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底色

董健

董老师是研究戏剧的，戏剧属于艺术，董老师很有艺术范儿，尤其是冬天戴上紫红色贝雷帽时，当然也包括平时的茶色眼镜。

但董老师其实更是一条典型的北方汉子，从食物偏爱上就可见得。比如说，爱吃煎饼卷大葱，曾经在董晓就读的北师大饭堂表演过，收获了很多注目礼，那注目礼的内容不是献给学者教授，是给山东大汉的。据说酷爱油条，因为不是什么健康食品，在家中被限制，有时去街头小摊处，会偷偷猎食。

董老师为人耿直，是有名的“大炮”，他认为不对的事是一定要说的，从不忌讳。南京市消防大队在靠近北京西路口建了座大楼，很高。我曾听有小学老师问学生，消防楼为什么这么高？然后告诉学生，是为了观察全市的火灾。我对这答案将信将疑。南京大学的北大楼一直是南大的地标，从来毕业生合影，学生拍纪念照，都一定在北大楼前取景。消防大队的高楼起来后，就像在北大楼的建筑上竖起一根高高的烟囱，整个画面都被破坏了。虽说后来可以采用PS技术处理掉，平时的观感却没办法补救。董老师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他称那不合时宜的大楼是杵在北大楼后的傻家伙，狠狠嘲讽了一把。消防大队现在已经搬迁了，大楼却不能拆掉，留下那个傻家伙继续煞风景。可是如果当初不建，该多好啊。

有一次系学位委员会开会，讨论研究生专业，说到“写作学”时，董老师很不以为然地脱口而出：“写作还有学？”那神情那口吻，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早年为了上博士点，有人送礼，董老师对这种败坏学术风气的事情很气愤，口无遮拦地给开风气者送了个外号“跑点之母”，还写到文章里。这样的话也就董老师能说出来，别人总还会留点情面，不像他那样得罪人。但在董老师那儿，白就是白，黑就是黑，没有灰色地带。

北京人艺有一年到南京演出，好像演的是《李白》吧，系里组织大家都去看了，然后戏剧专业邀请主演到南大座谈，其间，主演送了董老师一本书，大约是他自己的演艺经历之类的，里面有不少剧照。董老师提起这本书，我说借我看看。他说，谁谁谁先拿去了。然后，很不以为然地说：“不过一个演员！”该演员确实是我们比较喜欢的，董老师对其本人也绝无恶意，但因为两个借阅者都是女性，所以这话听起来，怎么着，都觉得有点酸，我在董老师面前，忍住不笑。

蒋广学

蒋广学老师严格说不是中文系老师，他在南大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工作，但是在中文系带研究生。说起蒋老师在中文系带研究生，有一件事我一直没好意思跟他说。带研究生当然要具备导师资格，资格的认证，除了要符合一系列条件（这一点，蒋老师绰绰有余，无论是学术水平、资历等，都没有任何问题），还需要一个审核认定程序，就是个人申报，院系学位委员会讨论通过，材料上报研究生院学位办，由上一级相关部门批准。走程序需要时间。蒋老师是个急性子，尤其对工作是十二分热情。他向中文系提出申请时，那年申报时间早已过了，书面手续没来得及办，就到了师生互选的时候。我想跟他说，今年的研究生他还不能带。但我的话还没说完，蒋老师就表态，他大约以为中文系同意就行了，他是苏北人一贯的那种大度豪爽，立刻说，什么样的学生都可以，决不挑三拣四，不会让系里有任何为难。我知道蒋老师说的是真心话，他就是那种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一心工作的人，但此时我要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见他误会了，我反而说不出口了，于是作罢。回头跟主任如实做了汇报。蒋老师的水平、人品，大家都是了解的，所以主任说将错就错吧。所以，蒋老师在带硕士生时是没有硕导资格的，一直到博导资格批下来，我才觉得对蒋老师有个交代了，但从未对蒋老师提及此事。

蒋老师就是个使命感特别强烈的人，那样地对国家前途命运、人民生活疾苦深切忧虑，即便在知识分子中也是少见的，见到他，我就会想起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就像范仲淹自己提出的问题，“然则何时而乐耶”？

