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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界对唐代关注备至，新罗国遣唐留学生、写下著名《檄黄巢书》的崔致远为人熟知。高丽与宋贸易渐受关注，宋人刊刻金觐、朴寅亮诗文为《小华集》，高丽前期也出现如郑知常、金富轼等擅长诗文创作者。至朝鲜朝，诗文创作更是蔚为大观。今存世朝鲜朝诗文集达到几千种，仅《韩国文集丛刊》与《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收录者就有约3500余种；统一新罗及此前的韩国古代诗文集，虽然只有崔致远一人作品传世，但他高质量的诗文创作，足以符合“韩国汉文学鼻祖”的称号。这很容易令人产生一个错觉——从统一新罗到朝鲜朝，韩国古代一直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在一个人人有着中国式名字的国度，人人从小学习汉字、创作汉文，国家整体制度均与中国历代王朝相仿，在科举制带动下，汉文学也一直蔚为大观。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
与中国不同，朝鲜半岛古代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直至十五世纪世宗朝以前，并没有自己的文字，与日本相仿，韩国古代早期文献也有借汉字表音者。至统一新罗时期，汉字虽然已成为官方文字，但会写汉字、能创作汉文者并不多。从《三国史记》强首故事，就可知在新罗统一半岛前夕、大唐太宗即位（626）之时，唐给新罗的诏书，新罗满朝只有强首一人可以读懂全文、撰写回表。新罗从神文王二年（682）才开始创办国学，738年，唐玄宗遣邢璹出使新罗：
（孝成王二年）春二月，唐玄宗闻圣德王薨，悼惜久之，遣左赞善大夫邢璹，以鸿胪少卿往吊祭，赠太子太保，且册嗣王为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璹将发，帝制诗序，太子已下百寮，咸赋诗以送。帝谓璹曰：“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国。以卿恃儒，故持节往，宜演经义，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夏四月，唐使臣邢璹以老子道德经等文书献于王。
仅就史书只言片语，无法断定当日大唐去新罗宣传的是儒学还是道教
，但足以说明新罗重视文教，唐也希望通过文教化成天下。但这并不代表新罗汉文学整体处在很高的水平，正如史书所载，此时的新罗不过“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而已。元圣王四年（788），新罗起用读书三品科。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在国家中央教育机构（国学）中选拔优秀学生，而不是全国实行、有类科举的人才选拔制度。而且，不论国学教育，还是读书三品科，都与骨品制紧密相连，有很大局限性，只能覆盖、吸引到极少一部分人。九世纪后期，新罗留学生入唐学习，甚至出现崔致远这样的汉文学创作高峰，其根源在于唐帝国的向心力、先进文化的熏染，直接原因则是新罗本国骨品制对于人才登用的限制，促使留学大唐成为六头品贵族们的人生天梯。
但与留学唐朝的新罗人大都出身六头品相对应，汉文化并未能广泛深入新罗内部。为什么这么说呢？政治上，直到新罗末，朝鲜半岛的官名才基本稳定在汉化官名；思想上，终新罗一朝，朝鲜半岛思想界都只是土俗信仰与佛教占据主流；文学上，不仅如前所述，只有崔致远一人有诗文集传世，其他有作品传世、甚至仅有名号传世的汉诗文作者都是屈指可数。而且，与读书人一生最密切、最直接相关、我们觉得理所当然人人都有的，就是姓名、表字。中国古人最晚到春秋时期，就有与名对应的表字，足见这两者对中国古人的切实意义。朝鲜半岛口语使用土俗语言，早期古人姓名称呼也都非汉字、中国式的。比如高句丽始祖朱蒙，就是因为他擅长射箭，俗称善射为朱蒙，因以名之。直到统一新罗时期，也只有大氏族（王族与六头品贵族）才有汉化姓氏，拥有表字的人更是寥寥可数。《韩国人名字号辞典》
