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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没到南大之前，包括在中文系已经待了一段时间，对中文系其实都并不很了解。就像那时很多人对南大也不很了解一样。我有一次乘火车，与人聊天时被问到在哪工作，我如实说了，人家没听明白，继续问是南京哪个大学。那个时候南大的地位有点尬，虽说“祖上是阔过的”，后来不是被瓜分了么。但中文系不同，中文系一直都在，且很有一些拿得出手可以炫耀的人物。但就像很多文人喜欢说的那样，“余生也晚”，诸如黄侃、吴梅、汪辟疆、胡小石等老先生，我没有赶上和他们照面，就是陈白尘、陈瘦竹这些现代文学课上已经熟悉了的名字，我几乎就快要见到本尊了，也遗憾地失之交臂。但中文系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我刚到系里不久，一天听说吴白匋先生去世，系上忙着治丧。我不知被称作“吴白老”的先生是谁，自然也没在意。若干年后，去扬州，看江南三大名宅之一——吴家大院，这个昔日的“吴道台府”，不光是建筑精美令人流连忘返，不只有号称“东南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测海楼让读书人眼馋，更惊人的是从这座府邸中走出了举国闻名的“吴氏四杰”——他们分别是著名剧作家、教育家、文学家吴征铸；著名医学寄生虫学家、医学昆虫学家吴征鉴；中科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吴征铠；中科院院士、植物学家吴征镒。而吴征铸，竟然就是南大中文系的吴白匋先生！尽管吴白老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可是无端的，我就是觉得与有荣焉！这份自豪，我想来自南大中文系。
进到中文系大约第三、第四个年头时，那年春节，大年初二，我接到个通知，系里老先生陈赢教授走了，系领导要前往吊唁，让我到花店买个花篮。本来买花篮这个事儿轮不到我，吊死问疾，是办公室主任的“专利”。可是因为寒假，因为过年，主任回老家了。我那时兼了一个副主任，于是，这事就到我这儿了。可我从来没办过这样的事儿。外子是知道我的，把我带到山西路，找到一家花店，定好花篮，交代好相关事宜，让我等着花篮制作，然后便回家了。那天要请哥嫂家中吃饭。花篮做好后，老板装在一辆三轮车上，让一个半大男孩帮我送回学校。男孩蹬着三轮，我在旁边走。走到鼓楼大转盘时，我就蒙了，不知该在哪个路口出去，硬着头皮选了一个我认为正确的，却是越走越不对，计算着早就该到目的地，却依旧前途茫茫。鼓楼这个圆盘太可恶了！曾经我一个同事，骑自行车走在圆盘上，也是不知出路。骑着骑着，不知犯了哪条纪律，还被交警拦住了。与交警好说歹说，终于放行。可是转了一圈，又把自己送到交警面前。交警都忍不住笑了，说：“我要是还不罚你都对不起你转这一圈。”歧途亡羊啊！老是到不了目的地，骑车男孩也急了，话里话外怀疑我是骗子，说哪有找不到自己上班地方的。我说：“你负责送货，你为什么找不到？”男孩说：“我就是寒假到我叔叔家玩的，我又不是南京人。”这就没有办法了！我那时不喜欢问路，就自己折腾，好在到底回到学校了。系领导等了一上午，好不容易等到我出现，立马动身去陈先生家，一转眼看我还穿了不合时宜的红色棉衣，眉头皱起了疙瘩，说：“你不要进去了。”我知道都是我不好，讪讪地立在原地。但是一会儿我就起疑心了，家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后来知道，陈先生除夕去世，怕影响大家过年，过了初一才告诉系里。丧事也办得非常低调，没有惊动任何人。我在中文系的本职工作是研究生管理，跟学校的研究生院时时都有联系。研究生院负责教务的陈曙老师跟其他工作人员不太一样，高挑的个子，齐耳短发，一副白边眼镜，难得的是那种文静端庄中透出的书卷气。她做事有条有理的，不声不响就把事儿做好了。研究生院因为直接跟学生打交道，好多办公室不说是鸡飞狗跳，总是声语喧哗的，陈老师那儿，从来都是静悄悄的。好久之后，我才把她跟中文系联系起来，她是陈赢先生的女儿，家风啊。
