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凌迟”与“砍头”到底有何差别？我一直对此不甚了了。读了莫言小说才知，凌迟与砍头的区别端在于快慢。“砍头只当风吹帽”，烈士以此形容死亡的迅速，以示自己的不惧；凌迟却是慢慢切割肉体、让犯人不得好死的一种细活，专在拖延痛苦上见功夫。这活到底细到什么程度，莫言在《檀香刑》里有几段描述，如引明代杀人秘笈中的一段话说，凌迟分为三等，第一等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第二等割二千八百九十六刀，第三等割一千五百八十五刀。不管割多少刀，最后这一刀下去，一定是罪犯毙命之时。何处下刀、每刀间隔多久，都要根据犯人的性别、体质精确计算。如果没割足刀数犯人就已毙命，或割足刀数犯人仍还活着，都算刽子手失误。成功的凌迟，犯人流血很少，开刀前突然一掌拍在胸口，封闭犯人的大血脉，使他的血全流在腹部和腿肚子里，这样才能像切萝卜一样用够刀数，还能保证犯人数天苟活不死。如果活儿干得糙，就会闹得血流四溅、腥气逼人，影响刽子手对犯人全身经脉布局的观察，难以准确下刀。凌迟中对于每片肉的尺寸都有严格规定，割下来后要由监刑人或围观者赏鉴一番。
读这类关于凌迟的描写，最大的感受倒不是因杀戮的血腥场面带来的心理不适，而是惊讶于刽子手心理承受力的强大和折磨手艺的出奇精湛。试想，一个血肉模糊的人体挂在杆子上，刽子手兢兢业业地从其身上一片片往下削肉，几天下来手不抖心不颤，恐非一般体力心力所能忍受。所以《杀千刀》的作者卜正民才说，凌迟的主角并非犯人而是刽子手，犯人就像俎上之肉，只是供刽子手施展手艺的活道具。《檀香刑》中还有段极致的描写，说刽子手赵甲的师傅平生顶峰杰作是寸剐一名美妇人。这场凌迟要求罪犯不能过度嚎叫，也不能一声不吭，最好是适度地节奏分明地哀号，既能刺激看客虚伪的同情心，又能满足他们邪恶的审美欲。寸剐美女的代价是这位刽子手从此终身不举。
看杀人的文字，脑中难免会闪出鲁迅所描述的在日本观看的电影中砍中国人头的场面，这段熟悉得早已让人生厌的桥段，反复提示我们鲁迅的思想转变源于憎恨国人围观屠杀的冷漠。不过我倒是发觉在凌迟现场，攒动的人群并非处于麻木状态，而是会表现出观戏般的莫名兴奋，观赏甚至可能演变成一场狂欢。尽管看客骨子里透着如冰点的冷漠，在现场未尝不能感到身心的愉悦。明末名将袁崇焕被寸磔，百姓蜂拥而上争食其肉，就是最好的例子。有人经过刑场时还看到过刽子手把切下来的肉片甩向人群，引发阵阵骚动。可见刽子手的出色表演是为大众服务的，拉长死亡时间有利于延续看客的狂欢，滋养娱乐的气氛。在漫长的凌迟刑期内，犯人肉体的展示给熙熙攘攘的围观人群设置了一道悬念，引诱他们在数天内持续关注受刑人的伤势，不断地咀嚼犯人的痛苦。据说人血馒头还能治病，可见刑场极易变成生意场，凌迟的时间拉得越长，生意当然就越红火。
到了晚清，杀人砍头的轰动效应有锐减的趋势，凌迟的时间也大大缩短，剐割的刀数减至数十刀，对身体施虐的仪式感和对犯人痛苦的欣赏热度大大降低。西人曾拍到晚清最后一次凌迟的照片，刽子手在切割数刀后迅速一刀插进犯人心脏，将其杀死，然后砍掉四肢，最后割下头颅。整个凌迟过程只用了三十六刀，而且犯人很可能在行刑前服下了大量鸦片而神志不清。凌迟变得如此草率必然让围观人群大失所望，这说明晚清的司法改革向人道主义又迈进了一步。
