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國文學史上，一般都是在論及李商隱時提到令狐楚，至於令狐楚本人的文學成就則極少涉及。但在唐憲宗元和至文宗大和時的二三十年間，令狐楚在官場、文壇都可領風騷。他‘一生雙得’的佳績，曾使著名文學家劉禹錫、白居易都感佩不已。劉禹錫《同樂天送令狐相公赴東都留守》詩曰：

尚書劍履出明光，居守旌旗赴洛陽。世上功名兼將相，人間聲價是文章。衙門曉闢分天仗，賓幕初開辟省郎。從發坡頭向東望，春風處處有甘棠。

白居易《宣武令狐相公以詩寄贈傳播吴中聊用短章用伸酬謝》亦云：

新詩傳咏忽紛紛，楚老吴娃耳遍聞。盡解呼爲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將軍。辭人命薄多無位，戰將功高少有文。謝朓篇章韓信鉞，一生雙得不如君。

兩詩都如實地反映了令狐楚在當時文壇、官場的影響和地位。

一

令狐楚，字慤士，祖籍燉煌（今屬甘肅省），家居太原。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七六八），卒於唐文宗開成二年（八三七），享年七十。貞元七年（七九一）進士登第。桂管觀察使王拱辟爲從事，因父官并州，滿歲謝歸。李説、鄭儋、嚴綬相繼鎮太原，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表狀多出其手。入朝爲監察御史、右拾遺、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丁母憂去官，服闋，以刑部員外郎徵，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又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轉河陽節度使。元和十四年（八一九）七月，自朝議郎授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憲宗崩，爲山陵使，坐親友隱官錢，出爲宣歙觀察使，再貶衡州刺史。量移郢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部。改河南尹。爲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大和二年（八二八）徵爲户部尚書。又爲東都留守，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大和六年（八三二）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大和九年（八三五）兼太常卿，守尚書左僕射，封彭陽郡開國公。‘甘露事變’後，以本官領鹽鐵轉運等使。開成元年（八三六）任檢校左僕射、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卒於鎮。册贈司空，謚曰文。兩《唐書》皆有傳。

令狐氏在唐代并非望族，令狐楚可引以爲榮的同宗唯有唐太宗時爲弘文館學士的令狐德棻，然也不是直系。令狐楚只有走讀書求仕的道路。楚‘生五歲，能爲辭章’（《新唐書·令狐楚傳》），後由鄉貢赴京應進士試。貞元七年，杜黄裳知貢舉，訪尹樞，問場中名士，樞即言子弟崔元略，孤寒有林藻、令狐楚數人，令狐楚被擢居甲科（見《玉泉子》），時年二十四歲。出身孤寒的令狐楚能一舉及第，當然與杜黄裳的賞識分不開，但更主要的是靠他文才的出類拔萃。甫一及第，‘識於童稚’的桂管觀察使王拱即表授令狐楚校書郎，聘其爲幕府從事，令狐楚從此邁出了踏入仕途的第一步。楊巨源《别鶴詞送令狐校書之桂府》即以‘高程’爲喻，期之‘含情九霄際，顧侣五雲前’。可以説，後來的令狐楚没有辜負這個預言。

令狐楚很重孝道，他的父親在太原爲官，因感王拱厚意，禀命而赴桂州，‘不預宴游，乞歸奉養，即還太原’（《舊唐書·令狐楚傳》）。先後任河東節度使的李説、鄭儋、嚴綬皆高其才行，辟爲從事。這樣，令狐楚既可爲官，又不誤奉養父母，是再好不過的了。李説、嚴綬都是依附宦官而得勢的，特别是嚴綬，一切唯宦官鼻息是仰，白居易《論太原事狀》曾激言指斥：‘右，嚴綬、（李）輔光太原事迹，其間不可，遠近具知……其嚴綬早須與替，不可更遲，緣與輔光久相交結，軍中補署職掌，比來盡由輔光……’（《白居易集》卷五八）《舊唐書·裴垍傳》亦云：‘嚴綬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監軍李輔光，綬但拱手而已。’令狐楚周旋於這些人之中，也是很不容易的。《舊唐書·令狐楚傳》載：‘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嘩，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此遺表今已不存，但可推測其主要内容不外乎推薦行軍司馬嚴綬繼任河東節度使，雖然爲唐代慣例，但也反映了令狐楚隨機應變的能力。孫梅《四六叢話》卷一〇説：‘令狐文公於白刃之下，立草遺表，讀示三軍，無不感泣，遂安一軍。與宣公（陸贄）草興元赦書，山東將士讀之流涕，同一手筆。’却未免有些評價過高。