退休以后，蒋老师写了一部小说，他想把自己对农村建国初期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形象地表现出来。但搞理论研究的人，不一定擅长创作，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完全是两条路子。所以蒋老师把他的小说发给我看时，我一下子就蒙了，心想：你一个知名学者搞你的研究驾轻就熟，何必另起炉灶给自己找麻烦呢？但蒋老师说，对于那段历史他没法做到熟视无睹，他说：“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这一过程的人，今天回顾这段触目惊心、含血含泪的历史，在见到马克思之前，应该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部供人们研究的、可信的、感性的生活画卷。”

当朝人不写当朝史，这几乎是共识，因为评价的东西总是很敏感的，所以蒋老师写小说不是为了发表，他就是有一种使命感，要说真话。他对我说：“解放初，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是农民千百年的梦想；兴修水利，为后来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三大改造的做法是有问题的。这是我自己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历史认识。”我从他的话语中，能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从屈原到杜甫到范仲淹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一脉相承的深广的忧虑。

要把小说写得像小说，其努力是相当艰辛的，蒋老师的小说从一稿、二稿到六稿，字数从六七万到十六万，内容从生涩到很好看，这得付出多少劳动啊！那段时间，当我轻轻松松、不知不觉地度过一个寒假或一个暑假而后开学时，看到蒋老师的修改稿又发过来了，我就非常惭愧，我玩的时候，蒋老师做了多少事啊！我发这种感慨，蒋老师说自己：“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衰老，干活，腰疼；不干活，全身特别是精神痛，所以，我凡做起活来，都要想到‘今夜脱了鞋，不知明天来不来’。你所说的使命感是有的，但最主要的是不做事，我精神痛苦，但做事，效率极低，差错特多。为此，我非常不安。”说得我更不安了。

蒋老师是我非常佩服尊敬的一个人。

周宪

周宪是研究美学的，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某次系里出去考察学习，回来同事说，周宪眼里都是好东西。奇了怪了，明明不起眼的，拿过来一细看，真就不错。同事是女同事，其间她们大概去了一次商场，同事感叹在一堆看似平庸的服装中，周宪挑出的，就是最合适的。周宪的这个特长在中文系装修中派了大用场，从整体风格、颜色基调，到一桌一椅、一砖一瓦的细节，周宪都亲力亲为，办公室、会议室、图书阅览室、教研室，装得个个得体。在有限的资源中还辟出教师活动休息的地方，建了一个“活水轩”。“活水轩”的室内家具时尚、大气又很实用，是当时让大家很惊艳、很欣喜的场所。还有一个亮眼的地方，是过厅的墙壁，那是从电梯出来第一眼所见之处。周宪直接把凸凹不平的青砖贴到了墙上，这在当时是大家想不出来的做法。那砖名字很文化，就叫“文化砖”，做出来的效果出奇得好。有一次洪银兴校长到中文系来，和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周宪谈工作，在这面墙前驻足不走了，我正好出去办事，看到他们正在指指点点，忍不住贫嘴了，我说：“校长，我们墙上贴的都是文化哦。”把他们都逗笑了。

周宪做出来的事儿都很漂亮，我想这跟他专业有关。他搞西方美学，跟“西方”跟美打交道，长期浸润其中，又要追踪学术前沿，所以周宪是时尚的，是国际范儿的。比如，他在中文系当主任期间，特别注意开拓国际市场，对外办学、国际学术交流，都做得有声有色。但周宪又特别务实，这是从表面看不出来的。中文系装修时，给阅览室定制座椅，周宪从商场买回一把木椅，设计很好，好看好用，但是很贵。周宪找来了木工，直接做起了“高仿”，阅览室里清一色高大上的椅子就是这么来的。如同接受“高仿”椅子一样，周宪吃盒饭、骑自行车之类没有任何障碍。我这样说，是因为当时私家车不说拥有，连想还不敢去想，交通工具以自行车为主。曾经有人跟我说，如果不能像国外那样出入坐小车，走路比骑自行车要体面。他的意思是，走路可能被认为是散步，不至于跌份儿，骑车则连误会都不可能了。周宪没有这样的顾虑，他的自行车书包架上比别人还多绑了一块胶皮，说是带东西方便。这样的自行车奇丑无比，周宪不以为意，还把经验推广给别人。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办事，出来时自行车被雨淋湿了，我看着水淋淋的车座发愁，周宪随手从包里掏出个塑料袋给我。塑料袋往车座上一套，OK了。

