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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 新
唐朝以来，《孙子兵法》在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孙子”或《孙子兵法》也成为许多著名百科全书的常设条目，更有不少国家的军事院校把《孙子兵法》列为必读之书。
《孙子兵法》的外传，邻近中国的亚洲国家接受最早，其影响也最广泛，像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因在历史上与中国经济、文化交往密切，均较早地传入《孙子兵法》，并展开研究。比如，1778年（清乾隆四十三年），朝鲜曾刊印了一部题名《新刊增注孙子直解》的书，分上、中、下三卷。稍后，越南出现了译者署名为施达志的《孙子兵法》译本。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日本，在学习与传播《孙子兵法》方面要比其他国家投入更多。在对外研究领域，日本更是独占鳌头，专业研究人员之多，专著出版之丰，涉及领域之广，均为其他各国所不及。甚至日本武学的兴盛和武学流派的发展也得益于《孙子兵法》在日本的普及和研究。他们从《孙子兵法》获得的收益也远超他国。
《孙子兵法》在日本受重视的程度，甚至超过中国。追寻《孙子兵法》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历程，是一件很有教益的事。一般认为，《孙子兵法》在日本传播始于唐朝中叶，实际情况可能要早得多。西方学者塞缪尔·B.格里菲斯提出并考证过两件确凿无疑的史实：一是在516年，中国有一位熟悉兵学的学者到过日本；二是在525年，日本继体天皇在任命其子粗鹿火为兵马统帅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夫将者，民之命与国之存所系也。”其内容和语言极似孙武的“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将两者联系思考，塞缪尔断言，最晚至6世纪初叶，中国的《孙子兵法》应该已传入日本。这比传统认识早了近二百年。
中国隋唐时期，日本多次派遣使者及大量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的政治、文化。这些使臣和留学生除部分留居中国，大部分归国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工作。特别在整个唐代二百多年间，日本任命遣唐使达19次（正式派遣并到达唐朝的有13次），每届遣唐使来华，必派众多学生同赴中国留学，最多一次达500人。每次遣唐使归国，总会带回大量的中国书籍和经卷。有确切记载的被称作《孙子兵法》携归日本“第一人”的吉备真备，就是日本奈良时代著名的遣唐留学生。
吉备真备，出身军人家庭，其父官至右卫少尉，自幼对军事问题有浓厚兴趣。他精通中文，兼修文武。717年，吉备真备随第九次遣唐使到达中国的都城长安。他走了一条与其他留学生不同的求学之路——不入官学而拜当时名士赵玄默为师，单独受业，专修经史，兼涉众艺。经十九年寒窗苦读，他不仅精通众艺，而且熟谙兵法，对《孙子兵法》《吴子》钻研尤深。735年吉备真备归国后，被任命为太学助教，他将随身带回国的中国文化典籍，包括《孙子兵法》《吴子》在内的中国兵书，上献朝廷；又将在华“所得学术，归辄以教人”，所授弟子多达400人。
752—754年，吉备真备以遣唐副使身份再度赴唐，归国后受到朝廷重视，屡任重职。760年冬，当时任太宰府大贰之职的吉备真备，在太宰府“亲自传授”中国的《孙子兵法·九地篇》和诸葛亮的《八阵图》，奈良朝廷特地指派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祢等六位军人前往学习。764年，吉备真备运用《孙子兵法》的作战思想和作战原则，在平息惠美押胜的叛乱中大举获胜，开创了日本军事史上成功运用《孙子兵法》指挥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先河。为此，吉备真备被后世的日本武学研究专家公认为《孙子兵法》的携归者和传播者、《孙子兵法》的研究先驱和《孙子兵法》作战原则的实践者。师从于他的土师宿祢的后世子孙——平安朝的大江匡房，后来也成为《孙子兵法》在日本研究最有成就的传人。
唐朝末年，当时中国传世的许多兵书传到了日本。875年，日本皇家藏书处冷泉书院遭遇大火——全部藏书（含兵书）毁于一旦。但是到日本宽平年间仅《日本国见在书目》中著录尚存的中国兵书仍有59部，内含多部我国《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没有著录的兵书。以《孙子兵法》《吴子》为代表的中国兵书的东传，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到了891年，日本已流传有六种中文版本的《孙子兵法》，以通晓《孙子兵法》而知名的学者和军人已经不少。894年，即平安朝的宽平六年，当政者推行“和魂汉才”，反对刻意模仿中国文化，提倡加强对“国粹”的研究，主张发扬和创造自己本民族文化，遣唐使的派遣至此中止。然而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并未中断，平安中期之后，日本非官派学者渐有来华者。
12世纪初叶，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日本社会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军事贵族独裁统治时期。该时代的最高军事独裁者称为“征夷大将军”，其社会基础是武士地主阶级，他们专为统治者打仗，以充任统治者的武力后盾为己任。这种职业军人的兴起，使整个社会充斥尚武的风气。
16世纪的日本战国时代，名将辈出，诸如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武田信玄、德川家康、上杉谦信等战国名将纷起争夺霸权，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从中国古代兵书中汲取营养。“七雄”之一的武田信玄，祖奉《孙子兵法》为家法，本人敬奉孙武为“尊师”，其案头始终放着一部《孙子兵法》，他通晓《孙子兵法》，并将其军事思想运用于争霸称雄事业，素有“日本的孙子”之称。他统帅的“武田军”所用的帅旗上绣的“风林火山”四个字，即取自《孙子兵法·军争篇》中的“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一句，故后世人称其动静相兼的军事战略为“风林火山”战略。其部下高坂昌信所编兵书《甲阳军鉴》还极力强调《孙子兵法》中的“慎战”思想。
