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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詩經》結集的問題，劉毓慶師提出三段論，以爲宣王時第一次系統整理典禮樂歌，平王東遷後在原有基礎上進行了擴充和增修，孔子最後進行删訂整理。
這一結論綜合了夏傳才先生“春秋中期説”
、馬銀琴的“周康王時第一次結集説”“宣王結集説”“孔子删詩説”。
這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明確的信息，即在孔子之前，《詩經》已經結集過，并且有了一個流行文本。這一點很重要，因爲關乎我們對先秦《詩經》相關文獻的態度。從周宣王到孔子，《詩經》經歷了從禮樂應用到儒家經典的正典化過程，先秦很多文獻都引用《詩經》，通過引詩内容的考索及其時間表，大致可以勾勒出《詩經》進入漢代之前正典化形貌。當然我們應當知道，先秦文獻中引《詩》的主要功用是藉詩言志、藉詩論事、藉詩修辭。文獻中言及《詩經》總是隨手拈來以表達作者的觀點、情懷，《詩經》具備通用話語的意義，這同時也是《詩經》詮釋的萌芽。
現存涉及先秦《詩經》引用情况的文獻有四類，一是史部引用《詩經》的文獻；二是經部文獻引用《詩經》的文獻；三是子部引用《詩經》的文獻；四是新出土的《詩經》相關文獻。
史部引用《詩經》的文獻主要有三種，即《左傳》《國語》《戰國策》。這三部作品以記事、記言的方式，展示了《詩經》在士階層及上層貴族間使用的情况，側面展示出《詩經》從廟堂專用語言逐漸進入普通民衆生活，以表達個性認知，美化語言的過程。《詩經》在語言層面、政治生活層面的廣泛使用，擴大了《詩經》的使用範圍，成爲其正典化的最初動力。
1.《左傳》，漢代司馬遷以爲魯君子左丘明所作，宋代有學者主張爲戰國時成書，清顧炎武提出非一時一人之作，近代劉逢禄、康有爲以爲是西漢劉歆僞作，當代學者一般以爲是戰國中期以前作品。《左傳》采用編年體形式補充并豐富了《春秋》的内容，采用歷史叙事的方式對過去的時代進行了解釋。該書不僅記魯國的史實，而且還兼記各國歷史；不僅記政治大事，還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的“小事”。
《左傳》引詩有兩種情况，一是歷史人物引詩221次，一是《左傳》作者（“君子曰”）引詩45次。
廣泛涉及外交場合（賦詩、誦詩、歌詩、作詩），還有勸諫和叙事時言語引詩。從整體來看，《詩經》是當時外交話語系統中的關鍵性語義體系，是通用話語，故孔子稱“不學《詩》，無以言”。無論何種情况的引《詩》，《詩經》都表現爲過去時代的經驗對當下社會事件的關照，這種方式把《詩經》置於了一個很高的位置。如果《左傳》記載接近於歷史真實，那麽這一時期當是《詩經》正典化的起點。反之，則是充滿了作者想象的歷史闡釋。但不管怎樣，《左傳》引《詩》的研究能够讓我們清楚地看到《詩經》最初的應用場合，以及它在整個話語體系中的地位。
2.《國語》是以記言爲主的國别史，其記載周穆王十二年，到周貞定王十六年共五百多年歷史。以史官記録爲主，言語極具個性。唐以前皆以爲左丘明所作，唐宋以來提出質疑，當代學者提出成書於戰國中期以前。
三國時期吴國韋昭《國語解》是目前所見最早注本，保存了東漢及三國學者的研究成果。
《國語》引《詩》37次，據曾小夢統計，其中勸諫場合11次，評價、議論場合7次，外交宴饗場合3次。
其中有些記載與《左傳》引《詩》相互印證。《國語》記言的整體風格接近於實録，是語言交際行爲，即言語行爲。就《國語》引《詩》而言，《詩經》作爲其言語行爲的組成部分，主要承擔了兩項任務：一是補充或美化陳述意義；二是充當論據，論證分析事件。這兩項任務都是發話人命題意義的組成部分，命題意義和引詩的關聯，是《詩經》闡釋的最早模式。
3.《戰國策》是戰國時期縱横家言論，具有强烈的個性色彩。全書引《詩》7處9次。一方面反映了《詩》的話語表述和戰國時期的政治活動話語不相符；另一方面，《戰國策》引《詩》大多出自言其意，無所依傍，是《詩經》意義的重新發現和創造的一個信號，不同於《左傳》《國語》引詩。
1.《論語》是弟子記録孔子言行的著作，其中論詩、解詩、引詩共有19處。涉及風詩4篇，《周南·關雎》、《衛風·淇澳》《碩人》、《邶風·雄雉》；雅詩2篇，《小雅·小昊》《大雅·抑》。或陳述《詩》的主旨，或述《詩》的表現手法和學習《詩經》的方法。對比史部文獻中引《詩》的情况，孔子論《詩》從知識論的角度提出《詩經》話語體系的重要性和學習方法，并且用儒家的思想對《詩經》進行詮釋，《詩經》正典化的地位開始確立。
2.《晏子春秋》一書記載了春秋末期齊國大夫晏子的思想和言行。其書多次引《詩》，從中可以看出以晏子爲代表的非儒家派别對《詩》的肯定態度以及《詩》作爲論説依據所發揮的功能、作用。全書共引詩16處24次（包括次引逸詩），涉及今通行本《詩經》篇目17篇。
3.《墨子》一書共引《詩》11處，包括3處引逸詩。涉及《詩經》篇目7篇，分别爲《大雅·桑柔》《抑》《皇矣》《文王》、《小雅·皇皇者華》《大東》、《周頌·載見》。
