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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章是《诗经》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源头可远溯至殷卜辞。同时，重章类现象在《诗经》之后又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先秦散文，尤其是诸子散文中继续发展。由于殷卜辞中所重的主要是句，先秦散文中所重者又发展为段，重章已无法涵盖整个现象，故可提出“重辞”一词以概括之。重辞在先秦诗文中广泛存在，其发展趋向则呈现为单组重辞篇幅渐大、内容上重复的程度渐低、总体上重复的规模渐小，这种变化符合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此外，重辞艺术对先秦文学的实用目的、情感抒发、配乐演唱、说理论辩均有助益。这是其在先秦诗文中长期存在、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重章 重辞 《诗经》 殷卜辞 先秦散文
自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出“诗本畜志发愤，情寄于辞，故有意不尽，重章以申殷勤”
，“重章”便被视为《诗经》的重要艺术特色，并作为常识被写进各种文学史，与之相关的研究也时常见于学术期刊
。至于《诗经》中成熟的“重章”体由何而来，前人多从《诗经》的民歌性质考虑，认为这是歌谣的一般特征
，又或者从配乐演唱的角度，指出是配乐需要所带来的
。
这些说法自有道理，然而，若将视野放宽，可以发现早在殷卜辞中便已出现了类似“重章”的现象，且呈现出相当规模，可见“重章”尚有更早的源头。而在先秦散文，尤其是诸子散文中，类似“重章”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可见其在《诗经》之后又续有发展。但殷卜辞中重复的单元为句，先秦散文中重复的单元则发展成段，“重章”已无法概括整个现象，故本文拟提出“重辞”一词，以便更好地讨论这一文学现象。
所谓“重辞”，是指由两个及以上结构相同、文辞相同（近）的独立片段构成的表义现象。构成重辞的独立片段，可析为以下三种：（1）独立的意义完整的句子（重句）；（2）诗歌中的章节（重章）；（3）散文中的段落（重段）。其代表性的载体分别为殷卜辞、《诗经》、诸子散文。《诗经》中的重辞（也即重章）前人讨论已十分充分，故本文重点讨论《诗经》之前的殷卜辞及其后的先秦散文。
同一块甲骨上常常刻有多则卜辞，它们往往有着相同的句式，文辞也相同或相近，与《诗经》之重章非常相似。
首先，这些卜辞与《诗经》重章诗具有相同的结构，如《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释文皆依《甲骨文合集释文》）31199：
翌日庚其
乃
，
至来庚又大雨。
翌日庚其
乃
，
至来庚亡大雨。
这组卜辞，上下两则结构相同；在内容上，两则之间仅有一字变化，与《诗经》中的重章高度一致。
殷卜辞中又有重复而字句存在参差的，如《合集》10344：
辛卯卜，
，贞王勿入于商。
辛卯卜，
，贞王入于商。
这组卜辞的内部，上下两则结构完全一致，但因存在正反发问的不同，故内容上有多一字或少一字的情况，看上去稍欠整齐。《诗经》中的重章也常见字数参差，如《邶风·日月》和《王风·丘中有麻》都是比较整齐的重章诗，但《日月》的末章比前三章少一字，《丘中有麻》的首章又比后三章多一字，与上面两组卜辞的情况一致。
殷卜辞中还有部分相重，部分不重的情况，如《合集》36975：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
曰：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
北土受年？吉。
又如《合集》12870甲、乙：
癸卯卜，今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西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
这两组卜辞均为首句不重，后数句相重。在《诗经》中，也存在部分重章的情况，如《周南·卷耳》，首章不重，二三章相重，第四章与二三章则只有部分相重，与上举两组卜辞相似。
从上文来看，殷卜辞中确实存在着与《诗经》重章相似的情况。不仅如此，在《合集》所收录的41956片甲骨卜辞中（有的一片中含有数组相重卜辞），与《诗经》重章相似的情况还非常普遍。由于数量庞大，具体数目难以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总数远远超过《诗经》中的重章诗。
其次，除了在结构上满足重章的要求，在内容的变化上，殷卜辞也与《诗经》重章诗相似。
《诗经》之重章，有时变化人物，如《鄘风·桑中》于重复中的变化主要是孟姜、孟弋、孟庸三个人物的转换。殷卜辞重复卜辞中，变化的往往也是人物，如《合集》33274：
癸未，贞
禾于
。
癸未，贞
禾于河。
癸未，贞
禾于岳。
这组卜辞中，
、河、岳是三个不同的神灵。
