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

我今年八十有三。几十年来，我除了自己读书、学写文章之外，先后协助过三位先生：范文澜先生、章士钊先生、匡亚明先生。三位先生各有成就，总之都是我们当代的著名人物。能够协助他们做些事情，使我从中受到许多的教育。三位先生的身教、言教，至今使我受益无穷。

范文澜先生字仲沄，浙江绍兴人。绍兴不光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它还和辛亥革命的关系非常之大。辛亥革命之时有三会：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合起来是同盟会。华兴会是黄兴等创建，地区主要是在湖南、湖北；兴中会是孙中山等创建，地区主要是在广东还有海外；光复会主要是在浙江，尤其主要在绍兴。光复会的名人如蔡元培、徐锡麟、秋瑾，皆绍兴人，所以绍兴可以说是光复会的诞生地和大本营。

范老的故居，我专门去看过，去的时候因为盖大楼，范家的房屋大部分被拆掉了，新闻媒体、社会人士不赞成拆掉范老故居，尚未拆的几间保留下来了。他的家对面有一条河，河旁边就是大通学堂，大通学堂就是徐锡麟与秋瑾所创办。他们创办此学堂，实际上就是借教育学生为名，准备起义力量。训练学生出操扛枪什么的，换句话说，武器也有了，兵也有了。范老的家就在河对面，这边是大通学堂，那边就是范老的家。范老的哥哥名叫范文济，就在大通学堂读书，后来就留在了学堂。有一天，范老的母亲买了螃蟹，让范老到河对面的学堂去叫哥哥回来吃螃蟹，范老刚到门口就不能走了，因为好多清兵把秋瑾绑了出来，当时在抓捕时好像还动了武，当然动武的程度是很有限的。第二天就有报告说：悍匪范文济，因拒捕而亡。实际上是报错了，死的是另外一个人，不是范老的哥哥。但范老哥哥却反而没有事了，因为他不是已经“死”掉了吗。不过“范文济”这个名字是不能再用了，所以后来等于说范文济就没有了“名”，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此件事情对范老有着重大的影响。

范老在上海浦东读的中学，这所学校办得好，校长是黄炎培。这个后来就跟我发生关系了，所以世事往往因缘而生。范老大学读的是北京大学，校长是蔡元培。蔡元培是绍兴人，是清朝的翰林，又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以北大办学“兼容并包”名闻天下。范老得到蔡元培的赏识，做过他的秘书。

当时北大教师有不少，对范老影响最深的有三个人：一是黄侃，范老称“蕲春师”，蕲春乃黄季刚籍贯。旧时称人称籍贯，是最尊贵之用辞。举个例子，如称曾国藩为“湘乡”，称李鸿章为“合肥”，称章士钊为“长沙”，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另外一种呢，是用一位和所称人同姓的古人来称呼，例如冒广生，冒辟疆的后人，他到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接见他，冒称周为“濂溪”，即以周敦颐指代。一是陈汉章，范老称“象山师”。陈汉章现在好像没有黄侃有名，但学兼经史，在当时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后来也曾到中央大学任教。还有一位就是刘师培，但范老只称他“申叔先生”，不称“仪征师”，称呼上与黄侃、陈汉章有区别。这大概是其人品不为范老所重的缘故。实际上，对范老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刘师培，因为刘师培以经学名，而范老最初搞的也是经学。其著作《群经概论》，原是他在大学教书时的讲义，引用刘师培的最多，甚至有全章引用者。北大同学之中，关系最好的是顾颉刚，后来他们在北京组织“朴社”。所以范老早期的书，都是朴社刊印的，现在已很难见到了。

另外一位对范老有过重要影响的，是鲁迅。鲁迅的朋友许寿裳，是范家的亲戚。鲁迅一生中和很多好友最后都不免翻脸，唯独许寿裳与鲁迅始终如故，后来死在中国台湾。范老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经常和许家的一个人同去拜访鲁迅。《鲁迅日记》中所提到的“范云台”，就是范文澜。范老本来是鲁迅的后辈，鲁迅当时已是北大的讲师，后来与鲁迅则成为战友。鲁迅先生到南方后，有一次去北京，和中共地下组织有关人员见面，就是在范文澜家里。范老是地下党员。当时他是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的院长，也请鲁迅去讲学，讲了半个钟头，然后晚上到范老家里吃饭，座中有几个人，就是当时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中的人。鲁迅去世之后，范老写文章悼念，其中最刻骨铭心的话，意思是：大家都说鲁迅爱骂人，而我认为鲁迅有资格教训人。范老说，有好多人学问或许不错，但人品就不一定好；而鲁迅先生，还没有看到他有哪一件事做得不好的。范老的意思是：自己做得正，所以就有资格教训别人。这一句，代表了范老对鲁迅的评价。

谈到国学，我觉得像章太炎、黄侃这样的，确实够资格讲国学。新式的人当中，范文澜够资格讲国学。因为“国学”，顾名思义，一定要“通”，它绝不是一个专门之学。“专”是需要的，但与“国学”相距甚远。因为中国之“国学”的特点就是博大精深，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经史子集”。范老在早年，四部都有著作。经部是《群经概论》。经学实际上是范老当时最拿手的，因为他是跟刘师培学的。如果就学派而言，主要属于古文经学，同时沟通古、今文经学，这也是刘师培的特点。史部是《正史考略》，就是把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新元史》）都考了一下。子部是《诸子略义》。这本书后来已找不到了，编全集时才幸而找到一本。集部就是那本最著名的《文心雕龙注》。

《文心雕龙注》这部书前后有两名，最初叫《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先生在南开大学做讲师时的讲稿，在天津印行，梁启超作的序。南大中文系藏有一本，上面还有范文澜题赠黄侃的字，大概是黄侃死后归于学校。最近我看到王运熙先生写文章，他认为二十世纪最好的三部“讲疏”，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讲疏》是其中之一。由《讲疏》后来发展成为《文心雕龙注》，此书先后有很多版本，今天大家所看到的是最后的版本，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本子，也是目前最好的本子。曹道衡先生的弟子刘跃进曾写过一篇文章，谈论《文心雕龙注》的价值。范老在这本书里，许多地方已经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只不过他不事张扬而已。《文心雕龙注》每版一次，都新增一次。关于这最后一版，要提到一个人，就是金毓黻，他跟范老是北大的同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金初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后来院系调整，进入中科院近代史所任研究员。当时范老就委托金毓黻，找个老先生专门校勘，把错字校出来，由范老改。范老是一分钱稿费都不要的，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讲到，所以校勘费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稿费中支出，每个月一次，由范老签个条子到出版社领。那时候我已经在所里了，所以我知道这位老先生，叫王寿彭，河北人，岁数已经很大了，后来就被研究所留用。金毓黻怎么认识他的呢？金经常买书，看到很多书都经此人校勘。王家本来是一个地主，不愁衣食，就买书来校。他和我说，《丛书集成》中收有他家刻的丛书，他还送给我一部版本很好的唐代人的集子。王寿彭家里原来是有钱的，他的图章是吴昌硕刻的，吴昌硕刻章贵得不得了，当时有“吴昌硕治印得中人产”的说法，可见其润笔收入之丰。后来王家穷了，书就卖出来，金毓黻买到他校的书，就介绍给范老，专门代他校《文心雕龙注》。他是怎么校的呢，是用两个纸条，一个纸条盖在书上，另一个纸条盖在校样上，各抠一个洞，只看到两个字。逐字对校，这是最好的校法，否则一眼就漏过去了。校勘，愈是熟悉书的内容的人，愈校不出来。我听任继愈先生讲过一个故事：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要人缮写奏折，找的人是字写得好，但文章不通。什么道理呢？文章不通的人，照字写字，不会出错，同时也不会泄露秘密。任先生主持校《大藏经》，主张不用找水平很高的人，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从中可以看到范老这个人，错字是要消灭的，稿费是不要的。叫他再作一个序，他也不肯作。

