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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武家坡》里有两句戏词：“两军阵前遇代战，代战公主好威严。”说的是薛平贵投军西凉，阵前巧遇番女，那番女模样俊俏，武艺超群，害得薛先锋不但输了这阵，还憋屈地唱道“她将我擒下了马雕鞍”，丢尽了汉将的威仪。亏他还敢面对苦守寒窑十八年的王宝钏，絮絮叨叨地承认自己蒙番王不斩，梅开二度做了番邦驸马。令人不解的是，聊起这段往事，那薛郎脸上竟未露丝毫愧色，甚至还暗藏着些许得意。
面对这段艳情，胡兰成在《山河岁月》里评道，中国人向来对异族有爱好，戏里皆把番女说成很可佩服；又如民间戏里，大都同情妖怪，不同情正神。唯其如此，中国礼教之邦才不至于是一个笨重凝固的世界，而是一草一木皆泼辣新鲜。胡氏这番议论颇可在戏文中得到印证。除薛平贵，不少汉军小将似乎也艳遇频频，他们因武艺不济而阵前被擒后，纷纷受番女青睐。多数时候还是女子主动投怀送抱，如《四郎探母》中杨四郎之于铁镜公主、《刀劈三关》中雷超之于万花公主。不少白脸小将似乎不忠不孝，排着队争当那番邦的倒插门女婿，让人好生奇怪。对此戏文八卦，暂且按下不表，先单说说胡氏的史观。
胡氏为人被讥为鄙陋不堪，不过其偶发的史论有时倒也有趣。如他说史家迷信考古资料是不能就已知求未知，反而因未知就把已知的东西给否定了，是很不划算的。胡氏史观的核心在于，了解历史的前提是对一器一皿要有一种“情意”在。“情意”这说法有点软，有点飘，有些暧昧，但对习惯了僵硬史观训诫的人倒清新如风，可以清洗一下脑中的灰尘。若只会整理史料、分类古物，那不过是技术，像刘姥姥见了自鸣钟，只知其会走会敲、有字有面而已，怡红院里的光阴她还是不晓得。这种议论能戳到刻板史家的痛处，划出些血痕来。庸俗的治史者置身历史之外鼓噪呐喊，不知治史要自己生在历史里，对上至群雄逐鹿、下至街谈巷议，情遍慧遍，才能成就良史。
怀揣这份对历史的“情意”，再观戏文里表现汉番夷夏之间发生的种种艳遇，当会有些不同的感觉。汉人自古以来就不是纯种：殷人有淮夷的血统，楚人有三苗的血统，西北的部族也是华夏戎狄混居。华夷的界线不断变动，“炎黄子孙”的称呼不但可疑，“华夏族”是否应以汉人为主进行命名也颇为可疑。因为汉人的成分是不断增减的，其他族群不断渗入，导致其血统根脉日益模糊。雍正皇帝亲审湖南边地跑出来造反的小乡绅曾静，就贬损他比自己这个满人还不懂汉人的历史沿革。雍正说，你张口闭口儒家，没注意到孟子正说舜是东夷、文王是西夷吗？所谓汉人血统的源头，其实都是“夷”，没什么此疆彼界的分别。满人得到天下根本和血统没什么关系，而是因为拥有“德”，凭什么被汉人辱骂？
汉人是“杂种”，这在唐朝已不是什么秘密。唐朝开国皇帝的身体里流淌着胡人的血液几乎成了常识，所以唐朝不重血统，不看是胡还是汉，只看谁的文化厉害，能够调和各族，实现共存繁荣。这真是一种大国自信的表现。大国的雍容由此延续下来，历千年而不变。即便如今韩国有人称李白是朝鲜人，我们也不过笑一下算了，没工夫计较。李白出生地还有一解，据说哈萨克斯坦也有他的“出生证据”。其实，李白的人种鉴定哪里重要，所有的鉴定结果都逃不出当时中国各族相互熏染融合的大局。
再看历史上，凡是总想着把汉人与夷狄的界线画得分分明明的时期，一定是不自信与国土萎缩的年代，如宋代与辽、金对峙时，明代与瓦剌、满洲纠缠时，往往中原政权疆域窄小、军力羸弱、屡战屡败。力气越弱，嘴巴越硬，大谈汉人血脉的纯正，描写北人必定是“胡虏南来”“夷氛遮天”，全是不屑口吻，早失了大唐的雍容气象。诡异的是，这套思维被晚清革命党挪用，变成了反满的利器，甚至留下了后遗症，如造就各种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可见其境界还比不上雍正皇帝。
