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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顾涛老师的邀请，有幸能来参加会议，并在这里发言。本次“《通典》与中国制度史研讨会”的召开，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与顾老师的看法一致。这里我想就会议议题谈三点看法：
改革开放以来，古代史包括中古史研究取得进步和成就，与新史料的发现和运用有着直接的关系，以致目前学界的眼光常常更多地聚焦于简帛、文书和墓志等，课题的选择也往往因新史料产生。这一方面当然使学术取得了开拓和进展，但另一方面，过分依赖和重视新史料加上急功近利的心态，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即对核心的、特别关系制度史的史籍，重视程度减少，包括《通典》《开元礼》《唐六典》等，目前用到往往只是检索，贯通性阅读、钻研减少，意味着本来应具备的基本功被忽略了。其结果是基础性的制度史研究少人问津，成了薄弱环节，甚至很少人开课。这限制了研究的领域和思维，阻止了学术向更深和更广度发展，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某些研究领域的衰落和断层。虽然有些史书确已千百遍地为人们深耕和利用，但还有许多问题等着我们重新认识和发掘。多年以前，有感于同行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硕果累累，我曾说过要是把同样精力放在《全唐文》上（当然这是指广义的《全唐文》，《通典》自然在内），也许会取得更大成就的话，只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共鸣。我想主要是由于这样做需要长期的积累，下更大的工夫，相比文书出成果要难和慢许多吧！所以我们现在开这个会，或许代表着一种传统研究方式和理念的回归，提醒我们要对如《通典》这样一些有代表性、开创性的传世史书和相关制度史研究引起重视，以便能够打下更深厚、坚实的基础，从整体上拓宽我们的研究路径和视野。
这里既提到制度史，还要说到我的导师王永兴先生，王先生是讲制度史最多的老师。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王先生讲唐史，连带各种制度：官制、经济、法律、地理。讲制度同时结合唐代史书：两《唐书》和《唐六典》、《资治通鉴》与《通典》等，另外也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他说做文书研究出发点是唐史，不能只做文书，两者的结合很重要。所以我虽然从新史料——包括敦煌吐鲁番文书和天一阁明本《天圣令》以及新发现墓志中受益匪浅，但在做相关课题时，并没有放弃对传世史料的发掘和运用，个人的研究也一直是“两边抱”的。尤其是制度史，我觉得始终是研究唐史的骨架和纲梁。比如政治史很重要，但只有结合制度史，才能理解其深层次的底蕴。例如对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关系以及她的干政，有很多不同看法，但如能结合她对礼法（《显庆礼》和龙朔格）制作的参与和主持，就会得出不容置疑的结论。所以制度性的内容非常关键，对制度类的史书要反复阅读，越熟悉越好，也要更多更广泛地加以研究，在这方面有所创获。
具体到《通典》，这部当今所存最早的典章制度通史、专书，《旧唐书·杜佑传》有“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的评价。虽然它记载的内容上千年，被使用、研究也是上千年，但仍需要有新的突破和贡献。而研究《通典》和相关制度史，我认为仍然有两个方面不可或缺，其中之一就是对杜佑本人的认识与对《通典》本身的阅读和思考。需要站在唐朝经学、唐朝学术的角度，对杜佑制作《通典》的内容方式及特色，杜佑写作《通典》的思路、观点和用意进行反思，也要与所在时代和杜佑的生平结合。从本次会议的目录来看，有一些讨论已向这个方向发力。《通典》起始的大历初（766）是唐国家社会走向安定的开始，到贞元十七年（800）上表献书，历三纪即36年。我们必须理解这个时代人们在动乱结束之后，迫切希望回归所谓开元盛世的心态和努力。王永兴先生在讲《通典》时，特别要我们注意李翰序所言经邦立事，师古随时和四库馆臣“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繁，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的评价。王先生强调的是“有用之实学”，而“实学”正是当时当代最实际、最切中时弊的追求。所以，杜佑是那个时代的仁人志士之一。不过，他与其时或善于呼啸奔走、或力图用文章道义警醒世人的一些人士不同，是试图用制度沿革的书写轨迹来恢复传统，提供借鉴。《通典》的八典，从《洪范》八政出发，都是围绕当时治政最为实用的典章制度，也即所谓实学。其中开元制度是《通典》树立的目标，与安史之乱后，特别是代宗、德宗时代恢复开元盛世的理想和主张是一致的。
这一点我想可以礼典为例。《通典》据说是在刘秩《政典》35卷基础上增修的。其中《礼典》100卷，包括沿革部分和《开元礼纂类》，恰当全书200卷之一半，《乐典》7卷在外，在《通典》中占有最大分量。其中的绝大多数篇章无疑都是杜佑所增。可见杜佑的关注，以礼乐为重心。杜佑有“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的说法，但其本质是看重礼乐的实用意义，与欧阳修“三代而下，治出于二，礼乐为虚名”的看法相反。值得注意的，刘秩《政典》是开元时所创。而《通典》除了《纂类》集中《开元礼》的内容外，沿革中涉及唐代，也多有“具（或备）《开元礼》”“如《开元礼》”的说明，可见唐代部分主要是围绕《开元礼》为基本内容。除《开元礼》之外，沿革中出现的唐代书名只有《大唐元陵仪注》。为何如此？显然是因为《开元礼》因袭《显庆礼》而缺少了帝王凶礼国恤，用《元陵仪注》是对开元凶礼的补充，更何况此书面世时间在德宗即位初，与《开元礼》精神是一致的。另外在对《开元礼》校勘的过程中可以发现，《通典》在补充和解读《开元礼》的过程中还引用了《唐六典》，这充分说明杜佑自觉执行了朝廷回归开元制度的方针政策。
