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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岱的《琅嬛文集》，不可不读他给自己戏撰的《自为墓志铭》。其中说到极爱明末的繁华，连用十二个“好”字。“好”是自我欣赏的意思，标示出的沉迷对象包括精舍、美婢、娈童、鲜衣、美食、骏马、华灯、烟火、梨园、鼓吹、古董、花鸟，自称“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这是晚明熟透了的文人笔法，笔底流淌着质感强烈的温软细腻，如挂在枝上的熟桃，满溢落地糜烂前的雅致。
最能显现张岱风雅的逸事，发生在他赴山东探访父亲的途中。当年帆船途经镇江，时值中秋后一日，月光倒囊入水，张岱兴致忽起，掉转船头飞抵金山寺，登岸后快步奔入大雄宝殿。睡眼惺忪的和尚为器乐的喧闹惊醒，纷纷跑到殿中看个究竟，只见张岱端坐前厅，正在品赏随从上演的戏剧。三三两两挤满后堂的和尚都不敢问这大闹佛堂的公子是何来历，不知他是人、是怪还是鬼。直到灯影阑珊、天光破晓，才见这群疯子收拾道具，打点行装，解缆扬帆而去。面对岸边疑惑不定、面面相觑的众和尚，江面上断续飘过张岱一声声的开怀大笑。
甲申明亡之后，张岱眼里的景观顿时换了颓败的颜色，笔端透出无尽的潦倒：“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又或称：“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张岱的一生由此让“繁华”与“梦幻”交替转移的情境打成了两橛。
在张岱这样的遗民眼中，满人铁蹄践踏之地，江山处处破损。汉族士人感时忧愤，诗文往往会以南宋遭金人和蒙古人侵扰的情景自况。一个著名的隐喻就是“残山剩水”。“残山剩水”语出南宋遗民，喻示蒙古人南下污染了宋代的大好河山。晚明遗民也多借此抒发对江山变色的焦虑心情，“借宋喻明”一时蔚为风气。如清初大儒黄宗羲就有诗云：“剩水残山字句饶，剡源仁近共推敲。砚中斑驳遗民泪，井底千年恨未销。”诗中借助宋朝遗民郑思肖遗书在井中再现的故事，以喻对明亡的哀思。全祖望更是在褒扬崇祯十七年进士之事迹时，赋予残山剩水以守节的庄重含义，说：“皆固守残山剩水之节，以终其身。”
张岱煎熬受迫于明亡的惨痛记忆，对“残山剩水”另有一番独到的解释。在《越山五佚记·曹山》这篇小品中，张岱以曹山的命运为喻，昭显士人的不屈气节。他笔下的曹山是采石后留下的一口巨坑，形状犹如废墟。采石人从未把它当作山水景致加以欣赏，但在屡遭采挖之后，曹山的垒石却能厚薄相间、错落有致，自成一种特殊风景，俨然楼台亭榭俱备。后人漫游此地，竟会发出感叹说：“谁云鬼刻神镂，竟是残山剩水。”张岱对此有一段评论，他说：“吾想山为人所残，残其所不得不残，而残复为山；水为人所剩，剩其所不得不剩，而剩还为水。山水崛强，仍不失其故我。”这是拟人的说法，借此昭示遗民坚守志节、屡挫不改的初衷。又说：“世不知我，不如杀之，则世之摧残我者，犹知我者也。”这段自虐式的表白把凿石人比作满人，致使其废弃无用，曹山恰似从绝境中获取新生的士人身躯。
如何看待“死节”和“操守”，明清鼎革期有许多议论，特别是有关“死节”的定义，更令时人惊悚焦虑、惶惶不安。如崇祯帝吊死一事激起了巨大波澜，给士人带来难以形容的心理震撼。是随先帝殉死还是苟活在异族淫威之下，成为棘手的难题。要做到“纯忠”“粹儒”，标准往往严苛到无法企及。如赵园所说，忠臣历尽磨难，才配称足色，这评价竟是一种隐蔽的施虐。一旦被认为气节有亏，纵使终于杀身，甚至迫令妻妾同死，也仍然难免被猜忌的命运，可见评鉴忠义标准的无情与残酷。
