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收到这个小册子里的文字杂七杂八，无法归类，大致不出读史阅世的零思碎想。在我的记忆里，读史纯为娱己者毕竟是少数，我读史读出的更多是伤心郁闷的往事。哪怕史书中满纸记下的是天下大治、盛世妖娆，我也极易读出苦涩、嗜血和谋杀。类似的，这本小书大体讲的都是一些“反常识的历史观”。也许大家会问，所谓“常识”是支撑我们日常言行的一些知识与行为准则，好好守护它们尚且来不及，为什么还要反对呢？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常常不知不觉陷入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常识之中。这些历史常识本身应当是被怀疑的，却一直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比如，我们总是习惯“进化论”的无处不在，认为历史永远是像直线一样向未来延伸，没有人会想要停下来看一看。“历史”成为一个强调时间流程的概念，而历史的丰富性很可能便在“时间的历史”压抑之下消失了。但除此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可能？我们以前的历史观就不是“进化论”式的，与现代历史叙事模式大相径庭。中国古代经典中常常出现“文”和“质”这对概念，“文”与“质”的互动是中国古代历史观的精髓。《论语》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朴实无华的内在本质，“文”是赏心悦目的外在修饰；“野”是粗陋鄙俗，“史”是精巧文雅。文、质应视需而用，文太多、质太多都不适宜，最好把两者结合起来。历史也是在文、质相互消长的过程中才能渐趋完善。大家千万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这既不是进化论，也不是循环论，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理论。

又如，我们看历史总是习惯把很多现象极端化，给它们戴上从西方裁缝店里借来的帽子，把过往的历史武断地描述成封建的、专制的、保守的。且不说“封建”一词在没有被准确定义的情况下被毫无节制地滥用了，对历史保有一种更为持平的态度和判断向来便不受青睐。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习惯生活在启蒙的阴影里。五四运动前后，我们对宗族、家庭的描述有一个从温暖到黑暗的变化，“宗族”在“五四”的叙述里变为一个完全负面的东西，《家》《雷雨》等文学作品中都含有大量对宗族迫害的隐喻描写。但这些叙述就是真实的历史或历史的全部吗？同样，科举制度也显得百弊丛生，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然而科举把人逼疯，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人为创造的历史想象。“五四”时期诞生了集体主义激进青年和自由主义文艺青年两种不同的角色，最后文艺青年被打败了，我们从此很难从一种个人视角去观察历史，而往往会戴上集体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有色眼镜。

再如，我们总是习惯从二元对立的角度观察近代中国的变化，“城市—乡村”即其中一例。最初，乡村在文人眼里是美好的，是隐居的休憩地；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镇”很有文化特色。之后乡村逐渐衰败，成为城市的对立面，宜居的镇也逐渐消失，城市变成逐梦之地，而农民的形象则日益趋于负面。不久，这个二元对立的观念又被另一股潮流替代。因为乡村为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人员和动力，“五四”以来对乡村的负面评价又一次遭到彻底逆转。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讲萧军在延安的境遇。上海这些大城市来的文人本是农民的启蒙者，却反过来成为工农阶级改造的对象。萧军追求的是介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一种个体自由游走状态，他拒绝接受改造，最后成为一个近乎右派的角色，彻底在历史舞台上消失。我们的历史观总是把城市与乡村对立起来，然后在这两极之间不断摇摆，殊不知两者界线的模糊恰恰是近代欧洲革命的出发点和结果。

上面所举的是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常识，而它们恰恰是值得怀疑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建立“反常识”的历史观？

需要警惕的是，一些表面看上去反常识的观点也可能不自觉地掉入常识的陷阱。比如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流行的一个观点“早期近代论”，大意是说：你们不是说古代中国封闭落后、完全没有近代因素吗？我还真不信这个邪，我偏要找出一些疑似的证据给你看。不能否认，他们都是一些好心的学者，拼命较着一股劲，想证明中国不比西方差。但好心也可能办坏事，我总是怀疑，在中国的历史中寻找类似西方近代化的因子，这真的是一种有效的反常识方法吗？也许效果刚好相反，这类研究恰恰容易重新把我们引入西方中心论的圈套，甚至让人不知不觉成为它的合伙人。

我的看法是，谈“反常识”，不是说要事事都拧着干，非要彻底把一切“常识”都打趴下不可——事实上也做不到。我们只是想在各类“常识”的巨无霸叙事之笼罩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更为合理的历史观作为补充。也就是说，对已构成我们生活常识的那部分历史观提出商榷和修正，想办法克服一种刻板僵化的认识，激活一些鲜灵的思想。事实上，“反常识”的历史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变成一种僵化的“常识”，受到批判和摒弃，这正是我所期许的。历史学之所以丰富和有趣，正在于它可以在相互替代的过程中不断进步。在人文科学领域里，任何有益的观点都应该并行不悖，不存在最终的权威。

我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杜尚专展里曾经读到一句话，这句话对我启发非常大。杜尚说：“‘品味’无所谓好与坏，因为对一些人是‘好’的，对另外一些人却是‘坏’的，最关键的本质是，它总是一种‘品味’。”我以此勉励自己，也希望大家有勇气去探索被认为不合理、不合主流的异端观点，因为它总是一种品味。这是现代艺术探索的真谛，也不妨移为历史研究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