《诗经》之重章，有时变换地点、方位等。如《鄘风·桑中》沬之乡、沬之北、沬之东之异，又如《郑风·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将兮”，有“俟我乎巷”“俟我乎堂”之别。殷卜辞也常常有这种变化，如前引《合集》36975，12870甲、乙卜辞均由方位的变化而形成重复，又如《合集》03947正：
戊寅卜，
，贞沚
其来。沚
不其来。
戊寅卜，
，贞雷
其来。贞
不其来。
沚
、雷
应为两个方国名。这组卜辞同时对两个方国的情况进行卜问，从而形成了重复。
从上文来看，殷卜辞中有许多类似重章的现象，但众所周知，殷卜辞是占卜的记录，源出于实用，而《诗经》之重章并非出于实用，而更偏重于艺术。那么，其与《诗经》的重章艺术是否具有可比性？殷卜辞是否有影响《诗经》重章之可能呢？
笔者认为，虽然殷卜辞是出于实用目的形成的产物，但其具有艺术效果，同时还经过整理加工，具有艺术创作的属性。
首先，实用目的带来艺术效果。李零先生曾就楚地出土的占卜类简帛指出其具有明显的公式化结构（Formuaic Structure）
，殷卜辞也具有明显的格式化结构。完整的卜辞一般由序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组成，“命辞是卜辞的主体，形式上较自由，但大体上也还都拘于格例。贞旬、贞夕、贞雨、王
、王
、王田一类的句法，都差不多。贞旬和贞夕大都用‘亡
’和‘亡畎’，王
大抵用‘亡尤’，王
和王田总用‘亡
’‘亡
’或‘亡
’”
。这种固定结构，是卜辞作为实用材料的性质决定的。作为官方文献，殷卜辞需简洁而有效率。而结构的固定，确保了占卜的过程、结果等要素能够被尽量简洁准确地记录，同时它也使得所有卜辞在理论上具有相同（近）的形式，这就为重辞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形式基础。此外，实用性决定了对占卜准确度的要求。占卜准确性必然会在占卜内容上有更复杂的要求，或通过不同贞人，或从不同方面，或就多个对象同时占卜，形成结构大体相似，而又有个别变化的多则卜辞，这些卜辞构成一组，又为重辞的形成奠定了内容基础。
其次，殷人有意识地对卜辞进行过整理加工。从大量同类卜辞，尤其是不同时间的同类卜辞以人物或事件为线索汇集到一块的情况，可以明显看出，殷卜辞是经过系统整理的。这些以贞人或者事件为依据而整理的成组卜辞，都构成重辞，而且往往具有相当大的篇幅，一块甲骨上可以容纳二三十则卜辞
。这些卜辞的整理仍然是出于实用目的，但在客观上，却形成了大量重辞文本，是《诗经》之前重辞文本的一次规模化展示。
因此，虽然殷卜辞最初是实用的产物，但在形式与内容方面都为重辞奠定了基础。
殷卜辞与《诗经》的直接联系很难确定，但从考古发现以及《诗经》的形成过程来看，其存在影响《诗经》之可能。
首先，甲骨卜辞虽以殷代为盛，但在周朝并未绝迹。北京、山西、陕西等地都曾发现周代卜辞，著名的陕西周原曾发现一万五千多片周文王时的甲骨，其中“有字卜甲一百二十七片，总计四百多字。字体接近商末甲骨文，……按其内容可分为卜祭告、卜出入、卜田猎、卜征伐、卜年成和杂类等。有的卜甲记述了周文王祭祀文武帝乙（商纣之父）之事，也有的谈到商王曾来陕西，说明灭商前周族与商王国的附属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周原甲骨中，有部分刻于商代，部分刻于周代，研究者认为“商人所刻的甲骨在当时可能是作为一种范文来参考和保存”
。这些卜辞的发现，说明殷卜辞在周朝尚有所传承。
其次，《诗经》所收诗歌有些出自贵族之手，有些则采集自民间，但经过了官方的收集、整理，以及配乐。那么重章又是在哪个环节形成的呢？顾颉刚先生曾结合他研究民歌的经验指出《诗经》中的重章诗都是配乐之后的结果
，郭沫若亦曾指出，《诗经》所收诗歌地域广阔，但却呈现了差不多的音韵，表现出统一性，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的
。音韵一律是经过乐官加工的，而重章的大量存在显然又是受到音律所制约的，也就是说《诗经》重章的形成并非自发的，而是整理后的结果，应该肯定整理配乐工作对《诗经》重章特色的形成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作为历史档案和学习资料的殷卜辞，以及作为观民风的诗歌都曾汇辑于周王朝的官府。掌管历史档案的应是史官，负责为《诗经》配乐的则是乐官，他们都能接触到这些文献。
史官与乐官虽然职分不同，但亦有相近之处。《国语·周语上》载邵公云“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献诗之时，献书的史与献曲的瞽（即乐官）并列，均为天子听政服务，故并称为“瞽史”。《周语下》载单襄公云“吾非瞽史，焉知天道”
，《楚语上》载左史倚相语“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
，《晋语四》又载《瞽史之纪》
，此皆并称，足见二者关系密切。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史官也曾参与到《诗经》的整理工作中，《孔丛子·巡守》载天子“命史采民诗谣，以观其风”
