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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史家总是习惯戴上阶级分析的眼镜把各色人群标签分类，谁一旦被扣上“剥削阶级”这顶帽子，就像惹上瘟疫，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实际上，“阶级”一词纯属舶来品，谈“阶级”首先得知道什么是“贵族”，才能按身份划分出个三六九等来。而“贵族”和“封建”又密不可分。什么是“封建”？简单说，就是君王根据血缘的尊卑亲疏切割出一块块辖地，皇亲国戚在各自的封地里作威作福，说一不二。用这个标准看中国史，秦以后是流氓当道，连皇帝都丢了高贵的血统，一般人的血脉就更没什么正宗可言。艺术标准也坏了章法、失了定力，在高低之间来回乱窜，失去了贵族生活本来该有的味道。所以有人说了句极端话，认为秦以后根本没艺术可谈。
若换个标准，汉代以后还算留了点贵族的尾巴，如魏晋时期仍讲“门阀”，做官选人都要看门第出身。血统品级虽早已不那么纯粹，没有了先秦那般严格的宗子继承关系，宗法谱系也丢散得几乎没影了，可还得靠世家大族支撑门面。当时的人才逃不出几个大姓的掌控。他们不但互相联姻，而且家教谨严，甚至在家里没事就操练朝章国典，门族个个正襟危坐，家中日日钟鼓礼乐，确是以后稀有的景致。所以从魏晋历数下来，还是累积了一些对品味的甄别标准。
近世一些史家嗅到了这股残留的贵族气，如钱穆先生就说，中国人脑海里有很深的流品观念。“流品”往往表现得散漫无形，若隐若现，却是区分“雅”“俗”的标准，在日常生活中被活泼泼地用着，其中的味道很难用西语描述。如官和吏就分两途，给官员做跟班的胥吏被人瞧不起；教书人和衙门里的师爷也有清浊之分，地位大不一样。在科举制度中同样有“清流”“浊流”之别，进士及第算是清流，秀才、举人则沦为浊流，只能沉淀在底层。
最近重读邓子琴先生的《中国风俗史》，邓先生有一个近似的说法，他以“品度”“伦际”观察中国风俗之变。他的意思是，古人有自己一套品评人才、事务的标准，每朝每代均不一样。比如他概括南北朝的品度是“谐谑”“歌咏”“游陟”，北宋则有“宽厚”“沉静”“淡泊”“好学”之风，明代士人被说成“刚劲”“强毅”“刻苦”，清代流行“雍容”“细密”“推延”“条理”的风气，这些描述都从古书中归纳出来，非常符合当时人的生存状态。
按照品度细细赏鉴各朝人物，像是看形态各异的风俗图。比如东汉的异议人士被形容成“匹夫抗愤，处士横议”，这些士子“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彼此借力推广声誉；可一旦看不惯对方，动不动就绝交。天下名士，在他们的眼里统统被归类划等，用笔墨状摹其神态。如有“三君”（一世所宗）、“八俊”（人之英）、“八顾”（德行引人）、“八及”（导人追宗）、“八厨”（以财救人）种种复杂名目。这些对人品性的归类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辨别其中的确切含义，只能揣测大概的意思，不外是说这些人的精神气质多么木秀于林、夺人眼球。
所谓“品度”还与君王的胸襟气象有关。东汉士林中有“儒学”“文章”“推士”“纠违”“阴阳”“弘道”种种说辞，不过被子琴先生评为“谨严有余，恢廓不足；制行有余，而风采无闻”，大致适应学术一尊、国不两才的风气。汉武帝汲汲事功，开疆拓土，自然需要笼络各类人才；汉光武帝抄袭先祖的管理手段，但人才的多样化建设就显得弱了许多，只是大致延续上代的路子。一般来说，事业型人物少，道德型人物就多。东汉风气淳厚，竟还有“让官”的事情发生，有人拼命想推掉皇帝加封的官爵，让给自己兄弟。现在看来这行为有点犯傻，令人不解。还有一个故事说兄弟俩被饿疯了的劫盗掳去，匪徒正准备把他们煮了喂肚子，不料两人争着恳求说：吃掉我吧，放过我的兄弟。匪徒虽然饿得两眼发晕，还是觉得这兄弟俩太过仗义，干脆把两人全给放了。
到了东汉末年，风气又有变化，影响到对人物品度的评价。曹操用人只重“才”不重“德”，他说只要你有才，即使像汉初宰相陈平那样“盗嫂受金”，干出与嫂嫂通奸和疯狂敛财的勾当也没关系，那些“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要举荐出来，不要有所遗漏。随后有清谈之风，士人夸夸其谈，与东汉士子好发议论批评时政的“清议”有所不同。魏晋士人的品度标准是要精读《老》《庄》，蔑视儒家礼法，甚至对手也受了感染，好像不通晓老庄之学就根本上不了争论的台面。再有一个习惯就是重养生，大家一起吃一种叫“寒食散”的药，味道和效果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这帮闲人衣食无忧，对音律乐器极为精通，终日喝酒饮茶，放浪形骸，自有一种风度韵味。
