟梁乙埋窮兵黷武，“自焚”是指勞師動衆必致引火焚身。查注以“兩鼠”爲元豐年間作戰的宋夏兩軍，暗指勝負難料。筆者以爲“兩鼠”亦可指代夏崇宗母梁太后及其黨羽、夏崇宗及其支持者。因爲，自1086年夏惠宗秉常崩逝至1099年夏崇宗乾順親政的十餘年間，西夏政權一直爲乾順母梁氏與其弟梁乙逋（梁乙埋子）把持，隨着崇宗日漸成熟，雙方關係愈發緊張。元符二年（1099），崇宗年滿十六，太后仍舊把持朝政，“不許（崇宗）主國事”，遼道宗又因梁太后“表辭怨慢，（故）遣人至（夏）國，鴆殺梁氏”
，崇宗爲道宗操控。由是觀之，西夏“兩鼠”内訌而兩敗俱傷，最終使夏淪爲遼之傀儡。對於當時的西夏内訌，蘇轍亦認識到“孤童幼弱，部族携貳”，指出梁氏專權帶來的人心涣漓。
解析西夏形勢之後，蘇軾進一步反觀宋廷，建議慶帥范子奇務必“謀初要百慮，善後乃萬全”，至於如何保障萬無一失、思慮周全，宋人又見仁見智，見解紛呈。究其根本，不出德治仁治，恩威并濟。先論德治與仁治，王覿“方當仁草木，况忍尚首級”與蘇軾“仁風被草木，緑浪摇秦川”，或以人性之善感召，或以美好圖景激勵，指出了仁義治邊、仁義治民的必要性。爲了確保仁治實施，錢勰還特意提醒“勇猛不爲邊，九伐秉周禮”，建議遵奉禮制，戒驕戒躁。這種仁治認知，既有先秦儒學“民本”“仁政”“性善”等歷時的文化認同，又有元祐時期女主聽政、息事寧人的共時特徵。元祐年間，高太后主政，其小心謹慎、隱忍戒事的治政風格體現了女主聽政的内斂個性。在這種内斂政風的影響下，宋人常常將仁義治邊解讀爲羈縻懷柔，王覿便作“聖時務懷柔，閫寄貴安輯”弘揚元祐邊策，王欽臣亦因苦無良策，感慨“羈縻有前言”，欲借鑒前代羈縻經驗治理當下。八人之中，將仁政與武力連接最妙、解讀最深的是范純禮：
爲國雖以德，禦戎難去兵。夏人久犯順，邊氓常廢耕。
……
既膺閫外寄，當思千里清。吾家世此官，所得蕃漢情。
未嘗任殺戮，接以信與誠。方略固多在，惟公守其成。
在《送中濟侍郎帥慶得行字》一詩中，純禮首倡“爲國雖以德，禦戎難去兵”，承認以德治國、以兵衛國的合理性，又在結尾重申“未嘗任殺戮，接以信與誠”，强調恩信結人的重要性。正是有了父親范仲淹、兄弟范純仁、范純粹的治邊展效，范純禮的“吾家世此官，所得蕃漢情”才理直氣壯，擲地有聲。最後四句，先是弘揚仁政，然後歌頌將略。文德與武功，守成與拓取，仁治與法治，范純禮均堅定地選擇了前者，其主張既應驗了父親“純禮得其静”的評價，又體現了元祐的治邊個性，同時還體現了范氏家族禦邊的價值取舍。從父親范仲淹，到二哥范純仁
，再到四弟范純粹，無不秉承積極防禦、反對開拓的治邊精神，層累推進，有始有終。
范純禮的誡勉殺戮、恩信結人，具有道義與智略的雙重標準，對邊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此，宋人以爲，不但要結以恩，還要立以威，恩威并施才是正途。對於禦夏以威，施之方略，孔武仲揭示得最清晰到位：
西戎未純一，汝可三軍帥。擒之或縱之，高枕惟爾恃。
公拜稽首歸，眉目凛生氣。頑童玩天恩，豢養若驕子。
欲痛以鞭笞，而畏蹄不止。二者不兩全，在所以節制。
又如畜狂犬，繫頸不繫尾。收其要害處，進退隨所指。
爲了不使慶帥范子奇太過緊張焦慮，孔武仲省去了許多描繪邊亂的筆墨，先以“未純一”告誡西夏狡黠多變，又以“玩天恩”提醒宋軍驕縱難治，指出擒縱有數、收放自如才是最理想的治夷馭下的狀態。詩人特以馴服動物爲例，指出既然要馴服牲畜，就要不畏踢蹄與反撲，扼其喉頸，迫其乖順。詩人認爲，將帥只有扼住要害、鉗制命門，治軍才能如臂使指，得心應手。
