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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苏轼谪居黄州，能在困苦中活出精彩，彰显丰富的生活艺术：首先，饮食生活上，主张生活简朴、计划开支，因陋就简、自制食品。其次，游览生活上，倡导夜游、雨中游、集体游与携酒出游，随缘自适，以积极乐观心态审视、融入自然。再次，劳作生活上，不仅将耕种东坡视作物质生活来源的补充，也视作一种精神慰藉与郁闷化解的途径，一种体道习禅的惯用方式。最后，家居生活上，对雪堂的功能定位远非简单的栖居场所，而视其为安顿灵魂、澡雪人心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 苏轼 黄州 生活实践 生活艺术
经过“乌台诗案”后的苏轼贬谪黄州，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离开汴京，二十日过麻城春风岭，入境黄州
，至元丰七年四月离开黄州，在此度过四年又四月（含两闰月）的谪居生涯。随着政治权力旁落、经济收入减少、社会地位下降、活动空间转移，兼之政治畏祸心态，苏轼在贬居黄州时期交游人物的身份并不如过去以“士大夫”为主，而下移至以地方官员、普通乡绅、百姓及方外僧道等下层社会各群体为中心。苏轼这一“交际圈”与“生活圈”的变化直接影响其思维方式、生活观念与行为习惯，文学取向由此发生较大变化，即创作上由过去的以彰显家国情怀与淑世精神为主转向主要表达沂水之乐与林泉之趣，钟情于日常起居、出行等生活书写，反映与交游人物唱酬、馈赠、游览，或寻医问药、耕种稼穑、酿酒饮茶等日常生活题材的诗文大量出现。通过分析此类作品，我们可清晰地梳理出苏轼在黄州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与生活艺术所发生的较大变化。
苏轼贬居黄州，交游对象身份下沉，有了接触更多普通百姓、饮食更多民间食品的机会。如至刘唐年家，食“为甚酥”饼；至王齐愈家，“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至潘丙酒店饮酒，“村酒亦自醇酽”
。苏轼是美食家，自许“老饕”，贬居黄州时期的饮食实践与饮食书写较之前人，既有承继，更多创新，其个性化饮食体验与饮食原则在两宋文人中颇具代表性。
第一，不求奢靡，计划开支。
苏轼在黄州，俸禄大幅度减少，其“俸入所得，随手辄尽”
，简直成了“月光族”，用实物抵数的折支费均为无甚用处的酒袋，所谓“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从而导致生活质量明显降低。这在其写给朋友、具有私密性的280余通黄州书简中时有反映，但在其诗中，苏轼却能旷达地看待自己的贫寒生活，诗作苦而不伤，朴实自然
。如写给巢谷的诗《大寒步至东坡赠巢三》曰：“空床敛败絮，破灶郁生薪。相对不言寒，哀哉知我贫。”
作者以“空床”“败絮”“破灶”“生薪”等词状其家境之贫寒，而巢谷亦心领神会，彼此回避敏感话题，以免尴尬。又《寒食雨》其二云：“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写春雨滂沱，春水涌进破屋，厨室极其简陋，只有潮湿的芦苇煮着几根寒菜。
基于如上经济条件，苏轼力倡节俭，力戒奢靡，主张生活简朴，有计划地开支饮食费用。他在早年参加科考时，就已形成俭朴的生活习惯，饮食上日享“三白”，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朱弁《曲洧旧闻》卷六载：“某与舍弟习制科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贡父问三白，答曰：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
来到黄州，经济更为拮据，采用在湖州时的朋友所留《怀苏集》的贾收之法，计划开支：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
作者自定每天花钱不超过150文，其未用尽者用竹筒储存，用以来日招待客人。苏轼不仅自己生活简朴，还劝诫朋友要计划开支。其《寄蕲簟与蒲传正》诗叙写给好友蒲宗孟寄送篾席时的感受。蒲宗孟一生清廉，但生活奢侈，“公家列屋闲蛾眉，珠帘不动花阴移”二句叙房屋内外栽满鲜花，丫鬟们拿着花烛到处走动，故有“花阴移”之神奇景象。苏轼联想到自己“东坡病叟长羁旅，冻卧饥吟似饥鼠。倚赖春风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火冷灯青谁复知，孤舟儿女玉嚘咿”，就劝他说：“愿公净扫清香阁，卧听风漪声满榻。习习还从两腋生，请公乘此朝阊阖。”
即以清风为贵，扫去胭脂味，静卧清风阁，听风赏月，乘风朝觐。苏轼在元丰六年八月作《节饮食说》，并将此文粘连壁上，约束自己，昭告友朋：
