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内容提要 苏学盛行于南宋，至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程朱理学被定为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前，苏轼儒释道三教合一、兼容并包的思想当为时代的主流思想意识。苏轼哲学不但深刻地影响了宋孝宗、吕祖谦等，以朱熹等为代表的许多其他理学之士其实亦或多或少接受过苏轼哲学思想的影响。以《东坡易传》为代表的苏轼哲学三书，在南宋影响深广，朱熹、蔡沈等南宋理学大家对苏轼哲学三书吸取颇多，尤其是对苏轼《论语说》《东坡书传》的评价很高。鉴于苏轼及苏学对南宋思想学术曾产生过持久深远影响的史实，苏轼哲学理当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关键词 苏轼 哲学思想 南宋接受
苏学为宋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在哲学史上，苏轼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历史事实是：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不但是北宋元祐学术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南宋苏学盛行，出现过“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宋孝宗《苏轼赠太师制》）的崇苏盛况。至南宋理宗淳祐元年程朱理学被定为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此前百余年的历史时期内，堪称苏轼哲学的时代。“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这是苏学盛行于南宋的最好说明。在这样的“崇苏热”中，苏轼的哲学思想无疑会深刻地影响南宋士人。故考察苏轼哲学在南宋的接受与传播史实，认识其在南宋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并进而确定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应有地位，显然是苏轼接受研究的重要内容。
南宋初期，王安石新学失去其官学的正统地位，在宋高宗的倡导下，元祐学术成为时代学术的主流。据史载：
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入见，冲立未定，上云：“以史事召卿。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若此时更不修定，异时何以得本末。”冲因论熙宁创制，元祐复古，绍圣以降，弛张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详论。读毕，上顾冲云：“如何？”对曰：“臣闻万世无弊者，道也；随时损益者，事也。……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上曰：“极是，朕最爱元祐。”上又论史事，冲对：“先臣修神宗实录，首尾在院，用功颇多，大意止是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后安石婿蔡卞怨先臣书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皇帝绍述神宗，其实乃蔡卞绍述王安石，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哲宗皇帝实录，臣未尝见；但闻尽出奸臣私意。”上曰：“皆是私意。”冲对：“未论其他，当先明宣仁圣烈诬谤。”上曰：“正要辨此事。”
据上可知，元祐之学的兴起，显然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与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司马光的涑水学、苏氏兄弟的蜀学、二程的洛学作为元祐之学的三驾马车，此时的境遇却截然不同：涑水学早已式微；洛学地位尴尬，朝野批评之声不绝，屡遭朝廷诏令禁黜；秦桧当政时，“程学为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大致到十二世纪中叶，也就是宋高宗绍兴后期，理学一派才初具规模，命运稍得改观
。而被认为是与王安石“新学”对立的元祐学术的主力——苏学，当仁不让地成为取代“新学”的新时代学术宗主
。自高宗建炎、绍兴初恢复苏轼名誉，至孝宗乾道六年（1170）赐谥“文忠”、乾道九年（1173）特赠“太师”，宋孝宗亲自为苏轼文集作序，将苏轼立为“文章之宗”“儒者之宗”，苏轼成为时代学习的楷模，其荣名臻于极致，苏学从此大盛，南宋朝野出现了一波声势浩大的崇苏热潮。具体而言，自高宗建炎至孝宗乾道这四十多年的时期，思想学术界呈现的局面是新学式微，程学初兴，而苏学走向鼎盛。从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直至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正式定程朱理学为正统，在此近七十年的历史时期内，无疑是苏轼哲学最盛行的时代。
