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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哪个朝代最郁闷这个话题，我说比较喜欢晚明，立刻引来网友一片骂声，就差给我扣上“东林余孽”这顶大帽子了。其实我喜欢晚明只是相对清朝而言，是有前提条件的。有一次看《锵锵三人行》节目，只见王朔破口大骂东林结党，先吃了一惊，稍后才觉得朔爷这“知道分子”拿“知识分子”开涮太过正常，只是没想到这貌似特立独行的北京大爷最后还是中了清廷的毒，上了乾隆爷的当。
我想提醒的是，“东林余孽”实际上是清朝皇帝贴在明末读书人脑门上的一张污名化标签，专骂以东林书院为核心的一帮人不务正业、结党营私、空谈误国。后来这标签被人随手乱贴，几乎波及所有的晚明读书人，直指大明亡国就是这些人闹的。这为乾隆大兴文字狱找了一个不错的借口。出人意料的是，这污水最早还是由反清遗老泼在东林党人身上的。他们苦思大明亡国的原因，指责东林人没本事救世济民，满人来了束手无策，最终只有跟着崇祯皇帝上演群体自杀秀，徒留个好听的殉节名声。
东林“结党”的恶名也是明代遗民的发明。清初就有人说聚众讲学有拉帮结派、牟取私利的嫌疑——即使当初没有栽柳之心，最后也可能造就成荫之势。大儒顾亭林已经把东林的活动看作“党祸”，跺脚发誓不坐讲堂、不收门徒，生怕聚众讲学犯了议论国事的忌讳。没想到这反清志士的一席话由乾隆接过去作了归纳总结。他说东林是“声势趋附，互相标榜，糅杂混淆”，才让小人钻了空子，导致明末开门揖盗，局面不可收拾。整肃文人正愁找不到靶子，东林人就这样成了顺手牵来的替罪羊。最后乾隆爷还不忘狠叮一句：“不能守祖业，徒以国亡殉节为有光，有是理乎？”意思是说，别以为搞了几出自杀殉国的“行为艺术”，就能以忠义作幌子盖棺论定。这里明显借用的是明代遗民的口气。遗民的想法经由当今圣上复述一遍，震慑人心的效果自然大大增加。
大明灭亡一定有很多原因，反清遗民和大清皇帝却异口同声地咬定东林不放松，硬说东林人应该担起大明灭亡的责任，这事怎么看都觉得荒唐。把东林绑上耻辱柱很像清朝皇帝耍的一个计谋，自从清廷和顾亭林一起抬着屎盆子往东林人的脑袋上倒下去，清初开始编织的文网便有了冠冕堂皇越收越紧的理由。雍正更是写了《御制朋党论》，封了书院，禁了结社。从此以后，清代的读书人学会了循规蹈矩，做起了扎实的学问，但在性格气度上越来越趋向于低下猥琐。
我们不妨暂且把明亡是否就是东林人惹的祸按下不表，单说到了清末，万马齐喑的光景似有松动的迹象。光绪周围聚拢了一批读书人，通过兴学会、办报纸影响政局。一时间，皇帝大有被改革派裹胁绑架的意思。危急关头，一个叫文悌的御史终于按捺不住奋起弹劾，奏文中就有一段谨遵皇旨、破除结党恶习的沉痛告诫。大意是说，他当年外出做官，蒙皇上召见，皇上命其“谨慎当差，破除情面”，他于是把这八个字刻成图章随身佩带。在地方官任上，这老兄三年不与任何人通信，包括那些京中故交也避而不见。当官三十年，据说只与幼年时一起念书的同学偶有来往，但从无结盟换帖的举动。这老兄还在祠堂里安放石碑，警告子孙要减少交往，以免聚众结党的嫌疑。
清朝御史作为纠察的言官，却胆小怕事怂成这样，当然无法指望他们向皇帝严词抗辩，为民请命。可在明代就大不一样，明太祖颁过《卧碑文》，规定除了言官，天下庶民、拥有百工技艺之人都可上书议政。当然这条规定有作秀的成分，平头百姓怎么可能跑到宫里和皇帝理论？紫禁城里哪容得下那么多击鼓骂曹的刁民？可言官的嘴巴是管不住的。明代言官叫给事中，虽属正从七品，是个芝麻粒大小的官，权限却相当大，可直接封驳皇上的旨意。言官品阶设置偏低，正是要他们放言议政，不至于因位高权重而有所顾忌。不少东林人就是出任言官之职，铸就了清议的名声。
因为言官不是摆设，在他们眼光的逼视下，皇帝和大臣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总是有人千方百计地限制言官发表议论。张居正曾绞尽脑汁弄出一个“考成法”，专门用来对付言官，规定所有言官的议论必须经过内阁审查才能生效。张居正是内阁老大，如此一来言官自然奈何不了他。最出名的例子是张居正“夺情”之议：张居正的父亲死了，按规矩应该回家奔丧守制二十七个月，张大人怕丢了官位，拟了一个夺情的方案，借口自己工作忙，无法离开那么长时间，申请酌情留任，结果言官群起攻讦。张大人一怒就动了板子，一路廷杖下去，把这些言官降职的降职、流放的流放。