‘永貞革新’時，在逼迫順宗内禪、擁立憲宗登極的鬥争中，嚴綬是出了大力的方鎮之一。當時嚴綬的表狀不斷地發至朝廷，向唐順宗及革新派施加壓力。這些表狀出自令狐楚之手者計有：《爲鄭尚書賀册皇太子狀》《賀册太子赦表》《賀皇太子知軍國表》《賀皇太子知軍國箋》《代鄭尚書賀登極表》《代鄭尚書賀册太后禮畢赦表》《賀順宗謚議表》《奉慰過山陵表》《賀南郊表》（文中諸‘鄭尚書’皆爲‘嚴尚書’之誤）；還有爲李輔光所作的《爲監軍賀赦表》。這是否説明令狐楚就是‘永貞革新’的反對派呢？這個問題恐怕不能輕易下結論。史書中没有留下令狐楚對於‘永貞革新’態度的直接記述。劉禹錫《彭陽唱和集後引》中有這樣一段話：‘貞元中，予爲御史，彭陽公從事於太原，以文章相往來有日矣。’可見在‘永貞革新’之際令狐楚與劉禹錫已結下深厚的友誼。當時劉禹錫是王伾、王叔文集團中的重要成員，如果令狐楚的政見與他們是敵對的，劉禹錫怎麽可能會與他結交呢？這倒至少可以説明，令狐楚是‘永貞革新’的同情者，與白居易的立場是一致的。當時令狐楚身爲幕府從事，掌箋奏是他的職責，幕主之命不可不從，代嚴綬所作的表狀只能説是受命而已，不足以證明令狐楚的政治立場。

令狐楚於元和四年入朝，《新唐書》本傳説是‘憲宗聞其名，徵拜右拾遺’。此後官職穩步升遷，這使令狐楚深深感戴憲宗皇帝的知遇之恩。李商隱《代彭陽公遺表》中説：‘憲宗皇帝以臣行多餘力，忠絶它腸，進無所因，静以有立，過蒙顧問，深降褒稱，乃於同列之中，獨許非常之拜。’及至憲宗崩後，其所撰《憲宗皇帝哀册文》抒發内心之悲，寫得聲情並茂，傳布一時。

元和十二年二月，職方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賜緋魚袋令狐楚充承旨學士，獨承密命。唐代翰林學士一職極其重要，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任免三公宰相、命將等重要詔令，皆出於斯。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四論翰林學士云：‘於是進退人才，機務樞密，人主皆必與議，中書門下之權，爲其所奪，當時謂之内相，見《新唐書·百官志》及范祖禹《唐鑒》、陳埴《木鍾集》。’承旨學士出身者絶大多數都可做到宰相，元稹《承旨學士院記》云：‘用是十七人之間，由鄭（絪）至杜（元穎），十一人而九參大政。’（《翰苑群書》）即謂此。這對於令狐楚一生的仕途來説是跨上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台階。但却在征討淮西之際引起了裴度的猜疑。《舊唐書·令狐楚傳》載其事云：‘楚草度淮西招撫使制，不合度旨，度請改制内三數句語。憲宗方責度用兵，乃罷（李）逢吉相任，亦罷楚内職，守中書舍人。’《册府元龜》卷五五三記載較詳，云：‘（元和）十二年七月丙辰，以中書舍人、平章事裴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彰義軍節度使、申光蔡等州觀察、淮西宣慰處置等使。其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令狐楚所草也。度以是行兼招撫，請改其辭中“未翦其類”爲“未革其志”；又以韓弘爲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爲“近輟樞軸”，又改“煩我台席”爲“授以成算”。憲宗皆從之，乃罷楚學士。’

此事完全可以説是裴度的吹毛求疵，藉故整人。《資治通鑑》卷二四〇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八月）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這裏道出了事情的真相，乃是裴度害怕李逢吉、令狐楚‘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既然是‘恐’，就不能説是事實。令狐楚與李逢吉交誼頗深，令狐楚由太原赴京應試時，李逢吉作詩《送令狐秀才赴舉》爲其送行，可見二人年輕時在太原就已成爲好友。令狐楚入爲京職後，李逢吉亦在長安，二人詩酒唱和甚密，從這一點來説，裴度的擔心是有道理的。當時反對淮西用兵的人甚多，有宰相韋貫之，刑部尚書權德輿，翰林學士錢徽、蕭俛，右拾遺獨孤朗，吏部侍郎韋覬，考功員外郎韋處厚等（參見《資治通鑑》卷二三九、二四〇）。當時身居宰相之職的李逢吉也是‘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獨裴度力主征討，唐憲宗支持裴度，故反對用兵者皆先後被罷去。在這場鬥争中令狐楚其實没有表示什麽意見，與李逢吉私交好并不能説明二人的政治見解完全相同，這一點唐憲宗心裏也明白，只不過爲了表示支援裴度，解除其後顧之憂，纔罷免了令狐楚的學士之職。後來元稹在《貶令狐楚衡州刺史制》中説：‘密隳討伐之謀，潜附奸邪之黨’，恐帶有個人泄憤的性質。

