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

章士钊家本来是长沙的一个农民家庭，到了他祖父这一代，就致富了，有田三千多亩。在江南一带，有三千多亩田那是很大的地主了，所以他自称“一方雄长”。到他父亲这一辈，有了钱就开始读书，其中一人中了举，做了官。中国封建社会有这样一种规律：第一代地主，第二代读书。但到了他这一代，二十几个人，都是吃喝嫖赌，不到几十年，把三千多亩田败光，人也渐渐死了，后来就剩他一个在外飘零。章士钊九十多岁的时候跟我回忆家事，讲到这里还十分“慨叹”。中国古代还有一句话：“一代做官，三代打砖。”“打砖”就是卖房子。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官宦、地主，能保持好几代是非常困难的。

章士钊的父亲是行医的，他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喜欢喝茶，每天早上三大盅，喝过后把茶叶也吃下去。这是湖南人的习惯，毛泽东也是这样，茶喝完后用手去抓茶叶，他的警卫员说这样不是很脏吗，他回答说：茶喝掉茶叶不吃掉不可惜吗！

他小时候也做过八股，两次下场应秀才试，似都未取。二十一岁的时候，考取了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鲁迅是江南水师学堂，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是南京培养出来的。陆师学堂的总办叫俞明震，俞家是陈寅恪的姻亲。当时考试的题目是“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试卷是格子纸，他跟我说当时不够写，于是双行写，一个格子写两个字。柳宗元有篇文章叫《敌戒》，也是发挥这个道理的，就是有敌人不是坏事。章士钊《柳文指要》上就谈到《敌戒》，毛泽东看到之后就很欣赏，让在报纸上登出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忽然在报纸上出现这样的文章，是有其独特背景的。毛泽东看过两遍《柳文指要》，康生看过一遍，这以后我还要讲到。后来章士钊闹学潮，领导学生运动，他晚年对此很懊悔，说当时没有把技术好好学下去，所以和他一起闹学潮的人后来都一事无成。但他本人当然不成问题，搞学生运动很有名，然后到上海，就参与辛亥革命。当时四个人结拜弟兄：老大章太炎；老二张继，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做到国史馆馆长；老三章士钊；老四邹容，曾作《革命军》。章太炎浙江人，张继河北人，章士钊湖南人，邹容四川人。章士钊一生对章太炎十分恭敬，因为章太炎又是他岳父的朋友。

辛亥初期，章士钊就留学英国，同时兼做革命派报纸的海外记者。这个时候就跟杨开慧的父亲同学，这个机缘对后来产生了重大影响。章士钊学的是逻辑，杨开慧父亲学的大概是伦理之类。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很重视他，什么道理呢？袁世凯曾是章士钊岳父的父亲手下的一个将领。章士钊做过老的北京农业大学的校长，北大图书馆的主任。最近我看到北大一个材料，北大图书馆主任最出名的第一个是蔡元培，过去都重视图书馆，所以蔡元培兼任；第二个就是章士钊；第三个是李大钊。李大钊做北大图书馆主任，是章士钊推荐的。这事大家都知道，但为什么推荐？章士钊和我谈过，因为当时北大的教授都是英美派，胡适这些人都是留英、留美的；李大钊是留日的，留日的人比较多，很为当时学界所瞧不起。章士钊后来做教育总长，推荐一个人到北大做教授也很不容易，因为英美派很排挤外人。李大钊不能做教授，做图书馆主任总可以吧，所以章士钊就把图书馆主任的职位让给了李大钊。章士钊与李大钊的关系，就好像师生差不多。我在章士钊家里，看到过李大钊送给他的书。这也是章士钊和共产党发生关系的原因之一。还有，他和陈独秀的关系也很好，当时陈是文科学长。陈独秀后来被国民党逮捕，章士钊为他做义务辩护。听说曾关押陈独秀的老虎桥监狱被拆掉了，这太荒唐，近代史上有很多人在老虎桥坐过牢，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