論及將帥才能的期許與肯定，寄望最深、論事最切的應爲元豐八年的范純粹帥慶送别詩。元豐八年十一月，范純粹以京東路轉運使代替其兄范純仁知慶州。晁補之作邊塞詩相送，情深意眷，條分縷析：
君不見先君往在康定中，奉詔經略河西戎。大順胡蘆盡耕稼，賊書不到秦關東。
邊人咸識侍中子，至今猶説將軍似。給事文武龍圖賢，大馮小馮安足言。
齠年書傳有肝膽，二十起家車檻檻。蛟龍雲雨時可用，麒麟圖畫功非晚。
况聞馳傳厭山谷，頃時河隴嚴飛挽。朝廷屬休蘭會兵，秦人倚慶爲長城。
時平斥堠正須遠，軍閑留田未宜輕。東風浩浩吹榆柳，相勸西城古原酒。
班春曷不問遺老，先公遠謀尚多有。女郎山下萬貔貅，部曲肥馬身輕裘。
比曹賞賜飽無用，談話豈得希封侯。趙邊今日須李牧，士無超距姑食肉。
此詩頗具時空穿越的叙事特徵，既鋪寫了昔時范仲淹在仁宗朝的環慶邊措，又呼應了今日范純粹治理慶州的實際問題，借鑒父兄良策是晁詩的論述中心。此詩將視綫拉回康定年間的宋夏戰事。康定元年（1040）正月，延州受到西夏猛攻，韓琦建議調遣知越州范仲淹主持鄜延軍務。是年三月，范仲淹復天章閣待制之職、知永興軍，未至，四月即改陝西轉運使，從此開啓了經略西北的戎馬生涯。治理鄜延，爲范仲淹後來經略環慶奠定了扎實的禦邊基礎，大順城、葫蘆寨便是知慶州范仲淹的赫赫邊功。“賊書”一句，本指寶元二年李元昊遣賀九言“齎嫚書，納旌節”一事。自寶元元年元昊僭號稱帝，宋人義憤填膺，怒不可遏，這種憤怒直至哲宗初年仍不能忘，而大順城的成功阻擊，令詩人揚眉吐氣，直抒鬱結，有了這層順暢，范純粹的出場也變得熠熠生輝，光彩奪目。
侍中，魏晋以後往往指事實上的宰相，范仲淹官至參知政事，故稱之。虎父無犬子，“侍中”諸子德才兼備，意略縱横，長子純佑助修大順，二子純仁兩任慶帥，四子純粹轉運陝西，皆威名在外，有乃父遺風。接下來，晁詩專論范氏兄弟。“給事”與“龍圖”均指范純仁，元豐八年，范純仁以直龍圖閣除左諫議大夫受到章惇阻抑，繼而召除給事中兼侍讀。“大馮小馮”語出《漢書·馮奉世傳》，指關内侯馮奉世之子馮野王與馮立，二人均任上郡太守，爲民稱頌。此處，晁補之以“大馮小馮”代指純仁、純粹兄弟二人。“齠年”以下十二句彰表范純粹的勇氣與才幹。范純粹的“肝膽”豪言雖不發於齠年，却堪稱振聾發聵，權時救急。神宗不滿元豐五路伐夏無功，意圖再舉，純粹犯言直諫：“關陝事力單竭，公私大困，若復加騷動，根本可憂。異時言者必職臣是咎，臣寧受盡言之罪於今日，不忍默默以貽後悔。”神宗納其諫，擢爲陝西轉運副使。“蛟龍”“麒麟”兩句便是對范氏兄弟大才盤盤、不急一日之功的贊賞。至此，詩人尚未有停筆意，“况聞”兩句進一步頌揚純粹不負衆望，力沮議轉輸飛挽之功。任陝西轉運副使之後，神宗曾欲“以徐州大錢二十萬緡助陝西”，純粹明確表示雖然陝西軍需不足，却也不忍貪占徐州民脂，而當時盤剥百姓、“數獻羡賦”的京東轉運使吴居厚後來却難逃苛政敗露、問罪受罰的命運。正是這種愛民如子的良善與戒驕戒躁的理性，令晁補之對范純粹的治慶效果充滿信心，於是有了蘭會兵馬可以暫歇，慶州新爲禦夏屏障的展望。
當然，勾畫藍圖并不意味着放鬆警惕，遠立斥候、開墾營田等題中之義應繼續弘揚，謹慎遵守。要做到這些，還須向耆舊問策農耕，向父親取經屯田。之後，晁補之反復論證養士與邊略的重要性：厚遇邊卒是將帥禦邊的當務之急，豐衣足食是指揮龐大邊師的物質保障。要實現這兩點，趙國李牧是學習榜樣。“超距”語出《管子·輕重》，本義指跳躍、舞蹈，管子建議齊桓公剪除樹蔭，避免了青年男女的玩樂遊戲，保障了專力務農的耕作進步。詩人認爲，重農足食、厚遇士卒、隱藏壯志、成就功勛才是高效、便宜的爲帥之道與禦邊正途。此詩雖爲送别，却只在尾聲表達了些許折柳送别、歧路勸酒的相惜之意，并淹没於積極的邊策探討之中，宋詩的以理服人，可見一斑。