一共收入韩国人名、字约13124组，截至新罗末期，据笔者统计，则只有约13组；韩国申用浩教授统计出《三国史记》列传所载62人中，仅5人名、字兼有。
通过古人姓名、表字也可以明显看出，直到新罗末期，汉文化都仍不过是星星之火。
然至朝鲜王朝，如下表所示，《韩国人名辞典》附《韩国人物年表》收录的1401至1600年间1019人中，
15世纪前半叶有208人，其中114人有字；后半叶有262人，其中211人有字。16世纪前半叶有283人，其中276人有字；后半叶有356人，其中346人有字。
可见，与朝鲜朝至少有三千余种别集传世的情况相对应，朝鲜朝中期以后，读书人到了几乎人人有字的地步。
韩国古人拥有表字情况
朝鲜王朝的读书人都有汉化的姓名、表字，甚至别号，士人阶层的孩子们从小就有机会学习汉字、典籍，创作汉诗文。但在朝鲜半岛古代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统一新罗末期，汉文化还没有真正融入读书人的生活。
新罗末汉诗文创作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就很容易让人以为，高丽汉文学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起步，所以高丽自建国初期，就应该有浓厚的汉文学氛围，有创作数量丰富、质量优越的大诗人，但事实似非如此。如下表所示，据笔者估算，终高丽一朝，共有330余位诗人，传世别集约近百种。高丽前期，仅大觉国师一人有传世别集，其余共有30余位诗人、150余首诗（含残句），主要依存于《东文选》、历代诗话，及其他总集、史地著作等。高丽国初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太祖至成宗六朝，大抵仅有太祖王建、王郁、崔承老、东京老人的十几首诗（含残句）传世；再至文宗以前的第十一代王靖宗朝，大抵仅传张延佑、李铉云、显宗王询三人五首诗（含残句）。
高丽前期汉诗存世情况
新罗末以后战乱频仍，高丽国初局势不稳，此后契丹入侵、李拓变乱，尤其武臣之乱、蒙元入侵，都极大破坏了文献传承，加之高丽时期图书版刻仍较困难，如《大藏经》雕版，宋初从开宝四年（971）至太平兴国八年（983）费时十余年，而高丽举国之力，则从显宗二年（1011）至宣宗四年（1087），耗时七十余年。虽然如此，如果高丽前期确实有大量优秀诗人诗作，纵然没有别集流传，也应当有大量逸作传世。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最可能的原因就是高丽前期尤其高丽国初并没有形成广泛、深厚的汉文学土壤。
先从最明显的名、字看起。《高丽史》诸臣列传30卷收录人物519位，金春东《韩国汉文学史》收录155名高丽人物，两者去除重复，共有591人，其中507人可在《韩国人名大事典》中查到生卒年信息，韩国申用浩教授以此507人为调查对象，按卒年为序排列后，统计出10世纪的高丽建国初共有13人，其中只有王儒字文行、徐熙字廉允二人拥有表字。
11世纪49人中，只有金猛（？—1030）字贞固、崔思谅（？—1092）字益甫、朴寅亮（？—1096）字代天、崔冲（984—1068）字浩然，拥有表字。等到了12世纪前半叶的肃宗、睿宗、仁宗朝，68人中就已经有32人拥有表字。但实际上，据《高丽史》可知“徐熙，小字廉允”，
廉允只是小名，并非表字；而崔思谅、朴寅亮、崔冲的活跃期是文宗朝，所以如下表所示，高丽国初十一朝，大抵只有王儒、金猛2人拥有表字而已。
高丽前期古人拥有表字情况
名、字可以体现出高丽国初汉文学氛围的一个侧面，科举制则是汉文学发展情况的明显标记。《高丽史》说：“三国以前，未有科举之法。高丽太祖首建学校，而科举取士未遑焉。光宗用双冀言，以科举选士，自此文风始兴。”
足见科举与文学发展密切关联。事实上，科举制不仅对振兴文风有极大作用，通过科举制的相关情况，还可窥见高丽当时的普遍汉文学水平。
高丽光宗九年（958），听从北周归化人双冀的建议，开始科举取士。据韩国学者李成茂先生统计，
自光宗至毅宗朝，科举举行次数、制述业中举人数如下表所示：
光宗至毅宗朝科举合格情况
去除恩赐及第的情况，如下表所示，还可以计算出各朝礼部试举办频率，与平均每次考中制述业的人数：
光宗至毅宗朝制述业合格情况