南宋“崇苏热”的出现与苏学的盛行，固然与北宋亡国后南宋朝野的拨乱反正的政治生态有极大关系，但也与宋高宗与宋孝宗对苏轼其人其学的赏爱推崇有莫大关系。在经历严酷的崇宁党禁之后，包括蜀学在内的元祐学术受到了以宋徽宗为首的长达二十多年的官方迫害，这种状况直到南宋高宗建炎时期才得到彻底改观。据史载，建炎二年（1128）五月乙未（十二日），“诏苏轼立朝，履历最为显著，追复端明殿学士，尽还合得恩数”。接着又于绍兴元年（1131）八月庚辰（十六日），“特赠苏轼资政殿学士、朝奉大夫”；于绍兴九年（1139）九月丙申（十九日），“诏汝州郏城县故资政殿学士苏轼坟寺以‘旌贤广惠’为名”
。“最爱元祐”的宋高宗，不但追复苏轼名位恩数，为苏轼修建坟墓寺庙，而且他非常喜爱苏轼的诗文书画，“思陵极爱苏公文词，力购全集，刻之禁中”
，并御书东坡赞文，且于建炎四年（1130）六月，令苏轼侄苏迟将苏轼文集上进朝廷，并宣言“轼书无非正论，言皆有益，朕不独取字画之工而已”
。可见，宋高宗并非只是因为政治的需要而恢复苏轼的名誉，而是确实赞赏苏轼的学术思想，喜爱苏轼的诗文书画。宋高宗的行为态度，堪称为苏学定调，是对北宋崇宁以来严禁苏学的彻底否定。其“无非正论，言皆有益”无疑是对苏学的最好亦是最具内涵的评价。
在对待苏轼的态度上，宋孝宗不但继承了高宗，并将其崇苏之态度作了进一步落实。孝宗先是于乾道六年（1170）九月，“赐苏轼谥曰文忠”
，后又于乾道九年（1173）正月，先是亲撰《苏轼文集赞并序》赐苏轼之裔孙苏峤，赞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穷理尽性，贯通天人”“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并表达出自己对苏轼其人其学的无限思慕与敬仰，“敬想高风，恨不同时”
。同年二月，又颁布《苏轼赠太师制》：
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爰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觌，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祐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谠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
细读此制文，不难看出这是古代封建王朝对一个前朝政治学术人物的无以复加的褒奖与肯定。“海涵地负”“玉振金声”“斟酌古今”“若斡造化”，这是对一个学人的学术才力与成就的最高赞词；“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这是对一个士大夫的立朝大节与人生功业的最高赞誉；“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这是对苏轼学术思想深远影响的最高礼赞；“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这是对一个人钦慕之情的最虔诚表达；而“太师”之赠谥，则是封建王朝对一个士大夫官吏的最高封赠。《苏轼赠太师制》对苏轼推崇备至，这无疑是昭告天下，我赵昚将承圣继统，兴起斯文，故特树立苏轼为“儒者之宗”、当今圣人，天下人当以之为学习的榜样，不言而喻，这也是对苏轼哲学思想的最高认可。
宋高宗与宋孝宗对苏轼的追赠赏爱，使苏轼从“崇宁党禁”的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以官方的名义正式确立了苏轼的崇高形象：政治人格上，是“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的“气高天下”的忠臣；学术形象上，是“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的“一代文章之宗”。不但是“一代文章之宗”，而且是“雄视百代”的“儒者之宗”，这已经是至高无上之评价了。皇帝的如此推崇，自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整个南宋王朝，兴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崇苏热”，当时甚至有人立祠画像以拜祭，将苏轼抬升至神灵地位。宋人费衮《梁溪漫志》卷四《毗陵东坡祠堂记》记载，乾道八年（1172），晁子健知毗陵时，即筑东坡祠堂。“乾道壬辰，太守晁彊伯子健来，始筑祠于郡学之西，塑东坡像其中。又于士夫家广摹画像，或朝服，或野服，列于壁间，而晁侍郎公武为之记。”
陆游将当时“崇苏热”的盛况记录下来，其《老学庵笔记》卷八云：“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能否熟读苏轼散文，已经成为士子文人能否科举高中改变人生命运的关键。陆游自己也“整衣拜遗像，千古尊正统”
（《玉局观拜东坡先生海外画像》）
。由上可见，到孝宗时，人们追捧苏轼简直到了一种痴狂的程度。
需补充说明的是，即使是程朱理学盛行，朱熹被奉为圣人的时代，苏轼的文化巨人形象也再没倒下。宋理宗推崇程朱理学时期，理宗宝庆三年（1227）诏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
，而苏轼并没有受到贬黜。理宗端平二年（1235）正月甲寅，“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等十人从祀孔子庙庭，升孔伋十哲”
。度宗咸淳元年（1265）九月壬子，“命宰执访司马光、苏轼、朱熹后人，贤者能者，各上其名录用”
。可见，终南宋一朝，苏轼都是受到推崇的。
反观程朱理学，南渡后，二程之学虽经程门后学的极力鼓吹，但却屡受朝廷打压，高宗、孝宗不喜道学，多次诏命道学之禁，宁宗时期更是遭受过严酷的“庆元党禁”，正如全祖望在《元祐党案序录》所云：“元祐之学，二蔡、二惇禁之，中兴而丰国赵公弛之。和议起，秦桧又禁之，绍兴之末又弛之。郑丙、陈贾忌晦翁，又启之，而一变为庆元之锢籍矣。此两宋治乱存亡之所关。嘉定而后，阳崇之而阴摧之，而儒术亦渐衰矣。”
