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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1 。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2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战争事关当地人民的生死，战争的策略与战事的战术事关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存亡，所以不能不认真地考察研究。
所以常备的纲领有五个方面，战争前必须依此进行分析筹划，衡量实际情况（战争的条件与形势）之后而探索胜负的趋势，五个方面是：政治、天时、地利、将领、法治。
所谓政治，就是要让民众去认同君主及领导层的意愿、意图和主张。那样的话，民众就可以为君为国同生共死、不怕危险或不存任何疑心、对胜利充满信心。
所谓天时，即指昼夜晴雨、气候变化、四季更替的自然规律。
所谓地利，即指距离远近、征途难易、战场大小、战场地势的有利或不利等因素。
所谓将领，必须具备智慧、信义、爱惜士兵、勇敢果断和军纪严明这五个方面的优点。
所谓法治，指军队建设、内部人员关系和军需的管理与使用。
以上战争五事，将领们必须充分了解。了解的一方可以胜利，不了解的一方则可能失败。
1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自古以来，关于战争的起因、性质、理由和后果，一直是国家领袖、军事领导所探求的问题，但又很难找到恰如其分的答案。
一般认为，战争是人类社会集团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其表现形式有民族战争、国家战争两大类。民族战争一般起因于民族纷争，范围可能包括多个国家所形成的战略联盟。与之相比，两个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目的，一般是为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或争夺领土及自然资源。
战争与战斗有所区别。战争是纷争的最高武力形式，唯有它直接危及国家或民族的生死存亡。
在现代意义下解读《孙子兵法》，可将战争理解或引申为军事、政治及经济三大领域中能够影响存亡的重大事件。所以，孙子称战争首先是“国之大事”。
虽然本篇中所谓“国之大事”指的是战争，但正如杜牧在注解中指出的那样：“《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中国古代，首先要在战争之前必须进行“祭祖祀天”，以求神灵保佑，与此同时还进行占卜算卦，预测战争的利弊和出战的时机。然后才是所谓“戎”，指的是战争的具体过程。
关于战争的起因与目的，古人有所论说。
《史记》中将孙武与战国时期的魏国军事家吴起并称。吴起的军事观点被后人辑成《吴子》。《吴子》分析战争的起因有以下五种：一是争名，二是争利，三是长期积怨埋恨，四是内乱，五是发生饥荒。如果将这五种含义进行联想，当今许多重大的政治斗争、军事部署、军备竞赛及地域战争、经济领域中的商业竞争等，都出不了这个范围。
当然，参与所谓“战争”的军事、政治、经济集团，不论是否打算或有能力将对手置于死地，他们自己都首先以“求生”为基本目的，唯有求生之后才能进一步求发展壮大。军事、政治和经济之战的立足点都必然如此。
战争还可进一步分为仁义之战、正义之战和邪恶之战。仁义之战是一种援救之战，正义之战是一种自卫之战，邪恶之战则是侵略。
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编纂的《淮南子·兵略训》认为，古代的正义之战和仁义之战，既不为扩张土地，也不为抢掠财富，而是通过战争的手段拯救濒于灭绝的民族（或世族），平定颠覆政权的叛乱，为百姓除去祸患的根源。
在当今社会中，战争是双方实力的较量。然而，不一定要通过兵戎相见的直接冲突，军事、政治和经济若能形成针对对方的威慑力量，就已经形成战争的趋向。若对方为了应付威慑而迅速增加实力，实际上就成为一种隐形的战争。所以，对于战争的分析和准备，应当在它真正爆发之前。一旦战争真正发生之时，研究与谋策相对充分的一方已经取胜大半了。这就是《孙子兵法》的核心意义和指导思想所在。
所谓“计篇”的“计”，通常指的是计算、计划。但曹操认为：这里的“计”指的是选将、量敌、度地、料卒（分析兵力）、远近、险易，而且“计于庙堂（宫廷或军帐）也”。我们认为，本篇指的是通过对战前敌我客观条件分析与讨论，依此对战争胜负预测和谋划取胜的战术。
所谓“兵者”的“兵”：《说文》认为：“兵，械也。”指兵器。“兵者”，既可以是指对兵器的掌握与运用，引申为战争；也可以指兵器的使用者，引申为军队。张预注：“国之安危在兵，故讲武练兵，实先务也。”所谓“先务”，所指就是以国家安危为目的。
在《孙子兵法》中，“兵”字大多是指具体的用兵打仗，而不是指“战争”这个概念。战争之“兵”是一个名词，代表一种社会事件的性质，基本呈现为静态的宏观战略形态。打仗之“兵”是一个动词，表示一种动态变化中敌我对抗、争取胜利的具体微观战术“过程”。
战争的主体——军队也可被称为“兵者”。吴起认为：“其名又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正义之师的义兵、势众妄动的强兵、求胜心切的刚兵、贪利散慢的暴兵和叛逆时势的逆兵，各自的心态、处境、准备、目的、步骤、社会基础和内部训治都有很大的不同。
所谓“不可不察”的“察”，就是指考察、研究。古字“察”，不仅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且指“刺探军心、揣摩士气”。