进而得出如下图表：
由此可知，光宗、景宗、成宗三朝基本属于科举考试实行的试验期——礼部试间隔年限不固定，且每次平均只有三五人考中；自穆宗朝开始，基本每1.5年举行一次礼部试，而考中制述业的人数，穆宗至靖宗朝，基本在每次十人上下，自文宗朝开始，则基本稳定在二三十人，肃宗、睿宗朝最接近高丽后期每次约33人及第的情况。
高丽前期，制述业的考试内容又怎样呢？许兴植教授总结如下：
高丽前期制述业考试内容
穆宗七年（1004）才开始考试《礼经》贴经，考核经书内容的记忆；睿宗十四年（1119），才过渡成经义，考核经书文义的理解。考试内容恐怕并不对应当朝对儒家经典的重视程度，而应归因于应举人员普遍的汉文功底。经典的记诵、理解，对中国读书人早已是基础中的基础，但高丽直到仁宗十七年（1139），礼部贡院还上奏说：“国学未立前，初场试以贴经，立学以后，兼试大小经义，举子难之。今后除兼经义，只试本经义。”
当时高丽人觉得考试范围同时包括大小经很难，其汉文功底薄弱可见一斑。由此推论，高丽光宗以来，由不考经书，到只考《礼经》记诵、不考理解，再到睿宗十四年才考讲读，恐怕也都是以考生实际水平为基准，科考则是在读书人普遍记诵理解困难的基础上，选拔相较优秀的人才。
综观高丽前期制述业的考试文体，科举制创设之初，光宗朝考试的颂，自成宗二年（983）废止，再未考过，而考试内容逐渐完善之后，大体包含诗赋至少一种、策论至少一种、经义（这也与高丽后期制述业的考试情况大体相符）。若以穆宗七年、睿宗十四年为界，与分析科举频次、中举人数的结论相仿，光宗、景宗、成宗三朝显然属于科举考试实行的草创阶段。与此相对应，在科举考试实行之初，（同）知贡举也往往由同一人累次担任。参照韩国许兴植教授根据《高丽史·选举制》制表描绘的光宗至穆宗朝科考状况，
可知光宗至穆宗年间的科举中，除却光宗十五年赵翌、穆宗十年高凝
、穆宗十一年蔡忠顺仅知贡举一次，其他人均担任（同）知贡举两次以上：
光宗至穆宗朝科考知贡举情况
续表
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归纳出下表：
光宗至穆宗朝科考知贡举统计
科举制实施之初，北周归化人、建议实行科举制的双冀，担任了前三次考试的主考官，大抵因为他最熟悉科举考试操作流程、评审标准。此后，王融一人承担了景宗朝全部、光宗与成宗两朝一半的主考任务，这种情况在后世任何朝代都没有再现。这说明，高丽国初三朝，科举制不仅实行频率、考试内容在尝试阶段，能够胜任主考官的人选也并不充裕，那么这段时间极少有人考中制述业，也意味着读书人的汉文学功底普遍不高。也就是说，高丽国初从文臣到普通读书人，对科举科目的掌握都不十分熟络，汉文功底并不十分深厚。最显著者，成宗六年（987）的科举考试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成宗六年三月，放榜，下教曰：“省今所举诸生诗、赋、策，文辞踳驳，格律猥琐，皆不堪取。唯进士三人诗、赋、策及明经以下诸业通计六人，对义名状一如所奏。进士郑又玄，五夜方阑，二篇已就，虽非卓异之才，亦是敏捷之手。宜置前列，用劝后来。”
制述业应举者作的诗文，不论文辞、格律，都不能达到要求，只有三个人勉强过关。郑又玄构思、写作迅速，即使质量不高，也赐予及第，就是为了鼓励后学。这样的“鼓励奖”，更加说明了考生们汉文功底的拙劣，以及国王对国内文士写作水平快速成长的渴望。
论及汉文学在高丽发展的动因，除却新罗末遣唐留学生，学界往往还会归因于科举制、国王提倡、君臣唱和与私学发展。
大致梳理一下这些事情的发生时间：大规模遣唐留学在九世纪后半叶；高丽自建国，历朝国王均重文治，如太祖王建就有作品传世；且光宗九年（958）就启用科举制。但至成宗六年（987），即距新罗末大量学生入唐百余年、高丽建国近70年、科举制实行29年，制述业考试水平仍旧低下。至晚到显宗二十年（1029），出现君臣唱和；
私学大发展则是文宗七年（1053）以后。可是，从穆宗朝（997—1009）开始，制述业中举人数就明显增加，尤其显宗朝，在与契丹多次战火中，仍保持平均1.6年一次科举、平均每次制述业中举人数在9.4人，实属不易。所以，新罗末遣唐留学生、科举制、国王提倡、君臣唱和、私学发展，都是推动汉文学发展的原因，但大抵都不是高丽汉文学大发展的最主要动因。实际上，直接推动高丽汉文学水平普遍提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官私教育的合力作用，根本原因则是由于中华文化的巨大吸引力，在高丽形成了崇尚汉文学的整体氛围。