范老早年四本书，代表他经、史、子、集四部的成就。四部皆通，可称“国学”之师。在此之外，还有一些小书，对他本人来说可能不重要，但是比较有意思。比如《水经注写景文钞》，《水经注》大家都知道，这本书就是把《水经注》中写景的文字钞到一起。他的观点是：柳宗元山水记是千古绝创，但柳的山水记，仿效的是《水经注》。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研究学问，讲究的是考镜源流，这就是一例。当然这本书还有一个序，在序中他主要是发挥政治见解，说《水经注》写景写得很美，而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园林，却被官僚、地主霸占，搞得乌烟瘴气，等等。这是学术以外的观点。抗日战争初期，他写了一本书《大丈夫》，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是比《水经注写景文钞》更小的东西，但讲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英雄人物，表彰他们的精神，目的是宣传抗日、宣传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这是件大事，他也搞普及工作。

范老两次被捕。当时他经常在课堂上讲马列主义，这当然是免不了要被捕的。一次是蔡元培，一次是许寿裳和其他一些教授，把他保出。他们的理由就是：范文澜这么一个书呆子，他绝不可能搞共产主义。范老跟我们谈过，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化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主要就是从抗日开始的。他年轻的时候，就受到秋瑾、徐锡麟、蔡元培、鲁迅的影响，很早就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他最恨国民党不抗日，而拥护共产党抗日。

早先的五四运动范老并没有参加，他瞧不起五四运动中的某些人，认为某些人“浮躁”。他也不赞成白话文，他认为白话文所能表达的，文言文都能表达，没有必要换一种文体。后来他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一条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觉得这句话文言文没有办法表达，这时才认为需要白话文。他后来写的书全是白话文，但是他的白话文中还有骈文的影子，写到得意的时候，都是四六句，因为他最赞成刘彦和，他认为《文心雕龙》表达如此艰深的道理，用骈文比用散文还要自如，骈文运用至此，可以说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莫砺锋教授的一位女博士弟子，我并不认识她本人，她的一本书出版，本来请莫教授作序，莫教授客气不肯作，遂请我来作，我就引用了范文澜先生的这句话。另外又引用陈寅恪的话：骈文什么时候最好，一个六朝，一个宋代。因为六朝与宋代思想自由，骈文等于是戴着镣铐跳舞，如果思想不自由，没有办法做好。陈寅恪先生说庾信《哀江南赋》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有真实感情，只要有真实感情，骈文照样可以运用自如。北宋灭亡时宋室皇太后之告天下书，出自汪彦章，这个很难写，但他写得非常好，很感人。范、陈两位大师不约而同，都不排斥骈体文。

范老曾两次入党。第一次入党后失去了关系，第二次入党是在河南。那时他四十几岁，在开封的河南大学教书，抗日战争已经爆发。范老放弃河大的教授不做，开始在当地参加游击，他还写过论游击战争的文章。那时候刘少奇大概在那一带活动，推荐范老去延安。这时候突然有人到范老家搜查，他就把刘少奇的信吞入肚中，不然查出来就麻烦了。后来他就到了延安，之后做了毛泽东的历史顾问。

范老在延安讲经学，毛泽东、董必武等都曾去听。听过之后毛泽东写封信给他说：你经学讲得很好，并且是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讲经学，但这不是当前的急需；当前的急需是要为我们广大的革命干部写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通史》。因为毛主席有个观点，要革命，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天。中国的昨天就是历史。所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范文澜。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就是这样开始写的，目的就是为广大的革命干部补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昨天，更好地开展革命。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撰写于延安的窑洞，窑洞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支起一张板，用个小油灯，油灯还不是豆油灯，而是杂油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白天黑夜地写作。范老这个人是非常认真负责的，下面我还要讲到这方面的好多事情。因为这样写作把眼睛搞坏了，所以他晚年就凭一只眼睛工作。范老窑洞的隔壁，是刘少奇的窑洞，他和中共三个高层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

当时延安有两个研究室，一个是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一个是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这两个主任，尽管陈伯达后来比范文澜显赫，因为范老不肯做官，但最后的结局则是大相径庭的。陈伯达后来成为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不必谈了，而范老则名节始终。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一个人要淡泊名利。陈伯达要不是利欲熏心的话，他也不会走到那样的下场，和林彪、“四人帮”混到一起，被毛主席称为“假马克思主义骗子”。

范老有几位助手，之后都很有名。当中有一个最初并不起眼的人，就是田家英。田家英是替范老拿书的，范老说要一部《宋书》，他就替范老去拿《宋书》，要一部《旧唐书》，他就去拿《旧唐书》。田是小学徒出身，但人很聪明。历史研究室和政治研究室经常来往，陈伯达到范老这儿来，看到田家英这个人很不错，就说范文澜你把这个人给我吧。当时田家英不是写书的，所以范老也就把他给了陈伯达的政治研究室。就在陈伯达那里，田家英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后来成为毛的政治秘书，一直做到毛泽东办公室的主任。章士钊先生跟我讲过：代表毛主席到他家里传话，都是田家英。田家英对范老是终生感激不忘的。范文澜同毛泽东，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是不同时间去世。天下就是有这样巧的事情！所以每当毛主席过生日的时候，范老就要请住在他家中的几位助手吃饭，他不是说自己过生日，而是说毛主席过生日。在这一天，田家英为庆贺范老生日，必请范老吃饭，还有几位朋友作陪。范老和田家英的关系确实非常之好。范老一向对人很好，所以田家英尽管后来地位重要，也始终不忘记范老。

毛泽东在延安写了一部有名的书《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段是《中国社会》，他在上面说：这一段是我和延安的几位同志合写的。初稿是延安的同志写的，就是范文澜。毛主席称范文澜为“活字典”，有什么事经常找他商量，因为毛主席进行决策时，需要参考历史上的东西。“文化大革命”时戚本禹这些人要打倒范文澜，当时称他为历史学界保皇党的祖师爷，说他下面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南霸天”，一个是“北霸天”。“南霸天”是刘大年，“北霸天”是黎澍，都是我们所的副所长。结果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与范老见面时，握着手说：现在有人要打倒你，我坚决地保你。因此也就没人敢打倒他了。范老这个人不是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毛泽东看人那是很清楚的。

范文澜在延安开始撰写的《中国通史》，当时的计划是写三本，一直写到五四运动。后来由于“整风”，停了下来，只写了两本，写到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部分。近代史部分，是后来补的。所以两部分的体例不一样，用范老的话来说就是前面的部分是按年代顺序写，后面的近代史部分，则是纪事本末体，比如一章写鸦片战争，一章写义和团等。原因在于范老后来已经没有精力写了，按时序体例很费事，而按分章纪事来写，则各成体系，相对较易。因此后来分成两部书出版：《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原应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第三册，因为后来成书的体例不同，遂分作两书。

《中国通史简编》不光在延安出版，后来在其他地区也有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撰写的中国通史。当时因周恩来在上海思南路周公馆进行国共和谈，在上海出版此书的稿费就由周恩来带回延安。那时候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但范老把这笔钱存在折子上，一直到死都没用过，临死的时候交了党费。

《中国通史简编》后来续写成《中国通史》，共有十本。

“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派女儿李讷——和江青所生的，到范文澜家里去，传达毛主席的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还要你来写。范文澜说：我观点旧了，不能写了。李讷说：我爸爸考虑过了，在新观点没有出现之前，仍按你的观点，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写。范老就接受下来了，一夜没有睡着。后来就安排，在所里开了一个会进行布置。当然最后没有写成，但这事可以说明，毛泽东对他始终是很信任的。