章士钊为什么喜欢李大钊呢？因为章士钊作的文章是文言文，但他又反对桐城派，桐城派文是过去认为的最好的散文，五四时期两个口号：“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章士钊也瞧不起桐城文，他的文章可称作“逻辑文”，用西方逻辑之理来写中国古文，具有独特的风格。“逻辑”两个字是谁定的译名？是章士钊。在章士钊之前，严复翻译这方面的书，称为“名学”。章士钊认为“名学”的翻译，不很恰当，他就学习佛经音译，译为“逻辑”。章士钊在北大讲逻辑，和后来的金岳霖等逻辑大师，有所不同。后者是纯粹地把西方的逻辑搬过来，而章士钊是拿中国古代的墨子、名家，来印证西方的逻辑。他认为中国虽然没有“逻辑”这两个字，但逻辑的道理是被认识到了的。他认为二者是沟通的，他的书《逻辑指要》的特点就在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印逻辑丛书，这本书得以重印。他过去的书都是讲义，没有出版，后来抗战期间才印成书。当时他的儿子章用在香港养肺病，就替他校勘。章士钊有两个儿子，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个，可惜早亡。周恩来曾说过：章士钊先生一生三《指要》。第一个就是《逻辑指要》，是找他最喜欢的儿子章用校勘的；第二个就是《柳文指要》，是找我替他校勘的；第三个是《论衡指要》，没有成功，本来也要找我帮他做的，但九十三岁时去世了。

逻辑是章士钊最大的特点。他治中国古代文学，完全用逻辑的道理来研究。他之所以喜欢柳文，是因为他认为柳宗元的文章合乎逻辑。章士钊一辈子喜欢柳文，喜欢到痴迷的程度，几乎等于和柳宗元合二为一。

别人反袁，袁世凯都要通缉，章士钊反袁，袁世凯不通缉他，这是袁看在他岳父的面子上。他反袁的时候，和岑春煊在一起。岑曾是清朝的总督，民国时以反袁著名，岑春煊对他也是很好的，当时他们在桂林。抗战时章士钊则先后在桂林、重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是蒋介石方面的五位和谈代表之一。为什么要他做和谈代表呢，就是因为国民党知道他和共产党的关系深，特别是和毛泽东的关系深。所以，和谈代表中，毛泽东第一个接见的就是章士钊。以后就留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做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当时文史馆成立，馆长、副馆长共四个人，馆长符定一，符的名气并不如另三位副馆长大。毛泽东最先考的学校是符定一当校长的学校，考取后没有去上，而是上了杨开慧父亲的那所学校，但是符定一很喜欢毛泽东的作文，所以毛泽东一直很尊重他，把他当作老师。毛泽东是革命家，但是他非常尊师，黎锦熙教过他，毛泽东和黎锦熙的感情特别好。因为章士钊晚年和我的关系好，所以我和湖南的很多老辈都很熟，跟黎锦熙也常来往，到他家里去玩。黎锦熙所藏的毛泽东的信件，我都看到过。比如一封信上有这么一句话：“生得吾师，如婴儿之得慈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黎锦熙也是很照顾的。符定一去世之后，就三个副馆长，第一副馆长柳亚子，柳亚子资格最老，是南社的发起人、主盟，而且和毛泽东有唱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个是叶恭绰，曾是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字、画、诗词俱佳。第三个才是章士钊。符定一死了，柳亚子后来也死了，叶恭绰又被打成“右派”，所以文史馆馆长必然就落到章士钊身上。