繁盛的唐帝国吸引了周边的国家。新罗时期，国学学习经典，实行读书三品科，地名汉化，官名也最终定着在汉化官名，大量学生入唐留学，这些对唐的效法都建立在对唐朝文明的向往之上。至高丽，虽然唐朝已经覆灭，但这种对中华文明的向往有增无减。《高丽史·高丽世系》说“高丽之先，史阙未详”，继引高丽毅宗时金宽毅《编年通录》说，有名虎景者生子康忠，康忠与礼成江永安村富家女成婚，有二子，季曰损乎述，改名宝育，宝育“后生二女，季曰辰义”。唐肃宗皇帝潜邸时，“以明皇天宝十二载癸巳春，涉海到
江西浦”，遂至松岳郡，“抵摩诃岬养子洞，寄宿宝育第。见两女，悦之，请缝衣绽”。辰义“遂荐枕”，有娠，“果生男，曰作帝建”，作帝建娶龙女，百姓为筑永安城、营宫室，有四男，“长曰龙建，后改隆”。王隆遇妻韩氏于松岳往永安城途中，生长子王建。
在新罗的骨品制社会，重视身份血统大抵早已成为社会氛围。丽祖王建的家族背景史阙不详，而高丽建国虽然自称复兴“高句丽”，但高丽并没有把丽祖王建塑造成高句丽始祖朱蒙的后代，也没有借助宗教神佛塑造身份，如泰封的弓裔说自己是佛祖转世，而是把自己塑造为大唐帝王与龙女的后裔。唐帝王、龙女，代表了当时社会的崇拜风尚，亦即高丽人同样以身为龙子龙孙为荣，以身为大唐后人、“天子之子”为荣，而攀附皇庭龙门，可使丽祖具有正统性、神圣性。这充分表明高丽国王至整体知识阶层，乃至普通民众，对于唐朝、对于中华文明的认可。塑造历史是建国的要素之一，“领导人需要既适合国家的新形势，又能激发民众爱国心的历史或传统”。
神话色彩的加工，使平凡的家门摇身一变成为荣耀的、令人信服的家族。可见，唐帝国的光环、超强的文化魅力，并未随帝国灭亡而消退殆尽，而早已浸透朝鲜半岛的土壤。
高丽典制建设，除却因仍新罗、泰封，主要参考对象就是唐宋。此后典制不断发展完善，人才培养登用，百官服饰，称谓礼仪，甚至姓名、表字等等，都向中华这个标杆靠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伴随高丽先后与契丹、女真关系的转换，高丽与宋朝的关系并非始终紧密。但官方断交，并不意味宋丽之间断无联系、高丽放弃对古代中国文明的崇尚。自1030年断交的四十余年间，高丽吸纳宋朝归化人，宋商也往返两国之间，承担了主要的民间交往，高丽文宗之子大觉国师义天就是因此获悉、联络宋高僧，以至只身前往宋朝学法。其间，高丽与宋官方断交，也就不会有公派入宋留学生、参与宋朝科举。在此情况下，高丽读书人的汉文学素养仍旧有了大跨越的发展。邦交恢复初期，高丽朴寅亮、金觐诗文享誉宋朝，宋人为之刊刻出版并名以《小华集》；而宋皇帝在挑选入高丽使臣的时候，也会考虑文才因素。可见，当时高丽好文形象已经深入华人心中，“小华”二字所代表的“小中华”意味，说明宋人对高丽汉文学的认可，也说明高丽国整体给中华人留下崇尚、模仿中华文物的印象。这些也都是断交期内高丽汉文学大发展的有力证明。第二次长时间的官方断交，是在金人侵宋、宋室南渡之际，高丽也步入国运转向衰颓的阶段。但这都没有影响高丽对中华文明的向往，不论此前与契丹交往，抑或此后奉金正朔，都没影响高丽内部整体保持效法中华典制文物、崇尚汉文学的习惯。福塞尔分析美国七八十年代的社会说：
在美国人眼中，英国和欧洲仍是有等级的，遗产和“老钱”也因此成为重要的等级标志。因此，“看不见的顶层”和上层会让他们的仆人穿上古老的制服，或保留某些遗风——如女仆系白围裙、男管家身着条纹背心。这种做法意在暗示这个家庭的财富来源久远，这个家庭的后裔还保留着很久以前的生活习惯。……部分由于英国曾经有过鼎盛时期，“英国崇拜”是上层品味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范围包括服装、文学、典故、举止做派、仪式庆典等等。……拥有和陈列英国物品会显示一个人的尚古之情，上层和中上层的品味也因此得到确立……