范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夜里发心脏病导致不治。本来我们几个助手住在他家里，他家里人少，他住楼下，我们住楼上。住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今天北京师范大学对面的一个高干居住的地方，都是一栋栋小楼房。他的隔壁是华罗庚，前面是荣毅仁，旁边是周建人，都是知名人士。因为周建人、华罗庚、荣毅仁这些人家都有秘书，所以这个地方还组织了一个秘书食堂，我们在范老家住，在这个食堂里吃。

范老的生平我就讲这些。下面重点讲一下有关他的事情，都是让我印象最深刻、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前后次序，就不一一排比了。

清初有一个浙东学派，一个浙西学派，浙东学派以黄宗羲为首，浙西学派则是以顾炎武为首。浙西学派注重经学，浙东学派注重史学。黄、顾是明末清初所谓“三先生”中的两个，都是有民族气节的人，主张经世致用。范老做学问、写文章，受到他们的影响，讲求经世致用。浙东还出了一个人叫章学诚，也是范老的同乡，章学诚有句名言叫作“六经皆史”，范老给我们解释他的用意说，当时的经学家势力很大，比如戴震这些大家，不大瞧得起治史学者，更瞧不起像桐城派这些作空疏文章的人；章学诚是搞史学的，他故意提出一个口号“六经皆史”，就是把你们经学家的地位拉得和我们史学家一样，经书也是史书。其深意在此。后来范老提出的一个口号：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变经学为史学。他说，过去都要读经，现在不读了，还是要研究经学，但不是把经书当作圣人的书来研究，而是把经学当作史学看。这个实际上也是受到章学诚的影响。谈范老早年受到绍兴一地学术影响的人不多，有一年我专门写了篇文章，主要就是讲他与绍兴的关系，《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总编还写了封信给我：“尊敬的卞先生：你好。大作《忆范文澜先生》已拜读，填补史学界空白，获益匪浅。故安排转载在本刊2005年第4期“人物与回忆”栏，以推荐于更多的读者。”这说明总编很重视这篇文章。不是我文章写得好，而是范文澜这个人实在好。

范文澜先生学马克思主义，与一般人搞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同。他主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文化之“的”。你看他的书上，不多写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当时写文章都要引用革命导师的话，但他却不大引用，而是把这些融会贯通到整个思想当中。懂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有，懂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有，但是像他这样结合起来的人，而且结合得如此精熟、如此自然、如此成功，的确很少，所以他才成为第一人。只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如胡绳；只懂旧学的人，如顾颉刚，都不能与范老比。我还有一比：钱锺书搞比较文学好，就是因为他既懂传统的东西，又懂英文。现在大家都崇拜钱锺书，但是走钱锺书路子的人很少。达到他英文如此好的程度还不太难，但是传统的东西要想达到钱锺书的水平就很难。钱锺书的父亲是钱基博，家学渊源，再加上他又是留学生，所以一结合起来就成为比较文学的大家。但是走他的路子很难。以后要想再出一个像范文澜这样的人，也很难。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搞国学的人，有几个能将经史子集四部贯通？范文澜专心搞国学是在他中青年的时候，后来参加革命就开始写通史，主要精力放在了这上面。实在地说，如果他一辈子搞国学，那成就必定是大得不得了。今天所重印的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就已经达到那样高的水平了。后来转了一个大弯——当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总之，我要着重讲的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浅出，不是那种好像不可接触的样子。他也不是盲从的，例如他对中国民族的形成，与斯大林提出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观点就有不同。斯大林在当时是多么大的权威！范文澜敢于独抒己见，提出汉族自秦、汉以下已形成民族的主张，有理有据，是多么难能可贵。

范老提倡的是“二冷”主义，一个是主张“坐冷板凳”，一个是“吃冷猪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坐冷板凳”就是你要耐得住寂寞。读书尤其要坐冷板凳，特别是今天，坐冷板凳是非常难的，今天的物质诱惑太大了。不受这个诱惑，安下心来读书，很重要。“吃冷猪肉”就是只要你有成就，即使当时的人不了解你，你死了以后人们也会把你的牌位放到孔庙中。孔子在当中，旁边是什么“亚圣”等，再两边是从祀的人如韩愈、朱熹这些，你也在当中。祭孔的人，也祭这些人，都是用猪肉来祭，当时猪肉都是冷的，所以叫个“吃冷猪肉”。“吃冷猪肉”实际上是最高的待遇，一个人死了以后能够从祀到孔庙之中，那是很难的了，从前都要经过多少人的“推荐”，皇帝的批准，审查合格的。现在外面流行一个对联，“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话不是范文澜的原话，但这话流传也没有多大的害处。有的人以此表扬范老，实际上范老并没有说过，他只说过“二冷”。因为在范老的想法中，坐冷板凳也不应只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直坐下去，可以坐到死。别人把它概括成“十年冷”，以对“一句空”，当然也没有问题。

范老还有一个概括，叫作“天圆地方”。天圆地方，这是古代人在不了解宇宙真实情况下的一种认识。范文澜先生借用这句话来说明一些问题：“天”是脑袋，脑袋要“圆”，脑袋不能“方”，脑袋“方”了就僵化了，就是石头脑袋，不能思考了，也就不能发现问题，提出创见。所以脑袋要“圆”，“圆”的意思就是要灵活，才能够想问题、考虑问题。“地”就是屁股，屁股要“方”，屁股不能“圆”，屁股“圆”了就坐不住了，“方”才能坐得住。范老常说：这个人不行，这个人屁股坐不住。所以“天圆地方”就是脑子要能思考，屁股要能坐得住。那个时候兴贴大字报，范老有一天跟我讲：“贴大字报有什么用哟！写一万张大字报不如坐下来读一种书哟！”这个话我当时不好对别人讲。今天废除了大字报，这个东西确实没有用，但那时候大字报铺天盖地。范老认为不读书写这个有什么用！说张三不好，说李四有毛病，你自己坐下来读书不好吗？！他就赞成读书，“天圆地方”。当时的论调可高了，说什么“知识要公有”，知识怎么能公有？当时批评知识私有，要公有，但我的知识怎么能通给你？我想的问题怎么能通到你脑子里？范老有一次在本所的大会上发言，这个胆子是够大的，他说：你们提倡知识公有，我提倡知识私有。好比衣服，你自己皮箱里的衣服穿起来很方便，你把人家皮箱里的衣服拿来穿，就不方便。

范老在北京大学演讲，以及在所里跟我们讲，认为文章要写得好，有三个条件：理论、资料、文字表达，三者缺一不可。光有理论没有资料，空，不是历史；光有资料没有理论，提不高；有理论有资料没有好的文章表达出来，没有人看也白搭，写文章是要给人看的，所以他主张“文采风流”。理论、资料、文字表达都行了，还不够，还有一句话：言行一致。你怎么说的，还要怎么做。我想这个也是他受了鲁迅的影响，他不是说鲁迅够资格教训别人吗，因为鲁迅自己做得正。怎么做到言行一致呢，就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要只是纸上写得好，而实际行动不好。

