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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从西土远航而来的传教士初入中国，发现江南水网密布，河道纵横，人们出远门需搭乘各类船只，只有近处才用马车和轿子代步。由此得出一个印象：中国人习惯在江湖河道里慢悠悠穿梭，却很怕出海远航，就是住在海边也没有安全感。利玛窦惊诧地发现，倭寇凭两三只船就能随处登岸，他们攻击城镇、肆意烧杀，就是利用了国人怕海的心理。他对大运河上来往的豪华客船印象深刻，说里面镶嵌着花格，涂饰着金粉，主舱室有罗马学院的礼堂那般大。海路运输既迅捷又节省，中国人却宁可循规蹈矩，窝守在风平浪静的河道中运输货物。这样一路推演下去很容易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中国就是个古老陈旧的“内陆帝国”，难以和西土新兴昂扬的“海洋帝国”分庭抗礼。“水”把文化区分成了“古代”和“近代”。
尽管如此，“中国人怕出海”这个说法仍不时遭到质疑，其中一个论据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据日本学者上田信考证，永乐帝周边的宦官相貌威武、体格健壮，一般称为“火者”。郑和出身穆斯林，丰躯伟貌，加上英武善战、足智多谋，和清末宫廷中猥琐不堪的变态阉人完全两样。永乐帝给人以热爱海洋的印象，要不怎么这般热心，三番五次地派郑和出海巡游呢？不过，与西洋人把海洋当作交易的舞台不同，郑和的出海与现代贸易无关。有些民族主义自大狂为拔高郑和形象，居然瞎编出中国人率先发现美洲大陆的奇葩故事，目的无非是想给国人上一堂免费的心理按摩课。
郑和的船队付出的多，得到的少，遵行的不是正常贸易的规则，他只做赔本的买卖，不做赚钱的生意。何以如此违反常理呢？永乐帝送多取少挣的是面子，和贸易之间的等价交换不是一回事。今人可能会说面子值多少钱呀，这不是傻瓜才干的事吗？可是在朱棣的眼里，面子无法用贸易价值折算出来，换取邻邦对大明帝国威权的服从才是最终目的。郑和在海外周游一圈，载回了狮子、金钱豹和长颈鹿，足够开个动物园了。今人会问把这些动物带回来有何用，如果郑和还活着，他肯定会说：这些动物代表了当地主人对大明的臣服。
永乐帝的国际政策源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乡土观。朱元璋要饭出身，发迹前在江淮荒芜的土地上到处流浪，满眼是赤贫遍地、游民蜂起，他也曾混迹其中，造反举旗。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背朝大海、扎根内陆的帝国。基本招数就是抑制银本位，用义塾培训宗族，靠里甲控制税收。在贸易上明初完全采纳现货交易，对内不收取税金，直接通过“户制”征用劳力和产品，把人口严格锁定在单位土地中进行控制。明朝的“里甲制”就是把人口按户登记起来，派甲长负责征用劳役和征收粮食等实物。民众负担分徭役和赋役两种，前者指付出劳力，后者指交纳粮食和布匹，直接以实物形式入库。
对外贸易活动也是物与物的交换，更多是用礼仪慑服人心，在这个前提下做点赔本买卖是值得的。郑和出海缉捕华人海盗，敦促东南亚、西亚政权效忠大明，宣示明皇威仪，以进贡物品数十倍价值的礼物回赠各国。这类违反现代经济学原理的贸易出超行为，乍看着实令人费解，仔细一想不过是农民思维的体现。因为赏赐给外国的礼品都是里甲户交付的钱粮徭役转化而成，本不需要精打细算；相反，如果能得到邻国效忠臣服，倒是一种超值的无形回报。户制纳税和朝贡贸易互为表里，都是让现代经济学教授大跌眼镜的行为。
以物换物的赔本买卖到16世纪以后逐渐难以支撑下去，明朝的经济肌体循环中出现了“白银中毒”的症状。“白银中毒”源于户籍制的崩解。朱元璋设计的“里甲制”是一种连带的责任制，要求以十户为单位，各家绑在一起共同承担赋税义务，一户死绝，负担就会转嫁到其他户主身上。这种强制规范初期可能有效，但随着赋税数额增加，民众开始不堪重负。明朝的纳税不是耕田后把粮食交到库里就完事，相当一批农户还得负责把税粮运到指定地点。明朝对西北蒙古和东北满洲长期用兵，办法是遍设卫所守备边防，这些卫所里的人世世代代都是“军户”，粮食主要靠内地供应。农民的一项主要劳役就是向卫所运送粮食，如大运河边的农民就是负责从水路输送漕粮。长途跋涉的艰辛极易累积众怒，激起民变，引动逃亡风潮。如何防止民众逃役向来是君王无解的难题。当年陈胜、吴广也是把无法按时抵达服役地点当作造反的理由，陈胜宣称，不按指定时间赴役是死，造反也是死，于是造反成了抽签撞大运的赌博。重压下的民众个个都像玩命赌徒，劳役越重，冒险赌命的概率越高，这迫使明朝不得不考虑“均役”，即分担劳力的问题。其中一个办法是交纳白银抵充长途运输的责任，然后由政府雇当地人服役。
同时，在官仓粮食储备积压过多、无法运出的情况下，不如干脆折成银两抵交。王朝在税粮之外征集的那些奇珍异宝、方外之物，因无法划一征收标准，也纳入了折银换算的轨道。明中叶以后，各种赋税用白银折算，目的是把原来用实物交纳和由身体承担的各类税粮征派收束成一种标准化的定额，以便于管控。白银作为流通中介，实际上扮演的是统一计量标准的角色。税粮劳役折银处理后，白银的流通量迅速增加，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