关于“死生之地”，孙子在《九地篇》等部分有详细的剖析。
所谓“存亡之道”的“道”，本义指道路、途径，引申为政治主张、规律或原则、原因、制度、方式或方法、行程、情况等。儒家之道指“仁义”，先秦道家老庄之道指大自然的内在规律或最高法则。梅尧臣注：“地有死生之势，战有存亡之道。”贾林注：“道者，权机立胜之道（权衡时机之后取胜的方法）。”张预注：“死生曰地，存亡曰道。”
在此处，孙子所指之“危”，不仅仅是指危险，死亡。曹操、张预注为“疑”，即不信任，无信心。不信任本身就是一种危机，它还可以引起领导层甚至军队分裂的危险。
在当代现实社会中，上述“五兵”充斥于军事、政治和经济之中。所以，在应战之前必须明察，分别设计定策，更应当使自己的军队以正义之师参战，这也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正如孙武的后人、中国古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孙膑在齐威王军帐前所指出的那样：“战争并不是谋士可以助长或可长期借助的势力，而是先王用来传播道义的手段。”诸葛亮所书的《出师表》中亦有此义。所以，战争是否正义，就成为战争首察之事的具体内容。
2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所谓“经”，有两种含义：一是“经常”，表示一种过程；二是“纲领”，表示一种具有公共约定性的契文。
所谓“校”，意指不断及时地调整、校对、比较。使当时吴国的军队有章法可依，是孙子写出这些兵法原则的初衷或目的。
军队是战争的主体，民众是军队的基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解放全中国最为关键的一场胜仗，如果没有百万民众全心全意的支持，胜利不可能实现。
所谓“五事”，孙子将“道、天、地、将、法”称为战争的“五事”。又将“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作为调整及衡量的具体标准。
第一事“道”。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所谓“道”乃指一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必然体现出君臣上下或将卒上下的共识意志。只有在这种前提条件之下，才能万众齐志、上下一心、同仇敌忾、众志成城。
战争如此，经济和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何尝不是如此。经济竞争之中更需这种“道”的统一和指引。这种“道”虽然是不可见的，但是可以揣摩的，如何揣摩出这种“道”，当然就成为将帅首先要做的事情。
第二事“天”。所谓“天”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之一。它泛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存在，古代更有“神秘主宰”这一层含义。对于“天”，人们只可利用而不可改变。
孙子论“天”是以所谓“阴阳”作为辩证之根基的。所谓“阴阳”原指日光的向背，背日为阴，向日为阳。在《孙子兵法》中主要指具体的夜与昼、雨与晴、湿与干、低与高、暗与明、寒与暖等大自然物理变化中的相互依存及转化关系。这与《周易》相似，以“阴阳”作为相互对应、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的双方，它突出的不仅仅是上述客观的存在，更强调对立面的转化。《周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就“天时”而言，“天”指客观规律性，“时”字则体现出变化的特点。用兵打仗，首先要调查研究的是客观现状、各种大自然的基本条件，但更重要的是摸清各种变化发生的动因、条件、预兆、特征和时机。不论军、政、商三个战场，时机都是至关重要的。谁把握了变化的时机，先入为主，抢占有利条件，则胜利已经大半在握了。
然而，任何阴阳变化都是没有定形的。所以，只有顺应自然规律又不失时机，军事形势才会随时有利于我。任何死板教条和刻意地模仿前人的战例及其战略战术，都会局限或者僵化自己的战斗力，扭曲自己的队伍，偏离战争胜利的主线。
第三事“地”。所谓“地”不仅指地理形势，广义地引申为商业竞争的地域文化特点、对手的分布、政治对手的影响面和群众基础。孙子论“地”，从远近、险易、广狭、死生四个方面入手。
所谓“远近”指征途的距离。战场在敌方为远，在本国为近。敌近则我远，敌远则我近。或近或远，各有利弊。也可泛指自己的势力、能力所能够发挥有效影响的最大半径。
所谓“险易”指战争取胜的难度。这也是决定军队征途中军需消耗的重要因素。它也可被理解为自己的专项能力，比如，水路对水军为易，对陆军则为险。
所谓“广狭”指战场地域大小，可以理解为军队势力范围或将军气度。
所谓“死生”指决一胜负的战线或战场，即本篇中所谓的“死生之地”。也可以指攻守自如的生地和进退两难的死地。
对主观古代思想家著作中“地”字的含义，最好放在“天、地、人”三才范畴关系中去理解或思考。
第四事“将”。帅的谋略与战略必须通过将军领兵打仗才能实现，所以《孙子兵法》强调给将军以处理战事的自主权。相比之下，将军行使兵权的方法和结果将会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所以，古人一向重视对将领基本素质的培养。
孙子从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论“将”，充分体现了他的“人才观”。
