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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先秦文獻引《詩》考證、分析一直是歷代學者關注的内容，較早的專學研究成果是清人勞孝輿的《春秋詩話》。該書從《左傳》中摘出和《詩經》相關的材料，結集爲五卷，分爲賦、引、解、拾、評五類。“賦詩者，在可以觀其志，可以觀詩矣”，取例二十九條，如“秦穆公享晋公子重耳，公子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解詩者，因詩作解也”，引例三十四條；“引詩者，引詩之説以證事也”，取例六十九條；“拾詩，傳中多軼詩，在傳皆拾而出之者也”，有例子三十五則；“評詩，自談詩者，自有詩品詩”，引“吴公子季札來聘”一例。
《左傳》是春秋時記録各國之間政治交往的一部書，從這部書中大量使用《詩》的事實可以看出《詩》在春秋時是一種政治工具、交際工具，藉此可以體現個人素養。這已經完全不同於《詩》最初的功用，詩樂一體在應用中被淡化，其莊嚴的典禮和祭祀功用，及天子威儀的象徵意味開始轉化爲公共信息的載體。勞孝輿的結論和史家的觀點是一致的，班固《漢書·藝文志》説：“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以諭其志，蓋以别不肖而觀盛衰焉。”
這裏“古者”是指春秋中期以後的一段時間，《詩》成爲外交用語的重要表達方式。
進入20世紀，先秦《詩經》研究基本圍繞以上史料展開，形成了以周秦傳記、諸子引《詩》爲研究對象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據寇淑慧《二十世紀詩經研究文獻目録》統計有論文著作272種，研究重點以春秋《詩》學理論構建爲重點，其中顧頡剛《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又名《詩經的厄運與幸運》）一文，全文以春秋戰國時關於詩與樂的記載爲研究對象，從傳記材料出發，提出：“《詩經》是爲了種種的應用而産生的，有的是向民間采來的，有的是定做出來的。”“他們對於詩的態度，只是一個爲自己享用的態度，要怎麽用就怎麽用。”這是一個很大膽的結論，從諸子引《詩》的材料中，顧頡剛總結出以下幾條。
1.孔子對於《詩》，也只是一個自己享用的態度。他看《詩》的作用，對於自己是修養品性，對於社會是會得周旋上下，推論事物。
2.戰國時一班儒家講《詩》，不得不偏在基本意義一方面，又揣測到歷史一方面，《詩》的基本意義和歷史是春秋時人所不講的；到這時，因爲脱離了實用，漸漸的講起來了。孟子拿它講古代的王道，高子拿它分别作者的君子小人。一部《詩經》除了考古證今以外，没有别的應用。
3.孟子把春秋時人用《詩》的慣例去説《詩》，進而亂斷《詩》本事，又另换了一個新題目，結果，鬧成了幾千年的迷霧，把《詩經》的本來面目蒙蔽得密不通風。
這是一篇開拓性的文章，顧頡剛首先把《詩經》視爲文學，認爲《詩經》從自我享用到揣測歷史，再到以儒學解詩，最終實現了“經學化”的過程，是其文學意義喪失的過程。這是以現代學科體系逆推上古，以爲《詩經》的本質是文學，經學化扼殺了其文學的本質。以後現當代的先秦傳記、諸子引《詩》研究幾乎都圍繞着這個結論展開。
夏傳才《中國古代第一次文藝論争》取諸子引《詩》之説，進一步提出了：“中國古代第一次文藝論争，發生在春秋末期，經過百家争鳴的戰國時代，延續至西漢前期。這次持續四百餘年的大論争，主要是圍繞着音樂問題展開的。……這次論争實際上廣泛討論了文藝的起源、文藝的特點、文藝的内容和形式、文藝的社會作用及其與時代和政治的關係等重要問題。”