，可见史官亦曾参与到采诗观风的活动中来。魏源《诗古微》云“至太师采之以贡于天子，则以作者之词，而谕乎闻者之志，以即事之咏，而推其致此之由，则一时赏罚黜陟兴焉。国史编之以备矇诵、教国子，则以讽此人之诗，存为讽人人之诗，又存为处此境而咏己、咏人之法，而百世劝惩观感兴焉”
，更认为《诗经》之编订亦有国史的功劳。魏源的说法或嫌主观，但从史官与乐官的密切关系来看，史官参与到《诗经》的收集、整理，甚至是为了配乐而改写编订的活动中去，应不无可能。即使史官没有直接参与，也可能对乐官产生影响，以其对所掌管的卜辞资料的熟悉，殷卜辞对《诗经》的重章产生影响，或许就潜移默化地发生了。
“重辞”现象在殷卜辞中已然出现，在《诗经》中固化形成“重章”，此后又在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中续有发展。
如《战国策·秦二·齐助楚攻秦》：
弊邑之王所说甚者，无大大王；唯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
弊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先齐王；唯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大齐王。
又如《国语·周语·十五年，有神降于莘》：
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耹隧。
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
周之兴也，
鸣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鄗。
此外《左传》等历史散文中也零星存在，但由于历史散文以叙事为务，文辞讲究较少，这种现象并不普遍。
与之相较，在诸子散文中，重辞现象更为普遍，限于篇幅，不一一罗列，仅就重要著作中的相关情况举例列表如下：
表1 先秦诸子散文“重辞”举要
从上表可以看到重辞在主要诸子著作中的分布情况，实际上，重辞在先秦诸子散文中还有更广泛的存在。如《鹖冠子·能天》：
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
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
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
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
又如《文子·道原》：
音之数不过五，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
味之数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
色之数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
重辞在先秦散文中的大量存在，可以视作对《诗经》重章的发展。众所周知，《诗经》被先秦士人视为经典，引《诗》赋《诗》成为时代风潮。
据学者统计，先秦历史散文中《左传》引《诗》最多，共计266处，除逸诗外涉及篇目116篇；《国语》引《诗》37处，除逸诗外涉及诗篇28篇；《战国策》引《诗》相对较少，共计9处，除逸诗外涉及诗篇4篇。诸子散文中，《论语》引诗共19处，涉及诗篇6篇；《孟子》引诗27处，涉及诗篇31篇；《荀子》引诗更多，在全书32篇中，有27篇引《诗》，共计83处，涉及诗篇47篇；《墨子》引《诗》11处，涉及诗篇7篇；《韩非子》引《诗》5处，涉及篇目3篇；《吕氏春秋》引《诗》16处，涉及诗篇12篇
。广泛地引《诗》赋《诗》，反映了《诗经》的经典地位。以先秦士人对《诗经》的熟悉程度，难免会受其文风的影响。
除了引《诗》，先秦散文中还涉及不少论《诗》、解《诗》、以《诗》为证的内容。《论语》就多次记载了孔子论《诗》的内容，他甚至提出“不学《诗》，无以言”。受孔子的影响，《诗经》的言说方式是否会成为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所重点关注的对象？重章作为《诗经》的一个突出特点，必然会被注意到，又是否会成为他们的学习对象呢？
前文梳理总结了从殷卜辞到先秦散文中，重辞现象发展的历程。总体上看，其发展过程符合文学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其背后又有多重因素在推动。
在提出重辞概念之后，我们便可以在统一的视野下来探讨其发展的趋向与规律。
首先，单组重辞篇幅渐大。殷卜辞中每组重辞的各条卜辞，篇幅短小，内容简单，其中构成重辞的各条卜辞，基本上就是一个简单的句子，故可谓之为“重句”。《诗经》中每组重辞的各部分，内容相对丰富，篇幅也加长，其中构成重辞的已经不是简单的一句，而是由多句组成的章，故而前人已命之为“重章”。先秦散文中每组重辞的构成单位，有的与《诗经》类似，由多句组合构成，但在篇幅上往往大很多。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有更大单元的重辞。如《墨子·尚同上》：
里长者，里之仁人也。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则乡何说以乱哉？察乡之所治者，何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