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
苏轼自我约法三章：每天的饮食不过喝一爵酒，吃一种肉食。有贵客至，则饮食的数量增至三倍。赴宴也是如此，否则就不去。作者生活之简朴，于此可见一斑。
第二，因陋就简，自制食品。
苏轼在黄州因贫而改变饮食结构，发明、实践某些饮食制作的工艺技术。黄州处江淮间，地阔物阜，所谓“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除羊肉外，其他生活物资价格比较便宜：“（黄州）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
“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
。两宋上层主流社会荤类饮食主要为羊肉，陆游《老学庵笔记》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说法
，猪肉价贱而鲜有人吃。苏轼因此尝试改吃猪肉。周紫芝《竹坡诗话》载“东坡性喜嗜猪”
，特别会做猪肉。其《猪肉颂》曰：“净洗锅，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此文描写猪肉制作的过程：首先锅要洗干净，少放点水，用慢火炖它，“火候足时他自美”。炖肉时应该全身心地投入，不能急功近利，要循序渐进，才能水到渠成。贵者嫌便宜，贫者煮不好，说明要体会猪肉的美味，就得从洗到煮，事必躬亲。
东坡羹也是苏轼在黄州研制的一种食品。其《东坡羹颂》并引云：
东坡羹，盖东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鱼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芦菔、若荠，揉洗数过，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许涂釜，缘及一瓷碗，下菜沸汤中。入生米为糁，及少生姜，以油碗覆之，不得触，触则生油气，至熟不除。
苏轼饮食提倡以清淡为佳，故菜羹“不用鱼肉五味”，仅用蔓菁、芦菔、荠菜三种蔬菜置于沸汤中，以生米为饭粒，以生姜为佐料。东坡羹在宋代流传较广，应纯道人曾向苏轼学习菜羹制法，并传授给庐山其他人。
他的《煮鱼法》对烹鱼全过程亦加以详述：
子瞻在黄州，好自煮鱼。其法，以鲜鲫鱼或鲤治斫冷水下入盐如常法，以菘菜心芼之，仍入浑葱白数茎，不得搅。半熟，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三物相等，调匀乃下。临熟，入橘皮线，乃食之。
苏轼发明的鲜鱼或鲤鱼制法与使用的佐料，非常具体详细，今人或可效仿。
苏轼在黄州自制的食品品类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彰显了他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创新精神。如自制下酒的牛尾狸，其味甚佳，曾赠送给徐君猷品尝；向西蜀道士杨世昌学习酿制蜜酒，以解决黄州官方榷酒而自饮困难的问题。苏轼泛舟过江游览武昌西山后，因陋就简，酌取菩萨泉水送别赴徐州秋试的王适，并作诗相赠。
苏轼在黄州，因“不得签书公事”，不得离开安置所，故其足迹仅局限在黄州及周边地区。陈慥邀其居长江对岸的武昌，他回复说：“然某所虑，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
居住外州须小心谨慎，然在黄州及近邻鄂州、蕲州部分地区，他却游走自由，到过不少地方，仅常见于其黄州时期诗文作品中的景观就有春风岭、万松亭、岐亭、四望亭、定惠院、西山（樊山）、樊口、江亭、栖霞楼、涵晖楼、九曲亭、赤壁、禅智寺、乾明寺、清泉寺、安国寺、菩萨泉、芦洲、孙权试剑石、曾城、新生洲、女王城、东禅庄院、车湖、开善院及天庆观等近三十处。如其《记樊山》一文，对樊山的由来、孙权泊樊口、吴王舰、寒溪寺、曲山、菩萨泉及圣母庙等人文与自然古迹，有过详细考述。关于在黄州的生存状况，他在给李之仪的回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
自谓贬居黄州后，不与外界交流，竹杖芒鞋，放浪山水，日与渔民、樵夫为伍，饱览黄州景观。
苏轼在黄州物质生活虽然贫乏，然精神生活比较丰富。他以积极乐观的心态诗意地审视、融入自己的栖居空间，适应自己的生活环境，不因身处异地而有丝毫陌生感。其《与范子丰八首》其八曰：“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在作者看来，赤壁江水多源自故里峨眉雪水，饮食沐浴其中，他乡即为故乡；江山风月无常主，闲者即可成为大自然的主人。这一旷达的世界观是他战胜政治困境与生存困境的强大精神武器，也使他成为精神生活的富有者。一切景观在诗人笔下，不只是地理环境，同时也是他寄托理想、向往自由的主要媒介。惟此，苏轼的游览方式是多样的，也是独特的。