言官犯起犟来真是不好惹，最惨烈的例子是所谓“大议礼”之案。明神宗违反祖制，偏要把爱妃的儿子扶正成太子，于是言官开始前赴后继地上书，哪怕几十张屁股被打烂、哪怕落下终身残疾，也在所不惜。在他们的眼里，违逆礼制是天大的原则问题，必须以死相谏。和这些言官的角度不同，在今人看来，祖宗之法是否要守、守到何种程度并不重要，但从中可以看到言官对权力的威慑在明代仍然有效，哪怕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直言进谏的大胆带动了批评的风气，甚至有人直接指出神宗以生病为由不理朝政，其病根就是嗜酒、恋色、贪财、尚气。这类言论如果出现在清代，说话人早就掉脑袋了。
言官一拥而上指摘朝政最让皇帝头疼，因为读书人大规模地起哄闹事，自然会压缩自己决断的空间。于是皇帝给这群聚众闹事的人加上一个贬义的称呼，叫作“朋党”。面对这个指控，东林人反驳道，以朋辈身份交往是为了公议而非一己之私，求的是“天下之公”“天下之理”。在东林人的眼中，“朋党”应超越以势、情、利的私交构成的朋友圈。“势”是指由科举座师、门生相互援引而成的社交圈子，“情”是指由同年、同门或同乡组成的情感网络，“利”是指以利益交换为主轴的不正当关系。
东林是否成“党”始终存在争议，黄宗羲就认为把东林扣上朋党的帽子毫无疑问是宫里阉人的阴谋。真正称得上东林正宗的不过区区十几人而已，阉党开出的黑名单把本不属于东林一系的人员统统列入，人数达三百多人，明显是故意夸大反对派的声势，为大搞株连寻找借口。倒是后来号称“小东林”的复社，规模要大得多。复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兜售八股文教科书赚钱谋利，搁现在就是贩卖教辅资料。这与明代商业传播网络日益发达有关，八股标准文本的流通借助印刷术繁荣起来，依靠讲会的力量渗透进民间，使阅读日益成为一种大众消费。
复社在科举上升渠道的争夺中确有拉帮结派的嫌疑，比如通过所谓“公荐”“转荐”“独荐”的形式影响选拔机制。用这些手法，复社甚至连科举合格的名次排列都能预先侦知。因此，那些梦想通过科举渠道当官发财的人纷纷争先恐后地入社也就毫不奇怪了。所以有人写诗讽刺说：“娄东月旦品时贤，社谱门生有七千。天子徒劳分座主，两闱名姓已成编。”意思是复社门下七千人，早已决定好考生的等第。乡试、会试由天子派遣座主考评，但在座主确认之前，谁能及格、谁是第一早已被敲定。复社随心所欲操控科举名额人选，形成势力强大的派阀体系，确实削弱了君权在选拔人才方面的作用。
复社还通过“私揭”，即到处张贴私人文章（有点类似现在的小广告）的方式影响政局，其实是利用学生运动和私人网络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由此甚至可以逼使政敌下台。特别是一些地方官，因为与复社同道，会把其意旨贯彻到基层社会。如果硬说这也算结党，不过这些地方官确实在乡里做了一些实事，比如推广乡约、遏制豪强等，故不宜用朋党的恶名把他们一棍子打死。
读书人借结社之力抱团取暖、臧否时政，这在历代并不罕见，如今的知识人同样也会呼朋唤友、相互援引。只是抱团来消除一些孤独感也就罢了，千万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就如东林，虚夸者说他们是社会良心、国家栋梁，痛贬者却大骂他们空谈误国、百无一用。两种极端评价似乎都有些道理。而我以为，读书人对自身位置的清醒认知最为重要，自以为是当然应避免，但也不必妄自菲薄。读书人平时袖手清谈、沉溺绝学，倒也能体现“无用之用”的风范；不平则鸣，聚而论道，也能颇显名士风流。只是千万别昏了头，以为自己真能登高一呼、左右天下大势。
也有人为东林鸣不平，说大明亡了不应怪东林，都是宫中那些阉党惹的祸。这思维和骂东林的人是一样的，就如一体两面般的相似，实际上无助于切实理解王朝兴衰的成败得失。因为历数下去，我们可以找出无数促成亡国的单因子。常听到的就有皇帝荒废朝政、内阁专权、兵备不整、财用匮乏等，哪个因素看上去不是亡国的征象？何以把招致亡国的屎盆子单单扣在东林人或宦官的头上？尤其是，一旦把东林清谈误国的故事反复宣讲，难免会给专制权力压抑舆论制造口实。这从清朝皇帝疑似呼应明代遗民舆论的假象中可以略见端倪，读史者对此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