战国时代末期，完成日本统一大业的丰臣秀吉，在实现霸业过程中得心应手地运用了《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这使他不仅成为一名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武将，而且也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重视孙武的“用间”理论，在每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之前都要派出大批间谍侦察敌情，他要求间谍人员不断移动其活动区域，严格地按照既定路线轮流行动。他常常以后一组间谍人员的报告核实前一组间谍人员的报告，以便取得尽可能详尽准确的情报资料。为了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标，争取敌手的降伏，以和平方式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他甚至将最后攻取九州岛的作战时间推迟了一年多。当其下属强烈要求攻占敌军所占的最后一座堡垒时，他仍坚持按兵不动，等待谈判，以取不战而胜的效果。
继丰臣秀吉之后的德川家康，在执掌全国政权不久后便下令印刷出版中国古代典籍，其中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大量军事著作，以期从中汲取治国安邦之策。德川还下令把《孙子兵法》作为军事教材，大量发放，以提高官兵素质。
在德川幕府时代，流行最广的《孙子兵法》注释本当数中国明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黄邦彦的《孙子集注》和清代孙星衍校的《孙子十家注》。自1536年署名“环翠轩”的《孙子抄》刊行问世后，日本人著述的“孙子书”开始大量出现。深受德川家康重用的、历任四代将军侍讲并参与幕政的著名程朱学派学者林罗山，在1626年出版了《孙子谚解》，后世人因此而尊他为日本注释《孙子兵法》的第一人。他力主国家高级官员应注意研究军事，兼知“礼”“兵”，认为“知礼而不知兵则懦，知兵而不知礼则愚”。1660年，第一部日文译本《孙子兵法》问世，结束了少数文人武将垄断对中文原版《孙子兵法》学习研究的局面，将日本研究和学习《孙子兵法》的活动推向新的高潮，并推动了日本武学的兴盛和武学流派的发展。
这以后，日本先后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武学流派，其中著名的人物有：林罗山、小幡景宪、北条氏长、山鹿素行、香西成资、新井白石、松宫观山、荻生徂徕、德田邕兴、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恩田仰岳等。他们多为文武兼备的人才，或设馆讲授兵学，或著书立说，为中国兵法在日本的流传和创新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古代日本的各种兵法，考其源流，无不与中国《孙子兵法》等兵书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如著名兵书《斗战经》《甲阳军鉴》《信玄全集》《兵法记》《兵法密传》等，其主要思想多出自《孙子兵法》，是《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与日本古代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自幼年起即师从林罗山的山鹿素行，不满于林罗山的理论，追求对武将、武士更有实用价值的学问。1685年，他撰写的《孙子谚义》问世。这部“日本化的《孙子兵法》”，堪称日本研究注释《孙子兵法》的佳作，作者因此享有“军事艺术大师”的美誉。他在该书自序中写道：
自《始计》迄修功，未尝不先知。是所以序《用间》于篇末，三军所恃而动也。然乃《始计》《用间》二篇，知己知彼，知地知天之纲领，军旅之事，件件不可外之矣。《作战》《谋攻》可通读；《形势》《虚实》一串也；《争》《变》《行军》一串也；《地形》《九地》一意也；《火攻》一意；《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文章之奇，不求自有无穷之妙。谋者不可忽。
山鹿素行对《孙子兵法》严谨的结构和严密的逻辑作了精辟的阐述，在宏观上抓住了这部兵典的主旨，为后世之人研习《孙子兵法》提供了典范。
此外，林罗山还著有《孙子评判》《孙子训点》，山鹿素行还著有《孙子句读》《孙子要证》《孙子讲义备考》等，上述提及的武学代表中也有不少人撰著《孙子兵法》的研究专著或注释本，如北条氏长著有《孙子外传》，新井白石著有《孙武兵法择副言》，荻生徂徕著有《孙子国字解》，德田邕兴著有《孙子事活抄》，吉田松阴著有《孙子评注》，恩田仰岳著有《孙子纂注》。近代较著名的研究《孙子兵法》的专著或注释本还有：伊藤馨的《孙子详解》，小峰弘致的《孙子始末论》，樱田迪的《古文孙子正文》等。
17世纪初，德川家康完善了军事独裁统治体制，开创了德川幕府时代，一直延续到19世纪60年代。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尚武精神得到大力提倡，效忠主子、重名轻死、崇尚勇武、廉耻守信被视为武士的美德，并渐渐发展为日本封建制度的重要思想支柱——“武士道”精神。因互相征战的需要，历任幕府统治者均推崇《孙子兵法》，出现了许多以通晓《孙子兵法》而闻名的文臣武将，改变了最初《孙子兵法》作为秘本兵书仅流传于学者或武将之家的状况。
1868年发生的“明治维新”，使日本结束了数百年的幕府统治，迅速迈向资本主义的近代化。为了积累原始资本，日本资产阶级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力图使国家走上对外侵略扩张、压迫其他民族的道路。在明治维新中起骨干作用的改革派武士从尊王思想出发，认为日本这样一个天皇制国家理应成为“东亚霸主”，“耀皇威于海外”，日益猖獗的民族扩张主义遂使日本走上了肇祸东亚、危害人民的军国主义道路。日本迅速组建起新式陆军、海军，加紧推行西欧式的现代化，努力掌握所引进的新式武器装备及作战方式方法。尽管当政者推行“和魂洋才”，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军界依然信奉《孙子兵法》。
这一时期，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多数人兼修东西方两种军事学说，在1904—1905年间发生的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军的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元帅和陆军第三军司令官乃木希典大将就是典型例子。东乡平八郎与乃木希典二人都深谙《孙子兵法》，东乡随身携带一册《孙子兵法》赴战，并在海战的布阵与作战中借鉴了《孙子兵法》的军事原则。根据日军大本营的作战计划，东乡亲率日本联合舰队主力，于战前即已提前集结到朝鲜半岛的镇海湾，积极组织训练和演习，进行了充分有效的战前准备。相反，俄国海军舰队于1904年10月中旬才从欧洲起航，远涉重洋三万余公里，辗转颠簸半年有余，及至驶近临战海域，已是舰损人乏，战斗力降低近三分之一。所以，当这支疲惫不堪的俄国舰队驶入对马海峡，遭到潜伏已久、准备充足的日本舰队的突然袭击时，很快失去抵抗力，最后被日本舰队的猛烈炮火全部歼灭。战后，东乡平八郎在谈论日本海军取胜原因时，表示自己此次全歼俄国海军舰队，主要是运用了《孙子兵法·军争篇》中的“以佚待劳，以饱待饥”的作战思想，字里行间洋溢出浓浓的得意之情。