章士钊与毛主席和中共有特殊的关系，他和杨开慧的爸爸杨昌济是留学英国伦敦的同学，刎颈之交，回国之后章士钊做了教育总长，杨昌济只做了湖南一所师范的校长，章士钊就把他弄到了北大教书。杨开慧也去了，因此毛泽东也到了北大。这是第一个关系。当时留欧勤工俭学需要有钱，毛泽东写信给章士钊借钱，章士钊跟当时的湖南督军谭延闿借了三万大洋，就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分成二十几份，周恩来、陈毅等都有一份，他自己也拿了一份，说“你们去，我不去，我用这钱在国内做调查研究”。当时能这样借钱给毛泽东，不管怎么说都是不容易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对章士钊说：我要还你钱啊。最后就是除了工资，每年年底给他一张支票，章士钊拿到钱也不用，主要是周济别人。因为章士钊过去的那些朋友、旧部下，后来有不少穷得很，于是这个来给二百，那个来给三百。这是第二个关系。第三个关系，大概在上海开中共党代会的时候，章士钊也帮过忙，但这事我不清楚。第四个关系，周恩来在海外组织旅欧支部的时候，章士钊当时正好以教育总长的身份到欧洲去考察教育，他们这些人是不用检查行李的，周恩来去看章士钊，说有一个文件托你转交，你不能看，到某某地方交给某某人。章士钊帮周恩来做了这件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对章士钊说：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是旅欧支部的名单。还有一个，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谈判后期章士钊去看他，章就悄悄说了几个字“三十六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由于这种种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对章士钊是出人意料的好，鲁迅骂过章士钊，但毛泽东竭力保他。章士钊与范文澜一样，是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这在过去是相当高的了。章士钊又是文史馆的馆长，文史馆馆长工资二百五十块，但我看过章士钊的工资单，五百块，其中二百五十块是营养费。他也不用，都交给章含之。

章士钊到香港，是毛主席、周总理派他去的。开张支票给他，空白的，随他去用。所以李宗仁回来后，毛泽东和李宗仁合影，旁边两个人，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章士钊。

章士钊一生有三个妻子。原配吴弱男，“弱男”的意思就是比男子稍微差一些，这是清朝末年妇女想要体现自身价值的表现，当时很多的女子都取名“亚男”“弱男”等。吴弱男的父亲是吴保初，吴保初的父亲是吴长庆，吴长庆是清驻朝鲜总督，当时张謇、袁世凯都是他的手下。吴保初虽是将人子弟，但他好文，也有文集，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四公子”，第一次是战国四公子，春申君、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第二次是明末清初，陈贞慧、冒辟疆、侯方域、方以智；第三次就是清末民初。很奇怪，都是王朝要垮的时候，有所谓“四公子”之号出现。这四公子都是一品大员的后人：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福建巡抚丁日昌的儿子丁惠康，此外就是吴保初。吴保初和章太炎关系不错，当时章太炎很穷，靠吴保初接济。章太炎有一个“秘事”，他患有羊癫疯，越是有病障的人，智慧越高，但聪明与疯子，往往就隔一条线，章太炎的学问很大，可是行事也比较奇怪。章太炎既然有羊癫疯，所以家里人就不替他娶老婆，怕害了人家的女儿。章太炎便和丫鬟生了三个女儿，这个丫鬟是没有名分的。后来他公开征婚，就与汤国梨结婚，生了儿子。吴保初两个女儿，大女儿吴弱男，二女儿吴亚男，都是当时的开通人物。吴弱男的英语很好，是孙中山第一任英语翻译，第二任是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第三任才是宋庆龄。吴弱男当然也是同盟会会员。章士钊年轻的时候非常英俊，吴家的门第比章家要高，章家不过是一个土地主，他的父亲是个医生，不过就是叔伯中有人中了举人做过小官，跟吴家的门第差得多了。

章士钊搞革命，但不参加党派，当时三个会兴中会（同盟会前身）、华兴会、光复会，黄兴是华兴会的创办人，黄是湖南人，章士钊和黄兴是最好的朋友，但他也没有参加华兴会。当时吴弱男和章士钊结婚，也有意思拉他参加同盟会，但他仍不参加。有一次把他关在房间里，必须要在入会盟约上签字才放他出去，他就是不同意，章士钊这个人倔得很。所以他始终不是同盟会会员。