“入世”與“出世”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平衡社會責任與自我放飛兩種價值取向的鎖鑰，究竟是“游方之内”，還是“游方之外”，前代諸賢一直研精覃思，辛苦探求。在飽受儒家思想浸潤的宋人看來，他們看重的不僅是“暮登天子堂”的富貴榮華、“君歸鄉國錦衣榮”的門庭振奮，而是“致君堯舜上”這一國泰民安、政通人和的終極目的。三種理想層累推進，逐步深入，築成了北宋邊塞詩的又一座精神堡壘。
首先，羡慕事功、砥礪前行是送别將帥的重要主題。看到好友出守要塞，大展宏圖，宋人除了表達臨危受命的關懷，提供建言獻策的幫助，還流露出許多建功立業的渴望與衣錦還鄉的艷羡。羡慕展效立功者，如孔武仲與祖無擇，前者直道“未遂遊邊志，羡君爲此行”，表達了對吴叔揚治理河東的羡慕，後者亦在“我亦潜心禦戎策，羡君抗旆擁朱輪”中流露真情，將自己對邊策的鑽研不輟和盤托出，毫不掩飾對田四秘通判鎮戎、展效邊陲的艷羡；渴望光耀門楣者，如范祖禹與范純仁，二人在邊功之外，流露出對邊帥衣錦還鄉、榮歸故里的艷羡之情，前者之“山川壯麗開戎幕，草木榮華過故鄉”較爲直白，後者之“我守塞垣華髮短，君歸鄉國錦衣榮”以自己治慶的戍邊之苦反襯了滕元發歸朝的飛黄騰達；鼓勵事功者，如宋白與孔平仲，前者以忠純激勵壯懷，認爲借此不但能消滅“南方沴氣”，還能蒙受皇恩，“騫翥上煙霄”，後者則在“從軍樂”與“出塞愁”兩種情緒之外，鼓勵邊功，砥礪前行，指出“努力取封侯”勢在必行，指日可待。
慶曆三年（1043）十月，李端懿知冀州，宋祁、蘇舜欽、歐陽修均作詩相送。蘇舜欽《送李冀州詩》一詩，在鼓勵建功立業之外，更側重揭示此事的意義與難處：
冠蓋傾動車馬稠，都門曉送李冀州。冀州緑髮三十一，
千騎居上頭。
眼如堅冰腼珂月，氣勁倢鶻横清秋，不爲膏粱所汩没，直與忠義相沈浮。
干戈未定民力屈，此行正解天子憂，男兒勝衣志四海，實耻坐得萬户侯。
旆旌明滅朔野闊，笳鼓凄斷邊風愁，孤雲南飛莫回首，下有慈親雙淚眸。
自古忠孝不兩立，功名及時乃可收，衆人刮目看能事，著鞭無爲儒生羞。
李冀州，李端懿，宋真宗妹萬壽公主子。慶曆三年，樞密使杜衍建議擇揀部分外戚子弟試外官。十月，李端懿以舒州團練使知冀州。前六句從冠蓋如雲的送别聲勢，統率千騎的將帥威風，以及龍威燕頷的凛然正氣，描繪了李端懿的氣概與人望。詩人以爲，這些并不是李冀州迥異於紈絝勛貴的核心標志，忠心謀國、臨危蹈難纔是此人的内在風神。這種忠純品質亦爲宋仁宗珍視。至和二年（1055），李端懿知鄆州，仁宗賜詩送别，專作“純誠宜報國，撫士愛吾民”
兩句砥礪名節，鼓勵事功。端懿帥鄆之年，恰遇京東發水，他一面“大發倉廪以賑饑民”，一面“治汶陽堤百餘里以却水患”
，同時不忘“置弓馬手，教以騎鬥”，訓練精兵以備不虞，其公忠體國、臨事果敢的作風，既無愧仁宗撫士愛民的期望，亦不辱皇親國戚的風度。“緑髮”常與“朱顔”對舉，指青春年少。李端懿生於大中祥符六年（1013），出知冀州是在慶曆三年（1043），這一年恰好“三十一”歲。好男兒志在四方，李冀州更非貪圖爵禄、急功近利之輩。值此多事之秋，李氏慷慨赴任，遵奉的是道義，肩負的是責任。忠孝難兩全，李氏的精忠報國雖在血雨腥風、笳愁鼓怨中得以發抒，然奉養雙親亦因此有心無力。此處蘇舜欽激勸孝親、消解功名，除了儒家的重孝傳統，還應考慮到李端懿的外戚身份，對此，宋祁詩亦作“忠孝相移難兩遂”聊以慰藉。大局已定，赴邊在即，李冀州惟有建立邊功纔能不負朝廷厚望，不令雙親神傷，此爲消極一面；或能一鞭先着，垂範後世，令武將瞠目、文帥振奮、衆人刮目相看，此爲積極一面。同樣是展望未來，蘇舜欽以儒治世的積極與消極之兩面，一目瞭然，發人深省。