在陆地战场取胜的乃木希典大将，也认为他的胜利得力于《孙子兵法》的应用，他为纪念战争的胜利，于战后自费出版有关《孙子兵法》的书籍，遍送友人。甲午海战和对马海战后的日本海军，逐渐确立了比较先进的海军战略和海军战术，佐藤铁太郎海军中将在这项活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他本人恰恰也是个深入研究《孙子兵法》的军人。他不仅著有《意译孙子》，而且善于汲取中国古代兵法的营养，为其创立海军战略乃至国家战略服务。他指出，《孙子兵法》“在古今中外的兵书中，是论述战略最宏伟而且容易深入研究的好著作”，“如果想理解深奥的战争理论并接受有威力的训诫，请学习《孙子》及《三略》之类的大作吧”。他信奉孙子的“不战而胜”的思想，认为“国家维持军备之威力的首要目的在于自卫”，“不战而威慑凶暴，维护和平，防止战争于未然，就是国防的真正目的”。佐藤还曾给日本天皇讲过《孙子兵法》，并为此专门撰写了《孙子御进讲录》作为教材。
同时代的海军中将秋山真之，主要致力于海军海战的战术思想的建立，他曾作为联合舰队的作战参谋参加了日俄对马海战，该战的实践经验成为他完成现代海战理论最主要的依据。秋山真之对《孙子兵法》也有很深的研究，他认为，孙武战略的精髓是令敌人屈服，而欧洲战略的核心则是残杀敌人，把敌人赶尽杀绝。他主张日本应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国家，绝不能采取西方流行的种族灭绝的战争原则，日本海军军事思想应以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依据。
可见，《孙子兵法》对日本武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日本军事思想的主体结构，这种历史影响在德川幕府时期走向鼎盛。中国学者高殿芳等人在《〈孙子兵法〉在日本的传播源流及一部古本〈孙子兵法〉的再发现》一文中将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孙子兵法》研究的主要特点归结为三：一是《孙子兵法》对日本武士的影响非常深远。日本当时的武士多半是根据对《孙子兵法》原理的理解，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创造了新战法并传播于后世。二是《孙子兵法》的研究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究其原因，是《孙子兵法》长期被视作秘密图书，不为世人所知，中国的阴阳五行、佛教密宗及禅宗与日本土著信仰结合，使《孙子兵法》研究蒙上了很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三是注释《孙子兵法》之风盛行，这不能不说是受中国程朱理学的影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驻德、意武官的陆军中将落合丰三郎，于1917年写成《孙子例解》，该书以山鹿素行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为依据，成为欧洲、日本军队的常备图书。上述一系列事实说明，明治维新时期及其后相当一段时期，日本军界（尤其海军）对《孙子兵法》的学习研究相当重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队深受西方军事思想的影响，加之后来“皇军思想”在军中贯彻，至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的国防战略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防的对象由保卫国土、主权和人民变为“保卫天皇和国体”，国家的主要军政首脑出于称霸东亚的野心，已把孙武这位中国兵家先哲的“慎战”“重战”思想完全弃诸脑后，在法西斯战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著名的现代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在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失败时说：当年发动战争，“原以为有办法的”，“只要施行神化战术就能取得胜利”，“结果日本失败了”。如果那时“认真学习一下这部《孙子兵法》，就决不会贸然发动那一场战争！”他以《孙子兵法》为准绳，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决策的失误和最终战败的教训，足以为后世警诫。
另一方面，日本对《孙子兵法》的翻译和注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已达到了相当水平。山田准与阿多俊介译注的《孙子兵法》和北村佳逸撰写的《孙子解说》，在注解中旁征博引，均狠下了一番功夫。
日本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败，战后没有发行多少有价值的军事著作，但《孙子兵法》之类的书籍是例外。冈村诚之的《孙子之研究》、佐藤坚司的《孙子体系的研究》、河野收的《竹简孙子入门》、德永荣的《孙子的真实》、掘之北重成的《古文孙子解释》、上田宽的《孙子义疏》等书的问世，弥补了这段时期军事著述方面的空白。这些著作有相当一部分讨论了两次世界大战，联系了当代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总体上看，能够超出战争或作战艺术的视野、根据对战争经验的自我反省而提出的反战理论和作为核时代威慑战略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受到当代日本军事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佐藤坚司在其著作中甚至将孙武称为“实质的和平论者”。
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孙子兵法》研究热方兴未艾。专业研究人员有数千人，业余研究者更大有人在，几乎遍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特别值得提出的有以下几人：佐藤坚司、服部千春和大桥武夫。