孙子所说的“将”只是指将军，即战争中直接指挥部队运行战术的指挥官，他与制定整个战争策略的元帅有所区别。将军是帅令的执行者，对他的创造性要求则有所限制。要成为合格的将军，就必须同时具备智慧与才能、信心与诚信、爱抚士兵、勇敢果断和军纪严明这五个方面的基本优点，它就是所谓“智、信、仁、勇、严”五德的具体内容，也是对一个优秀将军的基本要求。这样的基本要求是根据“将军指挥的对象是士兵”这一特点而制定的。与之相比，元帅对内指挥将军，对外分析局势而设计谋略。这一点往往被各兵家和注家忽视。
对战争中死生之地和存亡之道的谋略，有一个先决的分析方法和衡量标准。“天地人”三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有机的人文环境。在战争中，所谓的“天地人”三才形成了战争的特殊条件，这是参战部队先天的条件。如果是被动应战，则选择性比较小。如果是战争的发动者，则应当有长期充分的酝酿与准备。
所谓“智”指的是将军领悟元帅意图的智慧、灵活用兵的才干、随机应变的思维和预测敌军的能力。“智”以知识与素养为基础。中国古代道家思想认为“大智若愚”，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仁山智水”。
孙子认为，“智”是将军的五德之首，杜牧注《孙子》云：“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这都说明了“智”的价值和地位。
现代社会中，小到处世说话、察言观色，大到经营企业、处理国际关系，尽管都已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但随机应变越来越显重要了。
所谓“信”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将军对元帅的忠心、对国家的诚心和对胜利的信心。二是指将军对部队赏罚有信。它的思想基础源于传统儒家“忠孝”观念。《孙膑兵法·威王问》：“威王曰：令民素听，奈何？孙子（孙膑）曰：素信。”孔子也认为：“民无信不立。”
所谓“仁”乃是与中国传统儒家精神相通的。孔子说：“仁者爱人。”所谓“仁”的本意是指两个人之间的善良关系，或者指用来协调彼此矛盾的中庸方法。《孙子兵法》所提倡建立的是一种“将军爱士兵，则士兵服将军”的特殊关系。
杜牧认为，“先王之道，以仁为首”，这是指文人治国。而“兵家者流，用智为先”，这是指武将统兵。他认为：“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首先有“智”，才能上知帅志，下达民意。然后“仁”，才能与三军共饥劳，使士兵甘愿赴汤蹈火。
所谓“勇”意指将军指挥勇敢果断，尤指将领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榜样作用。杜牧注：“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在战争中，“勇”主要表现在果断上。现代战争中已经不需要将军再像关羽、张飞那样身先士卒、横刀立马了，所以判断的准确性和决策的果断性更加重要。
所谓“严”指的是军纪严明，将军能够一丝不苟、不枉私情地执法。杜牧注：“严者，以威刑肃三军。”当然，“严”的执行需要军法及其法度，军法又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所以，“严”是与“法”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
与“天地人”三才相比，政治则是战争及军队外部的可变因素，法令（纪律）则是军队内部战争动员的重要内容，两者都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如何使战争不流血而取胜，就需要政治的力量，这是《孙子兵法》论战的价值取向和首先不战（反战）的积极思想。所以，孙子多次提出“上兵伐谋”“全胜”的主张。
在《孙子兵法》之中，“仁本”思想也是十分突出的。他首先主张“不战”，而后不得已战则“慎战”，最后则是“速战”。如果不战，对民对兵均无伤害；如果慎战，士兵与民则少受创伤；如果速战，则可尽快使战争结束，恢复重建家园。所以，孙子的兵法思想具有很深的儒家传统思想的底蕴。
《孙子兵法》的这种“仁本”兵法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许多兵家。宋代编辑的《武经七书》中收入有先秦著名兵书《司马法》，其中也充满着与之相似的“仁本”兵法思想。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一位老妇得知吴起将军用嘴为她的儿子吸出伤口的脓血，就十分伤心地痛哭起来。因为她明白，自己的儿子也将会像他的父亲那样，为了报答吴起将军的“仁慈”而义无反顾地冲锋陷阵直至战死沙场！爱兵如子也是中国古代统军的妙法，岳家军的团结来自岳飞的爱兵。
有时，人的感情力量将会成为战胜理性的力量。将军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战前极大地唤起士兵的忠孝情感和战斗激情。在现代社会中，企业领导对员工的关怀，往往会使他们加倍地回报企业。唯有付出关爱和服务，企业家才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回报。
尽管“仁”的力量十分神秘，但中国古代大多数的兵家都认为必须将“仁”放在首位，这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然而，《孙膑兵法》的观点却与《孙子兵法》有所不同。它认为应当将“义”放在将军的品德之首，并且认为存在这样的一种逻辑关系：“将者不可以不义，不义则不严，不严则不威，不威则卒弗死。”