我住在北京西路二号新村时，常会见到赵瑞蕻先生。我知道他是系里的老先生，他最多在系里看到过我，或者看过也不记得。好多次我在路上见到他，看他步履蹒跚，头上稀疏的白发在风中凌乱，都会跑上前去，扶他过马路。有时是在西门外那条平仓巷——他到学校来或是离开学校，有时是在北京西路——他要回家或是从家里出来。在我，就像帮助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一样，在他，也像遇到任何一个热心人一样。我从来没有告诉他，我其实认识他。周维培老师调走时到我家告别，夫人韩曦是一起来的。韩曦送了我一本书——《我赤裸裸地来——罗丹的故事》，是她和杨苡先生合译的。当时周维培说，韩曦签名无所谓，杨先生签名就有意思了。1999年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杨苡先生，后来看了杨先生的一些文章，有些小崇拜，又知道她是赵瑞蕻先生的夫人，就住在二号新村，心里常常有个小想法蠢蠢欲动：把书拿去请杨先生签个名吧。但我这个人就是想法很多，懒得落实，所以赵先生作古了，杨先生看完百年风景也走了，我的想法仍旧只是想法，多了份不可能实现的遗憾而已。杨先生走了以后，我找出韩曦送我的那本书，聊作一点怀念，我惊讶地发现，韩曦的签名之前杨先生的名字赫然在目。我仔细回忆当日周维培的话，莫非他那时强调的是求到杨先生签名了？而我一直心心念念，枉操了这几十年的心。高兴之余我又突然担心，怕这幸福来得不真实：或者，这个签名其实不是杨先生手迹，而是他们自己添上去的？我没有见过杨先生手迹，无法印证。回想不出周维培当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真应了李商隐的那句诗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什么时候找周维培问问吧，只怕我又是只想想仍不作为。
程千帆先生晚年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整理自己一生的来往信札，他要把这些第一手资料整理好送给学校档案馆。档案馆也很重视这件事，为程先生特别订制了特殊的稿纸，以便于粘贴信件装订成册。程先生有时稿纸用完了，会让我替他去档案馆取。费了很多功夫，花了很多时间，终于完成了，程先生还细致地编了目录，皇皇几大册，档案馆收藏起来了。有一次程先生需要查对某封信件，让我到档案馆把原件借出来。我第一次去借，管理员孩子生病请假了。几天后又去，另一个管理员找了一会儿没找到，说不知放到哪里了，让我改日再去。第三次去，还没找到，说可能弄丢了。我一下就急了，且不说程先生和陶先生两位耄耋老人为这事付出多少，关键是这个损失它没法弥补呀！程先生性子比较急，他自己做事抓得很紧，这么件小事在我这耽搁很久，我已经很愧疚了，结果——而这个结果是老先生无法承受的。我不敢告诉程先生，但心里郁闷，一次上班路上遇到档案馆馆长，便忍不住提了意见。馆长批评了相关人员，大概进行了整顿。当然档案后来找到了，可是我得罪了档案馆几个人。这事儿从来没敢跟先生说过。有一次学校做宣传需要博士生导师材料，宣传部李绪铮老师特地到各系给博导们拍照，因为跟我的工作相关，是我陪着李老师到中文系的各位博导家拍摄的。在程先生家里，书房、小院都拍了一些，工作完成后，程先生为了感谢，拿起毛笔，展开宣纸，写了几张条幅送给李老师。那天恰巧鲁国尧老师也在，鲁老师和我也沾光了哦。我选的是唐人王之涣的句子：“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次程先生到我办公室里跟我交代些事情，正说着，系里的一位副主任跑过来，布置工作，他从自己办公室过来，路上准备好的话来到就说，没有注意到程先生在，把程先生的话打断了。