更重要的，范老把他一生的学术总结为四个字，就是我常引述的，“专、通、坚、虚”。他把“专”放到第一位，把“通”放到第二位，这两者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传统的文人都是把“通”放在第一位，扬州学派等都是重“通”。范老说，我们所处时代不同了，因为学问分门别类太多了，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专”；但“专”要在“通”的基础上“专”，就不会有毛病了。后一句在今天看来好像无所谓，但当时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就是号召“专”，学习苏联，研究历史的人不研究文学，研究文学的人不研究历史，研究古代的不研究近代，研究近代的不研究古代。古代还要分成四段：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所以大家的知识被弄得窄得不得了。“专”是需要的，但是“专”一定还要和“通”结合。用范老的话来说，你如果专而不通，好像关到一个禁闭的房间里写文章，就这么大一个地方，耳朵、眼睛不接触到外面，怎么能写出好文章呢？！研究古代的要晓得近代，研究近代的要晓得古代，研究文学要晓得历史，当然你还要有一个专门的东西。他说，一个人不专，没有用。范老举了一个例子：两个人，一个是什么都懂一点，但哪都不精通，如果到我这里来做助手，我不会要。因为他所知道的，我都知道；我不知道的，你也不知道，我要你来何用？另外一个人，知道的可能不多，但是学有专门，比如懂甲骨文，我就需要，遇到甲骨文不认识，我就会找他。这当然是他举的一个例子。但还真有此类事情发生，我在扬州工作的时候，扬州的一个博物馆的馆长陈达祚，和我是好朋友，他就跟我谈：扬州没有甲骨，甲骨出在河南，但是扬州有收藏家，收藏有三片甲骨，死了以后就捐给扬州博物馆。扬州号称历史文化名城，没有一个人懂这三片甲骨，更没有人敢写这个解说词。我说，你把它拓成拓片交给我，我来替你找人。我把拓片寄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胡厚宣先生，几天就回信了，这片甲骨说的什么，那片甲骨说的什么，全部弄清。“专”最有用，这是很典型的实例。几十万扬州人，包括我和这个馆长在内，不如一个胡厚宣。专家的用处就在这里，和范老说的例子非常巧合。这个道理现在已经逐渐为大家所认识。在我们“韩愈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名誉会长任继愈先生说了几句话：韩愈研究的内容很多，又是文学，又是政治、教育等，大家都在写，但你不能说韩愈就是文学家，或韩愈只是政治家，你还得把这些沟通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韩愈。这话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要把“专”和“通”结合起来。当然，这个“通”不限于一个人“通”，也要把大家的东西结合起来。

“坚”就是要坚定，坚定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观点要坚定。本来你是这个观点，后来大家批判你，你就改了；不批判你，你又改了，成天地改，这就是不坚定。你认为对的，即使批评，也应该坚持不改，坚持真理。第二个意思是研究的方向一定要坚持。在这一点上我也存在毛病。喜欢的东西，这个弄弄，那个弄弄，今天搞搞《三国》，明天搞搞《水浒》，后天搞搞《西游记》，大后天搞搞《红楼梦》，青年人很难免，我到今天这个年纪也难免。但这样对学术的确是不利的。你在《红楼梦》上写一两篇文章，《西游记》上写一两篇文章，你可以出个论文集，但达不到最高水平。你要达到最高峰，等于说成为一个时代巅峰上的人物，或者对某个学问做出总结性的东西，你必须要下多少年的功夫。最近电视台宣传孟二冬，说孟二冬花了七年的功夫搞出《登科记考补正》，但这在内行看来还不算什么。做学问，哪一个不是花了多少年的功夫！有的人是年轻时就搞的东西，一直到年老时才拿出来。这也就是说，你想在文学史上、史学史上、学术史上占一席之地，必须要下很深的功夫。你可以兴之所至写一两篇文章，但在学问上却不能成系统，最多给人家引用一二而已，细流归入大海了。比如章士钊《柳文指要》，毛泽东说它是关于柳宗元的百科全书，你赞成也好不赞成也罢，只要是搞柳宗元，你都必须去看它一下。还有像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都是下了大功夫的，你可以超过它，但要过相当长的时间。有了积累了或有了新发现了，或者不管是方法上还是资料上有了创新了，你才能说超过它。但即使被超过了，它还是一个里程碑。所以，这个“坚”的两个意思都是很重要的。

光“坚”不行，还需要“虚”。坚持真理，还要修正错误；对的要坚持，错的要修正。范老给我们讲过一件事情，他说你想取消一个学派，光打倒它不行，必须要把它所有的优点吸收过来，丰富你自己，结果是它没有好东西了，自然也就“取消”了。佛教在唐朝出了众多高僧，学问好得不得了，代表当时的最高智慧，可为什么宋朝以后中国佛教就不行了？因为宋朝出了个“理学”，它将佛学的观点和儒学融合到一起，中国化的佛学不能单独地存在了，于是佛教也就流为做做佛事、念念经之类，只剩下宗教仪式而已，其精华已被儒家所吸收，也就不免衰落，同时儒学的地位也就更高。因此，听取别人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兼听才能明，这方面的道理太多了。

我们看前人，要把前人放到当时的时代条件下。范老当时所处的是什么时代？是个极左的时代，我在北京师大讲范文澜，他们都很受感动，因为范老在那个极左的时代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例如当时写出的东西，都极空洞，他就写了篇文章《反对放空炮》，他说我们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开史学的会，地方是福建厅，福建前线要打炮，打炮要实弹，不能放空炮。他的意思是写文章说些没用的东西或纯理论的东西，就是没有炮弹放空炮；历史不是单纯的马列主义或社会发展史，单是什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讲来讲去，没有东西不行，而中国和外国又不尽相同。这话当时谁敢讲？特别到后来，越来越不像话了，史学要“二打”，一打王朝体系，二打帝王将相。什么叫“一打王朝体系”呢？当时认为不能用什么“贞观”“开元”的年号，王朝体系的东西不能用，要用公元。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可笑的，可在当时是作为一种史学革命提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好多运动都是从史学开始的，政治斗争是这样，所谓“革新”也是这样。第二打就是打“帝王将相”，你怎么能提帝王将相？帝王将相就是地主阶级的头子，所以要“打”。范老说我“二保”，一保王朝体系，二保帝王将相。一保王朝体系，他说为什么要保王朝体系呢，第一，提到一个王朝，你就知道它有多长的时间，多大的空间，光提“公元”谁知道什么东西？比如唐朝，大家都知道三百年；五代，五十年，提到一个王朝可以联想到好多内容。第二，王朝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你不能否定它，写历史就需要客观的叙述。第三，我们大家都说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马克思写《印度史编年稿》的时候，并没有不采用印度的王朝体系；马克思是我们的老师，他尚且采用王朝体系，那我们采用有什么不对的呢？！二保帝王将相，他说帝王将相在历史上有的起了推动作用，有的起到了拖后腿的反作用，好的作用有多少，坏的作用有多少，你把它写出来，写得恰如其分，写到让他从棺材中跳出来也无法反对的程度。不写怎么行呢？应该是几分好几分坏都要写清楚。以上都是公开的演讲，当时谁又敢说？所以说，衡量他，要把他放到当时的那个极左的情况下。郭沫若敢讲吗？他说“我要到农村去，搞一身泥污”“我要到工厂去，搞一身的油”“我要把我的书都烧掉”，郭沫若的言论全都是迎合当时形势的。范文澜绝不说这样的话，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与郭沫若完全不同。一个是“浪漫主义”者，一个是“现实主义”者。郭是文学家的气息，范老则是史学家的气息。

我并不为范老回避，他写的文章当中也有偏激的话，即使他说了错话，我今天还是原谅他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之下他没有办法。他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

范老这个人不要做官。我前面讲了，他跟毛主席这么深的关系，又跟周恩来是绍兴同乡，和刘少奇在延安是窑洞隔壁，当时延安的条件很苦，范老又是一个旧家庭出身，有很多东西可卖，卖出以后买个鸡什么的还请刘少奇来吃，两个人无话不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只要和这三大领袖随便走动走动，送送书，弄个什么宣传部副部长当当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从来不这样。他写的书是送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但送书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出版社。书送给毛主席时要改装，把一本书拆装成好多本，天地头留得大，因为毛泽东喜欢躺在椅子上看书，又喜欢批点。总之他私人与毛泽东没有任何往来，他不是要做官的人。范老是第一个做中央委员的知识分子，又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常委，就三个头衔，但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处级干部，而且他是不管事的，就是呆在家里写书，每年过年团拜的时候出来与大家见见面，范老常说的话是“我们乡下人进城，给大家敬敬酒”之类，其实他好多人都不认识，他不注重这些事情。当时科学院成立的时候，请他做副院长，他完全够这个资格。但范老上签呈，说自己没有行政能力，如果做副院长，不能完成党的任务。所以郭沫若做了院长，三个理科副院长，一个文科副院长是陈伯达。当时没有社会科学院，科学院成立四个学部：数学部、化学部、物理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请范老做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主任，他说“我没有行政能力，不能做”，最后调了潘梓年做主任。历史所本来请范老做所长，他又说“我不行我不行”，后来分成三个所：一所郭沫若兼，二所陈垣兼，三所就是近代史所，一名中国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范老为所长，他一辈子的实际官职就是这么一个处级干部。刚才说了，他是不管事的，一切事务都交给刘大年，后来范老去世后就由刘大年继任。刘大年原本并不知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老区一个县里面的教育科长。

