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史記》《漢書》《後漢書》所引述資料不同，也形成了不同的《詩經》詮釋思想，司馬遷尊崇國史説，班固、范曄尊崇民俗説。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史記·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史記·殷本紀》）
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史記·周本紀》）
《詩》述殷周之世。（《史記·平準書》）
司馬遷以爲孔子是《詩經》定本最後的編撰者。《詩經》的來源是從民間采集而來，孔子定禮樂也多依民間遺響。但對於《詩經》本事，司馬遷以爲《詩》皆史實，司馬遷藉用《詩經》中《頌》《雅》部分彌補商史、周史中史料之不足。司馬遷以《詩》述史是《詩經》脱離樂而成爲獨立文本的標志，自司馬遷之後，《詩》以周代歷史實録的模式進入了漢代學者的視野中，藉《詩》言史，美刺政治的思想也開始流行。
班固則以爲《詩》爲采風之作，其本事則當是民俗民風，藉民俗民風之變，考見政治得失。范曄則在班固基礎上進一步提出“采風之説”，經太師比其音律而後聞於天子。班固、范曄的風俗説，代表了漢代《詩經》詮釋的又一種方法。
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强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漢書·藝文志》）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藝文志》）
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書·藝文志》）
春之月，群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前漢紀·卷八》）
司馬遷（前145—？）去世一百多年後班固（32—92年）纔出生，到建武三十年（54）班固修《漢書》時，時間間隔則更長。這就不難理解班固“民俗説”的出現了。從西漢到東漢，王朝的社會結構和整個上層階級都發生了很大變化。
後漢王朝的上層階級被限定包括這些人：他們認爲自己是有教養的紳士，他們至少受過起碼的教育，他們熟悉行爲規矩。在社會學上，這個上層階級中最重要的特徵是以他們活動的地域爲根據。
教育無疑是擴大有教養紳士的影響力最重要的方法，因此以“經”爲教化而擴大其地方文化影響力就成爲重要的手段和方法，民俗論由此而起。關於教化對風俗的影響，可以參考漢代學者桓譚（約前23—56）的説法，他説：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坊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
民俗論意味着政治治理的視角從皇權建設轉向了民衆管理，這對學術影響很大，《詩經》詮釋也隨之發生了轉變。
建初四年（79），漢章帝在白虎觀召集諸儒大會，講論五經異同，班固以史臣身份出席會議，“實主其事”，會後匯集諸儒奏議撰成《白虎通義》，其中論述説：
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爲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凌遲，禮義廢壞。强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聖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禮解》曰：“温柔寬厚，《詩》教也。”
班固以爲孔子經學思想主要是“冀行其聖德”，“以行其道”。而五經和人情五性是相對的，因此經學教育可以“教人成其德”。《詩經》教育就是“《詩》教”。從司馬遷對《詩經》言行的史學意義和政治意義的發現，到班固以《詩經》教化民衆的《詩》教思想的提倡，《詩》完成了其經學化的轉身，漢代《詩經》學也進入了一個成熟階段。
正是由於這些差異，從西漢到東漢，學者們對於《詩經》的來源和傳播方式也有不同的看法。“孔子删詩”説由陸賈首倡，董仲舒和之，而後司馬遷時遂爲定論。
班固一方面同意司馬遷的説法，另一方面對詩歌來源提出“采詩説”，范曄沿襲班固，但又有“獻詩説”。這兩種學説并不兼容，但其是非問題在漢代學者看來似乎并不重要。一直到鄭衆提出質疑，服虔唱和，這個問題纔引起人們的關注。
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子正之。
東漢末，鄭玄《詩譜序》中也有相同的觀點，對“孔子删詩”説提出了質疑，但并没有更多的證據去反駁這一學説。
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録之。
從當下學術視角來看，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我們把删詩、采詩、獻詩放在一起來看，采詩、獻詩是官方行爲，删詩是對文獻編輯而言，是私學行爲，兩者似乎并不矛盾。但爲什麽司馬遷要提出删詩説這樣的觀點呢？張華林先生提出：“司馬遷關於孔子將相關詩篇依據歷史先後順序進行排列的編撰方式正是他自己的文獻編撰學之體現。”“司馬遷在《史記》中揭示出‘孔子删詩’的目的，可以概括爲觀歷史盛衰、見微知著和成王道義法三點。”
此論以《史記》編撰思想與漢政治語境相結合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觀點，值得關注。司馬遷把《詩經》和孔子聯繫起來，更主要的原因其實可以歸結爲漢武帝時代的文化話語需求。
從漢文帝開始，社會倫理、個人道德的言説就成爲當時士大夫提高自己地位的重要方式。從陸賈到賈誼，構建了一個以秦國爲對立面的未來王朝的想象，仁義、倫理成爲其言論的主要内容。陸賈《新語》全書分爲道基、術事、輔政、無爲、辨惑、慎微、資質、至德、懷慮、本行、明誡、思務十二項，以“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爲總論，分述德行倫理在社會事務中的重要性及其意義。賈誼《新書》則把倫理道德價值提升到國家存亡的高度，所有的這些言論同時也應用於皇帝的勸諫和施政綱領的指導上。到漢武帝時代，“儒家著作成了官員和政治家們的文化修養背景，并且勢將繼續起作用……官吏都偏好孔子的教言以及與之有關係的著作”。
孔子對於《詩經》的闡釋是《詩經》微言大義的關鍵，因此司馬遷立論“孔子删詩”説，迎合了漢初至武帝時《經學》與孔子密切的關聯。到漢元帝時，天命論思想重新取得了新力量，與之相應的讖緯學説成爲學術的新生力量。伴隨着天命論思想，新的宗教學説的思想占了上風，孔子及其道德修養論成爲流行話語的批判對象。班固的父親班彪寫出了有名的《王命論》，文章重申人君統治之術本自天授的原則。皇權——天命論中有着對王朝統治的極端尊崇的意義，因此禮樂征伐皆出於皇權也就是自然之理，因而班固倡民俗説，《詩經》也自然由天子采集而來。當然孔子删詩説也以“詩教”的理由得以保留了下來，本來兩個相互抵牾的觀點也就在這個點上很好地兼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