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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之爲經肇始於漢，漢文帝時設《詩》博士，立於官學，於是有師承，有文本，有訓詁，有大義。漢武帝時，《詩》學博士師出多門，學術遂興。《詩》學博士由官學而仕途，《詩》義與政見、《詩》義與思想相融合，一時間，官員陳事、奏疏皆以《詩》義表己義。由元帝、章帝兩次統一，《詩》學漸趨同，終有鄭玄取各家之長，成一家之言，漢代《詩》學的概貌約略如此。《漢書·藝文志》收“《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今僅《韓詩外傳》十卷存世，《毛詩詁訓傳》《毛詩鄭箋》二十卷散存於《毛詩注疏》中，其餘均亡佚。
漢代《詩經》研究資料有三個來源：一是《史記》《漢書》《後漢書》及其注釋文本。司馬遷、班固、范曄都以儒家思想關注歷史，所采用的史料中充滿了人文關懷與智識主義情懷，著作中保留了很多涉及經學傳承與闡釋的文字。而唐代學者的注釋文本中又大量引用了唐代可見的《詩經》注釋内容，也間接成爲漢代《詩經》注釋文本研究的基本資料。二是唐宋以來學者對漢代《詩經》注釋文本的輯佚與整理。自宋王應麟《詩考》始輯三家佚文、遺説，前輩學人篳路藍縷，至清陳喬樅《三家詩遺説考》，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於漢代《詩》學佚文、遺説搜羅畢致。雖名爲“三家”，其實乃漢代《詩》學輯佚集大成之作，爲漢代《詩》學材料之淵藪。三是20世紀以來發現和整理的出土文獻，夏傳才先生把它概括爲：“過去的重要發現有孔壁藏書、汲冢文字、《魯詩》石經以及若干重要彝器的銘文；現代的發現，主要有甲骨卜辭、敦煌藏本、平山三器、《魯詩》鏡、《魯詩》殘石、阜陽漢簡、西域殘本、郭店楚簡、戰國楚竹書等。”
《詩經》文本在漢初留存的基本情况，司馬遷以爲：“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
而班固以爲：“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兩位史學家觀點雖不同，但都説明漢初《詩經》并無官方文本，《詩經》文本依賴民間儒生私相傳授，因此文本各異。
統觀史料可以概括民間流傳的文本存在三個問題：一是三百篇的順序不同，這一問題一直到《鄭箋》纔得以確定。鄭玄《毛詩譜·大小雅譜》説：
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又改其目。
秦火之後，官方文本既絶，民間文本各據師説，因此文本篇章無定序。即便是現存《毛詩》，仍有錯簡問題存在，俞樾、傅斯年、孫作雲諸先生都曾對《毛詩》中錯簡問題做過論述。二是在漢代《詩經》立於官學之前，《詩經》各家傳授者難得全經。劉毓慶師以爲：“在武帝建元之前，《詩經》在民間還只是部分傳播，不能得其全經。因爲對秦始皇的焚書，儒生們没有一點精神準備，未能皆全經預先記於胸中或藏於陰密之處。秦火之後，只能憑記憶背誦。”
劉毓慶師論此引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所引鄭玄之言論，并以阜陽漢簡《詩經》爲據，當爲確論。
三是文字各異，今古文之争所論即是。
陳桐生《史記與詩經》以史學著作結合漢代《詩經》輯佚和整理爲中心，以司馬遷所運用的《詩經》史料爲研究對象，以吸收清人研究成果和唐代《史記》疏證研究成果爲基礎，論證了司馬遷習《魯詩》；以《史記》人物傳爲綫索，形成了孔子删《詩》，正考父校《商頌》等《詩經》發展史觀；以人物言論中所引《詩經》學觀點，輔以唐代《史記》注疏及清代三家詩整理成果，論證了四始、《雅》《頌》、《風》諷等《詩經》學思想，從中可窺漢初詩經學發展的過程及其重要觀點的形成。這一成果，引導了一大批《詩經》研究學者、研究人員從《漢書》《後漢書》中尋找《詩經》研究資料，并取得了較大成果，譚興德《漢代詩學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
以漢代《詩經》輯佚成果和20世紀以來出土文獻相驗證而展開的研究，成果也十分顯著，尤其是《阜陽漢簡》和《戰國楚竹簡·孔子詩論》的出土和發現，激發了一大批學者的靈感。漢簡出土於1977年雙古堆M1大墓，經過整理得到《詩經》殘簡170餘片。這些詩句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詩經》版本。胡平生、韓自强兩位先生對其進行了很好的釋讀，寫成《阜陽漢簡〈詩經〉釋文》，後胡平生又寫成《阜陽漢簡〈詩經〉異文初探》一文，對阜陽漢簡《詩經》（後文簡稱《阜詩》）中的異文進行了深入研究。這兩篇文章後收入《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一書中。1999年陸錫興博士的學位論文《〈詩經〉異文研究》梳理了《詩經》從先秦到唐代的異文産生情况，其第一部分“先秦及西漢前期的《詩經》流傳”對《阜詩》異文進行了詳細討論。同時對《熹平石經》之《詩經·碩人》銘銅鏡進行了考證，還對《毛詩》的異文進行了討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馬承源、李李勤、裘錫圭、李零、何琳曦、黄錫全、廖名春、濮茅左、董蓮池、朱淵清、范毓周、楊澤生等諸位學者均有論述
，爲《孔子詩論》的研究展開了一個廣大的視野。2002年于茀的博士學位論文《金石簡帛詩經研究》也對《阜詩》異文進行了較爲全面詳細討論。該文對傳世及出土材料中的《詩經》句子分别進行討論，包括漢《詩經》、郭店楚簡、馬王堆帛書、阜陽漢簡、上博簡等材料。2005年程燕的博士學位論文《考古文獻〈詩經〉異文辨析》也充分利用出土文獻對漢代《詩經》異文進行了整理研究。這些成果都成爲認識漢代《詩經》詮釋研究的重要資料。
在漢代《詩經》學著作中，綜合運用三種資料對漢代《詩經》學理論進行系統梳理的著作是劉毓慶師、郭萬金《從文學到經學——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論》一書，該書系統研究了先秦兩漢《詩經》學發展的脉絡，成爲研究漢代《詩經》學的重要文獻。全書以《詩經》文學意義到經學意義的過程形成立論，利用《史記》《漢書》等史料及清代《三家詩》《毛詩》的重要研究成果，對先秦《詩經》學史中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