过去我们住在东厂胡同一号，就是北大的老地方，范老住的几间房间原来就是胡适的房子，胡适所有的书、档案，全部在我们近代史所，包括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结婚证书，都在那里。因为胡适走得匆忙，没有来得及带走。前面是范老住家，后面是我们办公的地方，每天早上，他拿着一个茶杯到书房里工作。这个地方最早是黎元洪的房子，办公的地方原是黎家的祠堂，三间，上首一间是他的办公室，当中摆书，都是常用的书如《四部丛刊》等；旁边是助手坐，我也坐过。一直坐到中午，他的孙子，叫小铁牛，拖他爷爷回家吃饭，下午就不来了。后来因为找他的人多，就住到城外去了，也就是前面说过的和华罗庚他们住到一起，北京师范大学对面。我们几个助手，就跟着搬到他家。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读一点书，不然的话，那就是成天搞运动了。他无形中帮我们挡掉了很多事情，让我们真正地读了些书。他写书的办公桌上经常摆着很重要的两样东西，一个大事记，一个地图。大事记是时间的概念，地图是空间的概念，大事记可以把前后事情连贯起来，地图则可以弄清事情的地点。他这样的做法是很科学的，所以我要特别说一下。

范老不拿稿费。在延安出的书当然没有稿费，在上海出版得到的稿费由周恩来带回，他存起来没有用，死后交了党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所写的这么些书和文章，一分钱稿费也没有拿过。在人民出版社出书，到年底他写一封信去，将稿费交党费。那个时候到处办“干校”、生产基地，知识分子要下放，到农村去种田，盖房子、买农具，实际上都是花钱的事情。近代史所有一位行政副所长，实际上是一个蠢人，跑来和范老说：范老，您这么多的稿费又不用，都交党费了，不如拿些出来，给我们办生产基地。范老把他臭骂一顿。最后范老亲自写了一封信，说：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动用我的稿费，使用必须有我的亲笔签名。他平常的很多信都是由我起草的，而且常常由我们代送，但这封信是他亲自写好，到门口投入邮筒。他是担心我们害怕这个副所长，不敢替他送这个信。后来人民出版社对他解释，请他放心，绝不动用稿费。这种具体的事情，他是一抓到底的。范老从来不拿稿费，而且还宣布一条：你们助手跟我写书，没有稿费。范老明确说跟他写书，既无名也无利，只是书中提一下名字。但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宣传了，人家知道我，就是看到范老的书上有我的名字。我们在外面写书、写文章，照拿稿费，他不限制。所以他这个人是很通情达理的。跟他做事不要拿钱，但自己写书，照拿。

〔补充〕他不拿稿费，当然这件事情很难得。尤其难得的是，他从来没有宣扬过，就是我们几个人知道。他和我们这样讲：“我的工资已经很高了，贡献很少，自己已经很惭愧，如果再拿稿费，就格外惭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工资不低，后来才变得真低了。我就拿范老来说，当时要交工会会费，一百元交一块钱，范文澜每月要交六元一角钱。他是一级教授，工资三百六十块，北京地区的标准；兼所长，加五十块；兼《历史研究》编委，加五十块；兼《考古学报》编委，加五十块；人大常委办公费，加五十块；政协调查费，加五十块；实际上的工资六百一十块钱。章士钊是文史馆馆长，文史馆馆长的工资并不高，才二百五十块；加上营养费，因为他的年纪较大，所以章士钊的工资总共五百块。当时北京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分到研究所，叫作实习研究员，相当于大学助教，工资六十二元，与一级教授三百六十元，相差很大。后来大学毕业不拿六十二了，十二级变为十三级，五十六块，这个五十六元一拿就是十几年不动，直到改革开放后。但这个工资也不错了，当时一块钱可以买一篮鸡蛋。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不低的，只是后来逐步变低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范老觉得自己工资很高，贡献不够，不能再拿稿费。后来外面怎么知道他不拿稿费的呢，在“文革”之前，形势已经开始朝极左方面发展，所以一种事情发生都是有渐变过程的，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叫作“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教授要放弃职称，稿费也要取消，此前要造舆论，于是开始调查，叫各个出版社开个单子出来，稿费拿得最多的都是些什么人。结果，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是茅盾、巴金、冰心等，人民出版社当然就是郭沫若、侯外庐、翦伯赞这些，单子开出送上去了，没有范文澜的名字。上面说你们是不是把范文澜的名字漏掉了？他的书发行这么多，怎么没有稿费？出版社回复说他从来不拿稿费。这样，外间才知道这件事。

范老的字写得也蛮好，但不是那种书家的字。过去不常有这样一种风气吗，请某某人写个毛主席的语录，或某些地方如博物馆请人题些字，等等。很多博物馆都来信请他写个条幅，他就叫我回信，说：我的字写得蹩脚，不能写，请你们原谅。过去我没有在意，最近搬家，还找出了一封人家的来信，他在上面有批语，叫我回复。但是“文心雕龙注”五个字是他自己写的，你们要看他的字，不妨就看这个。他平常用过的纸，包括来的信、开会的通知，他都留着，打草稿用。我现在也是用废信纸、废信封写东西，就受他的影响。他是因为从延安来的，延安的纸非常珍贵，当时在纸上写东西都是“顶天立地”，先拿铅笔写，后拿钢笔写，再拿毛笔写。他的初稿都是写在开会通知、香烟壳、信封的反面等废纸上的，写了之后成篇了，再誊到纸上，也不是什么好纸，普通的白纸，然后再改。定稿了，找人抄到稿纸上，请我们传观、提意见，最后装订成册，送到出版社。我们为书选配插图时，他有批语，说：某某两张图，可以并作一张，省点成本，使书卖得便宜些，减轻读者的负担。这事虽然很小，但说明了他节省的风格。

范老喜欢昆曲。我也受到他的影响，喜欢昆曲。晚上我们还在用功，他就看看电视，遇到有昆曲节目，就喊我们下来看。他最喜欢的是《太白醉写》等俞振飞的曲目。他有一次看到电视上演《复活》，《复活》是一部名著，当中有一个情节是讲一个公子强奸一位妇女，导致那位妇女最后做了妓女，他就写封信给电视台，不署名，只说是“一位电视爱好者”，认为当中有一个镜头不好，放的时候应该删掉。他就是这么一个迂夫子。当时电视机很少，华罗庚家有一台，范文澜家有一台，黑白电视，华家平常不放，星期六、星期天才放，所以华罗庚的孙子要看电视，就到范老家来看。