夏傳才在顧頡剛的基礎上，把《詩經》理論置於文藝學研究的整體上去探討。這兩篇文章是從現代文科學科分科理論視角對先秦《詩經》理論的總結。
立足於史學本來面目，以科學視角來審視先秦《詩經》文獻的代表性著作是劉毓慶師《從文學到經學——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論》，該書系統地對《詩經》三次編訂過程進行考訂，提出了《詩經》在先秦時期經歷了從文學到經學的過程。在此思路的引導下，一些年輕學者對先秦文獻引《詩》進行了綜合整理，最有代表性的是吴建偉的《〈左傳〉采詩的結構性繫年》，通過對《左傳》引用《詩經》中的詩題、詩句、詩論，以分類繫年的方法，進行了窮盡式的結構性排列，從而形成了一個用“斷章取義”爲綫索，探求《詩經》本義與旁義的參照系統。
陝西師範大學2008級博士曾小夢的《先秦典籍引〈詩〉考論》對先秦典籍引《詩》進行了梳理。
先秦引《詩》用《詩》的情况，還可以發現《詩經》學史中的一些關鍵問題，從胡樸安的《詩經學》開始，到夏傳才的《詩經研究史概論》，形成了先秦《詩經》研究的基本問題的思考：成書（編訂），篇名，孔、孟、荀與《詩經》的傳播與解釋的關係。洪湛侯《詩經學史》進一步把它概括爲十個問題：《詩三百篇》的産生流傳和結集；關於六藝；《詩三百篇》的分類排列及其他，《詩》與合樂；《詩三百篇》的應用；《詩》樂評論的先聲；孔子是《詩》學研究的第一人；孟子論讀《詩》方法；荀子引《詩》證言；戰國末期《詩三百篇》始稱爲經。并提出《詩三百篇》編訂出於樂官之手，《風》《雅》《頌》皆樂調之名，以此立論對先秦《詩經》學發展提出了很多新的看法。
謝無量《詩經研究》從“史證”入手，開拓了先秦《詩經》研究的另一條路徑，以《詩經的歷史上考證》爲題，從《詩經》史的角度分析了周室的史證，邶、鄘、衛史證等十五《國風》史證，從《詩經》入手研究關於周室及列國史事。當代學者馬銀琴以《兩周詩史》爲題，討論了兩周時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情况以及文本的形成過程：
産生於西周初年的與祭祀儀式相關聯的儀式樂歌，在康王三年“定樂歌”的活動中得到整理，以《雅》《頌》命名的《詩》文本産生出來；穆王時代，《雅》《頌》文本的内容擴大，在祭祀樂歌之外，以現實的人與事爲歌頌對象的詩篇成爲《雅》的重要内容，出現了燕享樂歌一類；宣王重修禮樂的活動進一步擴大了儀式樂歌的種類與範圍，同時厲王“變大雅”被納入《雅》，諸侯國風亦在《詩》的名義下得到編輯，《詩》文本服務於儀式的性質開始向服務於諷諫轉變；平王時代，在美刺的名義下大量的諷刺之詩得到編輯，《詩》《雅》《頌》分立的結構被打破，在《頌》仍以獨立的形式流傳時，以《詩》爲名，《風》《雅》合集的詩文本産生；在齊桓公尊王崇禮所帶來的禮樂復興的背景下，發生了第五次整理和編輯《詩》文本的活動，在這次以諸侯國風爲主要對象的編輯活動中，《周頌》《商頌》被納入《詩》中，《風》《雅》《頌》合集的詩文本出現；至春秋末經過孔子增删詩篇、調整次序的“正樂”《詩》之定本最後形成。《詩》文本的形成過程，不但表現爲一個作品内容不斷擴大、結構形式日趨穩定的過程，同時也表現爲一個儀式色彩不斷弱化，德義成分不斷加强的過程。
這個結論科學地描述了《詩經》創作與結集的歷史，是史與《詩》的碰撞。這個結論和葉舒憲的《詩經的文化闡釋》可以相互補充、相互論證，葉舒憲從人類學的角度，認爲《詩經》的發生與咒祝、祈禱有關，而其民間詩歌的形成則受到了儀式樂的影響。李山教授以爲：“周代社會是中國文化傳統走向定型的時代，一種文化的成形，又必然表現在這個文化人群在對自然與人、人群内部兩重重要關係問題上有了成熟而穩定的認證；而人群内部關係的確定，又直接影響着該文化人群對與其他相鄰人群關係處理的方式。這一切就基本構成了這個人群可以傳承的精神傳統。”
