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光辉灿烂的古代中国文化，滋养哺育了周边的国家，朝鲜半岛最为其中代表，素有“小中华”之称。故本书在整体“中华典籍与东亚文明”的视野中，聚焦朝鲜半岛的汉文学与汉文化，将全书分为五章。

第一章《中韩关系与高丽汉诗发展》阐明韩国汉文学首次大发展的时期是在高丽时期，促成其发展的最主要动因是高丽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向往，其次是官学教育的发展，而科举制只是辅助作用；再分别以宋丽交流较密切的11世纪、宋金衰弱的12—13世纪为例，探讨导致宋丽两国关系变化的原因，及高丽文人国家自主意识的形成。第二章《汉诗声律》以朝鲜中期士人徐敬德、许筠为例，探讨声韵格律。朝鲜朝素来注重字音字韵，近体诗创作大都合乎格律。但徐敬德因受邵雍与本国方言的双重影响，其诗多不依格律；许筠虽曾借谈姊氏词作言及字声清浊，似在声韵格律上独具建树，但其诗也非完全恪守格律，其论字声清浊亦与韵书相出入。第三章《陶渊明诗的韩国回响》研究朝鲜中期四大家之一申钦及韩国汉文学殿军李家源和陶诗中所蕴含的思想，展现二人在对陶渊明的景慕模拟中，因受本国历史文化及个人际遇影响，呈现出更重渊明超然之节的特点。第四章《名字号谥中的汉文化》研究朝鲜半岛文人的名字号谥，即在名字解诂、别号释义的基础上，探究韩国古人名字组合方式、兄弟间名字关联、别号特点，并从谥法、赐谥程序、赐谥资格三个方面，研究朝鲜朝臣谥制度，展现在学习古代中国臣谥制度基础上所进行的损益。第五章《回顾与反思》在谈笔者参与校注之《诗话丛林校注》的校注特点、参与翻译之《韩国汉文学史》的成书特色之外，亦介绍近年出版之韩国汉文学整理的优秀代表之一《崔致远全集》的学术价值与特色。

本书试图将韩国汉文学作为古代中国文学的延展，在中韩两国文学乃至历史文化背景中还原韩国汉文学发展的真实场域，认为朝鲜半岛汉文学的大发展是建立在对古代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声韵格律等全方位学习模拟、更革损益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

本书若干章节曾以专题论文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出版图书或相关会议，具体如下：“十至十一世纪，高丽汉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因”一节曾题《论高丽前期汉文学发展主要动因及其他》，发表于《东疆学刊》，2019（1）；“十一世纪宋丽邦交与诗歌交往”一节曾题《宋神宗、哲宗时期中朝汉诗交流系年》，发表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十二至十三世纪，高丽文人群体的国家主体意识与对华观念转变”一节曾题《高丽中期文人群体的国家主体意识与对华观念转变》，发表于《文史哲》，2021（4）；“审音‘清、浊’——许筠对诗词声律的把握”一节曾题《许筠诗格律简析》，发表于（韩）《渊民学志》，2018（总30）；“北窗高枕处，靖节是前身——申钦《和陶诗》思想”一节系作者在香港浸会大学交换学习时选修葛晓音教授陶渊明相关课程的作业，其中第一部分曾题《申钦〈和陶诗〉的生命意识》，在“第七届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讲到酒中趣，含情妙莫言——李家源《和陶饮酒诗》思想”一节曾题《渊民先生和陶诗浅析》，发表于（韩）《渊民学志》，2017（总28）；“名与字”一节初步构思曾题《古代朝鲜文人名号的特点》，与导师赵季教授合作发表于《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后经全面修改，题名《从韩国古代文人名字组合，看中华文化的影响》，发表于（韩）《洌上古典研究》，2015（总45）；“别号”一节曾题《韩国文人室名斋号与中国文化》，发表于《东北亚语言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民族出版社，2011）；“论渊民先生室名斋号”一节曾题《浅析渊民先生的室名斋号》，发表于（韩）《渊民学志》，2015（总23）；“臣谥制度”一节曾题《谫论朝鲜王朝臣谥制度》，发表于（韩）《渊民学志》，2014（总22）；“《诗话丛林校注》的校勘注释特色”一节曾题《〈诗话丛林校注〉简说》，与导师赵季教授合作发表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韩国汉文学史》之中译”一节曾题《渊民先生〈韩国汉文学史〉之中译》，发表于（韩）《渊民学志》，2013（总20）；“谫论崔致远作品辑佚与整理——《崔致远全集》述评”一节曾题《崔致远作品辑佚与整理——评〈崔致远全集〉》，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21（11）。各篇文章收入本书时文字有改动，敬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