许多我们不注意的小事，范老却很注意。《中国通史》写唐朝这一段，有的新发现的墓志铭上写的不是汉文，而是某种民族文字，有的还是突厥文、波斯文等，我不认识，范老也不认识。他就叫我打电话给北京大学一位懂的人，我拿起电话，很简单地说：某某先生，我是受范老的指示，打电话给你，等等。打过之后，范老跟我讲：你怎么能称“范老”呢，你要称范文澜同志。平常我们在家里称呼惯了，但他在这时仍要求我们称同志。他下面的助手给他上签呈之类，用了一个“职某某”，他说：我们又不是做官的，用什么“职”！这事说明他一点官气都没有。这都是一些小事，但小事之中见精神。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某部的一个局长级干部，二儿子是留苏学生，学科学的。二儿子书生气足，从苏联回来，跟他父亲讲话，讲了一些赫鲁晓夫的言论。实际上这不过就是在家里同父亲的谈话，既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又没有发表到报纸上去，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写信给上面，说我的儿子从苏联回来，有赫鲁晓夫的言论。结果送到湖南去劳改，回来后人简直都不像样子了，都不敢在饭桌上吃饭，而是躲到厨房里去。一直到邓小平出来工作后，方才平反，吃了很多年的苦。在这件事上范老是做错了，但即使错了也有了不起的地方，今天哪有一个高级干部会将儿子送去劳改？还不是都为子女开公司、开条子、批东西。每一个共产党员如果都像范文澜，“八荣八耻”就全做到了。所以，范老在这件事尽管错了，但我还是钦佩他的。

范老三条遗嘱：第一条，全部存款上缴；第二条，全部书籍归近代史所；第三条，骨灰撒到钱塘江。当时，周建人是浙江省负责人，由其主持将范老骨灰撒入钱塘江。第一个撒骨灰的恐怕就是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除了著书，还受上面委托，做了一些事情。第一，当时有一个中国史学会，主席郭沫若，不过是挂名。执行副主席是范文澜。他主持编写了一套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包括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共十几种，当时中国史学会的机构就设在我们所里。后来研究近代史者，颇依赖这套书。我举个例子：山西有一位近代史学者叫江地，他原来是一位中学教师，根本没有什么书看，他就是买了一套《捻军》六本，把这套书都翻烂了，结果成为捻军史的专家，写了两本关于捻军的书，成为山西大学的教授。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这套书确实发挥了作用，当时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什么书，而他在山西穷乡僻壤，凭借这套书就成了专家。第二，毛泽东指示他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当时就组织北京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社会科学院著名的教授，在北海租了房子，待遇优厚。现在《资治通鉴》每册后都有诸如“顾颉刚标点，聂崇岐复校”等，这些人都是他请的。第三，二十四史也是毛主席指示他做的，他就交给中华书局，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经理金灿然，就是当年范文澜在延安窑洞里写《中国通史》时的一个助手，他和范老的关系很好，很多事情都来请教范老。第四，当时全国大搞建设，要测量地震的烈度，所以要普查地震的历史资料，就由竺可桢、范文澜领衔，由金毓黻主编，查遍中国地方志，做出一个《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两本，我也参加了这一工作。竺可桢根据我们做的东西，绘制成图，最后还为书作序。第五，西藏发生叛乱时，周总理交给他一个任务，编了一本《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证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他保护《大藏经（赵城藏）》有功。八路军在炮火中抢救出《赵城藏》，后来交给范文澜，他就派人保护，尽可能地利用当时的条件，把这一文化宝藏保存了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文澜主持将《赵城藏》移交给北京图书馆。后来由任继愈主持，以《赵城藏》为主要底本，编辑《中华大藏经》。任继愈先生专门有文章谈及此事。这事还牵涉到另外一个人，名字我就不讲了，当时范老很重视这一工作，把它交给手下的一位助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做了不小的官，这个人认为叫他做这件事是轻视他，因此怨恨范老。但实际上范老交给他做这件事，完全是因为范老重视这个工作。

关于《中国通史》，我主要协助他的工作就是隋唐五代部分。开始的时候，我分搞经济史。范老对几个助手是有选择的：政治史他不要助手，因为在政治史方面，他是有“微言大义”的，我们的思想和他相差很多，无法代他做；而且政治的材料比较集中，主要在二十四史中。魏晋南北朝以前部分，没有助手，魏晋南北朝以前的很多书他甚至都能背诵，有时我在他面前念错了书，他立刻就能纠正，记忆力特别好。从隋唐部分开始，才需要助手。最初我开始做经济方面的助手，因为经济的材料很散，需要收集。我替他收集的材料原稿我还有保存，上面有他的批改、涂抹等。在我之前做这部分的人都没有成功，我是第一个成功的，所以他对我很好。经济史部分搞好以后，他看到我写的一些文章都是关于文化方面的，就叫我搞文学、文化。他后来生病了，最后还剩下两章，一章是《唐代的文化》，就把我叫到他床前，对我讲了几句话，让我依据他的话来写这一章。他讲的精神主要有：唐初唐太宗下诏纂修了好几种前朝史，这就为中国开了一个官修史书的好头，后一个王朝有替前朝修史的责任，设史馆、修史书、宰臣监修。关于宰臣监修我多说几句：因为史书关系重大，故非宰臣不得驾驭，比如宋、辽、金这三史，讨论了好多年没有结果，有人主张宋为正统，有人主张辽为正统、金为正统等，结果宰相一句话，没有什么正统，写三本，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历史的政治性很敏感。总之，这个头是唐朝开的，唐初官修史书，建立了中国正史连续不断的传统。唐朝史学的名著，范老叫我着重写两部：《史通》和《通典》。我就问他，《史通》研究的人很多，我应该写它什么东西呢？他说你就写《史通》的“直笔”。后来我就依据他的精神写，反复强调“直笔”与“曲笔”。中国历史上有“直笔”的传统，历代的史家，特别是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为“直笔”而牺牲生命的，不乏其人。书法方面，他叫我写颜真卿。他说：“颜真卿之前，中国书体以‘二王’为正宗，颜真卿出来就变法了，从颜真卿起，颜字就取代了‘二王’的地位，一直到后来都是写颜字。”我们小时候写字临帖，大家都临的是颜字或柳字，柳字也是颜字的一个支派。宋代的四家，都是颜字的支流。他往往就说一个头，下面就由我来发挥。他又说：“颜真卿的字和王羲之的字不同，王羲之的字风流潇洒，这是反映了当时清谈的风气，只有在这一风气之下，才能出现像王羲之这样的字。”所以他反对郭沫若说《兰亭集序》是假的，这我以后还要讲到。他认为颜书代表的是盛唐气象，方严端正；唐朝雕塑壁画中的妇女，都是很胖、很高大、很健美的形象，也都反映出盛唐的气象。唐朝雕塑、绘画中的马都是大马，唐朝以前的都是瘦马。颜真卿的肥字、雕塑绘画中的胖女、画家笔下的大马，都是反映盛唐气象。他对改定的《唐代的文化》很满意，原稿我还保留着。最后，他写了“简短的结论”，这等于是范老的绝笔了。“简短的结论”是《中国通史》每册后面都有的。当时他已经有病了，他在楼下，我在楼上，他就到我房间里去，叫我写这最后的结论。我说我不敢写，他说你放心大胆地去写，写完后我来改。我写了初稿以后，范老改定。他修改的重点有二，其一是强调文化交流，比如亲自撰写的这一段：

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一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