然唐憲宗對令狐楚恩顧未衰，元和十四年七月，召楚入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禹錫《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即云：‘又七月，急召抵京師，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然後知上心倚以爲相，非一朝也。’李商隱《代彭陽公遺表》亦云：‘憲皇帝求輔相，既記姓名，果遣急徵，仍加大用。’關於這次拜相，史書却云因皇甫鎛的汲引。《舊唐書·令狐楚傳》：‘十四年四月，裴度出鎮太原。七月，皇甫鎛薦楚入朝，自朝議郎授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鎛同處台衡，深承顧待。’《新唐書》本傳同。《資治通鑑》卷二四一亦云：‘（七月）丁酉，以河陽節度使令狐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爲相。’在此事上皇甫鎛的確替令狐楚説了好話，但只能説明他善於察顔觀色，迎合皇帝的心意。皇帝既然有意用令狐楚爲相，何不做個順水人情？《舊唐書·皇甫鎛傳》：‘裴度用兵伐叛之功，鎛心嫉之，與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勢擠度出鎮太原。’這段記載尤不符合史實。皇甫鎛爲相時李逢吉早已罷相出朝；裴度出鎮太原在元和十四年四月，令狐楚入相是在此年七月，何來三人合力排擠裴度之事？

史書中對李逢吉、皇甫鎛二人都頗多貶抑，如《舊唐書·李逢吉傳》云：‘逢吉天與奸回，妒賢傷善。’《皇甫鎛傳》則云：‘鎛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斂媚上，刻削希恩。’這二人一個是令狐楚多年的朋友，一個是他的同年，這自然也影響了令狐楚的名聲。其實有交情并不説明一定就‘臭味相投’。令狐楚與李逢吉、皇甫鎛都不是一路人，他既没有與李逢吉結成朋黨，也與皇甫鎛的施政方略根本不同，只能説明令狐楚的名望爲他們所連累。就事觀事，裴度出朝，令狐楚入朝，這一行動本身已將楚置於裴度的對立面，令狐楚恐怕是‘跳進黄河也洗不清’了。所以穆宗一即位，皇甫鎛遭貶，令狐楚得罪，這一後果就在所難免了。

關於令狐楚遭貶，《舊唐書》本傳記載事件的經過説：‘其年（元和十五年）六月，山陵畢，會有告楚親吏贜污事發，出爲宣歙觀察使。楚充奉山陵時，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翬、翰林陰陽官等同隱官錢，不給工徒價錢，移爲羡餘十五萬貫上獻，怨訴盈路。正牧等下獄伏罪，皆誅。楚再貶衡州刺史。’《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七月：‘楚爲山陵使，縱使于翬刻下，不給工徒價錢，積留錢十萬貫爲羡餘以獻，故及於貶。’依舊傳看，親吏隱没官錢（即克扣工餉）、移爲羡餘上獻之事令狐楚并不知情，是其下屬瞞着他幹的；就舊紀看，這一切是令狐楚‘縱使’的。這件事的真相看來是無法判斷清楚了，倒是劉禹錫《令狐公集紀》説得好：‘恩顧一異，媒孽隨生。’這纔是被貶的根本原因。新皇帝一登基，自然要更换一批舊臣，還要展現出一些新氣象。首先遭殃的就是皇甫鎛，令狐楚緊隨其後，接下來輪到的是蕭俛，段文昌、崔植、杜元穎、王播、元稹先後爲相，算是完成了一次朝廷官員的更替，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假若穆宗皇帝真要重用裴度，何以也僅給他一個‘守司空’的空名號？若穆宗真要厲行清廉，减輕民衆負擔，何以與皇甫鎛一樣苛薄聚斂、大修貢奉的王播得以爲相？可見，令狐楚被貶出朝廷，只是新天子即位後例行的新舊交替的公事，‘移爲羡餘十五萬貫上獻’云云，僅是藉口而已。

再看令狐楚與元稹之間的一段公案。《舊唐書·令狐楚傳》：‘時元稹初得幸，爲學士，素惡楚與鎛膠固希寵。稹草楚衡州制，略曰：“……密隳討伐之謀，潜附奸邪之黨，因緣得地，進取多門，遂忝台階，實妨賢路。”楚深恨稹。’在此之前，令狐楚是很看重元稹的。《舊唐書·元稹傳》：‘爲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辭學，謂稹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恨不多，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稹因獻其文，自叙曰……楚深稱賞，以爲今代之鮑、謝也。’二人結怨之緣由，《册府元龜》卷九二〇記令狐楚與元稹矛盾的來龍去脉最爲詳盡，云：‘令狐楚以宰相爲憲宗山陵使，以其下隱没官錢，罷爲宣州觀察使，又貶爲衡州刺史。先是，元稹爲山陵使判官，稹以他事求知制誥，事欲就，求楚薦之，以掩其迹。楚不應。稹既得志，深憾焉。楚之再出，稹頗有力。復於詔中發楚在翰林及河陽舊事以詆訾之。’看來令狐楚對於元稹走宦官門路求爲知制誥頗爲不滿，所以没有答應元稹的請求，使得元稹對令狐楚懷恨在心，故在楚下屬隱没官錢之事上添油加醋，大作文章。二人的矛盾没有什麽是非曲直可言。

令狐楚與元稹有隙，已如上述。其與李紳亦不睦。《新唐書·令狐楚傳》：‘會逢吉復相，力起楚，以李紳在翰林沮之，不克。敬宗立，逐出紳，即拜楚爲河南尹。’此事雖曰主要反映了李逢吉與李紳的矛盾，但令狐楚與李紳的關係也可想而知。因元稹、李紳皆爲李黨集團中的重要人物，遂將令狐楚劃入牛黨之中。牛李黨争起因於穆宗長慶元年之科考事件，但其白熱化則是在文宗朝，以至文宗皇帝有‘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之嘆（見《資治通鑑》卷二四五唐文宗大和八年）。文宗朝，令狐楚累年外任，無任何與李宗閔、牛僧孺有聯繫之記載，已完全從黨争中超脱出來。將令狐楚看作牛黨中人，實爲無根之論。再者，令狐楚視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等皆爲後進，豈屑於同他們糾纏不已？論情論理，亦不可信。