佐藤坚司，他于1962年出版了一部《孙子思想史研究》。该书系统地评介了日本各历史时期各武学流派研究《孙子兵法》的概况及其成就，成为日本战后研究《孙子兵法》专著中的佼佼者，堪称一部佳作。著名学者兼企业家服部千春，长期以来悉心钻研《孙子兵法》，自称“孙子的门徒”。他在山东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出土后，很快于1974年写出《新编孙子兵法十三篇》一函送呈毛泽东主席。198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5周年之际，他又将所著五十余万字的《孙子兵法校解》书稿交由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一时传为中日友好往来的佳话。该书由概说、正文、校记、校异、通解五部分构成而以“校记”和“通解”为核心部分。
服部千春在长期研究孙武的过程中，深感要窥视《孙子兵法》的真实面目，必须首先搞好校勘，故在“新校”部分下力最大。他以宋《十一家注孙子》为底本，并将汉墓竹简本、日本樱田本、宋《武经七书》本、明《武备志》本等依次排列，进行通校，写出校记，使文字异同一目了然，文脉连贯，尽可能地“靠近于兵圣孙武原来‘真本’的容貌”。“校记”之后是参校诸本另列出的“校异”，颇便于查考。服部千春还努力以先秦音韵规律判别诸本文字的正误优劣，这确为校勘之重要方法，如果做得好，是可以获得显著成绩的。“校解”部分，作者夹叙夹议，逐句串解，并对中日古代战例妥加援引，以求“把握孙子之深奥，阐扬孙子之要义”。如作者对“形”“势”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形为势之根本，势从形中产生”“形是静态的，成为体；势是动态的，可充用”。他将“形”“势”二者视为“制胜的根本”：“首先要有形（客观物质力量），然后才能谈论谋攻，谋策既定，胜券在握，于是势也就继之而生。”又如作者视《孙子兵法·虚实篇》为“十三篇中的精髓”“避实击虚是用兵的基本方法”。为帮助读者领悟“精髓”所在，作者对于“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争主动权问题，对于“攻其所不守”“攻其所必救”等作战方向问题，对于“形人而我无形”的示形动敌问题，以及各种虚实转化措施都作了阐发。
随着经济腾飞，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许多经济学家和实业家开始重视将《孙子兵法》运用到企业管理与商业竞争中，“兵法经营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的创立者大桥武夫，是日本财团法人偕行社副会长兼东洋精密工业株式会社顾问，他于1951年接管濒临倒闭的小石川工厂，经整顿后重建为生机勃勃的东洋精密工业公司。该公司历30余年而不衰，其诀窍在于他把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著作与现代社会经营之道融于一体，运用于经营管理实践而获利。他于1980年出版的《孙子兵法》一书提出了“兵法经营论”，继而编写出一部《兵法经营要点》，对经营管理中如何进行“庙算”“料敌”“任将”“得人”“发机”“出奇”以及“不战而屈人之兵”等诸多问题作了详细论述。他断言采用中国兵法思想指导企业经营管理，比之采用美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更合理、更有效。
日本的一些著名巨型企业如本田、日产、丰田等，对于本公司管理人员的培训也都一概参用《孙子兵法》关于集中兵力、致人而不致于人、应敌变化而取胜、出其不意以及知彼知己等军事思想。在培训中，公司要求学员们根据《孙子兵法》所阐述的思想，研究如何将它运用到现实管理中去，制定出本企业的发展策略。日本小企业的经理们，也很重视和研究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特别是《孙子兵法》。据《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本专家村山孚先生介绍，日本企业家为求得本企业的生存、发展，往往轮番使用下列两根支柱（或者称为两个轮子）：在生产经营景气的时候，使用美国现代化管理思想这根支柱、这个轮子；在生产经营不景气的情况下，则依靠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特别是《孙子兵法》这根支柱、这个轮子。
事实上，《孙子兵法》中许多科学思想，特别是关于运筹谋略、对抗策略的精辟论述，在企业所处的两种状态中都是可用的。日本还有一本书题名为《怎样当企业领导》，该书作者占部都美曾对《孙子兵法·计篇》中关于“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作了详细介绍，并提出，作为现代企业领导者，仍须具备孙武讲的五个方面的道德修养，并指出孙武的为将“五德”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许多日本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撰文，认为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特别是孙武的许多军事思想完全可以运用到经营管理方面。如可以把《孙子兵法》中“五事”作为指导思想制定经营战略：“道”是企业的基本方针；“天”是企业的天时、机会；“地”是企业的地理位置、生产资源、劳动力等客观条件；“将”是管理者；“法”是企业的组织、纪律、规章制度等。又如，可以把《孙子兵法》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作为企业管理的根本原则，只有重视市场调查，搞清市场的产、供、销情况等大量信息，企业才会有生机，有竞争力，才会蓬勃发展。再如，可以把《孙子兵法》治军思想中关于注意士卒的心理和情绪的原则用于人事管理和进行目标管理，把《孙子兵法》中关于“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的思想用于开发新产品、拓宽新销路。这些见解都对世界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成功的实践经验则使“兵法经营管理学派”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成为管理理论家和企业家们瞩目的对象。
《孙子兵法》不仅仅在亚洲地区广为传播，它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也很大。