乡长者，乡之仁人也。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国君。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则国何说以乱哉？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
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
这里的三段之间，除了里长、乡长、国君等个别词的变换，其内容基本一致，结构基本相同，显然符合重辞的要求，而其构成重辞的单位，已经不是章，而是段。
由重句到重章再到重段，无疑显示了单组重辞篇幅渐大的发展趋向。从殷商到战国，文学艺术不断演进，篇幅扩大是创作能力提高的外在表现。
其次，内容上重复的程度渐低。殷卜辞中存在着完全一样的重复现象，如《合集》27456：
庚戌卜，何，贞翌辛亥其又毓妣辛飨。
庚戌卜，何，贞翌辛亥其又毓妣辛飨。
这两则卜辞，结构、内容完全一致，应是同一占卜活动同时进行了多次，它们都被记录下来，构成了重辞。这种重辞，各部分完全一样，可以说是程度最高的重辞。
此外，殷卜辞中还存在二层、三层等多层次重辞的现象，如《合集》00150正：
雝刍于苋。雝刍勿于苋。
贞雝刍于
。雝刍勿于
。
再如《合集》14395正：
于东。勿
于东。
贞
于西北。勿
于西［北］。
贞
于南。勿
于南。
这两组卜辞，第一组的前两句（“雝刍于苋。雝刍勿于苋”）与后两句（“贞雝刍于
。雝刍勿于
”）构成重辞，而前两句内部（“雝刍于苋”//“雝刍勿于苋”）与后两句内部（“贞雝刍于
”//“雝刍勿于
”）也各自构成重辞；第二组的三个大句（“
于东。勿
于东”//“贞
于西北。勿
于西［北］”//“贞
于南。勿
于南”）相互之间构成重辞，同时每个大句内部（“
于东”//“勿
于东、贞
于西北”//“勿
于西［北］、贞
于南”//“勿
于南”）亦构成重辞。
这种完全重复或多层次重复现象在《诗经》和先秦散文中比较罕见，反映了内容上重复的程度逐渐降低。
再次，总体上重复的规模渐小。在《合集》所收卜辞中，重辞现象可谓随处可见。在四万余甲骨卜辞中，重辞即使不能过万，最少也有数千（一块甲骨上可含多组重辞），远远超过《诗经》与诸子散文中重辞的总和。在《诗经》中，重辞亦相当普遍，包含重辞的诗篇，约占全书的一半左右，这一比例又要高于先秦散文。
随着词汇越来越丰富，创作技巧越来越成熟，表达手段越来越多样，文学创作求新求变，重复的内容逐渐减少，重辞也就渐渐由普遍现象，转为个别现象。从这个角度上说，重辞总体规模的减小也符合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重辞最早可追溯自殷卜辞，而殷卜辞又是出于实用目的而产生的，其中内容有关联的卜辞被汇总在一起，形成重辞，也是为了记录档案或总结经验，同样是出于实用目的。
虽然如此，但在殷卜辞中重辞的形成也暗含着情感因素。卜辞中的“重辞”常常是从多个方面，或者向多个神灵，或者由多个贞人卜问同一事情而造成。如问“雨”，常常不止于得到“下”或者“不下”的简单结果，而是兼及东、西、南、北各个方面；有时还同时向河、岳等自然神以及诸祖先卜问。这显示了殷人在情感上对所占卜之事的审慎、重视态度。卜辞中的“重辞”，还存在纯粹的反复，这些纯粹的反复表明殷人在短时间内对这同一件事反复进行了完全一样的贞卜活动。这或许是对第一次的占卜结果心存怀疑，因此需要再次占卜以求验证，由此透露出他们小心翼翼的态度。更或者是由于第一次的占卜结果不甚符合人愿。倘若如此，这些卜辞就反映了殷人在卜问此事时内心是有所期待的，他们希望占卜的结果能够合乎自己的内心期待，而当占卜结果并不如意时，他们迫不及待地又进行了一次，这又可以透露出他们面对占卜结果时内心的焦虑，以及希望改变的心情。因此，卜辞中部分重辞的形成，实际也蕴含着情感的暗涌。
情感因素对重辞发生作用，更明显地体现在《诗经》中。正如《诗大序》所指出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
，诗歌本身就是情感抒发的产物，故其外在形式深受内在情感的制约。钱钟书先生曾将《诗经》重章概括为“重章之循序渐进者”和“重章之易词申意者”两类
。“重章之循序渐进者”如《王风·采葛》，重章中变化的“三月”“三秋”“三岁”表面上是时间的不断拉长，深层次里也是情感的不断加深。“重章之易词申意者”如《召南·摽有梅》，重章中变化的“其实七兮”“其实三兮”“顷筐塈之”写出了梅子成熟之后迅速凋落的场景，而“迨其吉兮”“迨其今兮”“迨其谓之”则形象地表现了女子逐渐焦虑的内心。
《诗经》重辞的形成，不仅是抒情的结果，而且还与其配乐演唱的存在形式有关。固定的四言结构，大量重复的歌词，不仅可以方便配乐，也更便于歌唱。在歌舞升腾的热闹场合，频繁变换的歌词很难引起听众的注意。相反，一遍一遍重复的歌唱，更能唤起听众共鸣，达到更好的感染效果。因此，配乐演唱是《诗经》重辞的又一大形成原因。
先秦散文中的重辞一方面受到《诗经》的影响，另一方面则由说理的必要性造成。这在诸子散文中表现明显，史传散文中的重辞，也大多出现在人物的话语中，或为谏语，或为说辞。这些谏语或者说辞与诸子散文具有相似性，即都是为了说服别人而作，其目的也在于说理。