吴弱男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章可，我见过，以后我会讲到；二儿子叫章用，聪明得不得了。有一段时间吴弱男带着两个儿子住在德国，章可学画画，章用学数学，当时季羡林在德国学习东方语言，所以和他们认识。吴弱男很有气派，季羡林曾经回忆过她的事情，季羡林是农民家庭出身，吴弱男有一次和他谈话，说：我们是官宦人家，你是民家。意思是我们吴家要高出一头。章用觉得此话不妥，但又不好顶撞母亲。章用在数学方面真有天才，我在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时候，院里设有一个中国古代科学研究室，古代科学研究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自然科学，其中有一位叫严敦杰，他和我谈过，说章用真是数学天才。后来因为章士钊不做官，经济发生问题，章用就回国了，到浙江大学当教授。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内迁，流亡中非常艰难，上课时黑板都没有地方挂，有一位教授把黑板挂在自己身上，这个教授就是章用。可惜他很早就去世了，章士钊晚年和我谈到此事，还非常伤心。大儿子章可则差不多像一个傻子，这事真比较怪，兄弟两人，相差竟这么大。章可愚到什么程度呢，以他家这样的门第，还不能做个官吗？他在意大利出生，又在欧洲学画，回来后随便怎么样，也至少应该做个美术学院院长之类，结果他最后只在北京美术馆谋到一份差事。章可此人不大说话，当时我在章士钊家里，一张桌子吃饭，这边坐着章士钊，一边坐着章可、章含之，另一边就坐着我，每天摇铃通知吃饭。铃声一响，章可就扶着他的父亲过来吃饭，章士钊吃得很少，章可吃完后就等，把父亲吃不了的饭吃掉，每天如此。菜上来，章士钊给我夹一个，给儿子、女儿夹一个，章含之不喜欢吃肥肉，章士钊夹给她肥肉，章含之说：老先生强加于人啊。整个桌上，章可不讲话，我是客人也不讲话，主要就是章含之讲。章家住的是四合院，正面五大间，当中一大间是客厅，摆着沙发，沙发后面是玻璃书橱，放着《大英百科全书》，墙上挂着毛泽东和章士钊的合影；另一头放着吃饭的桌子。上房这边，原来是章含之的母亲和章含之住。另一边就是章士钊住，外面是书房，里面是卧室。四合院中间是个小院子，栽着苦瓜，湖南人喜欢吃苦瓜。四合院一边是章可住，另一边就是厨房以及保姆等人的房间。章士钊去世后，章含之和乔冠华结婚，仍住在这里。章可则与一个老中医结婚，住到那位老中医那里去了。

章士钊第二个夫人姓奚，就是章含之的养母。第三个夫人姓殷，章士钊在上海做大律师的时候，曾是杜月笙的法律顾问，杜月笙在上海是个无冕之王，青红帮最大的头子，许多人包括大银行经理都要拜他做老师，每年进贡些钱，不这样的话说不定哪天就给绑票了。章士钊抽大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只有三个人可以公开地抽大烟，一个是刘文辉，林业部长，就住在章士钊家隔壁；一个是湖南毛姓家族某先辈的夫人；另一个就是章士钊。每个月由他们的秘书到北京医院，领大烟回来。我亲眼看过他抽，因为他是公开的，也不避我。这第三个夫人就是杜月笙送给章士钊，帮他烧大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就不敢呆在内地，就住在香港，由章士钊供养。我直到章士钊去世后的追悼会上才见到她，因为她此前一直在香港，不敢回来。她也有一个女儿，是收养的，叫章眉。她是上海谢稚柳的学生，后来成为画家，住在夏威夷。章士钊追悼会上的家属，第一个是殷夫人，因为前面两个夫人都已去世，第二个是章可，第三个是章含之，第四个是章眉。吴弱男于1973年4月去世，终年八十七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和章士钊不住在一起，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他们夫妇二人个性都很强，我发现凡是有成就的人，往往如此。章士钊死在香港，因此在北京的追悼会之前，在香港也开了一次，都非常隆重。北京的追悼会上，毛泽东等送花圈，傅作义主持，郭沫若致悼词。

章士钊有几个笔名。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孤桐”，他非常喜欢梧桐，因为书房前面原有两棵梧桐，被雷击死了一棵，只剩其一，所以起名“孤桐”，又有一个笔名“震余”。从这也可看出，章士钊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的母亲姓刘，刘是“卯金刀”，母亲死后，他用笔名“无卯”，是章太炎帮他起的。其他还有一些小的笔名，我就不一一说了。