在李德裕與李宗閔、牛僧孺的黨争最爲激烈之時，令狐楚基本上遠離政治鬥争的中心，發生於大和九年的‘甘露事變’，纔將他再次推到政治鬥争的風口浪尖。《新唐書·令狐楚傳》：‘會李訓亂，將相皆繫神策軍。文宗夜召楚與鄭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則大臣雜治，内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頷之。既草詔，以王涯、賈餗冤，指其罪不切，仇士良等怨之。始，帝許相楚，乃不果，更用李石，而以楚爲鹽鐵轉運使。……開成元年上巳，賜群臣宴曲江。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怨沴感結，稱疾不出。’《資治通鑑》卷二四五唐文宗大和九年叙此事件經過：‘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召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决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王涯、賈餗反事浮泛，仇士良等不悦，由是不得爲相。’令狐楚對於‘甘露事變’的立場再清楚不過，只不過懾於宦官的淫威，不敢明白表示自己的態度，但却通過自己的行爲表明了對宦官專横跋扈、濫殺無辜的不滿。其臨終前，上給文宗皇帝的《遺疏》中尚言：‘然自前年夏秋以來，貶譴者至多，誅戮者不少。伏望普加鴻造，稍霽皇威，殁者昭洗以雲雷，存者霑濡以雨露，自然五稼嘉熟，兆人樂康。’希望爲在‘甘露事變’之中冤死者昭雪。令狐楚對宦官專權一直不滿，如劉蕡在大和二年對策中憤然指斥宦官的惡行，爲考官所不敢取，令狐楚在興元，‘辟爲從事，待如師友’（《舊唐書·文苑傳下·劉蕡》），皆可説明他對閹人弄權的痛恨。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九論及‘甘露事變’中的令狐楚時説：‘嗚呼！觀望腐夫閹人，而誣置人於死地，楚忍爲是乎？’實在是他誤讀了《資治通鑑》中唐文宗語‘誠如此，罪不容誅’以爲令狐楚語，所論自然也就是無的放矢了。

令狐楚長年擔任地方軍政長官，連爲方鎮，治績卓著。《舊唐書》本傳云：‘楚長於撫理。前鎮河陽代烏重胤，（重胤）移鎮滄州，以河陽軍三千人爲牙卒，卒咸不願從，中路叛歸，又不敢歸州，聚於境上。楚初赴任，聞之，乃疾驅赴懷州，潰卒亦至，楚單騎喻之，咸令橐弓解甲，用爲前驅，卒不敢亂。及莅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爲治，去其太甚，軍民咸悦，翕然從化，後竟爲善地。’爲天平軍節度使時，‘屬歲旱儉，人至相食，楚均富贍貧，而無流亡者’。鎮太原，‘楚久在并州，練其風俗，因人所利而利之，雖屬歲旱，人無轉徙’。劉禹錫《客有話汴州新政書事寄令狐相公》詩曰：‘天下咽喉今大寧，軍城喜氣徹青冥。庭前劍戟朝迎日，筆底文章夜應星。三省壁中題姓字，萬人頭上見儀形。汴州忽復承平事，正月看燈户不扃。’當是不虚之言。大要唐自安史亂後，方鎮跋扈，戰亂頻仍，唐憲宗征伐四方，雖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但也使得國庫空虚，民生凋敝。《資治通鑑》卷二四二唐穆宗長慶二年：‘初，上在東宫，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從求姑息。’憲宗與穆宗之孰得孰失姑且不論，綏撫政策對於治國之道來説却也是不可或缺的。令狐楚治理地方，以仁政爲本，以撫理爲主，這對當時，生産荒弊、生民困苦的現實來説，當是一種高明的施政方略，從而取得了安定人心、發展生産的實際效果。令狐楚雖然以文名世，自稱‘代業儒素，心游文史’（《讓中書侍郎表》），但絶不是只會空談的書生，其於行政方面的實際才幹，恐怕是在同時代許多人之上的。《新唐書·賈耽杜佑令狐楚傳贊》曰：‘耽、佑、楚皆惇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珉中而玉表歟？’對令狐楚來説，恐非確評。

二

令狐楚的文學成就，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駢文，二是詩歌。以下分别論述之。

洪邁《容齋三筆》卷八‘四六名對’條説：‘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册，下而搢紳之間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風味不厭，乃爲得體。’令狐楚現存之駢體文以表狀居多，其中絶大多數又是其爲四府（王拱、李説、鄭儋、嚴綬）從事時所作。《唐六典》卷九：‘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書，二曰制書，三曰慰勞制書，四曰發日敕，五曰敕旨，六曰論事敕書，七曰敕牒。’又卷八：‘凡下之通於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彈，三曰露布，四曰議，五曰表，六曰狀。’又曰：‘章表制度，自漢以後，多相因循，隋令有奏抄、奏彈等，唐因之，其駁、議、表、狀等，至今常行。’這些都屬於政府公文，通常使用駢體，即使在古文運動之後依然如此。然表、狀亦稍有别，漢魏諸家大抵言奏而不言狀，唐代與表并用，表首皆云‘臣某言’，而狀之前先標明所言之事件，故狀首用‘右’字。如《代李僕射謝子恩賜第四狀》：

