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清流”的说法来自古代的“清议”，“清议”既是庙堂之上也是乡里民间的议论，系对某人品质进行评判。早在西汉，官员要晋升必须通过荐举程序，那些在位的官员对入选的新人戳戳点点，想方设法在他们身上挑点毛病；乡间市井的议论也是把挑人的尺子，比在身上量来量去，如觉不符，便让他自动出局。有的人一遭清议，便觉耻辱难当，在亲友间抬不起头来，顾炎武就有过“一玷清议，终身不齿”的议论。所谓“舆论杀人”，看来自古就有。
持清议的人多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其中可能还包括在读的学生。他们自下而上地批评官府、搅动政局，越界之后会被无情剿杀。如东汉有党锢之祸，就是因为太学生讨论时政被官府镇压。这些知识人一旦当了官，反过来同样会被舆论监控，转变成被议的对象。如果气节有亏，难免沦为浊流。这说明清流、浊流可以变来变去，但清浊如何分、有没有一定的标准，始终是争议不休的话题。
按理来说，在清流的眼里，应该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宜混淆，但帝王眼里的清浊，标准却可以随意而定，两者的界线常常被故意模糊。据说这样做容易达到政治平衡的效果。帝王驭人，侧重权谋似乎理所当然；但如果文人也跟着起哄，问题就严重了，严重到可能丧失评判善恶的标准。比如对明末东林党人的态度就是一例。东林党人苛论时政，臧否人物，自诩为清流，虽然其中也不乏小人与投机分子，还有一些人只会奢谈高论，没有筹敌制寇之策。而在崇祯皇帝看来，无论是东林党人还是攻击东林党的人，都是胡乱嚷嚷，对朝廷的法纪政事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这个观点被一些无聊文人附和，添油加醋地夸大成明朝灭亡的主因——特别是心理层面的原因。这个说法也被清廷利用，清朝皇帝就反复提醒：你看，明代灭亡都是这帮文人平时袖手空谈造成的。
对于此种被帝王驭人之术牵着鼻子走的歪理邪说，黄宗羲挺身而出、正色辩驳，直揭崇祯皇帝的内心算盘。他说崇祯并非不知道东林党人多是君子，只是有个别小人也混杂其中，因此从整体上看队伍不纯，于是就起疑心，不加信任；崇祯也知晓攻击东林的多是小人，只是因为他们能形成制衡作用，所以才故意把两拨人混搭使用。结果却造成君子舍他而去，独独留下小人，这才是崇祯失国的主因。
黄宗羲断言，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为私家利益不问是非，想要通过调和善恶的办法玩政治平衡，结果只能落得失败的结局。“东林”不是个案，因为“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意思是说，“东林”应该变成一个象征，一个应该坚守的标准和尺度。而在帝王的思维中，“今必欲无党，是禁古今不为君子而后可也”。搞一团和气的后果是大家一拥而上争做小人，君子反而没人当了。因为当君子不但捞不到好处，成本也太高。黄宗羲所坚守的，就是贯穿千古而不灭的清流精神，拼死也要和浊流划清界线。只可惜，这股精神早已澌灭无存，世间弥漫着的正是争当小人的浊流气象，鼓励的是油滑、世故、苟且和贪嗔，最终是清浊不分，恶人横行。
清流的警示作用还在于可以尽量使帝王的心思偏于“王道”思维。在古代的政治格局中，“王道”与“霸道”历来针锋相对。两者相比，取霸道之途相对容易一些，是个捷径。践行王道则需君主时刻涵养身心，对民生多加体恤。时间一长，他们会感觉活得太累，过得很不耐烦。所以帝王总是首选霸道，或者是“霸王道杂之”，混搅起来乱用一气。在清流看来，君王的统治术中霸道比重总是过高，而把王道等同于滥施人情。