这段论述也可以看到高丽崇尚古代中国的影子。丽祖王建推翻新罗，建立新的王国，他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政治、文化归属，这奠定了高丽崇尚中华文明，以学习模仿中华文物典制、通交中华为荣的基础。加之，高丽百姓生而会说的是朝鲜半岛的土语，掌握汉文学教育资源本身，就是有身份地位的标志；学习读写、理解、创作汉字汉文，更是只有上层家庭才能具备的条件。高丽君主好文，时而与文臣唱和，也或多或少反映了这点，而高丽学习、创作汉文的国君，被重用的有文化的朝臣，都会成为一个榜样，传染到整个士人阶层，形成社会风尚。但高丽所做的不仅如此，在对中华文明的全方位崇尚、学习的基础上，还实施了科举制。也就是说，汉文学不仅可以象征身份，还成为读书人的进身之阶，有了实际的重大用途。这不仅极速加剧了汉文学流行的速度，更扩大了接触汉文学的人的范围，所有有机会参与科举、进入国家执政阶层的人都被吸引而来，让他们乐于主动、想方设法接触学习汉文学。但能否顺利找到教师学习、教师的教授效果如何，就取决于高丽的教育发展了。所以，在中华文化的巨大向心力下，在科举制的标杆作用下，直接促进高丽读书人汉文学水平提高的就是教育。
教育，若按地理位置，可分为中央与地方教育；按组织教育的单位，则大抵可分为官学、私学。高丽自国初，就已在首都开城与西京平壤创办学校，发展教育。至成宗十一年（992），广营书斋、学舍，量给田庄，用所得充当学粮，又在国学基础上加强建设，效法宋朝设立国子监。而且，不只未得功名者需要学习，就连已经步入仕途的官员，也需要参加考核：成宗十四年，推行文臣月课制，定时定量，督促中央、地方文臣进行诗赋创作，促使他们自我学习的再教育。
地方教育的情况则要从地方行政说起。高丽太祖联姻新罗王族、封赏功臣，于是新罗贵族、地方豪族、开国功臣，构成高丽建国初期的主要领导层。国初几朝，就是高丽由大小权贵势力的联合政权向中央专制政权转变的过渡期。其中，光宗铁血改革，弱化豪族势力、肃清大量建国功臣，起用新人、归化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至成宗朝，高丽典制趋向整备。地方治理方面，太祖朝实行事审官制度，实际是由地方豪族负责本地治理的一种地方自治，成宗朝则加入、强化了中央管控：成宗二年（983）开始，地方分成十二州，设州牧；改庆州为东京，设留守；各村首领大监、弟监，改称村长、村正。成宗十四年（995），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改称首都开州为开城府，京畿以内，划分为六个赤县、七个畿县，统一由开城府管辖；京畿以外，划分为十道，下设州府郡县。至此，郡县制在高丽基本确立、完善。
就在改革地方行政区划的成宗二年，令地方乡吏子弟入京学习。但因为好多学生希望回乡，于是成宗五年（986），又令其自行选择返乡或留京学习，207人选择回乡，只有53人愿意留下。翌年，命选通经阅籍者十二人，担任经学、医学博士，分遣到十二牧，教授回乡的学生，以及诸州郡县长吏百姓有儿可教学者。八年，在奖赏两位教育先进个人的同时，又重申，如果某州牧经学博士，没有门生赴试，那他即使考满，也要留任，责其成效。这说明当时高丽地方乡吏子弟，即使不通过学习、科举，大抵也照样可以拥有不错的生活；而每州牧只有一个经学博士，地方学生大抵也不会很多，教育还没有系统的体系。但到了显宗十五年（1024）十二月，就下令推行“界首官试”：
诸州县，千丁以上岁贡三人，五百丁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令界首官试选，制述业则试以五言六韵诗一首、明经则试五经各一机，依例送京，国子监更试。入格者许赴举，余并任还本处学习。
参照文宗二年（1048）条令，
可知界首官试的应试者，大抵限于地方官吏子弟。成宗朝，地方官吏子弟无须考试即可入学中央，可大部分学生还不情愿。中央鼓励地方发展教育，经学博士在任期间，如果培养不出一个可以应考科举的学生，就不能升迁。至短短不到四十年后的显宗朝，就到了需要另设一次考试的地步，地方学生若想参加科考，必先进入中央学习。
高丽设立国子监是模仿宋朝，而宋朝早已有完备的地方教育、考试体系，但高丽成宗只推行地方教育，而未将地方考试纳入科举体系。可见成宗至显宗朝，高丽全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受教育水平、地方教育状况等，均有较大提高。这也与上文科举中举人次增多的情况相呼应。据许兴植教授研究，高丽国初的科举及第者，大都担任中央官员；而成宗朝以后，大部分及第者都被派往东北、西北边境等地方；而至文宗朝以后，则出现及第者必须有地方官经历的倾向。