此处所言之“元祐之学”，显然是指程朱之学而不包括苏学与司马光之涑学。可见，自北宋末崇宁党禁至理宗嘉定时期百余年间，程朱理学长期处于被禁锢的尴尬境地，这种局面直至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诏令学官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五人“列诸从祀”，并“制《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程朱理学始被钦定为正统官学。
程朱理学不但受到以宋孝宗为代表的官方压制打击，而且还不断受到当时士人的强烈反对，其中，绍熙状元陈亮对其之批评最为典型。陈亮是南宋“事功学派”的代表，其“功利观”与程朱理学之“心性学”可谓针锋相对。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序云：
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陈亮此序约作于绍熙元年（1190），文章不但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理学末流“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的迂阔丑态，而且也指出了理学所造成的“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的严重社会危害。其《上孝宗皇帝第一书》的批评更中要害：
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痺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沉溺于空谈性命而不理民生国事，显然是一语中的，击中了陈朱理学的要害。陈亮的批评是客观而又有远见卓识的，这与苏轼对程学的批评是一致的，也得到后来南宋有识之士的广泛响应，如俞文豹、陈造、周密、徐似道、乐雷发等皆有著名诗文抨击过道学之伪诈与危害。陈亮之批道学在当时也是有其强烈的政治动因的，朝廷的道学之禁，尤其是宋孝宗时期，以朝廷禁令的形式打击道学，也是看到道学具有这种空疏、不切实际、有害治道的危害性。后来朱熹之所以逆潮流而动，尖锐乃至偏激地批判苏学，将苏学视为“杂学”，其主要目的还是妄图从根本上否定苏学的正统性、合法性，以抬高理学的地位，重建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新道统”。所以，道统理念的重构，其实是南宋中前期一个最重要的课题，而苏学虽然受到高宗、孝宗的大力推崇，但一直没有被确立为正统官学，这与苏学的驳杂、兼容有关，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儒学的正统地位及其纯正性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遵守。苏学虽以儒学为主，但兼容释道，三教并包，今天看来，这是卓越而伟大的；但在古人看来，却是踩踏红线，有解构正统之危险。宋理宗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之所以确定以程朱理学为正统，并非程朱理学较之苏学具有进步性，而是因为程朱理学维护孔孟之道的那一套理论更加适合封建王朝的统治。从此意义而言，以苏轼哲学为主要内容的蜀学，在前成为阻击程朱理学的主要力量，在后则成为反理学斗士们的一门重要的思想武器，有学者认为，明代王阳明的“良知说”、李贽的“童心说”、明清浪漫思潮等皆“血脉实苏”
，是不无道理的。
考察苏轼哲学的南宋接受情况，朱熹显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考察对象。苏轼哲学虽然受到朝廷的官方旌表，但并没有完全为当时士人所接受，推崇苏轼的宋孝宗，希望融通儒释道，推行“三教合一”，却遭到当时以朱熹为首的士人的反抗，这从宋孝宗那篇著名的公开宣扬要“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原道辨》
遭到道学人士的抵制而不得不最终改名《三教论》，足以见出当时思想斗争的激烈，这也说明宋孝宗以“三教合一”理念治国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士林的认同。道学人士不好对作为一国之君的宋孝宗进行攻驳诘难，因而他们将矛头指向了已然作古而不能辩护的苏轼身上。这就产生了南宋中期著名的道学人士关于苏学的论争，其中，批评苏学最激烈的就是朱熹。
朱熹批评苏轼及“苏学”，最早见于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其与程洵的数封书信之中。程洵虽为程门后学，却“酷嗜眉山之文”，常“合苏、程为一家”
。朱熹针对程洵“敬慕苏氏之议论，复谓程、苏之道同”
的观点，连复数信专论苏学之非。朱熹认为“（苏、程）二家之说不可同日而语”，不能相提并论，批评苏学为“早拾苏张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的杂学，“苏学”与其他“俗学”“其误后学多矣”
。显然，二人辩难的根本分歧在于“程、苏之道”的同与异。程洵作为朱熹的表弟与学生，自绍兴二十年（1150）至庆元二年（1196）两人相交近半个世纪，书信往来辩难千万言，然而程洵始终尊“苏学”如故。