程先生很平静地说：“我的话没说完，等我说完了你再说。”副主任确实冒失了，挺不礼貌的，但话说出去来不及收住，好尴尬。程先生交代完事情，转脸对副主任说：“我说完了，你继续。”我后来无数次设想，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处理，想来想去，都没有程先生处理得漂亮！程先生辞世以后，好长时间，一直到现在，巩本栋还是说程先生是饿死的。在医院护理程先生的时候，因为不让进食，程先生一直喊“饿”，直说“饿死了”，本栋说心疼得没有办法，曾经深夜跑出去寻找食物，跑遍周围大街小巷，遍寻而不得，眼睁睁地瞅着先生挨饿。先生当时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但是时时会伸出胳膊紧紧搂住本栋，推他去检查等待的时候也是。先生临终那种对亲人对学生强烈的不舍，让本栋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潸然泪下。
卞孝萱先生为人最是谦和有礼。他自己重听，以为别人也听不见，与人交谈时，声音很大，往往身体前倾，“倾听”这个词用在卞先生身上挺合适的。因为担心别人听不到，卞先生会不由自主地靠近听话人，这时候听卞先生的话就真的如雷贯耳了。
卞先生的谦和表现在他对待年轻人也郑重其事。巩本栋在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时，卞先生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每次见面都热情又郑重地喊“老巩”。本栋那时刚博士毕业留校，整个中心上上下下都直呼“小巩”，只卞先生独特。卞先生当时已是白发苍苍，说话声音也颤颤巍巍的，每次喊得“老巩”诚惶诚恐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卞先生亲自承担了《刘禹锡评传》的写作，这本书当时是巩本栋负责。一次为了商量书中的一些事儿，卞先生亲自来到我们家。那时我们住二号新村5楼，没有电梯，卞先生就这样走了上来，手里提着两大瓶可乐、雪碧，那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暑假期间。看到卞先生大汗淋漓地上来，我们都惊呆了。卞先生就是这样能把身份放低到尘埃里，哪怕是对普通的年轻人。
卞先生的谦恭有礼，我体会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程千帆先生去世时。当时中文系在大会议室设了灵堂供师生祭奠，程门弟子分列两侧给先生守灵。我那天带着儿子去谒灵，恰好卞先生也到了。只见卞先生蹒蹒跚跚走到灵前，颤颤巍巍跪下，端端正正叩了几个头。我一时震惊了。吊唁的人很多，在卞先生之前大家都是行鞠躬礼。我自己那时还没有经过丧离，也从没见过如此大礼，但那一刻除了震惊之外，特别体会到一种肃穆庄严，仿佛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对逝者的敬意情谊。于是我拉着儿子，仿效卞先生，给千帆先生行了跪拜礼。
在恢复博士生招生初期，学校鼓励中青年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那两年很多本系、外系的老师报名。卞先生学识渊博、资历深厚，自是报考热门，但精力有限，也不能照单全收。一次录取时，卞先生拿着一叠考生材料来系里，一份一份地告诉我拟录取谁、不录取谁，特别认真。翻到哲学系一位女教师的材料时，卞先生依旧认真地说，这个妇女，就不要了。我看卞先生特别认真的表情，丝毫没有调笑的意味，可他口中忽然冒出的古怪称谓，我差一点就绷不住了。