周宪大约对房子装修很有兴趣，他到高研院后，好像高研院也焕然一新了。我装修港龙房子时，有一次打电话咨询装修经验，周宪告诉我，可以到江北红太阳装饰城买材料，买材料的细节交代得不厌其烦不说，连去装饰城的路线、乘坐几路车、中午到哪家买盒饭，都详详细细、清清楚楚。我觉得周宪如果失业了，可以去搞室内装潢，肯定有饭吃。

王彬彬

王彬彬是做过军人的，来南大之前他在部队。从部队来的王彬彬形象也——怎么说呢，不是说像军人，但跟文人好像有点距离。这可能主要表现在发型上，他是部队里常见，但学校里难得一见的板寸，加上形体比较壮（现在减肥成功，我说的是以前），不修边幅，外形就显得粗犷了些，有点靠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那一类。有这印象的，我想不只我一人。有一年硕士生刚进校，一个男生给王彬彬写了一首长诗，诗开头就表达了和我差不多的看法，因为是诗人，用词更夸张了些。王彬彬很气愤地拿给我看，说怎么有这样不礼貌的学生。因为描述的不是我，我的情绪就比较平静，可以耐心往下看，没像彬彬老师那样只看了开头。结果越看越感动，这其实是一个几乎把彬彬老师当男神一样崇拜的铁杆粉丝，但是他比较贴切的外形描写，让彬彬老师很不认同。

王彬彬这外形极易引起误会。某年学校分房，条款里对有房户有限制。彬彬老师在军区有套房子，但部队的房子不出售，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以和真正拥有商品房是不一样的。一位和彬彬老师同样情况的同事便约王彬彬一道去房产科说明情况。该同事回来告诉我说，以为王彬彬一定会争出个子丑寅卯来，没想到他竟一点脾气没有，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好好”的就回来了。彬彬老师的外形，真真辜负了同事的信任。

王彬彬确实是个大度的人，别人不愿接的活儿我就找他，他也从不推诿，我有时就觉得对不起彬彬老师。有一次给了他两个外籍学生，都是大龄女青年，日本的那个是进修生，也还正常。马来西亚的那个是研究生，招生的时候我就有些犹豫，因为家庭不正常。但也不好因为这个就不让她入学。结果，进校后就比较麻烦，跟管理部门、跟同学、跟租房子的邻居都能弄出点事儿来。又很神经质，与日本的进修生关系尤其紧张。王彬彬有一次发给我该生写给他的邮件，语气特别激烈，称她的同学为“日本女鬼”，逼着导师将其退学，说作为一个中国人，王彬彬还收留这样的学生是卖国，简直就不是中国人。满纸的乌烟瘴气！真是难为彬彬老师了，不论是什么样的学生，也还得带啊。

因为名头很响，就有慕名前来投师的。曾经有一个老华侨，八十多岁了，径直找到王彬彬，要求深造。再三推脱不得，王彬彬便找到我。我说年龄不是问题，没有什么限制，他也不需要找工作，连就业率也不会影响。关键是，他那么大年纪，走路都磕磕绊绊的，万一有个好歹倒担当不起。王彬彬说，这个倒不用担心，他女儿也退休了，专程陪着老父亲读书，就为圆老爹一个博士梦。招这么老的学生，在我的学生工作生涯中也是创纪录了，拜彬彬老师所赐啊！

在和园我跟王彬彬老母亲住同一排房子，而且都在一楼，彬彬老师每次前去问安，都会从我的窗前经过。有一年我的小院里长了三个南瓜，其一硕大无朋，考虑到南瓜切开放不了很久，但凭一己之力短时间消灭几无可能，我向几个同事请求共享，无人稀罕。那天在门口碰到王彬彬，我突然想到南瓜，忙问可不可以给他一段。彬彬老师豪放地一甩头：“你要吃南瓜，我提几只给你！”我这才想到问错人了。王老太太的那个园子经营的不是一般的好，一年四季似乎什么都长，彬彬老师确实提过两个南瓜给我的，他哪里需要我的“馈赠”！（附带说一下，我的大南瓜因为不敢轻易问津，最终自生自灭了！也是我始料不及的。）