乾道二年（1166）十月，朱熹发表了《杂学辨》，正式向学术界表明自己要“端本正源”、以道学继承者自任的志向与决心。朱熹打响讨伐“异端”杂说的第一枪便是射向当世显学“苏学”。《杂学辨》主要辨析的是当时盛行的所谓哲学四大名著：苏轼《易传》、苏辙《老子解》、张九成《中庸解》、吕希哲《大学解》。众所周知，苏轼《易传》、苏辙《老子解》是二苏哲学理论的基本著作，著作的目的是驳斥当代诸儒之杂于佛老者也。朱熹是书首批二苏，显然是想从学术根基上动摇“苏学”，朱熹的学生何镐在《杂学辨跋》中说得很清楚：“二苏、张、吕岂非近世所谓贵显名誉之士乎？而其学乃不知道德性命之根原，反引老、庄、浮屠不经之说而紊乱先王之典，著为成书，以行于世。后生既未有所闻，必以其人而尊信之，渐染既深，将如锢疾，可不哀乎！新安朱元晦以孟子之心为心，大惧吾道之不明也，弗顾流俗之讥议，尝即其书，破其疵谬，针其膏肓，使读者晓然知异端为非而圣言之为正也。”
朱熹作此书，其目的即是将当时流行的“苏学”等指为异端，“使读者晓然知异端为非而圣言之为正”。正如朱熹在书信中所言：“道衰学绝，世颇惑之，故为之辨。”“予之所病，病其学儒之失而流于异端，不病其学佛未至而溺于文义也。其不得已而论此，岂好辩哉！诚惧其乱吾学之传，而失人心之正耳。”
“诚惧其乱吾学之传，而失人心之正”，真可谓一语揭晓朱熹批评“苏学”之根本原因。
朱熹对“苏学”的批评，于孝宗乾道中期达到高潮。首先是在乾道四、五年间与汪应辰的书信中，反复论难苏轼其人及“苏学”之害，然后是在乾道六年及之后与吕祖谦论辩。汪应辰是绍兴五年（1135）状元，官至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亦是道学人士。《朱文公文集》卷三十有《答汪尚书》十一篇，其中第四、第五两书专门驳论“苏学”，是研究朱熹“苏轼论”的最重要文献之一。朱熹与汪应辰论辩“苏学”，可以朱熹书信中“苏学邪正之辨”一语概之。汪应辰不赞同朱熹将“苏学”与王安石新学同贬，认为其对苏轼兄弟的人品学问贬斥太过。乾道四年（1168）七月，朱熹复书汪应辰，即《答汪尚书》其四，批评苏轼其人其学，其严厉程度可谓无以复加。朱熹于信中首先批驳汪应辰“欧阳、司马同于苏氏”之论。然后，详细批驳汪应辰“苏学与王学不同”的观点，在指出苏学具有的严重危害性之后，更是上纲上线，认为苏轼若是得势，其祸害未必少于大奸臣蔡京。显然，在朱熹眼里，“苏学”之害是极为严重的。朱熹认为道学有邪正之际分，有毫厘之分辨，绝不能徇私假借而对异端之学取宽容态度；当今“道术所以不明、异端所以益炽”，皆由于“专贬王氏而曲贷二苏”所致，并希望汪应辰能认识到学术无“二道”，望其能“秉天理以格人欲，据正道以黜异端”
。
在结束与汪应辰的论战后，朱熹又开始了与吕祖谦的论战。吕祖谦是当时与朱熹、张栻齐名的理学大家。吕祖谦博学多识，雅好“苏学”，对程朱理学空谈心性不无不满，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开后来浙东事功学派先声。《朱文公文集》中有《答吕伯恭》书近百通。朱熹与吕祖谦有关“苏学”的论战始于乾道六年。争论首先从二人对待“苏学”的不同态度而展开。吕祖谦性格温和，学术中庸，尤其欣赏苏轼文章，对于朱熹过于激烈地讨伐“苏学”深为不满。其《与朱侍讲》书云：“吾道本无对，非下与世俗较胜负者也。……但详观来谕，激扬振厉，颇乏广大温润气象，若立敌较胜负者，颇似未弘。如注中‘东坡’字改为‘苏轼’，不知以诸公例书名而厘正之耶？或者因辨论有所激而加峻耶？出于前说，固无害。出于后说，则因激增怒于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
吕祖谦认为“道本无对”，不应当“立敌较胜负”，并指责朱熹“激扬振厉，颇乏广大温润气象”，不应当意气用事，将书注中之“东坡”二字改为“苏轼”，以此来告诫朱熹。朱熹则回信说：“来教又谓吾道无对，不当与世俗较胜负，此说美则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无对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许多异端邪说，直须一一剔拨出后，方晓然见得个精明纯粹底无对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个无对包了，窃恐此无对中却多藏得病痛也。”
显然，朱熹是怀着必须将“许多异端邪说，直须一一剔拨出”的态度，不惜失去儒者应当具有的“广大温润气象”。
吕祖谦回信劝朱熹：“大凡人之为学，最当于矫揉气质上做工夫。……某氏（指苏轼）之于吾道，非杨、墨也，乃唐、景也，似不必深与之辨。”
吕祖谦认为，为学之道，“矫揉气质”是最紧要的。希望朱熹能以颜渊作“样辙”，持养敛藏，锻炼心性。同时认为苏轼“非杨、墨也，乃唐、景也”，朱熹应当学孟子不辨唐勒、景差，“不必深与之辨”。朱熹对此完全没有接受，他回信辩驳说：
示喻苏氏于吾道，不能为杨、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见汪丈亦有此说。熹窃以为此最不察夫理者。……若使流传四方，学者家传而人诵之，如今苏氏之说，则为孟子者亦岂得而已哉？况今苏氏之学，上谈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学者始则以其文而悦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则渐涵入骨髓，不复能自解免。其坏人材、败风俗，盖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岂其未之思邪？其贬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阳挤而阴予之耳。
回信中，朱熹对吕祖谦的批评一一进行了辩驳，特别强调当今盛行的“苏学”“其坏人材、败风俗，盖不少矣”的严重危害性，并反劝吕祖谦不能“见人之诡经诬圣，肆为异说”而无动于衷，不能对苏氏之学“阳挤而阴予之”。显然，两人对于“苏学”的态度是各执一端，始终是谁也没有说服谁。
朱熹与他人有关“苏学”的论战在乾道六年以后即基本停止，虽然后来仍有不少有关苏轼其人其学的论评文字，但基本是偶然论及的片言只语，如《朱子语类》中的论苏文字即是如此。