大宋的武力虽然不行，但武将个个文气逼人，形象儒雅端庄，以至于慢慢形成了一种偶像派定式。记得儿时迷上《说岳全传》连环画，岳飞出场一定是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骏马、手中长枪都是偶像特有，专门定制，更改不得。他麾下战将如杨家将后人杨再兴出征的扮相，也类似这套行头。这个偶像系列还可以倒推上去，《三国演义》里的赵子龙，《隋唐演义》里的罗成、秦叔宝，大体都是这副打扮。电影《见龙卸甲》中，刘德华版的赵子龙顶着二战时的英式头盔，不伦不类的扮相立刻招来一顿痛骂。我想，骂者中一定有人在追索儿时连环画的记忆。
戏中的宋代军人武艺太差，往往连一个番邦女将都摆不平，但很有女人缘。这类儒将遇番女的艳情故事，大多由明人编出。我的看法是，面对满洲压境的现状，明代文人想起当年宋人武力衰弱的往事，有点兔死狐悲的感伤，所以话本里才造出这一厢情愿的画面：“番邦靓女”总会爱上“白袍俊将”。明明是一交手就被擒，还硬说蛮女就爱柔弱郎，哭着喊着非他莫嫁。这帮小将不光打仗不行，还不忠不孝、骗财骗色。《四郎探母》当年被禁，正是因为四郎投了番邦，当了“汉奸”。若严究起来，四郎不但违犯军规，还停妻再娶，跟“悔婚男儿招东床”的陈世美区别也不大。不过人家反省错误的态度不错，偷偷跑回来探营，哭哭啼啼地拜娘。大家心一软，也就忽略了这层。
番女嫁汉将的神话传达出的是一种类似意淫的隐喻：若是军力衰颓，不妨用文化力量填充。也就是说，北方的地盘虽然被别族占领，汉军虽然屡打败仗，但汉文化的优越地位不可动摇，番邦女乃野蛮人，取胜用的是蛮力，没什么可夸耀的。你看，还不是让咱们汉将的儒雅魅力给摆平了吗？汉家小将的杀手锏是高于蛮地的“文明相”。这套以阳（汉）克阴（夷）的性征服逻辑一直流传下来，还是颇有自慰功效的。
近代国体的建立，不断致力于打破这种性征服的幻象。革命党人当年拾起过这套性征服的逻辑为反满造势，等夺了天下后却马上反过来大唱五族平等的调子。他们明白一个道理，文明是天下人的，并非汉人所私有，谁占了中原不重要，还有比民族分野更高的文明构想，即传统观念中天下大同的王道政治。这套东西又改头换面在现代国家的国体话语里存身，差似各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
以国体认同取代各族的相互撕扯是历史的大趋势，只是在国体下如何加强各民族的认同感仍是个方兴未艾的大课题。有一次和朝鲜族朋友喝酒聊天，喝得兴起，彼此变得坦率起来，居然触碰到了敏感的认同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把自己坚定地视为中国公民，以此作为基本的身份认同；但也觉得他们所认知的少数民族概念隐隐折射出传统以来的汉人中心色彩。这让我想起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费先生受英国功能学派影响，骨子里还是以族群理论为基线阐述认同的道理。目前在中国境内，汉族人数固然最多，但民族的相关概念仍建立在民族划分的逻辑上，没有充分顾及民族形成过程中各方融合的历史背景，故仍能看出区隔的痕迹。朝鲜族朋友的一席话提醒我们，认识民族问题有时也需要调动所谓历史“情意”的感知力量。
无事时，我爱听20世纪80年代台湾版的《四郎探母》，周正荣、胡少安、哈元章、李金棠四大须生悉数上场，演绎这段悲欢离合。总觉得里面的离愁别绪听起来荡气回肠，尤其是胡少安见娘一段的唱腔，悲怆得催人落泪。也许这些戏剧名家彼时正身处与家人隔海相望的窘境，更能懂得四郎月夜探母时的“情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