这种与孙武不同的统兵理念，似乎与后来的法家思想类似。如果是普通士兵，则比较容易被激发出参战的激情，比如爱国激情、复仇激情、报恩激情甚至愚忠。这就可以选用孙武所主张的战争“仁术”。但是，如果面对现代战争中较为理性的士兵，则必须首先说清即将发生的战争的正义性、战术的合理性和取胜的可能性，这就是《孙膑兵法》中“说义”的方法。
因此，将军必须仁义双全，才能收拢军心。在现代战争中，“说义”的成分就明显地增加了。所以，参用《孙子兵法》中对将才的条件要求，应当与时俱进，增加“义”的内容和比重，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第五事“法”。所谓“法”，就是指军队内部管理和组织结构与建设的基本章法，突出表现为中国古代军队中以赏、罚为主要手段的军法制度。孙子提出在“曲制、官道、主用”这三方面加强军队停战时期的法治建设。
所谓“曲制”，就是指古代军队的兵种编制、组织人事制度和旗帜或金鼓的分制。《管子·七法》认为：“曲制时举，不失天时。”即曲制是一种需要符合天道的典律。
所谓“官道”，不仅指军队那边的人事任命与管理，而且指各级军官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军令的通道、各个军阶的分工及其统辖范围等。
所谓“主用”是指军需装备的使用及管理的制度。
在军队管理中，存在着“大义”和“小义”的区别。所谓“大义”是指战争的全局利益及军队为此所进行的法治建设，它是军队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大义”之下才能公正无私，甚至大义灭亲。我们通常所说的“打有准备之仗”，首先就是指在“大义”这方面能够对应付战争有充分的准备。
与“大义”相比，所谓“小义”往往指小集团利益或局部利益。“小义”过于集中或强大，往往将会与“大义”发生冲突，甚至危害战争的全局利益。因此，军队的领导者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军队的法治建设是长期、艰巨而十分重要的任务，应当以“法治”代替“人治”。
孙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以“法治”代替“人治”的主张，那真是十分了不起的。当然，孙子十分明智，他在方式方法上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观作为“人治”向“法治”的过渡。在吴王面前，他还通过按法弑妃、重整军纪的事实，证明了“法治”的力量。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关键在第一句，即养什么样的兵和如何养，更艰巨的是如何才能养兵千日如一日。任何事情坚持最难。能否坚持，它的一个必要保证就是法治。
孙子的“法”论，其根本目的在于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以在战前就能够形成一种“威慑外敌之势”。即本篇所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
现代军队是常守之军，首先要防止的是思想的僵化、观念的老化、信息的闭塞和知识的陈旧。加强这方面的调治，是和平环境下军队战略性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军队的法治有它一贯性、刚性等特点。然而，商业竞争中的“部队”则反而需要适应多变的要求。当然，不论军队，还是政治团体或商业集团，保证战斗力的根本要素应当只能是“团结”。
值得注意的是，《孙子兵法》中的法治内容实际上是围绕“团结”而立论的。团结就是力量，法治才能团结。
所谓“计”。对于“五事”，孙子进一步提出以“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为内容的所谓“计”去衡量。或者说，“计”是对“五事”的具体运用，而且是“知己”的具体内容。
提出问题是比较简单的，但要回答“计”则是相当困难的。比如：回答“主孰有道”这个大问题，即对参战方的君主是否政治清明、持仗正义、广得民心进行评估，很少有人能够在战争结束之前得出比较满意的答案。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战争之前参战方能否有意识地去考虑这七个方面的提问，而在于调查战争对社会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实际真实影响。当然，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和最高指挥者，却必须要具有先见之明。不然，将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周亚夫驻军细柳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3 。
兵者，诡道也 4 。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所以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推断战争的胜负：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将领更有才能？哪一方军队先占了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法令运行自如？哪一方军力更强大？哪一方士兵训练有素？哪一方军队赏罚分明？根据上述分析的结果，我可推知胜方与负方。