由上可见，朱熹对苏轼其人其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与讨伐，其态度显然是有失偏激的；虽然朱熹对“苏学”批评的严厉程度可谓无以复加，但从实际效果看，却收效甚微。与朱熹论辩“苏学”的对象，几乎没有一个被真正说服。朱熹曾上书劝谏宋孝宗，希望他能远离“老子、释氏之书”，“捐去旧习无用浮华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诐之说”（显然是针对孝宗崇尚苏轼而发），但宋孝宗不但没有接受朱熹的劝告，反而对苏轼文章“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并于乾道九年追赠苏轼为太师，御笔亲撰《苏轼文集序》，将苏轼地位抬升至当朝国师的高度。朝廷的态度当是乾道后期朱熹与人激烈的“苏学论争”戛然而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朱熹对苏轼哲学的接受，正如其全方位地批评苏轼一样，其接受亦是全方位的。这实质是“朱学”与“苏学”之关系问题，此方面研究极多，关于此，粟品孝、王水照、冷成金等学界贤哲已有较详备的论述，读者可参阅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冷成金《苏轼哲学观与文艺观》以及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等的相关论述，本文不再详论。在此，我仅指出朱熹对“苏学”批判吸收的几个大的方面：其一，最典型者莫过于朱熹最引以为重的道学“十六字心传”的确立，当有苏轼的影响。其二，朱熹的“性情论”其实亦有同于苏轼之处。其三，朱熹解经著作对苏轼多有采用。正如王水照、朱刚先生曾评曰：“在元明以来成为国家学说的朱熹那套体系中，除了从程颐的观点发展而来的以外，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其实来自苏轼。”
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其前期对苏轼其人其学的严厉批评迥然不同，朱熹晚年对苏轼的态度确有极大改变，尤其是对苏轼独立不迁的立朝大节和百折不挠的人格精神钦敬不已，这从朱熹晚年的序跋文中常能发现。特别是庆元六年朱熹于生命的最后时刻，病中尚览《苏集》，并手书苏轼文章“以示儿辈”，可见朱熹确实是被苏轼“傲风霆、阅古今之气”以及“英秀后凋之操，坚确不移之姿”所打动，其晚年敬佩苏轼之情正如朱熹自己所云“百世之下”“尚可想见”
。这应可以作为朱熹对苏轼人生哲学思想接受的最好说明吧。
从上述朱熹与诸人有关苏学的辩论可见，当时的大多数学者对苏学还是采取包容态度的，即使是道学集团内部，亦是如此。吕祖谦、汪应辰、程洵等为当时道学名士，但吕祖谦坚持“道本无对”的观点，对苏学是“阳挤阴助”；汪应辰认为“两苏之学不可与王氏同科”；程洵更是沉溺于苏学。吕祖谦对于苏学之态度，今天看来，无疑是持平公正的。吕祖谦还大量选注苏轼诗文，《宋文鉴》首重苏轼之文，这已不是“阴助”而是“阳助”苏轼哲学之推广了。还需补充的一点是，乾道六年（1170）发生在吕祖谦身上的两件大事都与苏轼有关。其一是此年正月吕祖谦将所编成的《文海》进呈，宋孝宗大加赞赏，并亲赐书名为《皇朝文鉴》。其二是该年七月，吕祖谦向孝宗连上两道《轮对札子》，建言孝宗“恢明圣道”，用真儒、求实学、兴圣学
。我们认为此次轮对至关重要，当是宋孝宗立志兴学、确立苏轼为文宗的重要契机。在吕祖谦轮对上书不久后的该年九月，朝廷即“赐苏轼谥曰文忠”，以及之后特赠苏轼太师，显然是孝宗求实学、兴圣学、恢明圣道之举，其实也是对此前学术界有关苏学论争的一个官方回应。自此以后，朱熹与人辩论苏学的情况基本消失，其公开激烈批评苏学的言论也很少见了。由上可见，吕祖谦不但在宋孝宗崇立苏轼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也是南宋苏学盛行的重要推手。
南宋其他学者专门论及苏轼哲学者并不多见，以笔者所见略举数例如下：
沈作喆《寓简》卷五载：
程氏之学自有佳处，至椎鲁不学之人，窜迹其中，状类有德者，其实土木偶也，而盗一时之名。东坡讥骂靳侮，略无假借，人或过之，不知东坡之意，惧其为杨、墨，将率天下之人，流为矫虔庸堕之习也。辟之恨不力耳，岂过也哉！刘元城器之言：“哲宗皇帝尝因春日经筵讲罢，移坐一小轩中赐茶，自起折一枝柳，程颐为说书，遽起谏曰：‘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掷弃之。温公闻之不乐，谓门人曰：‘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者，正为此等人也。’叹息久之。然则非特东坡不与，虽温公亦不与也。”
上段引文虽短，但信息量很大，沈作喆认为苏轼对程颐及程学之批评并非如人所说之过分，而是遗憾其批评力度还不够，尤其是指出苏轼批评程颐及其学术是因为“东坡之意，惧其为杨、墨，将率天下之人，流为矫虔庸堕之习也”，显然深得东坡之意，这与朱熹批苏轼为杨、墨可谓针锋相对，令人深思。据《四库全书总目》，沈作喆为南宋初湖州人，绍兴五年进士，四库馆臣评曰：“作喆之学则出于苏轼。非惟才辨纵横与轼相似，即菲薄安石、抵牾伊川程子以及谈养生、耽禅悦，亦一一皆轼之绪余。”
毫无疑问，沈作喆是苏轼的忠实拥趸。其特意引述《元城语录》所记哲宗不喜程颐之事，并强调“非特东坡不与，虽温公亦不与也”，对程颐及程氏之学持这种批判态度者，在当时社会应该不是少数。
理学家叶适（1150—1223）对苏学的评价当可作为程朱后学评判苏学的典型代表，如其《水心集》卷二十九《题画婆须密女》一文，借评秦观之词而讥讽其人其学。叶适认为秦观浮薄，那是苏、黄之徒的通病，当警戒之，不应以为法。本质上反映的还是叶适秉承程颐道学精神、不满苏门学士道德人格的哲学倾向。又叶适《习学记言》卷四十九评苏轼《上皇帝书》云：“若神宗罢安石而听轼，非安于不为而止者，亦未知轼以何道致其君？此不可不素讲也。”