其次，功成歸闕、相會京師是送别邊塞詩的殷切叮嚀。這種情緒在送人赴邊與送人離邊中均有所表現。孔武仲最長於在送友赴邊時表達馬到成功、早日歸闕的祈盼，如“政成早歸來，銀章對承明”是叮囑代州通判吴叔揚，“西州莫作經年計，早晚君王召賈生”則告誡虢州通判張舜民。這種切勿留戀他鄉、早日歸闕的叮嚀，既可見古代士子“進思盡忠”的理想，又可見詩人情深友于的誠意。送人離邊時，這種叮嚀亦有所體現，宋祁作“早伏青規奏邊事，五芝泥熟待新恩”叮囑張中行早日歸闕，芝泥封札，建言獻策，必得聖眷，范純仁則以“詔恩幸忝交承契，尊酒聊伸故舊情”表達了祝福與不舍。
北宋中期，程戡、田瑜、解程、張靖、王景、黄垍、李畋、姚涣等八人同作《送鈐轄館使王公》，創下了北宋送别邊塞詩同題創作的最高記録
。先讀程戡詩：
歸騎翩翩去路賒，鬱葱佳氣望天涯。艱危劍閣三千里，惠愛刀州十萬家。
龍尾道邊瞻日彩，鹿頭關外别春華。金明扈從宸遊處，休憶連年泛浣花。
詩人在葱郁的景致與閑逸的節奏中開啓了歸程的記述，之所以心境輕鬆、節奏明快，緣自鈐轄的勤政惠民。“劍閣”守劍門天險，“刀州”乃益州别稱，王公治蜀，本着因地治邊、仁愛百姓的原則，治績顯著。龍尾道，指宫殿前呈斜坡狀的甬道，“唐含元殿前龍尾道，自平階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兩垠欄悉以青石爲之，故謂之龍尾道”
；鹿頭關，又名白馬關，爲西川防守要地。浣花，即浣花箋，蜀箋名。後四句結合王公由邊入朝的從政經歷，從萬象更新的角度暢想了王公的前程似錦，并借此叮嚀王公切莫留戀巴山楚水，沉溺過去，而應珍惜扈從宸游之良機，再創佳績。另外幾首中，解程詩作與之結構相似，主題最近：
武帳推恩詔十行，雍容鳴玉觀清光。四年愛日民譯泱，五月炎風驛路長。
劍閣煙雲迷去施，柳營笳鼓慘離觴。浣花紙貴傅新集，留待詩名繼許昌。
此詩由皇帝推恩、君臣遇合入手，透過巴蜀治績總結陽關大道鋪向王公的必然性，又從劍閣迷蒙、軍營殤别映襯了送别的黯然神傷，最終落於繼往開來、相聚京師的美好展望。無論是詩歌形式，還是寫作思路，均與程戡詩如出一轍。相比而言，田瑜詩歌摹寫兵權與方略等軍事資訊更加細緻：
閫外膺宸寄，紳維握虎兵。真純逾璞玉，方重敵長城。
肯構詩名著，承家將略明。四年凝茂績，一節促歸程。
水際旌旗影，風前鼓吹聲。西州懷惠愛，北闕被恩榮。
護衛親嚴近，雍容侍穆清。分携暫銷黯，良會在神京。
起首不言送别、歸闕等作詩緣起，而是直奔鈐轄的邊防統兵進行考察。鈐轄重兵禦邊，除了遵奉宸命，還應遵循道義、持重等要求與尺度，其認識要遠遠高於程戡、解程的詩歌傳達。這是因爲田瑜曾多次參與西南平亂，邊功卓著，先於慶曆年間受命平叛區希範蠻亂，又於皇祐年間平定儂智高獻策有功而安撫廣南，於是其詩可以從治軍細處入手，即便是談家學濡染，也會從將略層面予以揭示。對於王公的治蜀政績，田瑜以“四年凝茂績”“西州懷惠愛”凝練揭示，既是對以往的總結，又指出了王公由邊入京的合理性，即便論及歸闕，亦不忘叮囑護國佑民。這種勸慰除了關乎田瑜本身的禦邊經歷，還與田瑜對鈐轄職責的認知密不可分。在北宋，鈐轄可以根據官階大小、管轄區域、軍隊性質、任者身份有不同分類，無論王公爲哪一類，歸闕後近水樓臺，接近尊位乃事之必然。在這種前途暢想中，詩人進一步期待群賢畢至，聚會京師。