第一，苏轼习惯于夜游。其《记承天夜游》载：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该文对清澈透明、幽静恬淡的月夜景色作了美妙描绘，真实地记录了作者被贬黄州后的一个生活片段，体现了作者与张怀民的深厚友谊。又《后赤壁赋》云：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此赋亦写冬夜，前面记真景真情，通过毫不雕琢的天然佳句，给人一种壮阔的美感，中间对踞石攀木、俯江长啸的细致描写，真切地表达了作者月夜登临的情趣。苏轼黄州词中写夜景的句子更多。如《临江仙》云：“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云：“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西江月》序亦云：“春夜行蕲山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觉已晓，乱山葱茏，不畏人世也。”
相对白昼的喧嚣与嘈杂，深夜与月举杯，乘月而行更富有诗意。
第二，苏轼喜欢集体游。元丰四年到元丰六年间，苏轼每年正月二十均与友朋潘丙、古耕道及郭遘等出郊寻春，踏访距黄州城仅十里之遥的永王城（俗称“女王城”），分别作《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三诗。与黄州仅一江之隔的武昌西山为长江南岸名胜之地。苏轼《与陈季常十六首》其七赞之曰：“数日前，率然与道源（杜沂）过江，游寒溪西山，奇胜殆过于所闻。”
其《答秦太虚七首》其四亦说：“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
因此，苏轼在黄州有数次集体游览西山的经历。如杜沂、杜传、杜俣父子三人与江
于元丰三年四月十三日，邀请苏轼同游武昌西山。苏轼于元丰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与蕲水县令李婴至樊口潘丙酒店，赵安节、王齐愈和武昌主簿吴亮前来，同游武昌西山。元丰五年六月，张舜民来访，苏轼与鄂城令李观佐、鄂城县主簿吴亮、严
同游武昌西山，等等。
苏轼的集体游多在白昼，常携酒而行。如《上巳日与二三子出携酒出游随所见辄作数句明日集之为诗故辞无伦次》诗题所叙与二三知己于三月初三上巳日携酒出游、洗涤沐浴的情形。又其《记游定惠院》曰：“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复与参寥师及二三子访焉。”
回忆在黄州的五个春季，“携客置酒”，共赏定惠院海棠的游览经历。
第三，苏轼经常雨中游。苏轼词中与“雨”对照的“晴”，分别指代人生与社会的悲苦艰辛与幸福喜悦。其《定风波》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中的“风雨”既指自然中的风雨，亦指人生的风雨。按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一，苏轼元丰五年三月七日，因相田至沙湖，道中遇雨
。该词所写即这次出行。与此相关，苏轼写雨的词句颇多，如《南乡子》：“暮雨暗阳台，乱洒高楼湿粉腮。”
《浣溪沙》：“萧萧暮雨子规啼。”
《江城子》：“昨夜东坡春雨足。”
暮雨衬托环境，春雨滋润万物，各有特点，功用不同。
苏轼经常游览的景观有栖霞楼与武昌西山、定惠院东小山等。如重阳必登高，登高多至栖霞楼。该楼位于黄州郡城最高处，“为郡之胜绝”，前黄守闾丘孝终建。苏轼多次登楼俯览仰观，听山风，赏江景，陶醉于诗意空间。其元丰五年作《醉蓬莱》叙别情，叹老迈，序云：“余谪居黄州，三见重九，每岁与太守徐君猷会于栖霞楼。”
可见苏轼在黄州，重九之节与徐大受会于栖霞楼，已成惯例。
宋代黄州东坡之地是城东一块荒废的军垦田，其名渊源于唐代白居易耕种之忠州东坡。罗大经《鹤林玉露》云：“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
，指出宋人特别是苏轼对白居易的敬慕之情。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东坡立名”条分析得更具体细致：“白乐天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
指出苏轼“东坡”之号与白居易忠州《东坡种花》《步东坡》诸诗的密切关联。洪迈《容斋三笔》“东坡慕乐天”条云：“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东坡之名偶尔暗合也。”