说理，尤其是论辩会导致重辞的发生。首先，理论的阐述，尤其是概念的说明，本身有重复的必要。这在《老子》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如第一章：
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
第五十七章：
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
又如《论语·泰伯》：
恭而无礼则劳，
慎而无礼则葸，
勇而无礼则乱，
直而无礼则绞。
无、有、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等是老子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恭、慎、勇、直等则是儒家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这些概念，在论述中常需同时提及，对照论述，导致了重辞的形成。
其次，说理论辩时，又常常需要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展开，以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说明。如《墨子·尚贤上》：
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
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亲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
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近，然则我不可不为义。”
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
从不同人的反应，阐述如果国君下令“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将会产生的效果。
再次，重复的句式结构、相近的内容还会带来充沛的气势，可以增强说服力。如《庄子·骈拇》：
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
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
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
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
这一通论述之中，通过重辞对世俗所谓臧、聪、明提出否定，并进而提出自己所要表达的臧、聪、明，气势磅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磅礴的气势是由固定的句式结构带来的，而内容上多重复，只在关键词上发生变化，又使庄子要表达的观点更加明确，更加突出。
要之，重辞的发展，既有实用之目的，又有情感抒发、配乐演唱之需要，还能促进说理论辩，可谓用途广泛。这也就无怪乎其在先秦诗文中广泛存在，蓬勃发展了。
一种事物常常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才能达到比较成熟的形态。唐兰先生曾指出：
只要稍具一些进化观念的人，一定相信周初许多长篇文章，尤其是只有一个论点而讲了七百来字的《无逸》，绝不会突然地产生。整整齐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周易》繇辞，也不是文学刚在萌芽时代所能有的。如上面所说，商代有很高的文化，很多的文字，和很完备的记载，那末，一定也有很优美的文学。周初的文学家，受过商代文学的影响，是无疑的。
这是就《周易》和《尚书》而论，同样的，《诗经》中如此众多成熟的重章诗，它们会凭空产生吗？答案也应是不会。
总体上看，殷卜辞是早于《诗经》的，在殷卜辞中已经存在着大量的重辞现象。“周因于殷礼”，周曾作为商的附属国，又继商而兴，继承了商的许多文化因素，占卜文化也是其中之一。殷卜辞中显而易见的重辞，理应会被周人注意到。先秦诸子对《诗经》等经典非常熟稔，他们以《诗经》来教学、应对，主张“不学《诗》，无以言”，在长期涵咏中，受到《诗经》艺术的熏陶和影响，是以诸子散文中的重辞很可能又受到《诗经》的影响。
长期以来，重章被视为《诗经》特有的艺术，但其源其流却很少受到学界关注。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方知此种艺术在先秦诗文中长期存在，蓬勃发展，这有助于全面了解此种艺术的发展规律，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诗经》。
（作者简介：叶庆兵，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发表过论文《从图像到文本：〈楚辞·天问〉的文本生成及其特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