折换银两交纳税粮和替代劳役都需要大量银子，那么，从哪里搞到这些银子便成了问题。中国境内白银主要靠云南和广西的少数银矿供应，后来银矿开采扩展到缅甸和安南地区，但基本状况还是供不应求。16世纪以后，日本开始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尽管朝廷明令禁海出航，白银依靠走私还是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18世纪以后，日本禁止向中国输出白银，白银供应商的角色逐渐由欧美国家取代。它们采购生丝、茶叶和瓷器，输入从拉丁美洲倒腾来的大量白银。18世纪下半叶，拉美白银也因此流入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此以后，中国货币市场几乎完全依赖海外进口的白银。东亚贸易地图就此发生改变，中国人对海洋的观感开始从恐惧与陌生转向依赖与倾慕。20世纪80年代有一部著名的纪录片《河觞》，标题就揭出内陆河流代表黄色文明，与海洋代表的蓝色文明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海洋成为国人向往迷恋的对象。这种“海洋狂躁症”的源起大致可以追溯到清朝白银大输入的时代。
白银的广泛流通不但改变了东亚贸易圈的格局，还深刻地重置了政府与个人的责任连带关系。既然一切赋役需用白银交纳，官府就没必要再依靠里甲深入乡村面对面征税，户籍制度随之解体。原来属于里甲控制的农户可以自行去县里交纳银两，只要纳税人向县衙设置的特制木箱中投进用纸包好的白银就算完事，这叫“自封投柜”，不需要甲长里长一级作为中介层层催逼，基层里甲制度从此失效。官府与编户之间的沟通多靠县衙里的胥吏，县一级政府的职能作用明显加强。
近些年我们总在讨论所谓“皇权不下县”的问题，好像到了县一级就没朝廷的人在管了，县下唯有宗族，宗族皆是自治，完全是个自由自在的世界。这多少受到费孝通先生“双轨制”思路的影响，即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不同的政治轨道。但如果从白银折纳的角度观察，县一级行政权力的渗透实际上得到了加强而非遭到削弱。所以，“皇权不下县”的命题大有修正的必要。纳银付税发展到一条鞭法，就是完全以县为单位，用白银价格把税粮徭役合起来计算。这一改革使征税职能从里长转移到县官，县官必须直接向国家负责，从此变得压力巨大。
税粮赋役折银交纳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变化，也带来了区域流通方式的变革，海洋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原来明太祖希望通过以物换物的方式维系小农思维中的礼仪秩序，限制商品流通的规模，到16世纪，这个背朝大海、面向内地的浪漫设计由于白银的侵蚀也逐渐变了质。
那么，当整个帝国都深陷白银中毒时，政府去哪儿了？白银在大陆恣肆横行，不受政府管束，政府即使想管也摸不着门道。白银流动太过随意，是因为政府没把白银入口流通当回事，形成不了管制的理念，只能放任自流，明清两代都是如此。林满红说清朝缺乏货币自主权是很准确的描述。国家管不了，钱庄就成了白银聚宝盆。商人除用白银付税，也在钱庄换成制钱，在国内收购茶叶、生丝、瓷器等出口商品，白银进出便落入私人控制的轨道。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有点奇怪。一方面，政府征税统一用银，一竿子插到底好像都是县太爷说了算；另一方面，白银又四处乱窜，不受约束，政府对此无可奈何。后来打起了鸦片战争，鸦片输入防堵不住，导致白银倒流出口。这还是因为政府在白银刚刚入超时就不知道怎么调控，致使后来白银高速泄流出去时，自己照样一筹莫展。
白银从海上来，清廷不屑或不能调控，倒反而证明大清“闭关锁国”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此时国人对海洋上漂过来的这个白色怪物早已没那么恐惧。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中国的开放完全是西洋故事的翻版。早有人注意到，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活生生的肌体，总体上看它还是具有内敛型的人格，对外腼腆矜持，军事上好打防御牌。西洋人是靠血腥杀戮、到处犯浑强抢地盘才发迹的，中国人没有好勇斗狠、疯狂殖民的热情，即使侨民遍布海外也只有和平侨居的意愿。
近些的例子是，志愿军帮助朝鲜打跑美帝，中国却没有在朝鲜驻扎一兵一卒。抗美援越同样代价巨大，中国也没有军事进驻越南的意图。不像美军四处安插军事基地，专门操控他国政治。没有海外驻军的野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还是缺少冒险拓殖的基因，就像一个人天生性格内向，是骨子里遗传下来的，很难改变。所以，有人说中国发展的关键还是要走西进路线，因为不仅从战略上说东出海洋的余地不大，这也更符合我们内向思维的基因。如果从历史格局延伸出的思路出发，这样的说法未必没有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