《孙子兵法》的西传，最早见于1772年，一位曾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法国神父约瑟夫·阿米奥特，根据《武经七书》的满文手抄本，并对照汉文版本，将《孙子兵法》翻译为法文，作为“中国军事艺术”丛书中的第二部在巴黎出版，从而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第一部《孙子兵法》译本。阿米奥特在该书扉页上写道：“公元前中国将领们撰写的古代战争论文集。凡欲成为军官者都必须接受以本书为主要内容的考试。”
该书一经问世即博得好评，一时为多家杂志摘要转载，十年内发行两版。迄今为止，该版本仍系法国的《孙子兵法》主要译本。但是，作为一个虔诚的传教士，作者阿米奥特过分强调了《孙子兵法》对于战争的道德和人道主义方面的关心，观点失之偏颇。此外该译本“译文失真”的缺陷也比较明显。尽管如此，当时法国一家刊物评论说：“如果我们指挥军队的将军以及下级军官能够拥有这部‘杰作’，人手一册，那就会对王国起重大作用。”据传，法国大革命时期叱咤风云、威震欧洲的法国统帅拿破仑就常在作战间隙阅读这部法文版《孙子兵法》，从中汲取一些可资运用的军事智慧。
《孙子兵法》的第一部俄文译本，是俄国汉学家斯列兹涅夫斯基于1860年完成的，他将译作题名为《中国将军孙子对其部下的指示》，收录在当时的《战争手册》第13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军根据1910年贾尔斯英译本重译了《孙子兵法》，并将其列为军事学术史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内容。战后，苏军上尉西多连柯于1955年直接由中文版翻译成俄文译本，苏联著名军事理论家拉辛将军为之作序，序中说：“军事科学的萌芽在远古时代就已产生……在这方面，人们奉为泰斗的通常是希腊的军事理论家，其中最著名的有色诺芬，还有后来的韦格蒂乌斯。韦格蒂乌斯在很长时期内是拜占庭（6—10世纪）与西欧（15—16世纪）的军事理论权威，但实际上排在最前面的应当是古代中国，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家中最杰出的是孙武。”
西多连柯的俄文新译本的发表，扩大了《孙子兵法》在苏联及东欧各国的影响。两年后出版的《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一书，也突出论述了《孙子兵法》在世界军事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该书指出：“在古代中国，军事理论得到了高度发展。远在公元前500年，中国已经写成了若干军事著作。这些著作中最早、最优秀的是孙子的著作。”“孙武总结了当时中国奴隶主所进行的战争的丰富经验，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基础。”
《孙子兵法》的第一部德译本是布鲁诺·纳瓦拉翻译，于1910年在柏林出版，书名为《孙子兵法——一位中国军事经典作家论战争》，但这本书目前在德国各大学图书馆已很难找到，1957年出现了由西多连柯俄译本转译的新译本。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皇威廉二世被废黜后，在侨居生活中读到《孙子兵法·火攻篇》的最后一段：“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不禁叹道：“早二十年读《孙子兵法》就绝不至于遭受亡国之痛了！”
《孙子兵法》在英语国家，尤其是在美国的传播与影响，可以与在日本的传播影响相媲美。在整个西方世界中，英国首先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成就最大的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他从战略学角度对《孙子兵法》进行探讨。利德尔·哈特称孙子为“最优秀的战略家”，并在其《战略论》一书的扉页上引用《孙子兵法》的军事名言达15条，以示对这部古代中国军事典籍的推崇，并借以表达自己的战略思想。英国军方首脑人物也十分推崇《孙子兵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名将蒙哥马利元帅曾提出要重视对中国《孙子兵法》的学习研究；60年代初期任英国空军元帅的约翰·斯莱瑟曾盛赞《孙子兵法》“能全面彻底地以明确的表达方式和简练的语言告诉别人怎样作战”。他认为该书最能“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具有一种“时新”的特点，“就像是昨天刚写出来的一样”，对现代战争具有指导意义。他因此主张“所有的军事学院都应该把这部著作列为必读之书”。
了解一下历史上主要英译本的产生过程，有助于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孙子兵法》对西方各界的影响力。
历史上第一部《孙子兵法》英译本，是由英国皇家炮兵上尉卡尔思罗普1905年在东京发表的，该本因由日文版辗转翻译而成，故讹误较多，当时任大英博物馆东方书刊和书稿馆助理馆长的莱昂纳尔·贾尔斯，认为卡尔思罗普的译文“糟糕透顶”，使“孙子蒙尘受辱，需要为其正名”。于是他凭借自己深厚的汉学功底，根据中文原版重译《孙子兵法》，定名为《孙子兵法——世界最古之兵书》，于1910年在伦敦出版。
该书注释详尽，语言流畅，并附有译者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研究成果，一经问世，便在英、美等国受到好评，一再重印，历数十年而不衰。美国宾州军事出版公司于1949年再版贾尔斯译本时，还请著名的军人学者托马斯·菲力普斯为之作序，菲力普斯在序言中对《孙子兵法》的总评价是：“《孙子兵法》是世界最古兵典，言简意赅，以阐述基本原则为主，其中许多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即现代战争条件下仍然适用，对指导战争的实施很有价值。”这是一个行家对《孙子兵法》的现代评论，绝非说客套话。
在最早的两个英译本《孙子兵法》问世后的三四十年间，西方的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克服语言文字方面的困难，通过较为信、达的译文将东方的兵学经典《孙子兵法》介绍给西方世界，研究运用型的著述则很少见，对美国等西方军事界影响也不大。在此时期，英国著名的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孙子兵法》的无尽价值，成为西方国家中最早比较准确而系统地阐述《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少数有识之士之一。