由此可知，伴随高丽郡县制的实行，中央对地方的管理越来越强：中央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可以更好地在地方推行；国家也需要选拔更多的官吏派遣到地方，贯彻、执行中央的政令。这两方面都促成高丽教育尤其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
文宗七年（1053），崔冲致仕，在海东首创私学教育，与他同时，还有十一位儒臣兴办教育，他们合称“十二徒”。但这种教育的实质并非教育大普及，而是一种科举备考提高班。虽然在汉文学普及等方面没有多大作用，但也确实提高了科举应试者的汉文学水平，有助于他们科举及第。文宗十七年（1063），国子监出现许多学生废业的情况，大抵就是生源被私学“抢走”。文宗将此归因国子监学官的能力问题，因此增设学官考核制度。而睿宗自即位（1105）起，即令各地方均以文科出身者兼管勾学事；四年，在国学置七斋，分授《周易》《尚书》《毛诗》《周礼》《戴礼》《春秋》以及武学；十四年，又在国学创立养贤库以养士。不仅注重教学质量、提供物质保障，还在五年下令，制述、明经诸业新举者，必须入国子监学习三年、仕满三百日，才能赴监试。对比靖宗二年（1036）以来，生徒入学满三年许赴监试的规定，睿宗朝改规显然是想通过查考勤的方式，确保学生出勤率。睿宗朝虽然做了一系列调整，并广设学舍，但儒学学生也不过六十人。至仁宗朝，式目都监详定学式，则提及国子学、大学、四门学，三学学生各三百人。但据宣和六年（高丽仁宗二年，1124）出使高丽的徐兢说：“其在学生每岁试于文宣王庙，合格者视贡士。其举进士间岁一试于所属，合格偕贡者合三百五十余人。”
可见，国子监学生的总数远没有达到仁宗朝学式的人数，但相较于睿宗朝的几十人，已有很大的发展。
官学发展的同时，私学也并未消退，徐兢说：“上而朝列官吏，娴威仪而足辞采，下而闾阎陋巷间，经馆书社三两相望。其民之子弟未婚者，则群居而从师授经，既稍长则择友，各以其类讲习于寺观，下逮卒伍童稚亦从乡先生学。”
高丽民间欣欣向学的景象由此可见。高丽官、私学教育二者可谓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伴随文宗朝以来，高丽典制渐趋完备、与中华恢复通交，它们虽未打破教育垄断，如同科举制也限定了应举者的身份，教育的学生也都有明显的身份特征，但官、私学仍旧共同促成了高丽整体重视汉文学学习、汉文水平大发展的局面，而这恰好与前文所述科举及第情况相吻合。
朝鲜半岛古代汉文学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在漫长的渐进式发展过程中，高丽前期是为大发展全面奠基的重要阶段，这从诗人诗作存世状况、韩国古人的名与表字、科举发展状况等方面均可看出。而促成高丽前期汉文学发展的原因，众所周知有新罗末遣唐留学生、科举制、国王提倡、君臣唱和、私学发展等，但实际上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古代中华文化的巨大吸引力，与此相匹配的官私教育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语言、文化、认知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熟练掌握一门新的“外语”，不仅会影响人对于词和词义的理解，甚至还会影响人的思维方式。所谓“汉字文化圈”，经由“汉字”，“文化”也一同传播了过去。古代韩国人在自身母语基础上学习汉字汉文，虽然他们大多数并不学习古代中国当时的口语、字词读音，但他们在背诵、理解文意的同时，实际上是习得了一套古代汉文书面语。而能达到熟读成诵、自由创作的程度，也足见其对字词写法、意思、语法的熟练掌握甚至精通。这也自然会影响韩国古人对词意的理解、对事物的看法，乃至认知与思维模式，最终导致其更“像”古代中国人。
总之，只有从语言、认知、思维、文化等各个方面越来越贴近中国，才能创造出更“地道”的诗文作品，其根源在古代中国文化的强大吸引力，汉字汉文在其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