李山教授從文化角度立論，以先秦相關文獻爲基礎，分析了《詩經》中農事詩、宴飲詩、戰争詩、婚戀詩中所表現出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中原人群與其他人群之間的關係，把《詩經》文化研究推向更高層次。
20世紀的考古新發現，尤其是郭店楚簡、戰國楚竹書，爲新時期《詩經》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郭店楚墓竹簡》出版後，最有代表的著作是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全書每篇竹簡校讀都分爲釋文、校讀、補注、餘論四部分，對竹簡中包含的儒家思想及意義進行了較爲詳盡的解讀。廖名春則在《郭店楚簡與〈詩經〉》指出：“從這些記載裏，我們不但可以看到戰國時期人們引《詩》、用《詩》的真實情况，更可以考察先秦儒家對《詩》義及其社會功能的認識，由此還會獲得對《詩經》一些篇章本旨的新解。”
曾軍《從〈緇衣〉的三種文本看“引〈詩〉釋禮”的詮釋方法》一文，通過考察該篇的引《詩》内容、釋禮方法和具體運作，以及引《詩》釋禮的内外部條件，提出引《詩》釋禮的詮釋方法是先秦時代的特定産物。
饒宗頤先生結合郭店楚簡，寫下了《詩言志再辨——以郭店楚簡資料爲基礎》指出：“《詩》之爲書，爲篇章的總集，正薈萃着古今人的‘志’之所托。‘詩以道志’即所以見古今之志。通過這些詩，可以使民變化氣質。儒家對詩的功用，從斷章零簡的語言，略可捉摸到古人立言的大體。”
饒宗頤先生以此立論，進一步提出了“詩言志”，在於“定志”，“志”在於“信”。可以説郭店楚簡爲《詩經》學説提供了新的理論和思想來源。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公開發表後，短時間内發表相關論述500多篇，馬承源先生將《詩經》相關的竹書定名爲《孔子詩論》，他認爲授《詩》者是孔子。李學勤將《孔子詩論》稱爲《詩論》，他認爲這部竹書的内容并非完全出自孔子之手。學者、專家們圍繞這批竹簡展開了多角度、多層次的研究，它不僅涉及簡文的作者、命名、編聯、分章、殘簡綴合等基礎問題，同時也涉及了《詩論》的竹簡制度、文本原型、體例、體裁以及文獻學、考古學、思想史、哲學史等問題。值得關注的有復旦大學2004級博士曹建國論文《出土文獻與先秦詩學研究》，論文圍繞《詩論》，指出其關注的核心問題是《詩》與禮的關係，《詩》是進業修德的工具；通過和《詩序》，漢代《詩》學理論的比較，提出了子游學派和《詩論》的關係新命題。陳桐生《哲學·禮學·詩學——談〈性情論〉與〈孔子詩論〉的學術聯繫》一文指出：“《孔子詩論》通過近60首《詩》作的評論，將子思學派的性情學説和禮學家的禮儀落實到《詩》學研究之中。”
嘗試着把《詩經》和戰國時期哲學、禮學在史學層面關聯起來，提升了《孔子詩論》的歷史價值。
除了這些直接的出土文獻外，另外還有間接運用青銅器銘文解讀《讀詩》。從宋代開始，朱熹等就開始引用青銅器銘文進行《詩經》文字釋讀，清代學者戴震、馬瑞辰也大量使用金文材料進行《詩經》研究。近代學者以林義光《詩經通解》、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爲典範。當代揚之水女士的《詩經名物新證》，臺灣學者季旭升的《詩經古義新證》利用甲骨文、金文以及戰國文字對《詩經》進行字詞訓話和名物考證，是代表性的著作。日本學者家井真《詩經原意研究》結合商周鐘鼎文探求中國詩歌的起源問題，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