最後，封侯拜相不是目的，精神自由才是彼岸。揄揚邊功之後，個别詩人傳遞了消解武功、尋求自由的價值判斷，這在郭祥正的《送吴龍圖帥真定（仲庶）》中表現得最爲充分：
功成異日保身退，西江秋風熟鱸魚。犛尾黄雀更珍絶，白糯釀美傾醍醐。
醍醐一飲三百盞，琵琶啄木唤舞姝。舞姝十八如明珠，石榴之裙蟬翼裾。
舞徹輕汗潭香膚，桃花帶露燕脂濡。彩衣斑斑羅鳳雛，問公此樂世有無。
此樂世有無，何必更訪蓬萊山上神仙都。
這種功成身退的思想是隨着吴中復的禦邊功績與甘棠之政的涌現順勢而生的。詩人首先對吴中復詩書治國的理想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諷刺了腐儒皓首窮經、士子青春作賦的淺見，繼而結合吴帥仕履旌表其功業。吴中復的經世之才大致包括廢除淫祠、通衢治水、備邊防秋、寬民减賦等邊事經驗與彈劾宰相、阻抑構陷等朝中建言，宦居四方，遍迹南北。王可喜考證吴中復于熙寧二年移知真定府
，這一年已五十九歲。詩人認爲，對這樣一位世事練達、功成名就的暮年長者，千帆競過、百舸争流之類的事功激勸已不合時宜，便於結尾中反復申説功遂身退的安適愉悦。身退之後，究竟如何打發閑適，詩人指出了美食佳釀、樂舞歡歌爲通衢大道，故鄉成爲系聯勛勞與歡愉的媒介。自西晋張翰“秋風起兮木葉飛，吴江水兮鱸正肥”的鄉思迢遞問世，又加“菰菜、蓴羹、鱸魚膾”等史書渲染，“蓴鱸之思”便固化爲一個新的詩學内涵被承繼不衰。此處，郭祥正以“秋風鱸魚”指明了故鄉的意義，它是知識分子心靈自由的棲息地，是達官顯宦避事息勞的避風港。三釀五齊、佳餚美饌、嫋嫋娉婷既是口腹耳目的慰藉，又是宦遊離鄉的補償，這種前所未有的鬆弛與舒緩雖暫不可得，却指日可待。結合吴中復仕履，可以加深對郭祥正“减負”慰勞的理解。縱覽吴氏宦途，無不秉承忠肝義膽、懲奸除惡的宗旨，彈劾梁適、劉沆兩相，力抵青苗新法，嚴懲犯上魁首，阻止奸臣動摇富弼，國之大忠，清晰可見。此次朝廷嚴備邊防，命之禦北，視如股肱，再見一斑。然而，忠心謀國未必一定連階累任，比如，劾梁適而判虔州，賑流亡而削一階，便是吴氏忠勇的另一種結局。因此，詩人認爲與其如籠鳥池魚心爲形役，不若如縱壑之魚怡然自得，故馳思遐想出一番蓬萊仙境，歡送吴帥，期待他能在不遠的將來了身脱命，安享晚年。
關於送别寄贈邊帥，本文立足引起詩壇廣泛關注的送别案例，如王素赴（離）渭州、范子奇帥慶、范純粹帥慶、李端懿赴（離）冀州、鈐轄館使王公赴蜀、吴中復知真定，揭示出捍邊禦夏的消長平衡、臨戎寄重的建言獻策以及功名兩全的艷羡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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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丁沂璐，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教授，主要從事宋代文化與文學研究。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邊防經略視閾中的北宋邊塞文學研究”（21YJC75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