对于研究《通典》而言，人们常常会关注杜佑本人的一些评议和观点。但除此之外，了解杜佑如何记述、反映了哪些制度和问题很有必要，而在讨论具体制度时也一定会注意到所用书目和史料，这些则与杜佑个人的官职经历分不开。借助《旧唐书》本传和其他一些史料，我们知道杜佑从代宗初为润州刺史（后任浙西观察、淮南节度使）韦元甫幕僚始，一生任职的主要或大部分时间都在东南——淮南、浙西、岭南，建中初虽被征入朝，历工部、度支郎中，又与韩洄分判度支、盐铁，任“权勾当江淮水陆运使”。“时方军兴，馈运之务悉委于佑，迁户部侍郎判度支”。又从贞元五年任淮南节度使，直至贞元十九年入朝。所以杜佑不仅熟悉地方政务，更有主掌财赋的经历。这决定了《通典》中某些内容和材料的来源。例如《食货典·赋税下》唐天宝天下赋税计账、国用军用收支、诸郡土贡，以及《丁中》中的宇文融的刮户及开、天户口总数，这些资料并不在史书记载范围之内，而杜佑可以掌握，是由于其掌管财政的原因。
不仅如此，一些资料的来源或与杜佑身在江淮的人际关系有关。例如《选举典·杂议论下》仅引沈既济和赵匡的议论二篇。沈既济乃苏州吴县人，而赵匡为《春秋》学派的掌门人之一。有一点很重要，《春秋》学派啖助、赵匡、陆质兴起的活动区域正是在江淮。啖助曾任临海尉、丹阳主簿，卸任后还生活在那里。赵匡大历五年在宣歙陈少游幕下，曾至丹阳拜访啖助，后随使府迁浙东。陆质据说曾师事啖助十余年，大历中又在淮南陈少游幕下。那么杜佑是否与之有交往，而他与新《春秋》学派及后来的永贞集团关系值得考察，因为两者是有连带关系的，而这或者对《通典》的撰作不无影响（《礼典·禘祫下》即以贞元十一年陆质言为结束）。
另外，杜佑的思想是与唐代整体社会思潮密不可分的。在这方面《开元礼》修撰所体现的“改撰”《礼记》与“折中”唐礼精神是否对杜佑产生影响也值得探讨。杜佑关于制度的书写一般包括古典、中古沿革、唐代新制三个部分。所以李翰序以为《通典》之作，“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这里涉及杜佑对古典今事的态度，意味其书体现了古“今”制度变化，也体现了经学古制与当代应用结合的意向。唐后期的《春秋》学派和永贞革新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举起“大中之道”的旗帜，所谓“中”不是简单地取中调和，而是包含贯通古今、承认变化和赞同革新的追求。那么杜佑在《通典》的撰作中对此有无接受和体现，其政治取向如何，也是应当深入的问题，这就涉及杜佑的思想和识见。在这些方面，我们也许可以更进一步进行探讨。
研究《通典》的第二个方面，自然是利用《通典》的史料进行制度史研究。在这方面，《通典》有其独特、不可替代的方式与贡献。李翰序说《通典》：“故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所以《通典》所采，既有经传群史，也有能够反映废置沿革的各种书籍议论，此外又有唐朝令格制敕、户籍账簿等，包罗万象，而且时间不限于天宝而是直到德宗贞元时代，后者是最独具一格的。能够充分利用《通典》史料进行研究的典型是李锦绣的《唐代财政史稿》。她用天宝收支大账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复原了唐前期的支度国用，即财政预算的计划实施，另外贡赋等也是其书依据的资料。她关于《通典》的研究还有与余太山合著的《〈通典〉西域文献要注》。当然我们古代史研究所唐宋研究室以《天圣令》为基复原唐令，不少依据也是来自《通典》。
利用《通典》进行礼制研究最有广阔空间，无论是《纂类》还是沿革部分都是如此，这项研究目前正在开展。我曾通过《大唐元陵仪注》讨论了皇帝的丧礼国恤。另外沿革部分关于汉魏南北朝时期的礼制和所用资料最值得关注，这些资料反映的是学术史，《通典》由于重视沿革，所以是所有研究中古史的学者必读之物。我曾对《礼论》类著作的发展特色与经学变革关系做过讨论，就是受到《通典》所载《石渠礼议》和东晋南朝《礼论》类著作的启发。这些资料很多恐怕不一定取自长安的史馆秘阁，而有可能来自江淮当地，由此也证明江淮的人文荟萃和学术文化源流。而其所代表的学术思潮和思想倾向，以及礼制变革的名目内容等都有探讨的价值。
至于《开元礼纂类》的研究，则必须与《开元礼》结合，这也是明了《通典》与《开元礼》关系的一个途径。前不久，我们唐宋研究室开办了《大唐开元礼》的读书班。《开元礼》怎么读？我提出一个意见，就是读《开元礼》要从目录开始。目录可以使我们对《开元礼》的格局、内容对象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而且有些问题，也从不同版本目录和序例文字的校勘中产生了。其中的不同正出自《通典》的《开元礼纂类》对《开元礼》名目的改动（如皇帝视学与皇帝、皇太子视学，皇子束脩和皇太子束脩、皇帝遣使巡抚诸州和宣抚诸州）。总的来说，《开元礼纂类》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开元礼》的一个版本，也是《开元礼》后来版本参照修改的依据，因此《通典》对于《开元礼》的校勘有很大意义，这在今天也是同样。但“纂类”不等于原书，两书在各个细部都有许多差别，目录之外的部分更是如此，很多改动与时代变化及杜佑本人的写作用意有关。所以前人校勘中有些照录《开元礼纂类》的地方还是有不少问题的。目前读书刚刚开始，有许多问题还待发现。以上只是在个人研究中涉及《通典》的一些想法，不成格局，仅供大家参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