此段虽主要是评苏轼之文，但其对苏轼“致君之道”显然是持怀疑态度的。叶适其学源于二程洛学，“恪守洛闽之言”，故对苏学多有苛责。后世道学家批评苏轼及苏学，基本与叶适同一腔调。
南宋对苏轼及其学术思想的评价，朱熹、吕祖谦之外，论评最多且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推南宋末期之理学大家黄震。黄震为朱熹后学，他的《黄氏日钞》及其他文章中，有近二十则论及苏轼学术文章及其哲学思想，现选其中最为典型的数则移录如下：
苏公之开陈治道，使人恻然动心，皆前无古人矣。……故求义理者必于伊洛，言文章者必于欧苏。盛哉我朝，诸儒辈出，学者惟其所之焉，特不必指此为彼尔。 （《黄氏日钞》卷六十一《读文集欧阳文三卷》末总评）
东坡才高识敏，事既立就而又习用道家之说，以爱惜精神为心，故创言无思，非孔孟教人意也。 （《黄氏日钞》卷六十二《思堂记》）
苏子谓武王非圣人，孔子所不敢言也。谓孔氏之家法孟轲始乱之，儒者所不忍言也。谓荀、文若为圣人之徒，自昔立议论者无此言也。于武王、孟子何损？于荀、文若何益？独可为苏子惜耳。 （《黄氏日钞》卷六十二《志林》）
东坡为儒者言，论天下事明白如见；为佛者言，谈苦空法宛转无穷。惟以儒证佛，则不可晓。 （《黄氏日钞》卷六十二《释教》）
东坡之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混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盖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长于指陈世事，述叙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气锐，尚欲汛扫宿弊，更张百度，有贾太傅流涕汉庭之风。及既惩创王氏，一意忠厚，思与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隐，发越恳到，使岩廊崇高之地，如亲见闾阎，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恻然感动者。真可垂训万世矣！呜呼，休哉！然至义理之精微，则当求之伊洛之书。
（《黄氏日钞》卷六十二末总论）
黄震（1213—1280），宝祐四年（1256）进士，官至浙东提举，传朱熹之学。四库馆臣对其学术态度特为赞赏：“大旨于学问排佛老，由陆九渊、张九成以上溯杨时、谢良佐，皆议其杂禅。虽朱子校正《阴符经》《参同契》，亦不能无疑。于治术排功利，诋王安石甚力，虽朱子谓‘《周礼》可致太平’，亦不敢遽信，其他解说经义，或引诸家以翼朱子，或舍朱子而取诸家，亦不坚持门户之见。盖震之学朱，一如朱之学程，反复发明，务求其是，非中无所得而徒假借声价者也。”
黄震排佛老、排功利、诋王安石，宗程朱而不偏袒掩饰其过，可见其确实没有门户之见，由上所列，可见黄震对于苏轼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皆有论及，其对苏学之评价可用上述“苏公之开陈治道，使人恻然动心，皆前无古人矣”“求义理者必于伊洛，言文章者必于欧苏”加以概括，愚以为黄震之论可作为宋人对苏轼哲学的总结性评价。
王十朋评苏轼及其哲学三书云：“道大才高世不容” （《梅溪先生后集》卷十五《游东坡十一绝》其一） ，“三等策成名烜赫，万言书就迹危疑。《易》《书》《论语》忘忧患，天下三经《字说》时” （《梅溪先生后集》卷十五《游东坡十一绝》其八） ，清楚地表明苏轼哲学三书创作的背景正是王安石“新学”盛行之时，加之北宋末年禁“元祐学术”，似乎预示着苏轼哲学不得行于世的坎坷命运。苏轼哲学三书除《易传》在北宋有刻本流传外，在南宋没有见到刻本印行的记录，直至明代，一直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据《苏颍滨年表》，退居颍昌的苏辙曾命诸子抄录苏轼此三书，道潜《东坡先生挽词》云“准《易》著书人不见，微言分付有诸郎” （《参寥子诗集》卷十一） 说的即是此事。此三书，《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都有著录，关于其在南宋的传播接受情况简述如下：
《郡斋读书志》卷一著录为《毗陵易传》十一卷，并注评云：“右皇朝苏轼子瞻撰。自言其学出于其父洵，且谓卦不可爻别而观之。其论卦，必先求其所齐之端，则六爻之义，未有不贯者，未尝凿而通也。”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著录为《东坡易传》十卷，其注评云：“端明殿学士眉山苏轼子瞻撰。盖述其父洵之学也。”
晁公武所见之本应该是蜀刻本。据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苏氏易传》云：“此本先君宣和中入蜀时所得也。方禁苏氏学，故谓之‘毗陵先生’云。绍熙辛亥七月二十日陆某识。”
说明在北宋宣和年间严禁苏学之时，在蜀地仍有人刻印《苏氏易传》，只不过书名换作《毗陵易传》罢了。常州古称“毗陵”，苏轼逝于常州，故称苏轼为“毗陵先生”。关于此书在南宋的接受情况，四库馆臣所撰《东坡易传》提要已为我们撮录其要，原文如下：