将领如果能听我上述的“计”，采用依此而制定的战术，那么战争必然会取得胜利。这样的将领可以留下任职。将领若不听我的“计”而采用了擅自凭空制定的战术，则必然会失败，这样的将领必须免职。
根据所获得的情报来估计战争的利害得失，其结果仅仅只能反映出战争的一种趋向或形势，可用来影响外界造成声势。了解并掌握了这种形势的人，是指那些进一步根据利害得失而制定出适宜之战术方策的人。
用兵打仗，就是指通过某种能够使对方上当的诡秘军事行动。
所以，有能力就必须表现为无能，调动兵力就必须表现为按兵不动。要打击近的目标就必须佯装要攻击远的，要攻击远的目标却表现瞄准近的目标。敌人趋利时我方可以加以引诱，敌人混乱时我方可乘机攻击，敌人准备充分时我方不能掉以轻心，敌人强大时我方应避免正面冲突，敌人愤怒时我方可不断骚扰使敌人乱了方寸，敌人小心时我方可露出破绽使敌人小胜而骄傲放松警惕，敌人安逸时我方要经常去挑衅使敌人疲于应战，敌人团结时我方则可以进行离间。
3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孙武是一位相当自负且自信的军事家，他的自负源于他的战争理论，他的自信源于他对战争形势和基本条件的客观分析。所以，他有理由要求并选拔将才。
他认为，战争的形势固然重要，“计”固然可以作为评估战争胜负的主要根据。但是，他也反对经验主义，所以进一步提出“计”的目的不仅是预测胜负，更重要的是在于“制权”。
所谓“权”指的是权衡，灵活处理。一般来说，以某一种原则作为权衡的标准。所谓“利”就是指战争实际的利害情况。孙子在这里提出“因利而制权”，就是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辩证地转化。
任何战争形势的形态和影响，实际上无不在提醒人们注意它其中包含的变化。只有不被“形势”这种外表的东西迷惑、吓晕的人，才能十分冷静清醒地分析局势，估计可能发生的突变，从而提前制定出应急的战术。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不为以往的经验和既得的皮毛利益所绊倒，人们才能在政坛、商业竞争中迈出更大步伐。
所谓“佐其外”是指对外部形势的细致观察，这一点很重要。然而，高明者则更进一步，透过“计”所表现的现象（有时是假象），看到战争的本质，真正把握战争的脉搏而争取主动。
孙武似乎暗示我们：由上述“计”而产生的判断，只是对当时或战前形势的预测，一旦战争爆发，形势则随时变化。所以，“因利制权”就尤显重要了。
“计”的根据是所获得的情报。情报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是不是假情报？这些将直接导致对形势或战局的错误估计，所以只能“佐其外”，不能作为军队行动的决定要素。政治斗争与商业竞争何尝不是这样呢？
4兵者，诡道也。
所谓“诡”，一般义指神秘而狡猾，真假难辨，虚实不明，布满陷阱。它往往将人的判断引向歧途，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及行动。然而，“诡”并不等于“诈”，更不等于“奸”。“诈”趋于明，而“诡”趋于暗；“诡”和“诈”重在外形与行动，而“奸”往往深藏于内心；“诡”旨在获利，“诈”旨在使人上当，“奸”旨在害人。如果将“道”字用作动词，则“诡道”就指某种为获战略目的而运行诡秘的特殊军事行动或战略部署。俗话说：“兵不厌诈。”
“诈”在明处，往往以谎言假行迷惑对方，从而使对方行动失策。而“诡”在暗处，无声无息，无形无象。
诈势是明朗张扬、混淆视听的，但诡计是深藏不露的。诈行犹如明枪，提高警惕就可防范，但诡计如暗箭，防不胜防。诈行一旦做出（比如诈降、诈伤、诈死等）就相对稳定而没有变化，但诡计一直在运行、变化、调整和发展之中。诈行使对方乱，而诡计使自己巧，如四两拨千斤。可见诡计高于诈行。
用“诡”能够使对方作出错误的形势判断而自行退出战场。用“诈”则必然走向损人利己的道路。
“诡道”追求一种我所控制的局势，或者说是能够使局势朝向我所能够控制的或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是诈、谲、奇、权等方式所不能达到的。
可以认为，诡道为君子所用即为权谋，为小人所用即为权术。诡道的作用与性质，乃取决于运用者。君子运用诡道，还必须注意：变化与时机乃是诡道的两大要素。
从总的方面来看，诡道是孙武一贯推崇的那种“不战而全胜”基本战略思想的具体手段。虽然诡道相对于军事活动中的所谓“正道”是为偏为辅的，但是，对于支持军事威慑和政治外交等“正道”来说，诡道却有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
从历史上来看，孙子兵法思想的流行，通过以“诡道”求“全胜”的方式，不仅修正了先秦时期一度被公认而流行的那种宋襄公式“以仁义对敌”的传统战略方针，从而做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而且它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宽广的运用领域和一系列可操作层面。
“诡道”的思想基础，可以从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找到根据。中国传统道家经典《老子》提倡“大智若愚”“柔弱处下”的处世作风，这几乎成为中国古代谋士共同的人格风范。大丈夫虚怀若谷、深藏不露，这才是能施诡计者的基本条件和素质。