右，臣得進奏院狀報，前月二十九日，中使某至，奉宣進旨，賜臣男公敏歲料、羊酒、麵等。臣自領北藩，於今五稔，曾無明略，以奉大猷。孤直愚忠，未足報陛下萬分之一。男公敏伏緣醫療，勒赴京都，尚未平除，爰逢歲節。豈意翩蜎微物，飛舞於東風；靃靡輕生，霑濡於春雨。降少牢而頒賜，迂中使以宣傳，麵起玉塵，酒含瓊液。鼷鼠飲河之腹，聞以滿盈；老牛舐犢之心，喜無終極。深恩似海，弘覆如天。寧惟感激一門，實亦光明九族。何階報答，終日慚惶。空將許國之身，誓竭在邊之力。所守有限，不獲陳謝。無任感恩抃躍之至。

高步瀛《唐宋文舉要》乙編卷二就選了此篇，并評曰：‘隸事生動，猶得子山（庾信）遺意。’又如《進異馬駒表》：

臣某言：得當道征馬使穆林狀稱：忻州定襄縣王進封村界，去五月十二日夜，孳化馬群内異駒一匹，白騧文馬，畫圖送到者。臣謹差虞候辛峻專往考驗，并母取到太原府，而毛色變换與青騧色，駝頭跌額，紅鼻肉駿，尾上茸毛，額帶星及旋，肋骨左右各十八枝，四蹄青，兩眼黑。續得穆林狀稱：當生之夜，群馬皆嘶。靈質炳然，休徵備矣。中謝。臣聞馬之精也，自天而降；馬之功也，行地無疆。是以武藉其威，文榮其德。謹按《馬經》云：‘肋數十六者行千里。’伏惟陛下握負圖之瑞，總服皂之靈，異物殊祥，蔚然叢集。臣觀前件駒靈表挺特，雄姿逸異，頸昂昂而鳳顧，尾宛宛以虬蟠，信坤元之利貞，誠太乙之元貺。自將到府，便麗於宫。每飲以清池，牧於芳草，則彌日翹立，驅之不前。及長風時來，微雨新霽，輒驤首奔騁，追之莫及。臣某恒親省視，專遣柔馴。倘駿骨峰生，奇毛日就，獲登華厩，既備屬車，遠齊飛兔之名，上奉應龍之馭。天下大慶，微臣至願。見今養飼，至秋中即專進獻。伏惟陛下兼愛好奇，想其風彩，今謹圖畫隨表上進。伏乞聖恩宣付史館，俾此丕烈，垂於無窮。臣無任戰越之至。

王志堅《四六法海》卷三評此文説：‘詩文中形容良馬不乏，若生馬駒，則未有如此篇之得情得景也。’

令狐楚之表狀，其特點大略有四：一曰對仗精工，二曰用典貼切，三曰音韻諧美，四曰長短變化。此特點於上述兩篇中皆體現得很明顯，不具論。《舊唐書·令狐楚傳》云：‘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爲，頗稱之。’如晏殊《類表》卷二一所收令狐楚《送碑本》兩段文字：‘夏屋崇高，固當容其艱拙；秦臺照燭，何所竄其嗤鄙。’‘伯喈縱見，肯題外孫之虀臼；士衡如聞，當覆季弟之酒甕。雖磨鉛雕朽，已竭其精誠；而揆日窺天，難窮於高遠。’（轉引自陳尚君《全唐文又再補》卷五），‘伯喈’‘士衡’爲事典，‘揆日’‘磨鉛’爲語典，上述對仗、用典、音韻的特點便非常明顯。《遺疏》云：‘以祖以父，皆蒙褒贈；有弟有子，並列班行。’對仗也極其工穩。令狐楚的確才思敏捷，趙璘《因話録》卷三載：‘相國令狐公楚自河陽徵入，至閿鄉，暴風，有裨將飼官馬在逆旅，屋毁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裨將當還，緣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爲押。公援筆判曰：“厩焚魯國，先師唯恐傷人；屋倒閿鄉，常侍豈宜問馬？”’《論語·鄉黨》：‘厩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令狐楚將此則語典信手拈來，融化到自己的判中，可謂精當貼切。魏義通若通文史，也會拍案叫絶的。