宋代以后，品度有变，文人开始把“道德”和“风俗”捆绑在一起议论。苏轼就认为国家的存亡不在于武力的强弱，而在于道德的高低；不在于物质的富贫，而在于风俗的厚薄——一看就知道是保守派的想法，常被改革派讥为迂阔之论。改革派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有个小小的争论，司马光说他好用“真小人”，王安石回答说：要行新法，旧人往往不敢向前冲，只有那些有才力的人敢于担当，等新法实行后，我会把他们统统赶走，换上老成持重的旧人守护，不是很好吗？司马光说：这你就错了，君子潇洒不恋位，很难说动他们出来帮忙；而小人一旦得势，就不会轻易言退，如强令其退，必反目成仇。后来果有出卖王安石的小人出现，让他追悔莫及。
我们现代人习惯用忠奸善恶的品度衡量人物，其实是过于强调黑白两分了。邓子琴品评南宋人物时说：“主战者急君父之雠，主和者审利害之势，均不必以贤奸论。”对主战、主和两类人物，应各有判断的品度。主和者的理由是，应把精力用于“内治”，休养生息，保境安民，所以南宋主和者中也有不少君子。当然，假借和议、想以此牟利的也大有人在，按品度而言，就有“柔媚”“险诐”“模棱”“怯懦”的划分。“险诐”的评价源于一个故事，说一个叫胡纮的人拜谒朱熹，朱熹一般用米饭招待学生，对胡纮也不例外；胡纮很不高兴，不相信山中居然搞不到一只鸡和一杯酒，觉得太受怠慢，以至于后来上书大骂朱熹是煽动伪学的头子。
到了明代，特别影响品度判断的是一种“乡谊观”。同乡按照行省划分是从明代开始的，各护乡情的情况随处可见，这就超出了一般的乡土情缘，颇有一点政治联谊的味道了。明代士人还有一个毛病是好在某个问题上争得你死我活，这一点与南宋辩论是“和”是“战”的国策大局，气象颇有不同。明代好争帝王立统的家事，反复争执哪家皇亲宗室应该继承皇位，多属宫闱私事，结果闹得鸡飞狗跳、撕破脸皮，最后沦为党争，沾染恶名，所以会有“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的说法。加上阳明心学的影响，一时间士风激荡，讲学以诳诞放浪为美，似乎满街都是圣人。有传说颜山农在收徒时必先打人三拳，才收为弟子，可见放荡得有些无边了。
进入清代，君王以“蛮夷”身份继承明代大统，自然从心理上感到自卑，容易多疑猜忌。文人行为一旦放诞起来，常常激起满人联想，被认为是在重演南宋鄙视胡人的旧把戏，加之言路阻断、官僚苟且，品度的标准自然再起变化。清代多称赞某人谨厚、廉静、退让，认为这是“大人”的品格。有人批评说，这种苟且不过是“乡曲之行”，哪里有什么大人的气象？“大人”的标准应该是在治理国家、维护社稷方面刚毅果决，为天下长久考虑，即使和皇帝闹翻散伙也在所不惜，不计较个人得失，投缘则留，不投缘则去。但现实是大多数官员左顾右盼，生怕乱发议论丢掉官位，不如貌显敦厚、静观不语，既能安坐无患，又可博得廉退不争的美名。清朝被称为“贤人”的人物多属此类。有人感叹，当他们峨冠博带从容踱步于宫廷之内，真是仪态雍容万方，内心深不可测。故时人评价当时士风说：“无其本而冒其位，安其乐而避其患。”在此种风气之下，争论之风自然止息无闻。士人的品度是社会风气的一种风向标，由此可以窥见清人的整体风貌。
晚清民国时期，西风已渐渐侵入国人肌体，功利思想流行无忌，越来越不受儒术枷锁的限制，品度自然又起变化。近人多把国人优胜劣汰思想的勃兴归于西方进化论的影响，实则中国先秦墨、法、纵横诸派都有肯定追求利益的言论，只不过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功利思想被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念压抑得太苦，无法抬起头来。谋利之人必须装扮成儒家才有发言的机会。西方天演竞争理论的输入，明目张胆鼓吹逐利优先，恰可与古代功利观接榫。摆脱儒术束缚犹如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放“魔鬼”横行于世，遂使文人“品度”风格大变。
晚清面对西方的反复蹂躏，无法从容应对，历代品度中的“清议”一项也相应增添了新的内容。如道、咸以来，清议渐渐成为抵抗西方污染的代名词，只要批评西人器技之学就容易获得“清名”赞誉，犹如古人“气节”附体，顿时令人激扬亢奋。当时甚至以是否反对洋务作为区分清流和浊流的新标准，如吴汝纶就说：“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清流党阵营内的辜鸿铭不满李鸿章的理由是认为他只知有“政”，而不知有“教”，用人完全出于行政能力的考量，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才能不论人品。看上去和过去讨论品度的词语很像，只是内容更显新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