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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北京和上海文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对骂，称为“京派”与“海派”之争，这段公案最初仅限于讨论作家的写作风格，后来延伸到对京沪两地文人行为和气质的评价。论争的发难者沈从文在《论“海派”》一文中概括海派的特征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用尖刻的语气大加贬损，说他们如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冒充风雅，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不远；又说他们从官方拿了点钱，整天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曹聚仁《京派与海派》比较两派则说：“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也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
又有一个评价是：“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姚雪垠：《京派与魔道》）矛头直指京派领袖周作人。周作人则直接回应道，“上海气”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当然还是大先生的话一锤定音，说“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京派”与“海派”》）。不过，这些议论都把自己圈在了北京、上海两个城市里比较。实际上，京派、海派之争背后所隐匿的南北文化差异才是更有意思的话题。
南人和北人相互看不起不知始于何时，我们可以大致看到宋代就有重南轻北的氛围。宋人是出了名的尚文轻武，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夺了军人带兵的念想后，文人领军成了时尚，连皇帝都纷纷把自己装扮成高级文化人。至今你都不得不佩服宋徽宗的书法造诣和艺术品鉴力。但崇尚艺术需要付出代价，与此相应，宋朝军队与北方异族交战就经常显得不堪一击。听杨家将的故事，我们常常误以为北宋已经全靠寡妇在打仗。
有史学家形容宋代的气质内敛含蓄，像个内向柔和的女子。这还真不是没有道理——不但宋代文人气质儒雅，连皇帝脾气也好得不行。有皇帝和大臣整日勾肩搭背，好像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导致臣下大言不惭地说要和皇帝“共治天下”；也有皇帝姿态谦卑，搞得一些文人得意忘形地说要“格君心”，做皇帝的“思想辅导员”。只不过当时文人再得势，也无法遮掩宋军一败再败的现状，一种奇怪的心理补偿论于是逐渐流行起来。这种怪论把辽人、金人想象成没有文化的蛮族，只会在马背上打仗撒野，一旦遭遇大宋的文明气象，他们外表虽硬充好汉，心里却矮了三分。这种论调严格区分汉人和非汉人，泾渭分明。虽然在军事较量上是北强南弱，却禁不住南方文人主导着文明评判的话语权；军事较量被认为不过是比拼蛮力，南人的文化优越感丝毫不减。
心理补偿论特别容易在朝代更迭的时期发作，比如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江山一旦易主变色，南方文人彻底屈从于北方蛮族，在他们手下讨生活，用文化优越的心理去补偿丧失国土之痛就变成了不得已的选择。清初的明朝遗民尤其不愿承认命定论。命定论是清初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帝王多定都北方，所以凡能统一天下者都是自北而南、顺势而下。北方风气剽劲，地气生成蔓延也是如此；相反，天下动乱的发生多是由南向北，因为南方地气柔弱。康熙就特别喜欢这种地气说，他指出，金陵虽有长江天险，却地脉单薄，所以凡是建立在南方的政权总是逃脱不了偏安的命运，成不了大事。他暗讽的当然是南宋和南明，这与南方文人的想法显然南辕北辙。
雍正对南方北方彼此轻视的现象不以为然。他说，江、浙之人诋毁山、陕之人愚蠢，山、陕之人又讥嘲江、浙之人柔靡，这样无休无止地相互讥刺报复，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他主张“山、陕之人佩服江、浙之文，江、浙之人推重山、陕之武”，这样才能文武并济，各效所长。这是一种帝王治天下的眼光，总希望“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普天率土，一团和气。
宋人心理补偿论引发的南人优越感一直延续至近代，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革命党人还是利用宋人那一套说辞来作助推革命的燃料。如刘师培就说“金元宅夏，文藻黯然”，认为金、元是异族统治的朝代，代表北方势力，压抑了南方优雅的文明——这太像宋人的语气。他又说：“及五胡构乱，元魏凭陵，虏马南来，胡氛暗天，河北、关中沦为左衽，积时既久，民习于夷，而中原甲姓避乱南迁，冠带之民萃居江表，流风所被，文化日滋。”大意是说中原本来是文明的中心地区，被北方胡人玷污后，文明人纷纷南迁，造成南方文化远胜北方的局面。
这种“南胜于北”的思维根深蒂固，即使表面上讥讽南人奢靡、小家子气，但很多人潜意识中也认为南人之风雅要胜于北人的粗野。刘师培比较南北文人的差异时说：“大抵北人之文，猥琐铺叙以为平通，故朴而不文；南人之文，诘屈雕琢以为奇丽，故华而不实。”对北人之文的评价明显不高，而对南人文辞雕饰的批评则似乎显得言不由衷。
革命党人打出反满的旗帜，也是沿着宋人的思维一路下来，否则革命便似乎缺少合法性。朱谦之强调广东的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因为它是中国“科学”和“革命”的策源地。近代以前，人们总是把广东想象成未开化的南蛮之地，经朱谦之一点拨，广东不但摇身一变成为吸纳近代科学文明的重要窗口，而且也成为近代革命的发轫之地，真可谓宋人自恋的近代极致版。
近代以来，为南人说话的虽然占大多数，敢为北人发声者也不是没有，但并不多见。偶有例外，不过是寥寥几声轻言细语。如有人说，革命党单靠潜伏于南方草根社会的秘密结社闹事，有点像当年高唱反清复明的天地会，要不是北人袁世凯逼使皇帝自觉退位，就靠这几个会党作乱，掀不起什么大浪；袁氏虽然心狠手辣，却在形式上承接了清帝禅让的大统。这番话一出，明摆着是想和南人抢夺发动革命的风头，遭遇围攻在意料之中，却毕竟为早已被后人念歪的“重南轻北论”制造出一点异样的动静。
对北人的歧视时时流露于近世文人的笔端，大体在南北之争中占据主流。如周作人序《陶庵梦忆》，就故意先声明自己不是受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并非对明朝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可下一句又紧接着说：“只是不相信清朝人——有那一条辫发拖在背后会有什么风雅，正如缠足的女人我不相信会是美人。”可知堂老人这回偏偏搞错了，因为清宫里的美人是不缠足的，倒是汉人中的那些雅士总爱拿着小脚把玩个不停。不过无意中他也对南人的蜕变说了句有见识的话。他说，明朝人即使别无足取，他们的狂至少是值得佩服的；可绍兴的风水一变，南人几乎都做了师爷与钱店官，专以苛细精干见长，豪放的气象全没了影子。他们虽然不再是明朝的败家子，却成了乡下的土财主，没有了那种走遍天下找寻《水浒传》脚色的气魄。水泊梁山恰是北方豪人的领地，知堂老人在这番南北之争中无意为北人加了一分。
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南北文人的写作风格已经相互交融。京派领军人物沈从文正是从湘西出身，浑身带着南风闯到京城，哪里有什么帝都遗老的气质？他一直自称是城里的“乡下人”，文字又是那般水润，有南国的媚气。他说写字如同造一座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种相当“小资”的语气看不出和帝都绅士有什么关系。可见，南北的区隔在近代已经被虚化了，虽然有宋人唠叨的阴影在，南人和北人毕竟随着时代的进展渐渐抹平了心中的算计和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