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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未必每个朝代都能如曹丕所说的那样，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总体上看，靠学而优则仕所造成的绵绵不绝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到了晚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政变之前，在中国颇有新学（西学）修养的知识分子当中，却出现了文学误国的认知倾向。
王韬（1828—1897）是在中西接触时代比较早地走出国门、接受西学的时务人士，他在《上当路论时务书》中描述当时的言论风气云：“其谈富国之效者，则曰开矿也，铸币也，因土之宜，尽地之利，一若裕民而足国，非此不可。至于学问一端，亦以西人为尚，化学光学重学医学植物之学，皆有专门名家，辨析毫芒，几若非此不足以言学，而凡一切文字词章，无不悉废。”
虽然在他看来，这些并非时务之急，也非富国之本，但从他的描述中确实可以看出，当时洋务人士中间普遍存在的“悉废”文学词章的态度——当然，王韬对这种态度并不以为然
。何启（1858—1914）和胡礼垣（1847—1914），他们在合著的《康说书后》（“戊戌政变”前不到两个月写成）中批评了当时文人的讲文体论笔阵：“今者四方告病，盗贼蜂起，失地失权，一月数见，内外交逼，无过此时。而犹谆谆然讲文体之盛衰，论笔阵之强弱，其去时务二字亦云远矣。”
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诗补遗》识语中也忏悔说：“天发杀机，龙蛇起陆，犹不自惩，而为此无用之呻吟，抑何靡与？三十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施于世，无一当焉，愤而发箧，毕弃之。”
为什么这些处在当时中国思想前沿的知识分子比较一致地对“词章”（文学）表示了自己的排斥和否定？这与他们对中国局势的估计和对西学的理解有关系，严复的解释庶几近之。严复认为，所谓的“古文词”“古今体”“碑版”之类，都可归为“无用”，但“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
。严复的思考具有普遍性。这些满怀爱国热情的先进中国人，对当时祖国的危急局势有清醒的认识，用康有为的话说就是“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
，灭亡即在眼前，国家只有富强，才能免此灾难。对比中西的历史与现实，他们以为兴“实学”乃救国第一义，而“实学所重不在词章”，“词章”乃是富强之后的事。不但如此，严复甚至认为“词章”于国之害甚大：“若夫词章一道，本与经济殊科，词章不妨放达，故虽极蜃楼海市，惝恍迷离，皆足移情遣意。一及事功，则淫遁诐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饰，出于其政者，害于其事矣。而中土不幸，其学最尚词章，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慆慢。又况以利禄声华为准的，苟务悦人，何须理实，于是慆慢之余，又加之以险躁，此与武侯学以成才之说，奚啻背道而驰。”
词章一道养成了人们苟且粉饰、慆慢险躁的心理和风气，隳政败事，其害无穷。“词章”一事成了误国之行。
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的想法与这些人大体相同，基本上没能超出文学误国的水平。他认为“词章不能谓之学也”
，一个人“苟无他所学，而专欲以此鸣者，则亦可指为浮浪之子”
。他曾规劝喜欢吟咏的林旭说：“词章乃娱魂调性之具，偶一为之可也；若以为业，则玩物丧志，与声色之累无异。方今世变日亟，以君之才，岂可溺于是！”
梁启超这种以词章为非学、溺之则玩物丧志的鄙薄态度，从他奉师命所作的《学要十五则》中也可以看出来。康有为光绪二十年（1894）游桂林时，应士子们的要求作了一部《桂学答问》，这是一部解难答惑的为学指南书，刊出后康有为“虑学者疑其繁博”，于是命梁启超“抽绎其条，以为新学知道之助”
。梁启超所作即为《学要十五则》。那么梁氏抽绎了哪些内容呢？康有为在《桂学答问》将近结束的地方总结说：“读书宜分数类：第一经义，第二史学，第三子学，第四宋学，第五小学及职官天文地理及外国书，第六词章，第七涉猎。”
而《学要十五则》及相匹配的《最初应读之书》中则只论列经学、史学、子学、理学、西学五类，“词章”之学被排除在“学要”和“应读”之外，这样的处理正与梁启超“词章非学”的态度相映成趣，可谓互文。
但到了戊戌政变之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先后提出了诗界、文界、小说界、戏剧界“革命”的口号，开始倡导“文学救国”了（下文具论）。
与“戊戌政变”之前相比，表面上看来，“文学”似乎又恢复了它往日“经国之大业”的崇高地位，实际上其中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不同就表现在对“文学”本身的认识上。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1iterature）是一个在近代中国才出现的日源词，它与中国古代汉语中的“文学”的意义很不相同。古汉语中的“文学”多指“文章博学”，实际上是“文”与“学”构成的联合词组，而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1iterature）的指称常用“诗文”“词章”等词，或直称其体，如诗文词赋等。这种对“文学”的传统理解在近代中国仍然很流行，如前面所提到的王韬，他在陈述自己对学校课程设置的意见时，即云：“其一曰文学，即经史掌故词章之学也。”
康有为编辑的《日本书目志·文学门》虽然以收录诗歌、俳谐、唱歌、戏曲为主，但也收录了“习字本”“习字帖”“往来物”等书类，尤其在他为“文学二十四种”所写的“识语”中，更是透露了他对“文学”（1iterature）一词的隔膜。他说：“日本古无文学，所传肥人书、萨人书，及镰仓八幡寺、河内国平冈寺、和州三轮寺，体如蝌蚪，不过代结绳而已。自王仁传经以来，博士段杨尔、漠安茂并来，大行吾中土学矣。及吉备朝臣空海作为假名，以便愚民，于是其书杂和汉而成体，佛法大流。适当武门柄政之世，儒学绌焉。至德川氏兴，崇尚孔学，林信胜、伊藤维桢、物茂卿、赖襄之伦出，彬彬称盛焉。”
可见康有为仍然在以“文章博学”来解“文学”。而此时梁启超眼中的“文学”已与中国古代的“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从文体构成看，他关注的主要是小说、散文、诗歌、戏曲，可以说已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1iterature），但这不同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在中国古代，现代“文学”（1iterature）所涉及的诸种文体中，诗文无疑处于核心地位，小说、戏曲如果能够被视为文学的话，也是位于文体结构的边缘而已。但到了梁启超这里，这种文学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小说从边缘走向了中心，此即为梁启超那句惊人之语：“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
因此，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之后对文学的推崇，其本质上是对小说地位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