作者看来，苏之崇白，非惟黄州东坡与忠州东坡地名之暗合，实际上两人在心性、进退、雅好与审美情趣上有着极其相似处。白居易因作诗遭诬陷，被贬江州司马，又迁忠州刺史，公事之余，常到城东山坡植树种花，留下不少诗篇，如《东坡种花二首》：“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
，《别种东坡花树两绝》其一：“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
苏轼贬谪黄州时期的境遇与心情同白居易谪贬忠州时颇为相似，由此导致他效仿白居易，从元丰四年五月开始，以“老农夫”的身份
，在黄州东坡耕稼。他在《与李公择》第九简中自陈黄州劳动生活云：“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如果说白居易在忠州耕种带有几分诗意的情调，那么苏轼躬耕黄州东坡面对的自然环境更险恶，付出的劳动更艰苦。
苏轼黄州时期的劳动生活实践与劳动生活艺术在其《东坡八首》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该组诗叙东坡来历、环境及作诗目的云：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该诗“自愍其勤”，反映“垦辟之劳”，记叙在东坡开垦、插秧到种麦的过程。内容丰富，结构完整，一事一诗，首尾照应。如第一首：“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叙写东坡的荒芜，劳动的艰辛，自己的贫寒及对丰收的渴盼。第四首：“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新舂便入甑，玉粒照筐筥。”叙写农村稻谷从播种、分秧、垂穗到舂米等自然过程。第五首：“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叙写农民对诗人在生产技术上的指导，反映自己向农民取经，以学习种田知识。
苏轼在东坡种植的庄稼品种比较丰富，《东坡八诗》诸诗均有反映。如其二：“下隰种粳稌，东原莳枣栗。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好竹不难栽，但恐鞭横逸。”其四：“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其五：“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其六：“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
由上可见，苏轼在东坡曾经种有粳稻、糯稻、枣、栗、桑椹、竹、麦等粮食作物、水果及树木类。为求播种优良品种，苏轼不断向四面八方友人乞讨树苗与种子。如向江南道人大冶长老乞讨桃花茶，“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蓺”
。向从蜀中远道而来的巢谷乞讨元修菜（野蚕豆）籽，“使归致其子，而种之东坡之下”
。
苏轼将自己的耕种东坡不仅看作物质生活来源的补充，也视作一种精神慰藉与郁闷化解的途径，一种体道习禅的惯用途径与方式。他的《与子安兄七首》其一曰：“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
在给老友王巩的信中又说：“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
作者躬耕的目的与效果从“聊以卒岁”，到“聊以忘老”，再至“劳苦却亦有味”，均见其视劳动实践不仅是躯体行为，也不完全是为稻粱谋，而是一种打发时光的方式，一种乐以忘忧的精神活动。又其《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一曰：“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他在废弃的营地捡拾破碎的砖瓦，锄除丛生的杂草，栽种黄桑，割草搭建茅屋，日晒风吹，面色黝黑。在这种日常劳作生活中，苏轼体验到参禅与体道的无限快乐。唐代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坐山习禅，躬耕自给后，农禅之风已经成为宗门惯例，耕稼等日常生活成为文人体道习禅的不二法门。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评苏轼《安国寺大悲阁记》云：“无论学禅，学圣贤，均从笃行上立脚。”
在躬行实践这件事上，儒和禅的看法比较一致。苏轼儒、佛兼修，自然懂得笃行的重要性，而躬耕东坡就是笃行实践、体道习禅的主要方式之一。