1927年，利德尔·哈特收到了约翰·邓肯爵士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我刚读完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孙子兵法》，这本书写于公元前500年。书中的一种观点使我想起了您的洪水泛滥的理论（指利德尔·哈特1920年在《步兵训练》一书中提出的“洪水泛滥式”进攻战术理论）。”正是邓肯的信引起了利德尔·哈特对《孙子兵法》这部东方古典军事名著的浓厚兴趣。当他仔细研读了这部书后，惊奇地发现数千年前中国孙武的许多观点竟与他不谋而合，从而使他意识到“一些最根本的军事思想是永恒的，即使是属于战术性的”。
两年之后，哈特的《战略论》（当时题为《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1954年于纽约第三次再版时随着内容的增加正式定名为《战略论》）一书出版，该书以对历史上战争的研究为基础，通过对西方世界两千年来所发生的重大战争的分析，特别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探索，提出了一种称为“间接路线战略”的理论。然而，该作者多次不无谦虚地说自己的理论创作深深得益于《孙子兵法》的启迪，以示对古代中国兵圣孙武的敬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一位国民党军官向他提起这本书在中国军事院校被当作主要军事教材时，利德尔·哈特劝这位中国人“应当求教于孙武”，“因为《孙子兵法》这本篇幅不长的著作把我二十多本书所涉及的战略和战术基本原则包罗无遗了”。
美国人所见到的第三部较重要的《孙子兵法》英译本，是由美国已故退役准将塞缪尔·B.格里菲斯于1963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名为《孙子——战争艺术》。译者格里菲斯，1929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过战后几次局部战争，也曾在美国第七舰队和海军陆战队驻天津和青岛部队中任职，他对于西方军事理论的局限有一定认识，并主动把眼光投向东方的军事理论。
1960年，格里菲斯在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时年已55岁。此后格里菲斯主要在美国的军事院校执教并在战略研究部门从事学术活动，著有《毛泽东论游击战》《北京和人民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等介绍中国军事史和军事思想方面的著作。
《孙子——战争艺术》的译文所依据的是清代孙星衍《孙子十家注》本，作者认为孙校本是“200年来中国的标准版本”。在导论部分，作者汇集了他对孙武多年研究的成果，其主要内容有：《孙子兵法》的作者、版本、时代与战争背景以及孙武战争观的介绍。在有关孙武战争观的一节中扼要阐述了《孙子兵法》十三篇的要点，盛赞孙子的慎战、重算、重道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重视战争与经济的相互联系，重视将领的智与谋，重视因敌制胜与奇正之变，重视天候、地形之用，以及用间思想等。格里菲斯认为，孙武重视作战双方“五事”之比较，实际上是正确地把握了现代所谓“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的相互关系。他对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兵者，诡道也”等战略思想尤为折服。
格里菲斯发挥了军人兼学者的特长，着意对于《孙子兵法》十三篇作军事角度的探索，并采用大量现代军事术语表达译文，修正了贾尔斯译本中的不少错误。如开卷首篇即订正了贾本将“兵者”译为“兵法”（Artif War）的错误，改译为“战争”（War）。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他从战略学角度表述了孙武“上兵伐谋”这一著名的战争指导原则，订正了贾尔斯译本对“伐谋”“伐交”等的误译。在《军形篇》《兵势篇》《虚实篇》《军争篇》《地形篇》诸篇中也对贾尔斯译本有所修改，其中不乏译得好的佳句。
此外，译者还吸收了20世纪50年代中外学者对《孙子兵法》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与我国著名学者郭沫若、顾颉刚等人的个人通信。但该书亦有若干缺点。首先，每篇文句编号过多，显得枝蔓；采取孙校本《孙子十家注》方式，选择注释，利弊参半。其次，删节不当，有的关键字句被删译，不符合原作之意。
《孙子——战争艺术》的序言为前述西方著名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所写，该书因此扩大了它在西方的影响。利德尔·哈特在序言中写道：“《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名作，其内容之博大，论述之精深，后世无出其右者。与两千年后的西方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相比，孙武的文章讲得更透彻、更深刻，永远给人以新鲜感。”利德尔·哈特对于《孙子兵法》未能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西方得以传播深表遗憾：“如果《孙子兵法》当时得以传播，《战争论》中掺有孙武思想的成分，从而使人们对其理解不失之偏颇，那么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本可以避免。”可惜，“当《孙子兵法》全译本在西方出现时，军事界已完全被信仰克劳塞维茨的极端分子左右，这位中国圣者的声音难以引起共鸣。无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都没有理会他的警告：‘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利德尔·哈特还结合世界新形势谈到了格里菲斯译本出版的意义：“在可能导致人类自相残杀和种族灭绝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这种需要（指重新翻译《孙子兵法》）更为迫切。”一位声名显赫的西方战略学家亲为作序，为该译本增色不少。此本近30年来多次重印再版并转译成德、法等国的文字，在西方各国广为流行，取代了原先贾尔斯译本在整个西方世界的权威地位。
利德尔·哈特与格里菲斯二人努力不懈地在探求一种使《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同西方传统军事思想融合互补的道路，他们孜孜不倦地宣传《孙子兵法》以期引起更多的西方人士对此书的重视，尤其是那些制定国策和拥有战争决策权的西方国家首脑人物的重视，他们确实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共同的目标。美国国防部维克托·克鲁拉克少将如此赞扬了格里菲斯的贡献：“他从该书（指格里菲斯的《孙子兵法》译本）中找到了把孙武的思想同克劳塞维茨、杜黑、约米尼和马汉的思想紧紧联结在一起的‘线索’。”