我这样说彬彬老师，可能跟外界对彬彬老师的看法不同，几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争论，从国内到国外，那影响忒大了些。外人以为彬彬老师好斗，其实真不是，他是认真。彬彬老师刚到南大时，研究生招生，我请他命题。一般情况是，谁命题谁阅卷。阅卷是件枯燥的活儿，学生的答案对的千篇一律，错的也没什么创造性，毫无美感可言，但对阅卷人要求很严格，要认真，不能出错。我当时对彬彬老师还停留在由他的外表得出的主观看法上，担心他大大咧咧的影响阅卷，但正是那一次阅卷，奠定了我对彬彬老师的认识，他实在是个认真到较真的人，是严谨到追求细节的人，是要求绝对真实的人。太较真不好，容易树敌伤到自己。彬彬老师可能就是树敌比较多的人，但就像恩格斯评价马克思说的，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彬彬老师是做学问的人，对事不对人，只是对学术太虔诚，如此而已。

赵益

赵益是一个很认真的人。赵益少白头，英俊小生，顶着一头奶奶灰，其实挺酷的，这在现在是一种时髦。曾经央视著名主持人陈铎，头发漂得雪白，一丝杂色没有，那个帅劲儿！人送外号“白发小生”。但是赵益接受不了，曾经有段时间还很苦恼，说去学校接女儿，有学生对他女儿说：“你爷爷来了。”其时他女儿刚上小学，女儿的同学当然也是小学生，小孩子看到有白头发的人以为年纪很大，也只是小孩子还不会看人而已。但是赵益还真在乎了。那是他还没有真老，否则，几根白头发算得了什么？

赵益出道很早的，他硕士毕业便留在古籍所工作。我记得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我们家，是游说巩本栋参加他们的一个写作系列，就是“日落九世纪”那套丛书。巩本栋没有时间，谢绝了。看他很为难的样子，便给他出主意说，可以找老莫啊，他唐代又熟。赵益很老实地说：“我不敢。”那时赵益很青涩。我后来知道，那套丛书赵益自己承担了两本，还是老实啊。

赵益说话很能抓梗，釜底抽薪式地解决问题。一次和赵益共同参加了一个活动，那天众人聊天，说到在一流期刊上发论文各地奖励不一，有的挺高，有的就只是个意思。甲老师对乙老师开玩笑说：“我写文章给你发，奖金两人分。”然后又问：“你会给多少。”乙老师竖起两个指头，有人说，两万？甲老师说两万不行，两百万差不多！赵益说，干脆把两百万拿来办个一流期刊！一会儿众人又打趣乙老师，不抽烟、不喝酒、钱又多，怎么花呀，赵益顺口就接说，办一流期刊呀。后来聊到工作，文学院即将举办纪念胡小石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的书法文献展览活动，准备请已是知名书法家的某校友回来，章灿说，到时让他留两幅字下来。然后大家议论现在书画都是有价格的，名家轻易不会出手，而且印章都掌握在夫人手中，赵益立马接道，我们先给他刻好印章。如此终结式地一锤定音，赵益有帅才！

金程宇

今年暑假去日本，在东京时，金程宇打车到酒店，请我们去吃饭。去的这家餐厅是俄国人开的，服务生是帅气的俄罗斯小哥，吃的东西从开胃汤到每一道菜到饭后甜品以及配套的餐具都非常讲究，不光满足了口福也愉悦了视觉。饭后又到隔壁和式居酒屋喝二次酒，体验日本人的狂欢，宾主都很尽兴。金程宇特别指出，去年张伯伟到东京，被招待的就是这两家餐厅，他特别预订，为的是有一样的感受。这也有些胶柱鼓瑟了，但金程宇就是这样认真得可爱。

那天到酒店接我们前，金程宇特意从家里早出发，去到一个古旧书市买旧书。吃饭时很兴奋地让大家见识了他淘到的宝贝。金程宇是经常到那样的地方淘古书的，遇到老的版本，或是孤本善本，往往欣喜若狂。因为经常去，书市老板都认识了，便有了优越的待遇，可以当时不付款，把东西拿回来，鉴定以后决定买了，再送钱去，如果怀疑是赝品，或是不合适、不想要了，退回去也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这有些接近民国时书店的风气了。看民国时的典故，北京一些爱收藏的文人，可以享受到荣宝斋之类的古旧书店送书上门的待遇，收到好东西，优先送给他们挑选。我对金程宇说：“什么时候你也有这种待遇就行了。”