赵园注意到甲申崇祯帝吊死煤山之后“天气阴惨，日色无光”，城破时“阴雨蔽天，飞雪满城”，到处是肃杀之气。环境的变幻不仅是天气变化，当然与心情有关。皇帝吊死在自家门口历朝未有，高挂树上的龙体投下的阴影太重，笼罩在那些苟活下来的大臣士子心中，让他们总找不出再活下去的理由，好像不殉死先帝是个终生难以洗刷的污点，于是掀起了一股自杀的狂潮。以至于到了清末民初，有人感叹时过境迁，竟没有人愿意为大清殉命，难以和明末的时候相比。例外则有梁济和王国维的自杀，勉强为大清的“忠节”添上了一抹亮色。王国维自杀后，陈寅恪挽联中有一句：“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其中也出现了“剩水残山”的字眼，显见是把王国维比成明末的遗民。
其实，不死之臣背负的压力比死节之士要沉重得多，故清初遗民有“死易生难”的说法。方以智在北京城破之后曾经想投井自尽，恰逢有人前往井中担水而不果，失去了一次殉死明志的机会。又有传言说他受贼军追索财物，貌似被动，实则向贼示好。他虽未接受伪职，却仍属苟活下来的不死余孽；虽受刑毒而不屈，但没有追随先帝自杀，至少说明态度摇摆不明，忠心不够坚定。在死守“节义观”的人看来，未死而遭刑戮，等于身心都受了玷污，与失节没什么分别。
崇祯帝死后，南京弘光政权刚一建立，对于冒死突围跑出京城的“逃官”就已详加甄别，后者身上大都染上了变节的可疑污点。无论这些灰头土脸、狼狈逃窜的官员是否曾与贼人合作，都算失了政治贞节。临难不死，臣节已亏，在龙体尸骨未寒的帝都全身而逃，必遭怀疑。官不可逃，如若陷敌，唯有一死以报君恩。这是比着崇祯上吊的身影丈量出的节义身段，不容商榷。
即使是忠臣寻死，也要找准时机，如寻死不得，便有被清出节义册的危险，在注重清誉的士人看来简直是生不如死。史料中记载，施邦曜听说皇上驾崩，就解下腰带自尽，仆人把他解救下来，他恨恨地说：“是儿误我！”贱寇满街都是，他不能回家，见到别人家院门就去上吊，却被那户居民放了下来。无可奈何，只得让家人买来砒霜，放在酒中服食，终于吐血而死。于此可见做忠臣之不易。
方以智后来入山当了和尚，与江南文人举止浮夸、衣着亮丽的生活恰好构成两极，可视为心理遭受重创的表现。冒死南逃，却被看成不忠无节之人，内心的创痛是无法与人言说的，只能自己吞咽下去。
有人比较元朝与明朝的待士之道，认为元朝为异族统治，并不信任士人，也不以其为贵，但在困折凌辱之外也不求全责备；明代士人似乎易被接纳任用，但明代皇帝表面上尊崇士人，实则利用驾驭之心过重，对士人多有无端苛求。崇祯死后弘光政权对死节的严酷甄别即为一例。
忠义的履行往往与苦难和坚忍相伴随，但猥琐的忠义观只注重表面的光鲜耀眼，忽视暗地里浸透着的艰辛与泪水；只认可死亡是忠义的体现，排斥其他形式的忠义行为。结果寻死不成者往往落得失节苟活的骂名，一辈子遭人唾弃，难以翻身，却从来没有人问他们是出于何种原因才残留于世。
对忠臣死义的苛责仍如幽灵般在现代世界游荡，如对战争期间战俘是否忠于祖国的争论，有人坚持认为战俘是一种污点身份，在人格上直接将他们打入另册。也有人认为，英勇的牺牲当然可歌可泣，但在一些战斗中，士兵在遭遇绝境、再行抵抗也徒劳无益的情况下，采取审时度势的态度，交出武器以保全生命，不应被视作可耻的行为。在这种认识之下，战俘一旦有机会安然回家，还会被当作英雄受到尊敬。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凸显出对忠义和人性理解的差异。
毫不顾及个体身心对苦难承受的限度，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付出生命的“死节”姿态表示迷恋，狞笑着围观他人的死亡，无异于一种残虐的看客态度——这些看客常常打着旌表忠义的美妙旗号，干着戕害生命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