这也是针对当时的情势而发。《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当时除马、恩、列、斯、毛以外，只有三种书能看：一是医书，当时很多下放的人都会针灸什么的，就是因为无事可干；一是《鲁迅全集》，我看《鲁迅全集》，也是“文革”中，认真通读一遍，还做了很多卡片；此外就是《中国通史简编》，在“文革”中印了22万部。所以很多学理科的人，都看过范老的书。“文革”开始后，我前面提到，毛泽东的女儿传话，叫范老继续撰写《中国通史》，他就开始选助手，我是其中之一。他和我谈过关于宋史的看法，当然最后没有实现，但他的这个崭新的看法，我一定要讲出来。他说，宋史应该这么写：第一章写西夏，第二章写辽，第三章再写宋，理由是西夏与辽是在宋朝之前就建立了。过去以宋为主，先写宋再写西夏、辽，这是大民族主义，我们应该按照王朝顺序来写。这样还有一个好处是，西夏、辽写好了，就能明白北宋的处境，两个“敌人”弄清楚了，北宋也就清楚了。第四章写金，南宋与金一起写，就相当于南北朝的写法。南北朝是并列的朝代，尚且一起写，南宋当时向金称臣，怎么能凌驾于金之上？！后来我无法实现范老的想法，所以没参加《中国通史》的工作。他还给我举过很多撰写宋史具体的例子，现在回想起来的有：范仲淹是一个非常清廉的人，没有疑问，但是范仲淹做了很多好事，如办义学、义庄等，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绝不是贪污来的。因此可以通过这件事，写出宋代官俸制度以及士大夫生活状况等。欧阳修的母亲是守节的，如果欧阳修母亲不是守节的话，欧阳修这个孤儿就成长不了，所以在中国古代非常多的守节一事上，我们不能一味责怪；理学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不全是坏事。这是针对我讲的，因为他知道我也是早孤。王安石变法，开始时许多人都赞成，后来都反对他，这是什么道理？难道说都是偏见吗？这个东西研究王安石变法的人都没有把它说清楚。我不多说，就举这几个例子，这些问题现在还都没有解决。安徽桐城派研究会，我是顾问，他们出论文集叫我作序，我就学习范老，提出四个问题，当中有一个问题是：姚鼐开始的时候崇拜戴震，要做戴震的学生，戴震拒绝了他。后来姚鼐骂戴震，这是什么原因？后来有一个人根据我的提问写了一本书，书也寄我看了，他的结论是：姚鼐是想学考据的，结果这方面不行，就是做不过人家，所以回过头来又到词章，但是又打着“义理、考据、词章”的旗号，三者并重，实际上在考据方面他并没有什么东西。这个说的还是比较好的。

〔补充〕范文澜前半生是经史子集方面的四部书，后半生主要就是《中国通史简编》与《中国近代史》，这实际上是一部书分成两部。看这部书主要看前四本，这四本是他写的。现在外面印的后六本，不是他写的。我要强调的是：范文澜毕竟是一个传统文人，他深受孔子“微言大义”的影响，所以看他的书要特别注意这一方面，这也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

我举几个例子：例如唐太宗，任何一家写唐太宗，都没有他写得多，这方面他有微意在。他写唐太宗在临死之前跟唐高宗讲：我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皇帝，有很多的缺点；由于我统一四海的功劳大，虽然有毛病，人民也能原谅我；你们是坐享天下，对人民本无贡献，如果再有过，人民就不会原谅你们了。这一段一般的书上是不讲的，而他讲的则特别多，意思就在于拿历史来告诫当前。例如他写到隋炀帝，好大喜功，外国使节来了，他让树上都挂满绫罗彩缎以示夸耀。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史谏”。当时范老的朋友就跟他讲：你不能这么说啊，这么说毛主席看到要生气的。范老说：我就是给他看的。所以你们看他的书，观点和毛泽东的并不完全一样。他自己曾说：如果和毛泽东观点一样，毛泽东看了还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写不同的东西，给他看了有所启发。确实，毛泽东也很愿意看他的书。

再例如他书上写了一个李泌，一般的书上都骂李泌，因为李泌这个人相信神仙鬼道，比如请人喝酒，李泌说这个酒是神仙麻姑赐予的，后来卖酒的人来取装酒的盒子了，等于戳穿了他的谎话，李泌也毫不惭愧。实际上李泌是故意装成这样的，原因就是安史之乱以后，经过三个皇帝肃宗、代宗、德宗，这三个皇帝都是才能很低，怕大臣造反，包括郭子仪，他们都非常猜忌他，一方面重用，一方面却很猜忌，大抵有一种“将来天下平定了，赏这些人什么官呢”的想法。的确是这样，当一个王朝实力强的时候，不怕人家推翻它，比如唐太宗，宫门的监卫都是少数民族的人，他并不怕，因为自己很自信。到了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皇帝就会有一种自卑的心理。结果就杀大臣，好多宰相都给杀掉，我关于唐人小说的研究就揭示出这一点，有贡献的宰相比如刘晏、杨炎，他们都是解决唐朝中后期财政问题的有功之臣，刘晏创立盐铁官卖，杨炎创立两税法，两税法一直到今天都有影响，两人全被杀，什么罪名都没有，就是皇帝疑猜，只要有一个人挑拨一下。那种挑拨的理由，在今天看来都是很幼稚的。李泌是这样一种人，他想要为天下做事，但先后所遇三个皇帝都是猜忌之主，不能很好地做事，弄得不好就要有杀身之祸，怎么办呢？所以他想出这么一种办法。在此情况下的办法不外两种，一是佯狂，但佯狂是逃世；另外一种就是李泌所采取的：我是散人，不在乎做官，不吃肉、不娶妻，相信神仙鬼道。别的历史书都骂他，而范老则揭示出其中深故：李泌是当时那种特殊时期下，既想为国家做事，又要避免杀身之祸的智士，他并不是真正地相信神仙鬼道，而是用这种方法来逃避。他在下面发挥道：“统治阶级争夺的焦点所在，不外名与利二事，李泌自觉地避开祸端来扶助唐朝，可称为封建时代表现非常特殊的忠臣和智士。”

还有冯道，也是大家所不齿的，所谓“长乐老”，逢迎有术，历事五代皇帝，别人都下台，他下不了台。当时是把他当圣人看待的，直到司马光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灭亡”时，冯道的地位才降低。冯道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一个特殊产物。范老说冯道的本事大在什么地方呢，中国的朋友之交有各种，其中之一是“利交”，而冯道是把中国古代的“利交”发展到巅峰的一个人。他要逢迎某人，若正是时候，他才会逢迎，不早也不迟；他要抛弃某人，也是正在其时，让你连报复的机会都没有。范老举了一个例子：郭威，当时他出去平乱，平乱后入朝，冯道是三师，大家晓得郭威此番回来就要做皇帝了，但是冯道安然地坐在那里接受他一拜，他把身份先定下来。第二天，他就拥戴郭威了。一般的人，晓得郭威要做皇帝，受其叩拜肯定是不敢当的，冯道不是这样，今天我的身份比你高，明天我就用这个高身份来拥护你，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最有力的逢迎。

这些东西，当时任何一本历史书比如郭沫若、翦伯赞主编的，都是不可能写的。

除了工作内容外，我私人和范老的学术接触，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胡笳十八拍》事。当时郭沫若写蔡文姬，而蔡文姬牵涉到《胡笳十八拍》，关于《胡笳十八拍》，传统的观点都认为是假的，不是蔡文姬之作。郭因为要写蔡文姬，便说它是真的，写了文章，引起反对意见，形成两派，一派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很多人，一派以第一个发起反对的上海刘大杰为代表的一批人。反对郭沫若观点的人中，大多是老先生，如刘盼遂等。当时在《光明日报》的周刊上，这一期发表的是郭派的文章，下一期便发表反对他的文章，针锋相对。这是个好现象，说明当时“百花齐放”还是能得到一定贯彻的，知识分子的顾虑还不多，不怕戴帽子，到了后来的《兰亭集序》事件时就不同了。有一天早上，那时还在城里，范老端了茶杯来，问我的看法怎么样，我说我不赞成郭老的观点。他就说：你写篇文章。因为范老不能亲自写文章，他对古代史分期的问题，与郭沫若不同，两人常写文章交战。后来上面就和范文澜打招呼说，当时郭沫若还不是党员，你是党员，这样批驳他对团结民主人士不利。所以自此以后范老就没有写过一篇反驳郭沫若的文章，但是他的书每再版一次，都要加强这方面的力度，意思就是我的观点并不放弃。最近我在纪念匡亚明先生的一篇文章之中，还提到这件事情，匡老写孔子，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样的社会，也就面临着郭沫若、范文澜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说：我经过比较研究，范说符合实际，我只有采用范说。对此我很佩服匡老。回到话题上，范老当时不好写文章，就叫我写。每天早上第一桩事情，就是捧了个茶杯到我房间里，问我昨天看了什么书，得到什么观点，要我一一告诉他。初稿写出来给他看，二稿写出来还给他看，范老看得极仔细。我举个例子，初稿上曾说蔡文姬还有一个姐妹活着，二稿变成蔡文姬还有一个妹妹活着，他就问我：你初稿说的是姐妹，二稿说的是妹妹，有什么根据没有？我答说没有，他就质问：没有怎么行呢？！“姐妹”是姐姐或者妹妹，“妹妹”就肯定是妹妹，这一定要改。