表现出“不能”和“不用”，首先是一种最佳的自我保护方式。对方的警惕是我方最大的敌人。病猫是一种处弱，其背后的真实原因是实力不够而不敌大鼠，故示之不能。若遇睡虎似乎暂时没有什么危害。现在有两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是“示之不用”，一是虎原来已睡，那么不必将它惊醒。另一则是面对醒着的虎，最好设法让它入睡。“示之不能”和“示之不用”就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战争催眠法。与之相比，“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又是一种“调虎离山计”。
在中国历史上，孙武的后代孙膑就曾经采用不断“减灶”的方式，使对手庞涓麻痹，从而终于大胜对手。这种“催眠法”式的表现形式，还有柔里藏刚、绵里藏针、笑里藏刀、图穷匕首见等，经常被人们使用。
“柔弱胜刚强”是一种慢工出细活，如同文火炖鸡、滴水穿石。反过来看，在现实的政坛、商业竞争和人生旅程中，人们往往被身边貌似憨厚的柔弱者击倒，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首先将他们排除在对手或危害因素之外了，一旦他们出击，人们则措手不及。
当然，正面妙用的例子也很多。比如，当年被敌人关在渣滓洞死牢里的华子良，就曾经以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装疯”去“示无能”，通过这种“示无能”的掩护，成功地为中共地下党传递出重要情报。
所以，“示无能”与“示无用”往往是面对实力大大强于自己的对手而选用的战术之一，目的是等待时机、争取时间，充实自己或运兵出奇制胜，往往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战争艺术境界。
所谓“示无能”和“示无用”还是一种有效的趋敌手段。对于好战、争名却并不以夺利为目的的对手，他们往往对“无能”和“无用”之辈不屑一顾，甚至清高地放弃进攻。这也就是许多富人和政要深藏不露的原因之一。现实社会中的人际相处，往往提倡一种俗称“夹紧尾巴做人”的处世方式，恐怕也是基于这一点吧。
在本篇中，孙子以八个“之”组成了所谓“八之”战法。它的实质就是变被动为主动。运用“八之”要注意三个方面：
一是条件的深度，指利、乱、实、强、怒、卑、佚、亲的程度。比如非常团结的对手是很难从中离间的，尤其是以共同利益相团结的集团，他们在获利而分之前是团结如一人的。程度过深或过浅都为施“八之”战法提出了不同的特殊要求。
二是诱、取、备、避、挠、骄、劳、离的方式。对象不同且程度不同，那么选用的方式就有所区别，这就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
三是“八之”发动的时机，唯有时机是方式与程度的最好黏合剂。这就是说，适合的程度和适当的方式，这两者都是变化的过程，各自的运用曲线起伏不一，只有当两者共处最上线的位置时，这就是成熟的时机，这时呈现的战事状态是：最佳的程度结合最佳的方式，达到最佳的效果。
人们可以灵活地运用“八之”于现实生活的每个领域。举例的效果也许是挂一漏万，但有一个原则不能忘记，这就是：我方以静观动，使敌方物极必反，“八之”力求短兵相接，不可恋战，时机要恰到好处。
邓艾阴平凿险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5 。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6 ；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攻击敌方守备的弱处，选择敌方不可预料的战略战术。这是战争一方的指挥者争夺最终胜利的奥妙所在。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又不能公布于众。
如果尚未开战就能在庙堂（军帐）中预计出战场趋势和胜负结果，这是因为掌握了大量的基本资料信息；相反，未开战之前不能预测战事的，是因为缺乏可供研究分析的材料。资料缺少则不能把握战势，何况根本就没有资料又不做预测的一方呢！我仅仅从是否做了战前预测这一点去观察交战各方，就可以明了谁胜谁负了。
5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几乎成为中国军事家的基本战术指导思想之一，现代世界战争中运用它而成功的例子也数不胜数。
孙武似乎在提醒人们注意，此法的关键有三个方面：一是敌方的无备和不意之处分别是什么？在何处？二是如何攻？如何出？三是“兵贵神速，机不可失”。
孙武认为：上面这些都应当随机应变而因地制宜，并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套用。如果可以套用，则一方面成为机械的公式，另一方面现成的公式将为敌所认识，必然已经有现成的防范方案，那么，“出其不意”岂不就成为一句空话么？
上述这种“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思想，之所以能够代表着《孙子兵法》的精髓，正如孙子自己所说的：这是“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所谓“不可先传”有三层含义：一是没有先人留下来的固定程式，不然就已经为敌人所知而无效；二是不预先通知部队军事的目标与行动的方式，不然就会让敌人间谍获知而有所准备；三是不泄漏信息或表现出某种先兆。
6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淮南子·兵略训》中说：“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千里之外。”这里就包含了对远近、险易、广狭和死生这四个地理因素的考虑。
所谓“庙算”是指在庙堂里对战争作出预测和策划。所谓“庙堂”是指战场后方的指挥部或基地，它与千里之外决生死的战场就形成了“远近”的关系。远近之间至关重要的是能够及时有效地传达信息。