1983年，定居美国的原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克拉维尔以贾尔斯英译本为依据，翻译出版了《孙子兵法》的英、德、西班牙语普及本。这位美国知名的当代亚洲问题学者是在1977年香港之行时第一次得知《孙子兵法》这部书的，一旦开卷便爱不释手。他说：“孙武在2500年前竟写下了如此多的直到今天还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警句，这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他在该书出版序言中指出，《孙子兵法》之所以能深深打动他，其原因有三：第一，是这本非凡的著作在2500年前阐述的许多真理，今天依然可用。《孙子兵法》过去若为当时的军政领导人所认真研读，那么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会被避免——至少可以肯定地说，两次世界大战不会打得那样残酷，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不至于被那些称为将军的魔鬼愚蠢地摆弄，在战火中无谓地丧生。第二，《孙子兵法》极其清楚地揭示了夺取主动权与克敌制胜的法则。第三，《孙子兵法》中所包含的真理，同样指明了在军事之外的各个领域内对付冲突与斗争的取胜之道。
他真诚地希望能把《孙子兵法》这部书列为“所有官兵、一切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以及政府和大学里所有人的必读之作”。他不无风趣地说：“如果我是最高统帅，或被选为总统，我还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所有的军官，特别是所有的将军，每年都要参加两次《孙子兵法》十三篇的考试……考试不及格的将军立即自动罢免，并不准上诉，其他军衔的军官则自动降级。”克拉维尔对于《孙子兵法》热情洋溢的讴歌和赞美，代表了美国军界以外人士对《孙子兵法》在当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认识。由于该译本保留了贾尔斯译本中有趣的中国典故和通俗可读的注解，因此该本虽未有格里菲斯本那样的权威性，但在美国等英语世界中起到了普及和宣传《孙子兵法》的积极作用。
《孙子兵法》的格里菲斯译本和克拉维尔译本，在20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的相继问世，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军队内外有识之士对于《孙子兵法》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孙子兵法》对美国军事思想乃至美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念日趋深入的影响。“美国文化很讲实用，偏重于‘问题的解决’”，美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念，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哲学无疑会深刻制约和影响对《孙子兵法》这部东方兵典的接受和吸收。但是美国人只要认定《孙子兵法》可以“为我所用”，则无论从事何种职业的何等人物都会对它产生兴趣。
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80年代，美国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运用已相当普遍和深入，其领域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体育诸方面。全美著名大学中，凡教授战略学、军事学课程者，无不把《孙子兵法》作为必修课。据不完全统计，除军界和专门研究机构，美国民间目前已有近百个研究《孙子兵法》的学会、协会或俱乐部在频繁活动。1987年，中国将军陶汉章所著《孙子兵法概论》一书英译本在美出版发行，即被列为80年代畅销的军事理论书籍之一。可以说，美国已经出现了热度相当高的“孙子热”。
关于《孙子兵法》对美国军事战略思想的影响，美国当代防务问题专家、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前所长约翰·柯林斯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已指出，他说：“孙武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的大部分观点在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众所周知，当代美国军事思想的主体内容就是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提出的核战略思想，主要针对的对象是苏联，服务于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目标。战后四十多年来，美国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如作战对象、战略部署、战争准备、盟国关系、争夺地区、作战思想、武装力量建设和武器装备发展上都始终无大变化。为适应国际形势、美苏军力对比以及军事技术等方面的变化，美国数易其核战略思想。特别是在1970年代，美苏实力的对比出现了不利于美国的趋向，时值美国长期深陷越南战争泥沼后刚刚拔脚，又在战略力量方面丧失了1960年代对苏优势，与苏联形成核均衡（或称“核僵持”）态势。这一切都是促使美国军政首脑人物反思20世纪60年代所奉行的对苏“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核战略是否依然有效。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离开白宫后所写的《真正的战争》中，不止一次地运用《孙子兵法》回顾与分析当时的战争问题和对苏战略问题。在该书“军事力量”一章中，他论述了当时美苏力量对比，分析了苏联从对美均势走向核优势的原因，着重运用孙武的《孙子兵法·谋攻篇》思想阐明美国当时战略理论的缺陷。他指出美国奉为圭臬的“相互确保摧毁”理论有三大严重错误：第一，苏联并不以为然，继续我行我素。第二，一旦威慑失效，美国根本没有合理的选择方案可供采用。同时，一旦爆发战争，这种理论也无合乎理性的政治目标或军事目标可言。第三，在道义上，这一战略理论暗示着把蓄意屠杀平民当作正当的目标。威慑以此为据，实不足取。