吴訥《文章辯體·表》類序中引真西山（德秀）云：‘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爲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纖巧，鋪叙忌繁冗。’令狐楚的謝表也堪稱簡潔精緻，而且充滿感情。如其《河陽節度使謝上表》：‘頃者叨居近密，親事聖明，選擢皆出於宸衷，遭逢偶協於昌運。進每憂國，退常樂天。曾不知操舟者忌臣及津，執轡者畏臣先路。雖皎皎下燭，鑒一心之無暇；而營營謗興，扇十手以相指。’《衡州刺史謝上表》：‘臣素以凡品，謬登高位，雖滿盈是戒，每刻肺腑；而怨讟所歸，難防頰舌。屬奉陵無狀，選吏不精，多偷見緡，連斃枯木。擢臣之髮，豈可贖罪；粉臣之骨，不可勝刑。’便是典型之作。大抵各表狀皆有一定的格式，洪邁《容齋四筆》卷一四‘劉夢得謝上表’條云：‘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後入詞。’周密《齊東野語》卷一四亦云：‘今臣僚上表，所稱惟誠惶誠恐，及誠歡誠喜、頓首稽首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來，其體如此。蓋臣某以下，亦略叙數語，便入此句，然後敷陳其詳。’此類文字就某種意義上説也是一種例行公事，其形成一定的寫法，自不足怪。所以這類文字見得多了，便有連篇累牘、不過如此的感覺。令狐楚所存表狀大多爲代人所作，其所自作者存留較少。值得注意的是，元稹、李商隱的文集中皆有代令狐楚所作的各種表狀，以令狐楚文筆而言，完全不必請人代作，抑或這些帶有形式主義的東西作得多了連自己也感到厭倦邪？

制誥文也是例用駢體。歐陽修説：‘制誥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内制集序》）令狐楚當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按説這類文字也是不少的，可是完整流傳下來的唯有一篇《授裴度彰義軍節度使制》，大概還是得益於這篇制誥所引起的争議吧。另外一篇《授狄兼漠拾遺制》是殘篇，其他却全部散佚了。

唐代貞元之際，韓愈等倡導古文運動，且取得巨大成就，駢體文從許多領域中退了出來。但在政府公文、科舉考試之中，仍然通行駢體文。所以文士們爲了科考、從政或交際的需要，也必須學習寫作駢體文。然因大勢所趨，駢體文也相應發生了一些變化。陸贄的駢文切於實用，明白曉暢，純任自然。正如《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卷一五《翰苑集》提要所云：‘贄文多用駢句，蓋當日之體裁，然真意篤摯，反覆曲暢，不復見排偶之迹。’令狐楚的駢文與陸贄不同，既有駢文精美的形式，又有散文流動的氣勢。陸贄的文風後來衍化爲純散體，而在駢體文的領域，令狐楚的影響要大於陸贄。只不過因爲令狐楚文集散佚的緣故，這一點不大爲人所重視。嘗試論之。

元稹與李商隱之駢文，皆由令狐楚變化而出，然皆得令狐楚之一體。白居易詩《餘思未盡加爲六韻重寄微之》‘制從長慶辭高古’自注云：‘微之長慶初知制誥，文格高古，始變俗體，繼者效之也。’（《白居易集》卷二三）《新唐書·元稹傳》云：‘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元稹的所謂改革制誥文，即將散文的句法與氣勢注入駢文之中。但這一點，在令狐楚的文章中已有所體現，如《授裴度彰義軍節度使制》：‘雖棄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未翦其類。何獸困而猶鬥，豈鳥窮之無歸歟？……是用禱於上玄，擇此吉日，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宋四六作者喜用長句爲對，然令狐楚早已有之，如《爲桂府王拱中丞賀南郊表》：‘刑莫大於成獄，陛下捨之，罪無重輕；恩莫深於延賞，陛下推之，澤及存殁。’雖説偶一爲之，却是開其風氣者。孫梅《四六叢話》卷三二評令狐楚説：‘詳觀文公所作，以意爲骨，以氣爲用，以筆力馳騁出入，殆脱盡裁對隸事之迹，文之深於情者也。’正謂此而言。

李商隱更是得令狐楚真傳。《舊唐書·文苑傳下·李商隱》：‘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李商隱之駢文主要得令狐楚之偶儷典切，而且將這一特點發揮到極致。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下云：‘義山初爲文，瑰麗奇古，及從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旨意能感人，人謂其横絶前後無儔者。’孫梅説：‘樊南甲乙，今體之金繩、章奏之玉律也。其聲切無一字之聱屈，其抽對無一語之偏枯，手斂而不肆，體超而不空，學者捨是，何從入乎？’（《四六叢話》卷三二）李商隱的確發展了令狐楚作駢體文的技巧，典麗精工，正謂此也。吴炯《五總志》：‘唐李商隱爲文，多檢閲書史，鱗次堆積左右，時謂爲獺祭魚。’

宋初西崑體的作者主要就是學習李商隱。但自歐陽修之後，宋四六的作家便開始循從元稹所開闢的道路走下去了。謝伋云：‘本朝自歐陽文忠、王舒國（安石）叙事之外，自爲文章，製作混成，一洗西崑磔裂煩碎之體，厥後學之者益以衆多。’（《四六談麈序》）陳振孫説：‘本朝楊、劉諸名公，猶未變唐體。至歐、蘇始以博學富文爲大篇長句，叙事達意，無艱難牽强之態，而王荆公尤深厚爾雅，儷語之工，昔所未有。’（《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汪藻《浮溪集》解題）王志堅説：‘宋興且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自歐公出，以古文倡，而王介甫、蘇子瞻、曾子固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而四六一體，實自創爲一家，至二蘇而縱横曲折，盡四六之變，然皆本自歐公。’（《四六法海》卷三）其實楊、劉之西崑體也好，歐、蘇之四六文也好，皆與令狐楚有着某種淵源。