大家都知道章士钊被鲁迅骂过，但我知道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热血的人。我说几件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有一个清朝的贵族载涛，“载”是皇族，是同治、光绪的弟兄辈。载涛当时非常穷困，章士钊写封信给毛主席，请毛主席帮助。毛主席的回信我看到过，给了八千块，最后一句话是“以为杯水之助”，那个时候八千块可不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运动很多，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家的关系处得都是非常小心，动不动就要划清界限，否则就要被株连。章太炎和汤国梨有个儿子，是工程师，因为贪污，也不知道是真贪污还是被冤枉的，在苏州被劳改。汤国梨当时岁数已经很大，非常痛心，就请章士钊想办法。她称章士钊为三弟，因为章太炎是他们结拜兄弟中的老大。章士钊就写信给毛主席，措辞很得体，说：章太炎是名人，他的儿子是名人之子，外国人到苏州都要去看他，而他被关在监狱里，我请求假释在外。后来真就被放出来了，汤国梨为此写信给章士钊表示感谢。在当时那种划清界限唯恐不及的情况下，他仍然敢为别人说话。为此上面都专门给他打招呼，说你不要惹事了，因为章士钊的面子大，弄上来别人又不能不替他去办。章士钊有一种红信封，专门是给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领导人的信，由他的秘书送到中南海，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送到毛、周的案前。这事确实是真的，我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一个是关于《兰亭序》的事，一个是我调回来的事。章士钊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之深，我前面已经谈过。

章士钊“一生三《指要》”，第二部是《柳文指要》。他从十三岁就喜欢柳文，不断写笔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住在北京，生活比较安定，开始进行整理。此书分为两部分，一是“体要之部”，二是“通要之部”。“体要之部”先写，对柳宗元每篇文章解释字义、发挥大义等，“体要”之事，就是本体所有之事。写好之后，毛泽东要了去看，看得很仔细，秘书写的两个错字都看出来了。章士钊有两个秘书，一位名叫王益知，是所谓“外秘书”，负责对外事务，包括为章士钊取个款子，甚至买点文具等，因为高级干部有专门买东西的地方；另一个是章太炎的侄女儿，是“内秘书”，实际上事情也不多。这两个秘书，包括门房、司机和厨房人员，都是国家安排的。“体要之部”写好后，又写“通要之部”，“通要”的意思就是“观其会通”。中国古代做学问，不光是讲“专”，还一定要讲“通”。下部“通要之部”写好后，毛泽东又要看，同时还要再看上部，并说还有“友人”要看，这个“友人”就是康生。毛泽东看过以后，对此书有评价，前面是些套话，大意是说：这本书不是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但是我们理解，章士钊是老一辈人，世界观已经形成，不要求他再去改变了。重要的是这么几句话：“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意，引人入胜。”毛主席这段话，我是在康生回复毛主席的信中看到的，这是康生引用毛主席的话：“此书承主席之评：翻永贞政变之案……”后来中华书局写述评的时候，大概也吸收了这个意思。凡是《柳文指要》中提到的“友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赞成的，他写上去，毛泽东不同意的，他也记上去，他们都是很直率的。我举一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柳文指要》上面谈到柳宗元写的《箕子碑》，后来南宋末年的谢枋得很推崇这篇文章，认为这是唐朝最好的两个东西之一，都是表达一种“忍辱负重”的思想。另外是杜牧过和州乌江亭所作的诗：“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毛泽东特别欣赏，章士钊就写道：“有友见此记载，于小杜诗大为嗟赏。”并赋诗纪此事：“柳州箕庙杜乌江，志大男儿总不降。两字叠山牢记取，人争隐忍定兴邦。”“公孙落魄叟回肠，破庙题篇事可伤。一入有心人眼底，化为天地大文章。”

