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为秦桧翻案这个标题是我虚构的,要为中国历史上头号汉奸辩解几句,不但胆子要够大,还得心脏够强——即使不至于性命不保,晚上家里那几块玻璃也难保不碎一地。虽然如此,最近翻检周作人文集,居然发现一篇题为《岳飞与秦桧》的杂文,开头便说,当年的南京市政府要查禁吕思勉编纂的《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因为里面说南宋大将招集群盗为兵,导致军纪败坏、诸将骄横,其中就列有岳武穆的大名;秦桧坚持和议,倒像是更负责任的行为。这话说出来胆子可真不小,怪不得要被查禁,这还是民国二十四年的事。前几年也有人贸然发问:岳飞到底是不是“民族英雄”?立刻掀起一阵风波。在很多人眼里,这改写称呼可是原则问题,几乎和给秦桧翻案没什么两样。
是和是战,自古就被认定成辨别忠奸的界线,好像主和者必是奸臣。奇怪的是,从老百姓嘴里发出的往往都是反战的声音,比如杜甫《兵车行》里行人描述的征役图景,灰蒙蒙一片,满眼是血流成河、白骨委地。一些知识分子倒血脉偾张,时刻不忘高唱主战的调子,却完全不计算战争的成本,只顾着不断把道义的呼声提升音阶——越高亢越好。赵翼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但忠奸对立就像黑白二分,马虎不得。于是历史书写就像对对子,如杨业之于潘美、岳飞之于秦桧,明代则是杨继盛对上了严嵩,犹如戏台上的白脸红脸对垒这般分明。
有时古人倒是比今人清醒,清初大儒王夫之就说,扛着干戈跑到数千里外打仗,家里的地没人种了,谁心里真愿意?他问道:“荷戈而趋数千里之绝塞,饥寒冰雪,仅存者其余几何?”遭罪的是农民自己。还有更痛切的断语:“所戍者,百里之疆埸也;所战者,乍相怨而终相好之友邦也;所争胜负者,车中之甲士也。”意思是说双方国家打来打去,关系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也许今天争执得水火不容,转眼明天又成了一家人,苦的是卖命拼杀的军士。
说到岳爷和金人较劲,王夫之就如观一场胜败已定的棋局,看得相当清楚。针对后人一厢情愿地惋惜岳飞没有乘胜进兵夺取北方失地,他评点说,就算宋高宗不召回岳飞,这戏也很难唱得好。战局如戏,讲究各行当的协调配合,戏台上的角色如果各怀心事,配合就会出问题。岳飞虽取得局部胜利,却属孤军深入,没有大将刘琦和韩世忠的两翼跟进合围,岳爷单箭头突进,光靠北地义兵蜂起乱战,终究难成大事。义兵成分庞杂,多是农庄佃客,观望投机者多,难以依靠。王夫之分析说,即使倾南宋所有的军力,加上岳飞与诸路大将配合默契,最多也只能收复汴京,别指望真能把金人逐出塞外,恢复北宋的地盘。
宋朝军力孱弱,总受北人欺侮,北宋杨家将反复成为戏剧表现忠勇的题材,但他们的战绩并非那么辉煌。明代戏曲中的经典桥段是金人来犯,边疆告急,宋王急得团团转,可偌大个朝廷却找不出可去解围的将领,结果只能急招杨家寡妇救驾,出征一趟即把诸路进犯番鬼搞定。虽是小说家言,但男人死的死、老的老,让人白白起急,显示在明代人认识中宋军战斗力惨劣到何种地步。史载杨家将守边还是打过一些胜仗的,不过胜得都够寒碜,赢的不多几例都是防御战。最著名的例子,一次辽人来袭,时值隆冬,眼看兵临城下,杨家将把城头浇满冷水,瞬间结冰如柱,辽兵攀爬时纷纷滑落,只好绕道而去。这是耍小聪明,却已是杨家将克敌的佳绩了。
杨家将屡战不胜自然有它的原因,疆域攻守情势非常复杂,战局不是文人空喊几句大话就能扭转的,也不是疆土大小、人口多寡就能决定胜负。文人好面子,办事往往毁在这个毛病上。汉代贾谊可算文人好面子的老祖宗,当年他就觉得匈奴占据的土地面积不过是汉朝的一个大县,堂堂天朝,“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很令人羞耻。其实当时处理与匈奴关系有多种选择,比如开放边界贸易、和平交往相处等。贾谊却觉得匈奴是未开化的蛮夷,哪有资格和汉人平起平坐?和他们平等贸易简直是“以大事小”,面子上说不过去。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式是朝贡体系:胡人进贡是“以小事大”,他们用进献礼品的方式承认天朝的威仪,然后接受赏赐。这样的交换才有面子。但胡人也不是傻子,正好利用进贡机会大搞走私,于是历朝历代进贡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经常是上千人的规模。天朝不仅得管吃管住,还得对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最后不堪重负,只好下诏令裁减纳贡队伍。这又招致胡人的不满,因为他们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必需品是靠汉人王朝提供的。本就缺乏正当的商贸途径,如果纳贡渠道再受限制,他们就只好攻入内地、劫掠谋生了。不断的抢劫骚扰又为汉人王朝发动军事征剿提供了借口,文人主战的喧嚣声浪也会随之汹涌,丝毫不考虑战争的高额成本及其可能带来的灾难。好战声音与劫掠周期混杂相伴,恶性循环,直到闹得不可收拾。