被顾况戏谑“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的白居易作《卜居》诗云：“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拥有自己的居所，封建官吏与普通百姓并无二致，均为刚需。苏轼一生东漂西荡，南羁北宦，买田筑室，用作终老之地，曾经多次做过抉择。嘉祐二年（1057）科举考试时就与蒋之奇、单锡、胡宗夫等有落户宜兴的鸡黍之约，元丰二年在徐州，“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
。元丰三年在黄州又曰：“此邦疑可老，修竹带泉石。欲买柯氏林，兹谋待君必。”
苏轼在贬所黄州，因无具体差遣，居无定所，只得靠借居寺院、暂居官舍，或买地筑屋等措施来解决
。《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十七载：“自来官司廨宇，皆以所管职事为名，其下便为治所，未有无职事而得廨宇者。”
宋代官员拥有廨宇的前提是有“职事”，否则，就只能租赁、借居或自建房屋。苏轼虽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能签书公事”，没有政府免费提供的官邸，只能靠自己解决住宿问题。这并非特例，而是宋代官僚制度所致。
苏轼在黄州的居所有三处，其中前两个地方是古刹定惠院和临皋亭水驿（含南堂）
。雪堂是苏轼在黄州的第三个住处，也是他自筹经费营建的第一个住宅。苏轼元丰四年五月耕耘东坡后，次年正月中旬始在“东坡之胁”建雪堂五间
，因古耕道、潘丙与郭遘等当地朋友鼎力相助，二月即落成。至元丰七年四月离开黄州，苏轼全家一直住在此处。关于雪堂营建的时间、命名及功用，《江城子》（梦中了了）序云：“元丰壬戌（五年）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
《雪堂记》又云：
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
堂成于元丰五年春，适逢降雪，又“绘雪于四壁”，遂名屋之正厅曰雪堂。
雪堂不仅屋内绘景图形精美，而且屋外环境清幽。王宗稷在《东坡先生年谱》中说：“试以《东坡图》考雪堂之景，堂之前则有细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则有大冶长老桃花茶，巢元修菜，何氏丛橘，种秔稌，莳枣栗，有松期为可斫，种麦以为奇事，作陂塘、植黄桑，皆足以供先生之岁用。”
苏轼于东坡边侧得废园，建雪堂，堂前栽细柳，挖暗井，西边有微泉，堂后则营建池塘，栽种桃花茶、元修菜、橘、粳稻、糯稻、枣、栗、松、麦及黄桑等，蔬菜、花果、水稻、小麦、树木及井、泉、塘等引水灌溉设备，应有尽有，品种十分丰富，俨然一幅农田景象。
苏轼对居所雪堂的功能定位远非简单的栖居场所，而视其为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早在京师时，他就非常重视居所周边环境的营造。他在《与子明九首》其四曰：“轼近迁居宜秋门外，宅子稍□，厅前颇有野趣，可葺作一小园。”
只是觉得不会久居此地，没有付诸行动。惟其如此，他笔下的黄州住所不仅作实体建筑之用，也是诗意的精神空间。雪堂之营建即包括卜居、择居、营居、安居、迁居等自然行为，也关涉卜邻交友、耕稼栽植与诗酒闲居等人文活动。苏轼将家居之地黄州认作自己的故乡，这种通达的乡土观念是他战胜人生困境，免于寂寞的精神武器。他在《与赵晦之四首》其三曰：“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
《与杨元素》第八简云：“近于城中葺一荒园，手种菜果以自娱。”
作者自视为黄州人，以耕稼为生活与精神愉悦之源。苏轼元丰五年与考试失利的王适于雪堂清夜赏月揽胜。在他看来，“雪堂”之雪不仅指堂内壁上所绘之雪，也指自然风雪，更含纳居者纯洁、清淡、无私的精神世界。全文以主客问答的惯常模式，就营造雪堂一事展开讨论。前半部分反客为主，认为“苏子”营造雪堂是系心于物，必为物势所动；后半部分，“苏子”直接陈说，指出营造雪堂的旨趣在“取雪之意”，而“非取雪之势”，“逃世之机”，而“非逃世之事”，即在清静、冷洁的氛围中洗涤尘俗污垢与人世机心。雪堂的建造与《雪堂记》的写作，实际上是实现由儒者苏轼向居士东坡转变的枢纽与关键，“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
。雪堂不仅是苏轼劳作、休息、待人接客、饮食起居的物理建筑，已然成为涵养心性、吟诗作文的诗意空间。作者由此进入一个无所不适，自由自在，惬意快乐的精神世界。
黄州四年中，官场的挫折，苏轼得以离开尘世间的浮华；辛苦的农事，他体验到下层百姓的生活疾苦。生活空间由朝廷、官场向民间的转移，交游对象的变化及人物身份的下沉，架构了苏轼黄州时期的交际圈与生活圈，较大地改变了苏轼的生活内容，丰富了苏轼的生活艺术。
［作者简介］王友胜，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著有《苏轼研究史稿》《历代宋诗总集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