是书一名《毗陵易传》。陆游《老学庵笔记》谓其书初遭元祐党禁，不敢显题轼名，故称毗陵先生，以轼终于常州故也。苏籀《栾城遗言》，记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轼书先成，辙乃送所解于轼。今《蒙卦》犹是辙解。则此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题曰轼撰，要其成耳。籀又称洵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因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故朱子谓其惟发明爱恶相攻、情伪相感之义，而议其粗疏。胡一桂记晁说之之言，谓轼作《易传》，自恨不知数学，而其学又杂以禅，故朱子作《杂学辨》，以轼是书为首。然朱子所驳不过一十九条，其中辨文义者四条，又一条谓苏说无病，然有未尽其说者。则朱子所不取者仅十四条，未足以为是书病。况《朱子语类》又尝谓其于物理上亦有看得着处，则亦未尝竟废之矣。今观其书，如解《乾卦·彖传》性命之理诸条，诚不免杳冥恍惚，沦于异学。至其他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辨，足资启发，又乌可一概屏斥耶！李衡作《周易义海撮要》，丁易东作《周易象义》，董真卿作《周易会通》，皆采录其说，非徒然也。明焦竑初得旧本刻之。乌程闵齐伋以朱墨板重刻，颇为工致而无所校正，毛晋又刻入“津逮秘书”中。三本之中，毛本最舛。如《渐卦》上九并经文皆改为“鸿渐于逵”，则他可知矣。今以焦本为主，犹不甚失其真焉。
提要为我们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东坡易传》的成书、特点、版本流传及南宋接受传播情况。据上文可见，四库馆臣对《东坡易传》显然是持肯定态度的，其对该书的评价——“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辨，足资启发”，当可作为《东坡易传》的圭臬之论。尤可注意的是其所述有关苏籀、朱熹及晁说之等对《东坡易传》的评论，大体展示了南宋人对此书的接受态度。特别是带着“有色眼镜”的朱熹，其所不取者不过《东坡易传》全书的百分之一，足见此书胜义之多、传释之精准，故其为南宋及后代《易》学家所普遍采录亦是自然之事。
当然，南宋人对《东坡易传》的接受情况远不止于此，如张浚《紫岩易传》、杨万里《诚斋易传》、冯椅《厚斋易学》等皆曾大量引录《东坡易传》。另如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引录两则，其一云：“晁以道为予言，尝亲问东坡曰：‘先生《易传》，当传万世。’曰：‘尚恨某不知数学耳。’”其二云：“东坡倅钱塘日，《答刘道原书》云：‘……又说《易·观卦》本是老鹳，《诗·大小雅》本是老鸦，似此类甚众，大可痛骇。’时熙宁初，王氏之学，务为穿穴至此。”
第一则记邵博亲闻晁以道之言，赞苏轼《易传》“当传万世”，这显然并不只是为了记叙晁以道个人对《东坡易传》的看法，还应包括邵博自己以及南宋许多苏轼崇拜者对苏轼《东坡易传》一书的态度；第二则虽然没有明言《东坡易传》，但借苏轼批评王安石解《周易》“务为穿穴”的学术态度和方法，间接地表明了宋人对苏轼人品及学术的肯定。关于《东坡易传》在宋代的传播接受情况，舒大刚先生于《苏轼研究史》第八章有详论，可以参阅，此不赘述
。
东坡《论语说》四库全书没有收录，《郡斋读书志》卷四著录为《东坡论语解》十卷，其注评云：“右皇朝苏轼子瞻撰。子瞻没后，义有未安者，其弟子由尝辨正之，凡二十有七章。”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著录为《东坡论语》十卷，只标注作者，没有注释评论。另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题名《苏文忠论语传》，没有标明卷数。据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
，则该书最先当为五卷，该书后来失传，明代焦竑刻《两苏经解》时并没有收录此书，并云“子瞻《论语解》卒轶不传”。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之《三苏全书》第三册收录有舒大刚汇校之《论语说》，其在四川大学卿三祥、马德富二先生辑录的基础上，又辑录四十余则，全书共计辑录一百三十余则，基本呈现了苏轼原书概貌。舒大刚先生于该书之后还附录有苏轼自己及他人有关《论语说》的资料，但涉及南宋者仅录有晁公武、尤袤、陈振孙各一条，朱熹亦仅录两条。则该书在南宋的流布确是罕见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有关南宋对苏轼《论语说》的论评，基本是只言片语的零星记录，且主要集中于程门弟子中。如尹焞与徐度讨论苏轼之“使民战栗义”条、杨时批评苏轼解“思无邪”条、胡宪与李侗采纳苏轼《论语说》观点等，说明程门弟子实际上还是非常关注苏轼《论语说》之意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论语集注》中对苏轼《论语说》亦多所采用，据粟品孝先生统计，《朱子语类》中论及苏轼《论语说》者有14条，《论语集注》《论语或问》中引用苏轼《论语说》者共52处，《论语集注》中有12处是直接引用苏轼之解
。朱熹总体评价苏轼《论语说》云：“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如《论语说》，亦煞有好处。”
由上可见，朱熹等程门弟子对苏轼《论语说》其实是不但关注，而且也颇多吸取的。
另外，南宋初的余允文曾专作《尊孟续辨》辩驳苏轼的《论语说》，据其乾道八年六月所作之《尊孟续辨自序》所云：“近世苏公轼作《论语说》，而与孟子辨者，学者诵习其书，以媒进取者总总也，可无辨乎？”“遂取王之刺者十，苏之辨者八，并辨之，以为《尊孟续辨》。”