《杀千刀》中引用了不少西人出版的清代刑罚绘画。这些绘画不一定是洋人的作品，大多是所谓的“外销画”，由广州的中国画匠完成。他们根据洋人的口味绘制各类水彩画，据说吃这碗饭的人数量惊人，曾有六千之多。过去画匠作画多是表现才子佳人、风花雪月，只有个别绣像插图偶尔出现行刑的画面。可是为了生意，通商口岸却诞生出一批专门揭露清廷司法丑态的画师，真是此行业中的一朵奇葩。他们熟知洋人的心理需求，有意歪曲中国的司法实情。在《中国的刑罚》这本画册中，每幅画作的行刑场面全无观众，展示的均是各类刑罚的细节特写，好像每幅图像都是杀人的技术草图或教材样本。这类绘画常常把已经废除的刑罚当作社会常态进行描画，比如有人偷了东西被割断脚筋，但这个刑罚在乾隆三年已明令禁止；又如贯耳穿鼻之刑在顺治年间就已废止，却在卖给洋人的画册里堂而皇之地反复出现。
实际上，在处理刑罚题材的绘画时，中西的侧重也有所不同。如西画中有一幅《被流刑的男子》，画面上只出现犯人和差役两人，犯人满脸痛苦地扛着重枷，看上去步履维艰，那差役脸露凶恶、牵索疾行，显然是在威逼犯人赶路。与之相比，《大清律例图说》中有一幅描绘流刑的画面，采用的是绣像白描工笔技法，集中表现家人与流放者告别的伤心情景，标榜犯罪给家庭造成的生离死别，图示道德教化的柔性一面。
在西人看来，中国的死刑执行场面缺乏审美追求和舞台效果。中国杀人不像西方那般兴师动众，搭设高台组织观看，还拉出隔离线严加警戒。中国的刑场似乎不限制围观者接触犯人肢体，所以才有人血馒头的交易。在洋人眼里，中国的死刑还缺乏神圣性。西方对杀人的展示刻意向基督受难的情景逼近，犹如一次让灵魂升华的展演。参与者不仅有刽子手和犯人，还有神职人员，一起为引发宗教忏悔情绪频繁互动。
福柯描述达米安因行刺国王被判死刑，当四马分尸时，达米安因过度痛苦，鬼哭狼嚎地哀叫起来：“上帝可怜我吧！耶稣救救我吧！”尽管他一贯满嘴污言秽语，临死时却希望得到救赎。站在旁边的圣保罗地区的牧师年事已高，他竭力安慰受刑者，教诲在场的所有观众。在西方，死刑犯肉体遭受折磨时，总有人在旁诱使他忏悔，以宣示人间审判和上帝裁决相一致。忏悔之于受刑，如响之应声、影之从形。当然也有不屈从安抚、拼命抵制的案例。在电影《勇敢的心》中，当苏格兰起义领袖被施酷刑时就坚不忏悔，他拒绝神父的指引，激情地高呼“自由”，但这分明是电影虚构的桥段。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上绝大多数犯人会乖乖接受神父的操控，表演出那份众人期待的悲情忏悔。
西式死刑犹如展演一出戏剧，犯人是领衔主演，刽子手是“打酱油”的角色。与之相比，中国死刑仪式色彩太淡，犯人与围观人群神情茫然，相互缺乏沟通，只是刽子手一人杀戮技术的血腥展示，技术含量虽高，却无宗教启示作用。在西方，刽子手常常是在手艺玩砸的尴尬时刻才会吸引注意，比如处理达米安的刽子手没按规定完成四马分尸，只好直接用刀斩杀，引起围观群众一阵起哄。还有一例是某刽子手把三个强悍的盗匪折腾得死去活来却无法顺利完成任务，最后只能将他们草草吊死完事，引起群情激愤，刽子手最后也锒铛入狱。
西人为了营利，会把中国的死刑场面随意改造。有一幅画面很好笑：一个男子被赤裸地绑在十字架上，手上却受着夹指刑罚。清代夹指之刑只对女性使用，而且绝不会把犯人绑在十字架上动刑，这幅画完全出于想象。所以，在杀人这个话题上，我们可以看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思考问题的差异到底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