令狐楚的散文其實也寫得很好，名氣只是被他的駢文所掩蓋，如《刻蘇公太守二文記》《周先生住山記》二篇，都是非常優秀的散文作品。韓愈、柳宗元的散文創造性强，個人特點突出，令狐楚的散文成就當然無法與韓、柳二人相比，加之作品散佚者多，更是如此。大體來看，令狐楚的散文文字洗練，暢達平易，間用駢語，優游不迫，平和優雅，具有一種獨特的風格。

令狐楚的詩大多散佚，今所存者乃依賴於《文苑英華》《樂府詩集》《唐詩紀事》等總集類書。因數量較少，故其詩不大爲今人所重。可是他的詩在當時却是很有名氣的，因他喜歡與人唱和，故傳播也廣。劉禹錫説：‘新成麗句開緘後，便入清歌滿座聽。’（《重酬前寄》）姚合説：‘詩好四方誰敢和，政成三郡自無冤。’（《寄汴州令狐楚相公》）劉禹錫之詩也説明令狐楚的很多詩曾被譜上曲子，用於演唱。唐代被用作歌詞者大多是五、七言絶句，令狐楚的五、七言絶句也大多具有樂府題目，或許令狐楚有意爲歌詞而作，也未可知。但這些詩的確音韻諧和，語句流美，便於演唱。王灼《碧鷄漫志》卷一論唐歌詞説：‘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抛球樂》《楊柳枝》，乃詩中絶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絶句。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别君辭。”……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争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又舊説：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涣詣旗亭飲……以此知李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令狐楚詩被用作歌詞，當也是這種情况。尤袤《遂初堂書目·别集類》著録有《令狐楚歌詞》，當即是作爲歌詞的詩。

令狐楚的詩不僅音韻諧和，而且意境優美，最突出體現在他的五、七言絶句中。楊慎、胡應麟都很贊賞他的五、七言絶句（分别見《升庵詩話》卷三、《詩藪》内編卷六），他們的評語頗有代表性。如以下幾首：

玳織鴛鴦履，金裝翡翠篸。畏人相借問，不擬到城南。（《遠别離二首》二）

胡風千里驚，漢月五更明。縱有還家夢，猶聞出塞聲。（《從軍行五首》四）

少小邊城慣放狂，驏騎蕃馬射黄羊。如今年老無筋力，猶倚營門數雁行。（《少年行四首》一）

家本清河住五城，須憑弓箭覓功名。等閑飛鞚秋原上，獨向寒雲試射聲。（同上二）

第一首寫别離之思，屬於‘閨思’這個老題材，但寫法獨特。黄生《唐詩摘抄》卷二評此詩説：‘古樂府《陌上桑》“采桑城南隅”，梁姚翻擬此題“日照茱萸嶺，風摇翡翠篸”；陳張正見擬此題“人多羞借問”。題本《遠别離》，此却融會《陌上桑》諸詩語意成詩，所以爲遠。若擬《陌上桑》作此四語，便不免拾前人破草鞋也。’第二首寫從軍之苦，從軍士思家著筆。徐增《而庵説唐詩》卷九對此首有很好的解釋，云：‘守戍者審聽風聲，聲如有異，時作一驚。月從東照，故云漢月。五更是月將落之際，守戍者刁斗將歇，堡堠寂然，清如水出，此時略得少息，未必便作還家之夢。縱便作得還家之夢，心神不寧，猶聞主將號令，傳呼出塞之聲……總是道從軍之苦。’第三首寫一軍營老將，本爲邊地少年，少年從軍爲國家防守邊塞，那時騎蕃馬，射黄羊（驏騎，不施鞍轡而騎），何等威武瀟灑！如今年老，身手已不靈便，但望着過往的飛雁，仍感到技癢難熬，甚想彎弓再試身手。此首構思頗同王維《老將行》，却能將王維七言三十句之《老將行》，壓縮在四句之中，可謂精當凝練且又意味悠長。第四首，俞陛雲《詩境淺説續編》曾評云：‘首二句言家住五城，本關西將種，雕弓羽箭，整日隨身，爲拾取青紫之具。後言其身手勤能，暇輒縱馬平原，獨試其落雁射雕之技。但見箭拂寒雲，如漢代之射聲校尉之冥冥聞聲必中。此少年之材武，較崔國輔咏少年，只解章臺折柳者，迥不侔矣。’

令狐楚所存之詩皆爲近體詩，總的來看，其詩不求典重，不求工麗，平和淺近，自然流暢，大致與劉禹錫、白居易之詩同道，但似乎又介乎他們二人之間。絶句的成就較高，雖簡潔精當，却能含不盡之意於言外。