近读彭小瑜先生的文章，他谈到蒋介石为夺取权力不择手段，打的旗号都是维护党派利益——赤裸裸的功利只要化身为道貌岸然的信念，就可充当任行杀伐的理由。这类思维非常可怕，是对人性的一种毒化，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缺乏宽恕的精神。他举欧阳修的《纵囚论》为例进行讨论：当年唐太宗让一批死刑犯人回家省亲，规定返回后就要受刑；当犯人按约定返回时，唐太宗就全部赦免了他们。对于唐太宗的纵囚行为，欧阳修不以为然。他认为，只有君子才有资格被待以信义，对小人则必须将他们划为三六九等，分别施以刑恩；这些囚徒都是奸邪小人，骨子里就是罪犯；他们一定是揣摩到如果按时回来就会得到赦免，所以愿意用性命进行一次赌博；赦免他们，正是中了贼人的诡计；因此，对带着侥幸心理的罪犯必须杀无赦，不能抱有恻隐之心。如此缺乏宽恕精神的算计，一旦扩散成常态思维，肯定会引发无休止的暴力相斫。因此，遇到帝王不冷静，身边冒出几个书生在他耳边唠叨几句似乎很有必要，这就是清议的力量。但在上述的例子中，欧阳修不但没扮演清议的角色，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
当然，历史上清流也不总是那般纯净，也可能蜕化成浊流。钱穆先生目光如炬，他看到明清以后出现了一股浊流压制清流的转向——文书胥吏横行官场，把文字的流转程序统统档案化了，变成一种套路和技术。文官言行如果受到胥吏束缚，就会产生依赖感。胥吏政治一旦转化成文书政治，对文字的刻意琢磨就会达到变态的程度，严重时可以让官场丧失效率，变成一种极为低劣的冗政。胥吏上下欺瞒、四处勾结，士人无法按自己的想法办事。后来的文牍主义与烦琐哲学大概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古代科举也有清浊之分。科举选官是一种身份分配制度，负责把不同层次的知识精英散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一眼望去清浊分明。进士及第才是清流；举人和秀才沉在下面成了浊流——他们虽在身份上似乎超升无望，却未必不能通过乡党议论获得舆论上的公正评价。
有意思的是，近世士大夫中操办洋务的人往往会被清流啐骂，沦为浊流。在浸淫旧学的书生眼里，放弃祖宗之法，去向洋人的奇技淫巧屈膝献媚，不啻士林败类。如坊间就哄传洋务名流马建忠投奔东洋改名某某一郎而为日本人做间谍的故事——马建忠进入洋务大员幕府，扮演的就是当年师爷的角色，这职务在清流眼里本就低贱，再加上为洋人打工的把柄捏在人家手里，想不成浊流都难。又如湖南人郭嵩焘从公使之位退归乡里，被骂成汉奸，差点让乡亲的唾沫星子给淹死。清流党摇身变成维护世道人心、拒绝西人污染的正义化身。清流批洋务派的理由是，西人是“夷”，没有礼义廉耻，越是向他妥协，他就越欺负你。但清流也明显感到，空说那套老掉牙的道理打不过西人的长枪大炮，所以他们平时起劲骂洋务是浊流，一旦遭遇实际的民生和技术问题，未必有底气。面对清流的咄咄逼人，身背浊流之名的洋务派并没有自惭形秽。在洋务派眼中，中国遭千古变局，自诩清流者抱残守缺、冥顽不化，是一些只会高谈阔论的腐儒。由此可见，当年畏惧清议和台谏的心理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清浊之分的标准往往随时运变换。记得20世纪80年代，国人在精神上极度“营养不良”，一夕接触西学，无论精粗美丑，一律生吞活剥、塞入肠胃，导致消化不良。若在过去的清流眼中，这帮文艺青年无疑就是地道的假洋鬼子，绝对是浊流妖鬼再生，必须设法驱除。可这批“精神饿鬼”引领的是一股时代潮流，这时候你如果不识时务，戴着清流面具出来对他们指指点点，不被痛扁一顿才怪。当时也有复活国学的提法，但在一片现代化的“浊流”叫嚣声中，国学面目如同“国渣”；所谓谈国学者，多是挨揍疼得不行而发出无奈呻吟的一些人，在彼时当不得真。
20世纪90年代以后则有当代的“清流”言论出现。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化的急速推进，拉大了城乡差距，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问题，这时便需要旧式文人出来激浊扬清。“清流”言辞照样不中听，却仍如当年一样倔强。当年洋务新政初起时，就以国家的整体富强为目标，没有多少人愿意在民生问题的细节上多费心神。那些捍卫旧道德的清议言语——如有一种声音是铁路大兴、与民争利，造成依赖水路运输谋生的民众大批失业——完全为富国自强的新调所淹没。如今虽世殊时异，但偶见几个当代“清流”小子跳出来骂几句，也不失为一道好看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