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将“远近”关系优化为“等距离”了，即高度发达的通信技术使得信息没有了远近之别。所以，问题的焦点就转向了信息的“连续性”和“真假性”这两个方面了。这是现代战争应当有所关注和投入的。
一般来说，险易的地理形态是一目了然的。然而，《淮南子·兵略训》又说：“善形者弗法也，所贵道者，贵其无形也。无形则不可制迫、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诈也，不可规虑也。”这就是说，善于分析和利用地形的人，能够适应各种变化多端而且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
现代战争的“地形”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地面上了。制空权是对战双方首先争夺的，空中战场的“地理”形态可谓“一片坦途”，但是危机四伏，险易程度视双方空战形势而随时变化。
现代战争中战场的广狭，已经不仅指战斗场所本身，也包括了后方基地，比如通信的支持、导弹的威慑等，也可理解为“多兵种”作战实力。这样一来，古代战争中“静态”的地理条件就被现代战争中“动态”的地理跨越充实与改造，比如现代战争中的电子战等。
形式往往就是内容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能否在战前对局势进行充分的分析和预测，这本身是一种用兵的形式。
孙武认为，任何形式都是在不同的侧面反映着军队的基本素质。所以，他认为根据一支军队是否进行战前谋策和预测这一点，就可以估计它取胜的可能性有多少，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战前情报的收集和资料的准备，对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影响很大，这是众所周知的。
现代战争的一大特点，就是大本营中的分析和谋策，不仅仅能够估计战争的发展趋势，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分析的结果就直接显示战争的胜负。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中信息是立体的、多元的、全方位的。这种情况下，战争则完全可以避免，指挥部里的形势分析结果往往不是首先用于指导战争，而是提供给决策者，作为与对手进行政治与外交谈判以实现“不战而胜”的有力依据。
所以，“庙算”不仅要分析大的局势和胜负趋势，更应当找到能够钳制对方的要害所在，以己之长克敌之短。
就个人的事业发展和扩大生存空间来说，我们也可将此视为一种特殊的战争。这种战争的对手双方，一方是自己的过去，另一方则是自己的将来。或者说，这场战争是将来的自己反抗、战胜或改造过去的自己的指挥战争。所以，这样的对手之间存在着似近似远、似险似易、似广似狭、似重似轻、似死似生的种种“地形”或“战势”。
我们建议可以采取这样的战略去对付“人生之战”：
近而远之，才能够面对过去的自我，做到旁观者清。险而易之，才能够找出自己主要的弱点和缺点。广而狭之，才能够集中精力，重点突破面临的人生困境。死而后生，才能够对过去的自我，进行不断扬弃，从而永葆青春。
关于所谓“地者”，它包括了战地和征程这两个部分。征程与战场是同等重要的。
现代意义下的战争，征程的胜利就是战场的胜利。这是因为，往往对手双方首先投入竞争的并不直接就是战场，而是征程！征程上潜伏的杀机远远大于战场。比如体育竞赛实际上就是争取过程胜利的竞赛，过程的胜利即直接成为最后的结果。
政治斗争、经济竞争、人生处世、环境改造等大事无不如此。这也就是当代“过程主义”哲学思想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促进因素。
参战的人们，如果进行“庙算”，请不仅关注您预期的目的，还一定要注意您的实践过程！这是《孙子兵法》给我们生存之战的一个重要启示。
公元前589年，齐顷公发动战争，占领了大片鲁国土地，又打败援救鲁国的卫国。鲁、卫两国便向晋国求援。晋景公即派大将郤克率八百辆战车开到鲁国与鲁、卫两军会合，准备与齐国一决雌雄。
齐国虎将高固见晋、鲁、卫三国联军逼近自己阵地，却不放在眼里，独自一人闯入晋军夺得一辆战车，然后驱车跑回自己营中，且边跑边喊：“谁想要勇气到我这里买，我还有很多剩余的勇气！”接连打败三国联军的齐顷公气势正盛，又见高固独闯晋军夺车，便不再把三国联军放在眼里。于是，第二天双方对阵决战。此时，三国联军已是严阵以待。齐顷公对身边将士说：“等我灭了敌人再吃早饭吧！”部将连忙劝阻：“我方阵势尚未布好，不可进攻。”齐顷公说：“他们都是手下败将，只要我军掩杀过去，他们定会抱头鼠窜。”说罢，亲擂战鼓，指挥三军发起攻击。当时战斗空前激烈。齐军准备不足，将士信心不足。
相比之下，晋军元帅奋力击鼓，联军将士士气大振，齐声呐喊奋勇反击，齐军纷纷后退。联军见时机已到便奋力冲杀，齐军落荒而逃，齐顷公幸得御手逄丑父保护未沦为晋军俘虏。
周亚夫是西汉开国大将周勃的儿子，素以治军严明而闻名。公元前158年，汉文帝刘恒先后到都城长安南面灞上、北面棘门、西北细柳犒劳护城将士。汉文帝先到灞上，驻守将军刘礼立即大开营门，让汉文帝人马直驰而入，汉文帝犒赏完毕，刘礼又命全营将士列队相送。汉文帝抵达棘门，棘门守将徐厉也和刘礼一样诚惶诚恐，列队迎送。接着，汉文帝向周亚夫驻守的细柳军营走去。