我们家搬到港龙后，跟卞先生住得很近，去了几次卞先生的“冬青书屋”。书房不算大，深藏了许多珍宝。都知道卞先生喜欢收藏，他有许多名家字画，非常珍贵。卞先生的书房是文化人的书房，和现代一般的读书人的不同。看卞先生书房摆设，听卞先生介绍自己的收藏，我基本不通，但会立即觉得自己太没文化了。
我第一次参加系学位委员会会议时，有些惊讶，都是些老头儿聚在一起啊！我这么说不很礼貌，可当时就是这种感觉。那时学位委员会主席是周勋初先生，委员有叶子铭老师、包忠文老师、裴显生老师、许志英老师、郭维森老师、董健老师和鲁国尧老师，还有当时中文系分管研究生、科研的副主任赵宪章老师。学校规定，分管研究生、科研的副主任天然是学位委员会成员，赵老师是当时唯一的中年人。三十年光阴流转，这些当日各学科的带头人，各自在自己学科领域内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绝大部分已经离世，成为录鬼簿上的人了。记得我儿子在上海路小学上学时，我去接他放学，遇到包忠文老师接孙子，他向我吐槽，辅导孙子语文，答案常被老师否定，因此遭到孙子埋怨，且说自己在孙子那里一点权威也没有，常作为反面教材而被嘲笑。包老师于是自我解嘲地大笑，不是一个学术权威的笑，是慈爱的老爷爷的笑。裴显生老师说话瓮声瓮气的，他说自己一直这么老，刚入学时就被门卫称呼“大爷”，不知是不是夸张。但裴老师年轻时不年轻是肯定的，因为我从认识他到他辞世，外貌真的没有变化。搬到港龙居住时，裴老师住我楼上，虽然他早就去了新闻系，在（中文）系里见不到了，但在港龙电梯里常遇到。有一次他到我们家询问装地暖，详细问了安装公司、使用材料、锅炉品牌等，还把我们地暖安装设计图借走了。设计图后来还没有还给我们，忽然有一天，就听说裴老师走了。
王希杰老师也走了，今年新冠肺炎暴发的时候。王老师留给我最深的印象不是他在系里上班的时候，而是他退休以后。退休的王老师也曾和我住过同一幢楼。每次在电梯里见王老师出来进去，总是带着一条小狗，宝贝得不行，所以那条小狗常常成为我们寒暄的话题。有一天看王老师自己一个人出来，我很自然地就问到了那条狗，王老师说小狗死了，神情很黯然。当时正是五一假期中间，王老师说动物焚化的地方不上班，小狗暂时放到冰箱冷藏起来了，听得我一愣一愣的。我是怕狗的，对狗的喜好都在图片上，典型的叶公好龙，对王老师的做法不太理解。王老师做学问时是勤奋的，特立独行的，他从来不报奖、不申请项目，但学问自成一家。退休后也能怡然自乐。感染新冠肺炎本来已经治好了，谁知突然就走了。中文系老先生长寿的多，王老师刚满八十。
我到中文系的时候，现当代专业的老先生都已作古，资历最老、年龄最大的也就是许志英、叶子铭、邹恬几位老师了，紧接着他们的是汪应果老师。汪老师实在是充满活力的，说话声音也高，笑声也大。他是那时为数不多的博导之一。工作关系，他常到我这儿来。他是常年坚持游泳的，夏天穿T恤，胸大肌、肱二头肌历历分明。到了办公室，便会攥起拳头弯曲手臂秀一下。人是特别直爽的那种。一次跟我聊天，说到自己是父亲的老来得子，但立刻又自豪地说，晚生子聪明。他说自己的家世，说父亲与孙中山是相熟的，为了支持孙中山，曾经捐了一艘军舰，就是冰心父亲当船长的那艘。大哥却是跟方志敏一起革命的，也为革命捐躯了。但是他两头都沾不上光，在国民党那边他是共产党家属，在共产党这边呢，他又和国民党有牵连，总之是说不清。汪老师说这些的时候没有沮丧，他为父兄自豪。汪老师退休以后，夫人得了重病，要治病，要照顾，儿子已经定居海外，于是汪老师夫妇投奔儿子去了。二〇〇几年的时候，汪老师回南京一次，再一次要走的时候到系里来了，挨个跟熟人告别，且说夫人年老体弱，万里迢迢，经不起飞机颠簸，这一去，只怕难回来了。说话时神色凄然，一反往日的放达爽朗。从那以后，再没有汪老师的音讯。中国人信奉落叶归根，汪老师不知还能回来不？
二〇二三年“露似真珠月似弓”的九月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