金程宇对买书搜集资料，真的肯下血本，他的理想既宏伟又无私，他说，到退休时也就十几年时间，准备一年买几箱书，尽量搜集完备，然后都交给学生，让学生多见识见识，选择自己喜欢的研究去。这样想想，做金程宇的学生还是挺有福气的。

席间又说到金程宇正在装修的房子，他说装好时，一定请我们去看他的书房。早就听说金程宇家书房很大，可是还不够用，为了日益增多的书们，又特地购了更大房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次大约三四百平方米是有的，就为用来藏书。而且书房特意做了恒湿恒温处理，只给书房做，自己的住处倒简略了。金程宇为书们居住条件的改善而高兴，很有些得意。我其实很感动，却故意小小打击他一下，说：“你知道某人在自己家里装了一个小剧场吗？上课排戏都不用到系里了。比你如何？”轮到金程宇惊讶了，竟然也还有痴到他那样的，很有些惺惺相惜，连忙说，回去要找他切磋切磋。

苗怀明

苗怀明年少时应该是很淘气的，曾经因为放爆竹，把右手炸伤了。最初的疼痛之后，伤手好像没有给苗怀明留下多少心理阴影，他是那种大大咧咧的性格，于是他直接把右手的活儿交给了左手，连写字也是。伤了手的苗怀明属于“身残志坚”的典型，高考时他成了河南省的文科状元。他在北师大一直待到博士毕业，来到南大做博后，然后留校工作。顺便八卦一下，留校时他那只伤手被鄙视了一下，差点进不了古代文学专业。但苗怀明在他的专业上还是一路高歌猛进，做成了网红教授。

苗怀明做研究生辅导员时，我曾经和他一起出差过。那次是去北京、天津的高校取经学习。在北京去了北大、清华以后，就到了苗怀明的母校北师大。一进中文系，一路过去就不停地有人跟苗怀明打招呼，十年北师大生活，苗怀明“攒”了不少熟人，作为学生干部，看来当年没少在系行政窜来窜去。午饭时分，时任系主任的刘健老师被什么事绊住了，不能前来陪我们。刘健是董健老师的博士，南大戏剧专业毕业的，很热情，他请康震老师招待我们。康震老师当时是副系主任，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名震遐迩。但他在南师大博后流动站待过，我们于他也算是他乡遇故知。席间交谈很融洽，说着说着，话题就转到了当时的热门《百家讲坛》。《百家讲坛》是一档文化历史普及节目，因为受众关系，风格上要求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而这对于专家学者就有些小儿科，所以很为这些人诟病。那天去北师大的人中偏巧就有这些人，比如汪维辉，比如苗怀明。于是抨击起《百家讲坛》不遗余力。汪维辉稳重，话不多。苗怀明心直口快，外号“大嘴”，说的就有些酣畅淋漓了。康震老师没参加讨论，礼貌地沉默。饭毕出来，汪维辉作沉思状：好像在哪见过康震，但不是在南京。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是在《百家讲坛》上。

从北京坐火车去了天津，除了到南开，还在市里转悠一圈，吃了狗不理包子，买了十八街大麻花，我还买了泥人张的泥人，又去看了梁启超故居。梁启超故居分两部分，是相隔不远的一模一样两幢二层小楼。一幢家居，住着妻妾孩子，一幢做书房，做学问接待客人。这样明确、科学的功能区分，让同样做学问的汪维辉、苗怀明歆羡不已。二位虽然没有成群妻妾、满堂儿孙，但一个老婆一个熊孩子也占地方，当时住处逼仄得只能称为“宿舍”，连一间专用书房都没有，遑论整幢小楼！汪维辉羡慕也就羡慕了，苗怀明就不同了。几年以后，当房子作为商品可以买卖的时候，几乎有条件的人都忙着改善居住条件，苗怀明也动手了。只是，他没有跟别人一样把小房子换成大房子，仍旧住在原处，却另外买了一小套，专门用来做书房，让原来委屈在箱子里、墙犄角的书们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想来当年梁启超的饮冰室对苗怀明的刺激挺深啊，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若干年后，苗怀明终于向心仪的大学者在物质上也靠近了一步，尽管只是具体而微。

2018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