细柳将士望见尘土飞扬来了一队人马，便立即紧闭营门弯弓搭箭，做好了战斗准备。汉文帝的开路使者骑马先一步到营门前，急得放声大喊：“皇上马上驾到，你们还不打开营门迎接皇上！”守门将官回话说：“我将军有令，军营中只服从将军命令，不服从皇上诏令。”使者劝逼无果。不久，汉文帝和他的护驾随从也赶到营门前要求开门，守门将官仍以“军营中只服从将军的命令”为由不开门。等到汉文帝派使者拿着符节要去见周亚夫时，守门将官得到周亚夫命令后才开门迎接，但传话给汉文帝及其护驾人员：“将军有令，军营中不许骑马，不许喧哗！”
此时，汉文帝不得不跳下马来，慢慢走进周亚夫军营。周亚夫和几名将军身披铠甲头戴铁盔恭候。周亚夫向汉文帝躬身行礼：“披甲戴盔的军人不能行跪拜礼，请让我用军礼见陛下。”汉文帝犒赏完周亚夫的部队后慨叹道：“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谁能进犯周亚夫的军营呢？”
汉文帝回都城后将周亚夫提升为中尉，专门负责都城和皇宫的安保工作，临终前又嘱咐皇太子（后来的汉景帝）：“将来若有紧急变故，周亚夫是可以担任统帅的。”汉文帝死后，吴王刘濞带领其他六个诸侯王造反，汉景帝即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率兵平叛。周亚夫不负重托，力挽狂澜，一举平定“七国之乱”，为巩固汉朝江山立下汗马功劳。
隋炀帝以飞扬跋扈、穷兵黩武而闻名。612年，隋炀帝不满高丽国不驯服，便出动水陆大军一百多万远征高丽，却连连上当，屡战屡败，仍不觉醒。当时，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水军经黄河攻到平壤，孤军深入、不谙地形，被高丽军击溃，几乎全军覆没。大将军宇文述率另一支大军进至鸭绿江畔，由于粮草不济陷入困境。高丽国王得知此情便佯装败退，引诱隋军深入，最终一举击溃了隋军，隋军只剩下两千多人逃回大营，隋炀帝只好下令撤军。
隋炀帝急于占领高丽，第二年再次东征高丽，结果又大败而归。第三年又征高丽，尚未进入高丽，国内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事不得不放弃。隋炀帝三次东征高丽，耗尽国家人力、财力和物力。之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杀死，隋朝随之灭亡。
春秋时期，在郑国求助下，楚国派出大将成得臣率兵攻击宋国本土，以阻止宋国国君宋襄公领兵攻打郑国。宋军从郑国撤兵时，在泓水遭遇楚军。宋国大司马公孙固劝宋襄公与楚国议和，说：“楚国是大国，兵多将广，我们一个小小的宋国是敌不过的。”然而，宋襄公自信地说：“楚军兵力有余但仁义不足，我国兵力不足但仁义有余，仁义之师是战无不胜的。”便与楚军开战。
战斗开始，楚军强渡泓水向宋军冲杀过来。宋将司马子鱼劝宋襄公下令进攻正渡水一半的楚军，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宋襄公却说：“本王一向主张仁义，敌人尚在渡河，我军便趁此进攻，就谈不上仁义了。”接着，楚军渡河后从容布阵，司马子鱼又劝宋襄公赶快进攻立阵未稳的楚军，也被宋襄公以“不仁义”之由拒绝。楚军布好阵后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宋军杀来，宋军丢盔弃甲，一溃千里，宋襄公本人被箭射中大腿，“仁义”大旗成了楚军战利品。
不久，宋襄公因伤势过重，药石无效而亡。
三国后期，司马昭分兵多路南征蜀国，蜀将姜维与魏国镇西大将军钟会在剑阁苦苦对峙，难分高下。魏国另一大将邓艾对钟会提议派一支队伍，偷渡阴平小道，奇袭成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时姜维必定回兵救援，将军可乘机夺取剑阁。钟会大笑说邓艾才是最佳人选，转请邓艾起兵。邓艾走后，钟会却不屑邓艾，认为他不过是个庸才而已。
阴平小道位于高山峻岭中，地形极其险要。从阴平偷渡，西蜀用一百人扼住险要即可阻断进犯者归路，进犯者将会冻饿死在山中。难怪钟会对邓艾做出不屑的评价。然而，邓艾深信从阴平小道奇袭西蜀必定能成功，便派自己的儿子邓忠带精兵五千为先锋，在前面凿山开路，搭梯架桥；又选出精兵三万带足干粮绳索，跟着先锋前进。他们每走一百多里便留下三千人安营扎寨。邓军行军二十多天，行程七百里未见人烟。
邓艾率两千魏军突然出现在江油城下，守将马邈不知魏军如何到来，吓得魂不附体，不战而降。邓艾再挥兵直奔绵竹、成都，逼得蜀国皇帝刘禅开城投降，至此西蜀灭亡。此时，蜀将姜维仍在剑阁与钟会打得难解难分。
司马懿有谋略又行事果断，曹操闻其名欲聘为官，但司马懿见汉室衰微，曹氏专权，便假托身患风痹予以推辞。对此，曹操不信，便派人扮作刺客前去验证。深夜，司马懿见有人闯入，剑刺过来，立即省悟到这是曹操派来的。于是，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任凭刺客处置，刺客见状认定司马懿真的患了风痹，便收起利剑回禀曹操去了。不久，天下大势已尽归曹操，司马懿审时度势应允了曹操父子的再次邀请。不过，曹操很快察觉司马懿很有野心，便疑惧他。这一变化被司马懿发觉。于是开始表现得计较眼前小利，一副胸无大志、目光短浅模样。曹操父子又一次被他瞒过。
230年，魏国拜司马懿为大都督与蜀国抗衡。当时蜀国比魏国弱小，因此，蜀国希望速战速决。对此，司马懿却坚守阵地不出战。诸葛亮派人送来女人衣服首饰想激怒他，他却坦然受之，始终按兵不动。最后，诸葛亮积劳成疾，病死在五丈原，蜀兵只好退兵。
247年，曹爽把持朝政，对司马懿很不放心，于是司马懿又一次装起大病。曹爽派心腹李胜前去探看，见司马懿“令两婢侍边，持衣，衣落；复上指口，意渴求饮……”他还央求李胜日后照顾他的两个儿子。曹爽得到李胜回复后放下心来。两年之后，正当曹爽陪同小皇帝曹芳离开京城时，司马懿突然发动政变独揽大权。后来，他的孙子司马炎废魏帝建立了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