中华书局原来排过《柳文指要》，是小字排的，但始终不敢印。上面让出，中华不知真实意图，能拖就拖。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方才出版，当时印了一万部。毛泽东把出版《柳文指要》的事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指示用大字印出，周恩来的意思是：看这个书的人，都是年纪大的人，小字看不清。出版之前，章士钊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说此书能出版非常高兴，但需要从干校调一个人回来，帮助他校订。他要调的人就是我。那时我们都在各地干校，包括俞平伯、钱锺书、余冠英、吕叔湘等，留在北京的是极少数。承办此事的秘书叫吴庆彤，就打了一个电话到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当时还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说要把卞孝萱从河南干校调回，去章士钊先生家里报到。解放军、工宣队不知道我，就问人，巧了，一问就正好问到我妻子，她是机要打字员，她说“卞孝萱就是我爱人”。于是打电话到干校，叫我赶快回来，帮助搞《柳文指要》。头天晚上接到电话，第二天行李一捆，独自一个人回到北京，立即赶到章士钊家。章士钊又写第二封信给周恩来，说卞孝萱已经从干校调回，《柳文指要》出版“指日可待”。送一件校样来，我就马上看，看好之后，发现什么地方有错字或其他问题，就提出来。要改动的话，必须有章士钊在旁边盖的一个图章，不能随便改。他交待得很清楚：观点方面你不要动，由我负责；你就负责校勘。

书搞好快要出版了，章士钊给周恩来写了第三封信，报告书已成功，稿子已交；并说我在他身边工作，表现很好。主要是这样一句话：在青年学者中，卞是独一无二的人才，再回干校太可惜。由此，我就没回干校，留在了北京。当然在家里也没有事，但是可以做学问了。他比我大四十三岁，我和他也是非亲非故，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这是因为过去的前辈老人很重视人才，好提携后进，这是非常可贵的传统。范文澜对我这样，章士钊对我这样，匡亚明对我也是这样。

我结识章士钊的原因很简单。章士钊因为年纪大了，不能出去，他要查什么资料，就叫他的秘书王益知到北京图书馆或者科学院图书馆去查。科学院图书馆就在历史所办公室旁边，我经常在图书馆看到王益知，很多朋友都是在图书馆认识的。王益知是报馆出身，不是搞学问的，一般性的查资料没有问题，但深入的工作就不太能胜任，我们经常在图书馆见面，因此他有时候就问问我，我也就告诉他如何如何。王益知这个人品德很好，回去以后就如实地告诉章士钊，章士钊就把我找到他家里去，由此和他认识，这个时候他的《柳文指要》已经写很多了。