从历史上看,仅仅依靠战争无法带来好结果。汉高祖登基初凭着一时血性,主动出击匈奴,结果被团团包围在平城白登山,七天后才狼狈脱身,结果还是以“和亲”妥协收场。武帝劳师远征,虽获小胜,却无法根本消解匈奴威胁。相反,唐代汉番界线不清,李世民弓马娴熟,熟悉草原内情,收纳突厥人为官,才铸就大唐盛世气象。
与唐代相比,宋代气量狭小,最讲华夷分界,结果界线分得越清,文人叫嚣打仗的声音越响,仗却越打越臭,甚至徽、钦二宗都被掳去。道理何在?宋以前游牧民族散漫无根,居无定所,天朝对付他们的方式好像大炮轰蚊子:大军逼压,到处寻找敌人主力决战,往往耗费无数军资追到天涯,只见一些残留的帐幔,被耍得白白着急上火,怎么样也没法把蚊子一炮轰死。其实,游牧民族从来没想过要占据土地,他们只是靠劫掠谋食;大军倾巢而出,劳师糜饷,遇到他们的游击战法,反而占不到便宜。如果开放边境贸易,满足其基本需求,除了面子上不好看,倒大可节约成本。这道理也不难明白,哪里想到宋人爱面子,根本不考虑这一层。他们更没想到,他们所面对的辽金还是变了种的“野蛮人”,不再是当年游走不定的马上强人,而是也学会盖房定居、农耕细作这套了。游牧与农耕混融,早已不似当年的粗放野性、啸聚成群,隐约有了不亚于宋人的立国模样。
有趣的是,宋与辽、金交战常是拉锯状态,可朝贡的角色却倒了过来:宋人给金人、辽人纳贡,金人、辽人做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是金人、辽人比以往的匈奴、鲜卑更聪明,实在是制度进步得不止一点点,只是宋人还蒙在鼓里罢了。宋朝士大夫落到这种田地还改不了嘴硬,说土地虽给胡人占去了,且算是不幸被污染了,不过那胡人没文化,风水轮流转,说不定好运哪天又转回汉地来呢!文化就是个脸面,身子被揍垮,面皮将就撑着也行。这套自我补偿的歪理讲起来头头是道,却让金人的后代觉得很碍眼。乾隆爷看了段史官写的宋、金历史,顿时骂将起来,因为这史官把金对宋的战争写成了“寇”,而那时宋朝已向金人称“臣”称“侄”了。乾隆爷说,哪有“君”寇“臣”、“叔”寇“侄”的道理?这样写岂不乱了名分?赶紧让馆臣改过来,以后写这段历史一律把“寇”改为“侵”。这事也怨不得乾隆爷心眼小,宋朝文人的心眼也未必宽到哪里去。
宋儒说起宋金关系总是义正词严,一上来就占据道德制高点把人唬住,全然不顾是否符合军事常识和经验。调门一高,谁主议和妥协就一律将其称作汉奸,煽动民众一起施展语言暴力。这毛病不是一个朝代独有。明代名臣杨继盛在奏章中大骂蒙人是蛮夷,破坏天道和谐,明朝皇上奉天讨伐,但因为听从奸人妥协议和之言,未把征伐进行到底,实在是可惜——听起来让人心情摇荡,把持不住,无不欲杀严嵩而后快。杨继盛被锦衣卫处死,后即化成民族抗敌之神,却没有人深究那英挺姿态背后标举的言论是否合理。
真实的历史是,宋、明与北方民族政权的关系与“爱国英雄”的预测恰恰相反,只有在采取了有效的和议措施后,军事行动作为辅助才能产生微妙的效果,否则只能是屡战屡败,最后还得用和议收场。张居正建议招抚蒙人,册封为王,并在明朝官职中为他们保留一定席位,重启通商活动并给予资金支持,蒙人因此萌生了归化之意。和议政策使宣府、大同边关地带的军费减少至议和前的两成到三成,而给予蒙人经商的补贴性费用只占防御费用的十分之一。张居正还用军垦代替大规模的长途军事奔袭。他认识到,一场战役的成败取决于太多不可测的因素,如地理、天气、军费、粮草供应等,绝非拍拍脑袋就可成功。往往预算一出,大家一看,全都傻眼。明代曾铣曾制订过一个庞大的进军计划,结果战马、粮草、人工等花费粗算下来,其数额足令朝廷财政濒临破产,最后只得不了了之。修建长城的想法也与战争成本有关——修建的费用要远低于出兵大漠的耗费。
由此我们可知,这年头没人真敢给秦桧翻案,那可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不过,历史上和议的成本要远低于军事远征的投入,这应该是立得住的一个结论。另外提醒各位看官,看戏时要长个心眼,高兴归高兴,可别让那戏曲家乱编的杨家将故事给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