序中云，他是应友人之请而作《尊孟续辨》，目的是辩驳苏轼《论语说》中的非难孟子之处。余允文《尊孟续辨》模仿苏轼《论语说》与孟子辨之体式，该书卷下与苏轼辨者共八条，关于苏轼之论孟以及余允文之与苏轼辨孟，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第二章《究天人之际：苏轼的哲学》一章，有非常精辟的评论，书中认为苏轼的时代孟子还没有被当作“亚圣”，苏轼的辨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孔子，故“苏轼之辨孟，实际上也同时是尊孟”。因为苏轼认为孟子之学最切近于孔子，并发展了孔子学说，而不是如余允文以及后来的理学家将孟子作为孔子思想无所同异之人来研究，“后来的理学家尊孟子为‘亚圣’，倒反而抹杀了孟子对孔子学说的发展，似升而实降了”
。余允文之《尊孟续辨》，实开后代理学家与苏轼哲学三书论辩之先河。
《东坡书传》最先著录十三卷，是苏轼谪居海南时精心构撰之作，北宋罕见流传，南宋虽多见文献著录称引，但亦不见有刻板印行的记载，当时应该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于世的。现存的最早刻本是明万历年间刻行的《两苏经解》本。
《郡斋读书志》卷一著录《东坡书传》，其注评云：“右皇朝苏轼子瞻撰。熙宁以后，专用王氏之说，进退多士，此书驳异其说为多。又以《胤征》为羿篡位时事，《康王之诰》为失礼，引《左氏》为证，与诸儒之说不同。”
晁公武主要指出苏轼撰《书传》的原因是为反驳当时流行的王安石新学，特别强调其“与诸儒之说不同”的特点。《直斋书录解题》卷一著录为十三卷，其注评云：“苏轼撰。其于《胤征》，以为羲和贰于羿而忠于夏。于《康王之诰》，以释衰服冕为非礼，曰：‘予于《书》，见圣人之所不取而犹存者有二。’可谓卓然独见于千载之后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复，穆王初无愤耻之意，哀痛恻怛之语。平王当倾覆祸败之极，其书与平康之世无异，有以知周德之衰而东周之不复兴也’。呜呼，其论伟矣。”
陈振孙之论显然要更加积极，“卓然独见于千载之后”“其论伟矣”，是对苏轼《书传》所体现出的卓越见识的高度称赞。苏轼此书，确实也不愧于陈振孙的称颂，该书在南宋得到包括程朱一派理学家在内的士人的高度评价。《四库全书总目》亦对该书在宋代的传播接受情况作了较为详尽的述评，其文略曰：
是书《宋志》作十三卷，与今本同。《万卷堂书目》作二十卷，疑其传写误也。晁公武《读书志》称熙宁以后专用王氏之说，进退多士，此书驳异其说为多。今《新经尚书义》不传，不能尽考其同异，但就其书而论，则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至于以羲和旷职为贰于羿而忠于夏，则林之奇宗之。以《康王之诰》服冕为非礼，引《左传》叔向之言为证，则蔡沈取之。《朱子语录》亦称其解《吕刑篇》以“王享国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合于理。后《与蔡沈帖》虽有“苏氏失之简”之语，然《语录》又称：“或问：‘诸家《书》解谁最好，莫是东坡？’曰：‘然。’又问：‘但若失之太简？’曰：‘亦有只须如此解者。’”则又未尝以简为病。洛闽诸儒以程子之故，与苏氏如水火，惟于此书有取焉，则其书可知矣。
四库馆臣给予《东坡书传》“较他经独为擅长”的极高评价，并指出林之奇、蔡沈、朱熹等南宋解《尚书》之名家都对苏轼《书传》有所取鉴。林之奇《尚书全解》引录苏说达四十多条，有的是完全引录。蔡沈奉朱熹之命作《书集传》，被认为是南宋“《尚书》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作为朱熹最为看重的学生，其对苏轼的态度似乎迥然不同于其师，其《书集传》中不但引录苏轼《书传》之解，而且对苏轼的观点完全是持赞同态度，全书明引暗引苏轼之解五十多处。朱熹对《东坡书传》之批评，显然有求疵之嫌，故提要作者为苏轼辩护。苏轼以简要之语笺释《尚书》，足见其领悟之深切，解读《尚书》词简而能达，显然是高手，自然不能以“太简”责之。
除上述提到的南宋三家外，南宋其他《书》解之作受到苏轼影响的还有胡安定《尚书解》、吕祖谦《东莱书说》、黄伦《尚书精义》、陈大猷《尚书集传或问》等，至于单篇文章中引用、采纳《东坡书传》者则举不胜举。足见《东坡书传》在南宋的巨大影响。可以说，《东坡书传》不仅代表了北宋一代研究《尚书》的最高成就，在南宋也是除蔡沈《书集传》之外影响最大的一部“《尚书》学”著作。
苏轼在海南儋州曾作诗《和陶赠羊长史》，诗中有云：“犹当距杨墨，稍欲惩荆舒。”
苏轼贬谪海南时期，正是王安石新学盛行之时，苏轼谪居无事，潜心著书，完成《易传》《论语说》的修订，并精心撰写《书传》数十万言，“惩荆舒”是其创作《书传》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南宋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时期之内，“崇苏热”盛行近百二十年，程朱理学被定为官学的时间不到四十年。在南宋，苏轼其人其学虽受到朱熹及其后学弟子的偏激攻驳，但他们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南宋士人乃至帝王，其实都可说是苏轼其人其学的忠实拥趸乃至虔诚崇拜者，宋孝宗赞语“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虽说的是南宋前中期对苏轼其人其学的流传盛况，其实整个南宋一代亦未尝不是如此。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云：“哲学史上那一段属于苏学的时代，被所谓‘集大成’者抹去了。……在韩愈以后兴起的唐宋诸家‘道学’之林中，苏学占有很重要的一席，苏轼哲学应该被补写入我国的哲学史。”
我们认为，苏轼哲学曾盛行于两宋，且对宋代思想史、文化史产生过深远影响，苏轼哲学补写入中国哲学史是应当且必要的。
［作者简介］杨松冀，邵阳学院文学院教授，著有《精神家园的诗学探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