尼克松认为，战略和道义两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他援引《孙子兵法·谋攻篇》的话——“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以表示对20世纪60年代奉行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理论的不满。尼克松后来声称支持里根的“战略防御倡议”，并认为21世纪有可能以“战略防御倡议”为威慑力量，从而使核武器过时作废。正是基于上述考虑，20世纪60年代末期上台的尼克松政府终于以“现实威慑”战略取代了“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并进行了必要的战略收缩，调整全球军事部署，重点加强欧洲地区防务，着重强调避免在局部战争中消耗美国自己的实力，而把它们“委托”给盟国去进行。这一战略一直延续到卡特政府时期。
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他的《运筹帷幄》一书中，直接引用和间接运用了《孙子兵法》中的观点对全书进行总结，并根据孙武的“伐谋”思想提出了对苏联的长期性战略，以夺取“历史性的胜利”。
布热津斯基认为，随着核时代的到来，军事胜负的传统概念已经过时，美苏任何一方的战略优势都不足以剥夺对方进行有效报复的能力。那种在战时要对方“无条件投降”的提法已不复存在。“打赢”或“取胜”不是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即谋取上风或优势的过程。在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漫长过程中，某些问题上与苏和解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竞争方式”。作者认为，保持美国的持久力量是对苏全面竞争的关键，“伐谋”是美国竞争战略的精髓，主张以孙武的“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与苏竞争的总方针。
他还按孙武提出的“衢地”概念以及“衢地则合交”原则对美苏争夺欧亚大陆的三条主要作战方向——欧洲、远东和南亚及其他战略方向上的“要害国家”（即孙武讲的“衢地”）进行详细分析。作者还提出了在政治上压倒苏联的可能，认为孙武的“上兵伐谋”对进行持久的历史冲突也同样可行。他认为，美国欲在与苏联竞争中不战而胜，上策是挫败苏联的政策和利用苏联的弱点。
美国军事家乃至高层战略决策人物，不仅重视在制定其战略、战役、战术思想时借助《孙子兵法》为“外脑”，力图将自己的军事理论同《孙子兵法》加以联系，而且不同程度地以《孙子兵法》反思、总结或具体指导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些局部战争。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朝野上下对“越战综合征”众说纷纭，尼克松等人从多方面总结美国失败的教训。他认为，美国的战略与孙武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背道而驰，导致了越战失败。美国公众舆论不支持打越南战争，美军远隔重洋作战却无公众支持，是无论如何打不赢的。他还援引《孙子兵法·作战篇》说“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在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中，胜利无望，撤军就成了必然的结局。前任陆军参谋、原驻越南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个军人的报告》一书中，也引用了孙武名言“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作为他说服美国最高领导人从越南撤军的理论根据。
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以高科技为主要特点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在战略指导上采取了“先胜而后求战”的战略方针，在政治上最大限度地孤立伊拉克；在外交上争取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实施国际封锁；在经济上得到了日、德、沙特等国的资助；在军事上聚集了足以在战场上制胜对方的强大兵力，从而使战争有可能速战、速决、速胜。
据《洛杉矶时报》记者于战争期间对前总统老布什的采访报道，当时老布什办公室桌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恺撒传》，另一本则是《孙子兵法》。关于海湾战争的作战指导，美国国防部在战后所写的报告《海湾战争》一书中毫无隐晦地说：“多国联盟成功地实践了孙武所说的‘上兵伐谋’的战略思想。”在持续42天的战争中，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挥了情报准确、空中力量强大等全部优势，首先对伊拉克军政首脑机关、通信指挥机关等战略目标和地面部队进行了持续28天的大规模战略空袭，继而在为期仅4天的地面战中巧妙运用孙武“避实击虚”“以正合，以奇胜”等作战原则，合理部署兵力，实施出其不意的机动运动战，最终以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战争中，美海军陆战队负责制订作战计划的苏顿将军曾明确指出：“正面攻击是下下之策，这完全是《孙子兵法》的运用。我们将避免与伊军正面交战，使用可以垂直起降的‘猎鹰’式战斗机和可以运送轻型装甲车及大炮的载重直升机，把一整个装甲纵队运送到内陆，再夹击伊军部署在海滩的重兵，这样就可减少损失。”
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在海湾战场上应用《孙子兵法》，研究取胜之道，一时成为重要新闻。在此之前，美海军陆战队司令格雷将军已于1989年发布训令将《孙子兵法》列为1990年陆战队军官首本必读军事书，他于训令中说：“孙子的作战思想在今天和2500年前一样适用，是当今实施运动战的基础。”
以上介绍，不难发现，《孙子兵法》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越来越被世界各国人民了解。目前《孙子兵法》在国外的译本已有数百种，先后问世研究《孙子兵法》的专著已逾千种，专业或业余的研究人员更是盈千累万，对《孙子兵法》的解读更是层出不穷。笔者相信，这本古老的兵书所蕴含的智慧，定能在日后的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