我驳人家的文章，从来不从“风格”上着眼，这是范老在指导我写这篇文章时给我的教导，我一直到今天还牢记不忘。说这个东西不像蔡文姬的，这个字不像某人的，都说服不了人的，因为“风格”比如诗的风格、字的风格，各人有各人的理解，而且能够模仿。不是有假画、假字吗？后人也能模仿前人。“风格”不像历史，历史是改不了的。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有人说某某是柳宗元的文章，我说不是，从五个方面，完全根据事实来证明。我那篇反驳郭老的文章，也完全根据事实，主要从《悲愤诗》出发。蔡文姬传世作品有三：一是《悲愤诗》古体，一是《悲愤诗》骚体，一是《胡笳十八拍》。范老的意见是从《悲愤诗》起就是假的，到《胡笳十八拍》一路假下来。我就根据历史事实，进行验证。比如蔡文姬是被匈奴掳去的，汉朝当时与匈奴的关系，不是《悲愤诗》，更不是《胡笳十八拍》上说的关系；蔡文姬的情况，也不是诗上说的那样。说来话长，我就举对《悲愤诗》中两句话的讨论为例，这两句诗是“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这是说被曹操赎回后，家人都已故去，同时中表之亲也没有了。作为文学作品，表达一种悲惨境遇以引起人同情，当然是可以的，但这不是蔡文姬的口吻，蔡文姬的家人没有“尽”啊，她的爸爸蔡邕是曹操的恩人，又是一代大儒，他死了之后有承继的儿子，有承继的孙子，都做官，史书上都有传，问题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罢了。还有，蔡文姬有个姐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嫁给羊家，生的儿子是羊祜，晋大将；生的女儿后来是司马氏的羊皇后，说明羊家是一个很兴盛的家族。有这样的亲戚，怎么能说是“无中外”呢？所以，这一个证据是任何人也反驳不了的。

我的儿子卞岐认识《文学遗产》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某主编，名字一时不能记起，他同我的儿子讲过，说回顾《胡笳十八拍讨论集》的文章，就属我的这篇文章写得最扎实。这也是范老比较欣赏的一篇文章，文章写好之后，范老亲自送给何其芳，何其芳当时是文学所的所长。何其芳送给余冠英看，余冠英看过，认为可发表。我的文章是最后发表的。范老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好，才亲自送去，并认为“可作为定论”，这是他的原话，绝不是我自己说自己好。最近《文史知识》回顾《胡笳十八拍》的讨论，很多人都引到我这篇文章。

第二个例子是“兰亭”论争事。当时郭沫若认为《兰亭序》帖是假的，文章也是假的，是唐太宗主持的集体造假，郭的主张得到康生与陈伯达的支持，哪一个人敢反对？所以和《胡笳十八拍》论争时的情况就不同了，那时我们还都反对郭说，其中只有上海的王运熙和我还在，因为我们两个人最年轻，其他人包括赞成他的人和反对他的人，都已亡故。但到了《兰亭序》时，没有人敢反对。《胡笳十八拍讨论集》的前言说得很清楚，说“这并不意味问题讨论的结束，而只是要求讨论走向更深入更提高的阶段”，而关于《兰亭序》最后出的书，就说这是“唯心与唯物的斗争”。郭沫若当然是唯物的，那么反对者自然也就成了唯心的了，哪个人敢戴这个帽子？！

关于《兰亭序》，范老认为是真的，他的观点跟我讲过，意思是王羲之的字写得风流潇洒，因为魏晋南朝清谈玄风特别讲究这个，所以只有那个时候才能产生《世说新语》，到了唐朝就没有这个氛围了。唐朝以后只能产生颜真卿那样的字，不能产生王羲之那样的字。我就问他：要不要我来写文章？他说：哎，你不能写！他说两个大后台在那儿，怎么能动他呢！后来郭沫若的文章再印，把提到陈伯达和康生的地方都删掉了。

在汇编《兰亭序》论辩的书中，正面的文章很多，反对的文章就三篇，这三篇实际上就是一篇，就是高二适的文章。因为章士钊的文章，当时并没有发表，是后来编集子时从《柳文指要》中拿出来的。商承祚虽也有一篇，但却是他后来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上的。因此当时就只有一篇反对文章，作者就是江苏的书呆子高二适。高二适是我的师兄，他是章士钊早年的弟子，我是章士钊晚年最后一位弟子，所以高二适跟我很好。高二适傻乎乎地出来反对，没有人敢发表，他就寄给了章士钊。章士钊与毛主席和中共有特殊的关系，这我下一次会讲到。章士钊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写得很婉转。章士钊有一种红信封，用这种信封写的信，由他的秘书王益知送到中南海，无论是给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送到。毛泽东看了之后，就立即写了封回信给章士钊，同时写了一封信给郭沫若，并把高二适的文章也附上给他看，这样郭沫若就同意发表高二适的文章。毛泽东写给章士钊的信上这样讲：我当说服康生、伯达诸同志，让高二适一文公之于世。原信写了十二张的大信纸，我在章士钊家里亲眼看过。这说明《兰亭》论争时的氛围，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赞成郭沫若的人，也不是出于真心，而是没有办法，他叫你写你敢不写？一个人写得不好，还叫另外一个人写。版本方面先找了北方的赵万里，赵万里写了篇小文章不能令他满意，又找了上海的徐森玉。徐森玉的文章是助手写的，助手后来都承认了。可以说赞成文章基本上是动员人写的，当然其中也有少量是出于自觉主动。所以，关于《兰亭》我就没有写文章。过去赞成郭老的，现在也改弦了，比如启功，启功的字和学问是不错的，当时可能没有办法，所以写了文章，后来在某首论书绝句中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范老对我的关于《胡笳十八拍》的文章很满意，但当面不对我说。一是亲自送给何其芳，并说可以成为定论；二是对其他助手，特别是对张遵骝说过，卞孝萱这篇文章写得好。张遵骝是张之洞的曾孙，他把范老的话告诉了我。范老对我帮助他收集《中国通史》的资料，写初稿，也很满意。后来新分配去的人，他曾对这些人说过：你们来，就要学习卞孝萱。这是当事人之一朱瑞熙告诉我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这些人“靠边”了，还不够资格被打倒，只是“靠边”。当时范老接受毛主席的指示要重写《中国通史》，需要助手，他就把我提出来。当时造反派说由他们来，范老说不行；造反派又说可以来三个人顶他一个人，范老还是说不行，就要我一人。这说明了他对我的看法。

范老在没有人的时候，跟我说过几句话，他说：以你的才力，我相信能够成功的；但是你一定吸取我的经验，听党的话。他的话语重心长，我能体会他的深意。你们要知道，过去发表一篇文章，都是要党组织做政治鉴定，文章再好，党组织不同意是不能发表的。

他在接受毛泽东的指示后，召开了一个全所大会，他在会上讲“你们做学问是不知老之将至，我做学问是不知死之将至”，他说“我现在是日暮赶路程，欲行足不前啊……”我每想到这个情景，都忍不住要流泪……

范老和我非亲非故，他是我生平第一个知己。 GURJuy4wTELke9kl+o8I9j7z5WpCCoWCvoKGBuI8j7EQo1TbK9dBi2kTMh92gQ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