令狐楚對於詩歌情韻的追求，還可從他編選的《御覽詩》中體現出來。《御覽詩》雖爲奉憲宗皇帝之命選進，但無疑也可見編選者本人的愛好。關於《御覽詩》的選編標準，紀昀曾云‘去取凡例，不甚可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御覽詩》提要），其實還是可以理解的。紀昀云‘其詩唯取近體，無一古體，即《巫山高》等之用樂府題者，亦皆律詩。蓋中唐以後，世務以聲病協婉相尚，其奮起而追古調者，不過韓愈等數人，楚亦限於風氣，不能自異也’（同上），不就是選取的標準嗎？除韻律之外，此選亦甚重風格的雅正清麗。如全書共選三十位詩人的作品，其中李益最多，三十六首；盧綸次之，三十二首；第三是楊凝，二十九首。李益，‘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爲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爲供奉歌詞’（《舊唐書·李益傳》）。盧綸，‘初，大曆中，詩人李端、錢起、韓翃輩能爲五言詩，而辭情捷麗，（盧）綸作尤工’（《舊唐書·盧簡辭傳》附盧綸）。楊凝與兄楊憑、弟楊凌，時號‘三楊’，‘文學者皆知誦其詞，而以爲模準’（柳宗元《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柳河東集》卷九）。他們的詩與元稹在《上令狐相國詩啓》中所云‘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是一致的。這也正是令狐楚所深深愛賞的，也是令狐楚自己在作詩時所追求的。

三

令狐楚的文集，劉禹錫《令狐公集紀》謂‘成一百三十卷’；《舊唐書·令狐楚傳》云‘有文集一百卷行於世’。《新唐書·藝文志四》著録‘令狐楚《漆奩集》一百三十卷。又《梁苑文類》三卷。《表奏集》十卷（自稱《白雲孺子表奏集》）’。《漆奩集》當即劉禹錫《集紀》所云之文集。《梁苑文類》當是令狐楚爲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時的作品，因汴州舊有梁苑，故名之。《表奏集》，亦即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卷二中所載《令狐楚表奏》。《郡齋讀書後志》尚載有令狐楚爲《表奏集》所作序言數句，云：‘登科後爲桂、并四府從事，掌箋奏者十三年。始遷御史，綴其藁，得一百九十三篇。’可知此集編成於元和四年，皆爲幕府從事時所作。尤袤《遂初堂書目》記有《令狐楚歌詞》；《宋史·藝文志七》亦載令狐楚《歌詩》一卷。以上便是歷代文獻記載中所見到的令狐楚的全部著作。檢諸南宋諸藏書家如尤袤、晁公武、陳振孫所記，唯有《表奏集》與《歌詞》，可見至南宋時，其他已皆散佚。《文苑英華》所載令狐楚之文，大多出於《表奏集》，故頗疑其一百三十卷之文集宋初便已失之。即使幸存至南宋時的《表奏集》與《歌詞》，元人及明、清諸藏書家再無提及，可見約至南宋末，連這兩種也已不存，這樣令狐楚的個人著作便全部亡佚了。胡應麟説：‘唐集篇帙多者，無若令狐楚一百三十卷、王起一百二十卷、元稹一百卷。至樊宗師凡二百卷，而古今獨盛矣。’（《詩藪》雜編卷二）可是，除元稹集部分流傳下來，餘皆不傳。

令狐楚與他人合著者計有《元和辨謗略》（與沈傳師、杜元穎）、《斷金集》（與李逢吉）、《彭陽唱和集》（與劉禹錫）、與僧廣宣唱和詩、《三舍人集》（與王涯、張仲素）。《三舍人集》未知何人所編，不見宋代公私書目著録，僅見載於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四二‘張仲素’條，南宋時猶存。《斷金集》亦存至南宋。《元和辨謗略》後經李德裕修訂，改名《大和辨謗略》，南宋尚存。以後，除《三舍人集》，便全部亡佚了。胡應麟曾慨嘆説：‘唐人倡和寄贈，往往類集成編，然今傳世絶少，以未經刊落，故尤難傳遠。姑記其目於左：令狐楚《斷金集》一卷……《彭陽倡和集》三卷……右據諸家書目備録，《宋藝文志》所存，僅十之四五。至《通考》則僅存《漢上題襟》《松陵》三數種。今惟《松陵》行世，餘悉不存。’（《詩藪》外編卷三）

清人所編《全唐詩》《全唐文》，將其詩編爲一卷，文編爲五卷，搜羅堪稱完備。然亦不乏失之甄辨者，且不注明出處。本書即以上述二書爲綫索，詳究來源，考辨真僞，且進一步鈎沉輯綴，計共得令狐楚文一百四十一篇、詩四十四題六十首。至於誤作令狐楚者則釐而出之，附録於正集之後。正集則分作六卷，編排原則是文依文體，同一體類中則依作年先後爲序，可大略確定作於某一期間者穿插於其間，無法確定者列後。詩則先律詩後絶句，律詩、絶句都是先五言、後七言。同一詩體也儘量以作年先後順序編排，編排原則與文相同。這裏不敢遽言已將令狐楚現存作品一網打盡，尚有待於未知文獻繼續有所發現。

書後尚附有關令狐楚的研究資料及編者所作《令狐楚年譜》、令狐楚子孫的作品，以備讀者檢閲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