4.《孟子》是記述孟子思想的著作，完成於戰國中後期。《孟子》引用《詩》34次，是這一時期著作中最多的。孟子把《詩經》看成是史料和儒學思想資料。一方面，孟子以《詩》證史，通過對它的解讀獲得了先王仁政的治國思想和方法；另一方面，孟子把《詩》納入儒家思想的範疇之中，賦予它新的儒家哲學倫理道德内涵。孟子解讀《詩經》的方法和處理方式，實現了《詩經》儒學化，從此《詩》學研究進入了一個相對閉合的儒學思想之中，純粹成爲儒家思想的代言體和史學資料庫。
這是《詩經》正典化的一個重要環節，從孔子定六藝到戰國初各家以六經之名命名，再到孟子引《詩》，《詩經》最終實現了詮釋話語和儒家話語的高度同一。
5.《荀子》是荀况的著作集，今存32篇。全書引《詩》83處。所引遍及《風》《雅》《頌》，涉及詩作47篇。據曾小夢統計，其中《大雅》32次，涉及作品17篇；其次是《小雅》25次，涉及作品17篇；再次是《風》11次，涉及作品8篇；然後是《頌》8次，涉及作品6篇；引用次數最少的是“逸詩”7次，涉及作品6篇。
荀子繼承了孟子《詩》學的思想，認爲《詩》可以成爲“齊言行”“一天下”的經典工具，是不可多得的歷史文獻。同時，荀子在以儒學思想來考察《詩》時，又兼收道、墨及其他學派思想。這使《詩》又成爲一個開放的課題，對《詩》學的發展産生了更大的影響。可以説，《詩經》詮釋在先秦走過了一條由開放實用到封閉爲儒學理論的注脚，再到開放的路徑，拓展了《詩經》詮釋的影響力。
6.《吕氏春秋》是秦國丞相吕不韋主編的一部類百科全書似的傳世巨著，有八覽、六論、十二紀，共二十多萬言。全書引《詩》16處，包括引逸詩4處。涉及《詩經》篇目11篇，其中《風》詩4篇：《曹風·鳲鳩》、《鄭風·大叔于田》《褰裳》、《邶風·旄丘》。《雅》7篇：《大雅》4篇，《大明》《泂酌》《旱麓》《抑》；《小雅》3篇：《小昊》《大田》《北山》。《吕氏春秋》引《詩》表明，在秦并六國以前，士階層開始逐漸接受了儒家“以《詩》爲經”的觀念，各家學術思想有融合的迹象。
《禮記》是儒家的重要經典之一。《禮記》引《詩》共計104次，涉及《詩經》篇目64篇，引《風》18篇25次，《周南》《邶風》《鄘風》《曹風》《衛風》各3篇，《齊風》《豳風》《鄭風》《秦風》各1篇，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是《邶風·谷風》和《曹風·鳲鳩》各4次，其次是《衛風·氓》2次。引用《雅》37篇67次，《大雅》16篇40次，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是《抑》8次，其次是《文王》6次，《文王有聲》4次，《板》《既醉》《烝民》各3次，《皇矣》《洞酌》《旱麓》各2次；《小雅》21篇27次，被引用詩句次數最多的是《節南山》3次，其次是《角弓》《正月》《小明》《巧言》各2次。引用《頌》詩9篇10次，《周頌》6篇，《商頌》3篇，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是《周頌·烈文》2次。引用逸詩2次。
1.1993年湖北荆門郭店一號楚墓（該墓下葬年代約在公元前4世紀中期至前3世紀初）出土804枚竹簡，由文物出版社於1998年出版，題名《郭店楚墓竹簡》。郭店楚簡引用《詩經》的文獻有6篇：《緇衣》篇引詩23條。《五行》篇分28章，其中有7章用《詩》論《詩》，尤以第4、第9兩章較有意義。《性自命出》篇第15、16簡説：“詩、書、禮、樂，其始出皆生於人。詩，有爲爲之也；書，有爲言之也；禮樂，有爲舉之也。”第38、39簡又稱：“詩，所以會古今之志也者。”《六德》篇第23—25簡説：“故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職而訕夸無由作也。觀諸《詩》《書》則亦在矣。”《語叢一》《語叢二》，其内容或引《詩》證説，或論述詩意及其功用。廖名春以爲：“郭店楚簡與《詩經》有關的記載……我們不但可以看到戰國時期人們引《詩》用《詩》的真實情况，更可以考察先秦儒家對《詩》義及其社會功能的認識，因此還會獲得對《詩經》一些篇章本旨的新解。”
2.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文物市場中搶購回楚簡，經整理，以《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爲題出版發行，第一册中收録《詩論》，是先秦時期唯一通論《詩經》的文獻。馬承源先生在《孔子詩論》的《説明》中就指出：“這二十九支簡很多殘斷，有的文義不連貫，因爲没有今本可資對照，簡序的排列就相當困難。局部簡據文義可以排列成序列，但是有的簡有缺失或斷損過多，很難判定必然的合理序列。而且没有發現篇題，雖然所整理的簡文内容和書法相同，但原來也未必是單獨連貫的一本。句讀符不統一，可能分爲若干編，由於殘缺嚴重，只能分類整理，故名爲《孔子詩論》。”“我們用的是歸納法，完整的簡序頗難再現。”
《孔子詩論》的發現是《詩經》研究史上一件大事，其主要意義不在於它本身對《詩經》的解釋是否正確，而在於説明了儒家學派對《詩經》的解釋有一個發展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