章士钊让我专门为他找诗方面的材料，因为尽管过去的人古典文学都是很好的，但章士钊的特色是逻辑，他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研究柳文，所以并不熟悉柳宗元的诗。这种“熟悉”不是指表面的东西，而是指深入的方面，因此他就委托我来搞。好的发现，他就引用到书中去，其中三件事情，他评价甚高。第一件，大家都知道，柳宗元他们的革新是内反宦官、外反方镇，后来就是宦官、方镇联合起来把他们搞下去了。但对此不能泛泛而谈，必须要有更多的特别是新的切实材料，我就从《册府元龟》发现了一条材料。当时的《册府元龟》并没有影印出来，卷帙巨大，又分成好多册，查找起来是极为困难的。这条材料就是：二王八司马一上台，就停了十九个宦官的俸钱，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停发工资了。宦官当时的权势已经很了不得了，将相大臣都要看他们的脸色，一次就停了十九人的俸钱，肯定是对宦官很大的打击。这在韩愈《顺宗实录》中都没有记载，所以《册府元龟》中有很多好东西。第二件，唐宪宗为宦官所杀，唐朝有篇小说《辛公平上仙》，陈寅恪认为就是影射此事。而我经过考证，认为此篇小说影射的是顺宗而不是宪宗。《辛公平上仙》的作者李复言就是李谅，是王叔文集团的一个小成员，二王八司马贬后一年，李谅才遭贬，当时的罪名就是“交友不慎”；同时在柳宗元集中有一篇《为王户部荐李谅表》，其中就提到要任用李谅。我把这些联系在一起，同时考证出李是什么人。这一点同时得到王芸生的肯定，王芸生是《大公报》社长，当时王为报社同仁讲韩柳文，因此对韩柳关系也就很感兴趣，到章士钊家请教，章士钊就叫他去找我。王芸生此人有很多可贵的地方，我和他原不相识，当时我也不过只是科学院的一个普通研究人员，而他是全国政协常委、社会知名人士，但每次我去，他都站在楼梯口迎我。王芸生后来写了篇文章《韩愈与柳宗元》，在《新建设》上发表，有个附记，他说这篇文章写成这个样子，有四人看过，章士钊、卞孝萱、吴晗、郭沫若。那三个人是多大的大家！但关于他们各只有一句话，而关于我却写了一大段话。第三件，顺宗退位，大家都认为是宦官、方镇内外勾结强迫所致，至于宦官如何联系当时剑南西川、荆南、河东三方镇上表请皇太子监国，没有证据，而我则提供给章士钊一些材料和观点。怎么发现的呢？墓志铭能够证史，我在《金石萃编》中发现一通宦官的墓志，这个宦官是山西监军使。唐朝地方上的道都有一个监军使，皇帝不放心道节度使，派一个宦官来监军。当时山西最高的军政长官也就是节度使是严绶。墓志铭上说宪宗即位，为了表彰这位宦官的“殊勋”，将他擢升。严绶是上表请顺宗退位、宪宗即位的三个方镇之一，史书上评价严绶，政事多出于监军，“但拱手而已”。严绶政事一出于监军，而墓志上说这位监军于宪宗践祚，立有“殊勋”。宪宗做皇帝，他一个山西的宦官有何“殊勋”？显然严绶的上表就是他搞的。这就证明宦官与方镇的勾结。章士钊为此专门写了篇《二恨潜通史迹》，说我是用逻辑上的“钢叉证法”，“百不失一”，“孝萱既从联锁中获得良证，而吾于子厚所云外连强暴之一大疑团，立为销蚀无余，诚不得谓非一大快事”。这三件事把永贞革新的许多大问题都解决了，章士钊给予很高的评价。

章士钊第三个《指要》，是《论衡指要》。《论衡指要》的写作差不多是和《柳文指要》同时进行的，后来没有做下去。原本是打算《柳文指要》做好后，就继续做《论衡指要》，他也和我说好了，让我继续帮助他，可是不久他就在香港去世了。外间不知道，以为章士钊有成稿，其实并没有。不过，章士钊的《论衡指要》虽然没有成功，但以前一些阶段性成果，比如发表在《甲寅》杂志上的一些，都已经为人所引用，如刘盼遂的《论衡集解》，当然还有其他人。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谈此事。

改革开放以后，出版了《章士钊全集》。此书编者并不很用心，比如章士钊关于《论衡》的一些阶段性成果，一概失收。章士钊晚年写给别人的很多诗作，也基本未收，编者并没有广泛征求，仅是匆忙成书。我准备将来补一下，但现在暂时还不能做。

《柳文指要》的重点，不在解释柳宗元文章的艺术性，而是在解释文章的思想性。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永州八记》，柳宗元很出名的文章，章士钊几句话就过去了。人们不太知道的，有政治含义的文章，他解释得很详细：柳宗元为什么这么写，当时有什么用意，等等。二王八司马都被贬后，政治压力很大，所谓“永不叙用”“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因为宪宗最恨他们。柳宗元这个人和刘禹锡不同，尽管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刘禹锡比较旷达，随遇而安；柳宗元对此则一直是抹不开，等于是说他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为什么还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柳宗元四十多岁就去世了，非常可惜。他被贬的时候身体已经很虚弱，他得的病我已考出，我从医书“柳柳州救三死方”中考出他得的是脚气病，是维生素缺乏症。柳宗元晚年都住在佛寺中，倾向佛教，这是不能责备的，他这是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柳宗元有一桩事情做得好，刘禹锡不如他，柳宗元一直承认自己“罪状”最重，承认与王叔文关系最好，认为王叔文以利国安民为职志并没有错。他始终没有违背他的初衷，从未说过诸如交友不慎等违心的话。相反，刘禹锡就有过类似的言论，实际上说这些违心话也没有用，皇帝是不会听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柳宗元是很了不起的。一般人在不利的情况下都退避唯恐不及，但柳宗元不是这样，他在贬所还和韩愈争论天人关系，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可以说是一个一心为道并且殉道的人。柳宗元被贬后就没有再结婚。顺便说一下，唐朝士人结婚，一定要娶高门大姓；娶不到高门大姓，情愿不娶。元稹的岳父叫韦夏卿，做的官很大，京兆尹，后来又做东都留守，他的夫人是当时大官裴皋的女儿，夫人死后韦就没有再娶，只有一个身份很低的类似于妾的女人照料生活，元稹的妻子韦丛就是这个女子带大的。柳宗元第一个妻子是杨家的女儿，杨家是大族，他的岳父叫杨凭，也做过京兆尹。他的这位夫人身体有些毛病，大概是腿脚残疾，但是他们夫妻感情很好，所以杨夫人死后他就没有再娶。柳宗元的儿女，都是其侍妾所出。所以陈寅恪先生说，衡量唐士大夫有两点：一是“婚”，二是“宦”。“婚”就是要娶五姓女，娶不到五姓女，即使做到宰相也是很遗憾的。所以元稹要抛弃崔莺莺，跟韦家结亲。“宦”就是要做清流官，不能做浊官，比如秘书校书郎，元稹、白居易都做过，这种官不大，但却是清官；如果做个收税的官，就是浊官，永远也做不上去了。我讲这些的意思，主要是说章士钊重在强调柳文的思想性。

章士钊也涉及柳文的艺术性，主要强调两点。一是洁。“洁”是中国古文最高的境界，“洁”有两个含义：意洁、文洁。所以他专门写了一段《古文贵洁》，《人民画报》专门把这篇文字的手稿印出来。这是他比较得意的，他认为柳文的“洁”是得到司马子长的长处。二是讲究虚字。他认为韩愈评柳宗元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所谓“雅”，就是助字用得好。助字用得不好，就谈不上“雅”。另外，章士钊论文主张画龙点睛，文章最后要点出立意，比如柳文《三戒》，都是最后一句话作结，有画龙点睛之妙。

鲁迅为什么恨章士钊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思想倾向方面的；第二个原因是章士钊当时为教育总长，鲁迅只是一个佥事，因为鲁迅参与五四运动，所以章士钊就免了他的职。对学生镇压，并不是章士钊下的命令，但相对于鲁迅来说，章士钊是个思想守旧的人是不错的。不过，我们不能认为凡被鲁迅骂过的，就是一无所取的人。

章士钊如果最后不去香港，很可能不会死。香港这个地方的气候并不好，闷潮、湿度很大，他一到香港就感冒，发高烧，在北京的时候条件好，生病都住最好的北京医院，在香港条件就比较差一些。

《柳文指要》出版上市推迟了一个月，因为发生林彪事件。

《柳文指要》出版后，共送来一百部。章士钊因年纪较大，每天只题两部赠人，首先是毛泽东、朱德等，还包括郭沫若、宋庆龄，第一轮都是领导。当中还有一个趣事，送朱德的书题错了一个字，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写成了副委员长，因此这部书也就作废了。题完后，用红带子扎好，由秘书送去。题到最后就开始送学界，他就找我去，说要送一部给朱光潜，朱光潜是章士钊的老朋友。又问我北大研究古典文学哪一位最有名，我说据我所知，北大古典文学方面游国恩最有名，他是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的主任，字泽承。章士钊就送了一部。他很慎重，事后还问他女婿洪君彦，问他晓不晓得游国恩，是否有名。洪回答说知道，是很出名。两部书都是托我送去的，两人当然很高兴，那个时候根本也没有什么书可看。 3cOc8kl1n80Mr2Ca0feko58VcsUbouV9mm6Vvy5rOihHFRSgay0+EMC3kAIoYt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