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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去看梁启超的文学成就，尤其是他的文学活动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说清楚，但毫无疑问，他是开风气之先并对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初的转变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这种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他那个时代无人能比肩。关于梁启超的研究，包括从文学角度对他进行的研究，其实从他还在世时就已经开始了。随着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这一研究也在不断变幻着。纵观二十世纪这一百年，关于梁启超文学成就的研究可以大致分成三个阶段：二十至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梁启超文学成就研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总体上看，对梁启超文学成就的评价没有出现太多的争论，而是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
梁启超于1929年1月离开人世，但在此前，钱玄同等就已经揭示了他与二十世纪新文学的关系。而郑振铎在梁启超去世后所撰写的第一篇全面系统总结其生平、评价其学术成就的名文《梁任公先生》中，也没有忘记指明：在为世人瞩目的政治和学术活动之外，梁启超散文创作乃是新文学文体改革的开篇。在这一时期的几部文学史类著作中，对于梁启超的这种先导地位也都给予了承认。除前面提及的周作人，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虽颇挑剔梁文之毛病，但也承认梁文的“这种解放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步，是近代文学发展上必经的途径”
。卢冀野《近代中国文学讲话》（1930）讲得较为简略，倒也认为梁氏“新文体”“为后来语体文的根源”
。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1936）中响应了钱玄同“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的论断，指出“梁氏的文章，虽然有许多毛病，但他究竟是第一个冲破古文的藩篱的人，他的新文体，影响了近三十年来的文坛”，并进而指出：“新文学的胎，早孕育于戊戌变法以后，逐渐发展，逐渐生长，至五四时期而始呱呱堕地。”
而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1935）将梁启超列入“新文学”一编，实际上也表明了他对梁启超新文体与新文学一脉相承的论断。可以看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已经普遍认同了梁启超对新文学的开启之功和重大影响。
对于梁启超的文学成就本身，这一时期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他的散文创作上。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应该是最早引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那段名文来评论梁氏散文创作风格的著作，之后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郑振铎《梁任公先生》等也都予以引述：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启超的这段文字常为后来的研究者在谈论他的散文创作风格时所引用。陈、郑二先生对梁的散文只是概论，并未展开，胡适有所论列分析，而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则以三十五页的篇幅来论析梁启超的散文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以相当大的篇幅来梳理梁启超的散文理论，排列了梁氏关于情感之文、记载之文和论辩之文的文论观点，这是高于时人之处。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者都注意到了梁启超前后散文创作风格的不同。郑振铎认为自1920年欧游归国后，梁启超的“文字已归于恬淡平易，不复如前之浩浩莽莽，有排山倒海的气势，窒人呼吸的电感力了”，“他的文章体裁也与从前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前他是用最浅显流畅的文言文，自创一格的政论式的文言文，来写他的一切著作的，在这个时代，他却用当代流行的国语文，来写他的著作了”
。胡适则认为“梁启超中年的文章，《国风报》《庸言报》时代的文章，把早年文章的毛病渐渐的减少了；渐渐的回到清淡明显的文章”
。郑振铎认为这种变化是年龄和时代所致，钱基博则归为对世人学梁文貌合神离的反思，他说：“启超见世之敩为新民体者，学其堆砌，学其排比，有其冗长，失其条畅，于是自为文章，乃力趋于洞爽轩辟。《国风报》已臻洁净，朴实说理，不似《新民丛报》之浑灏流转，挟泥沙俱下！然排比如故，冗长如故！”
对于梁氏新文体的缺点，郑振铎名为“芜句累语”，胡适名为“堆砌”，钱基博名为“冗长”“挟泥沙俱下”，认识大体相同。
总体上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梁启超文学成就的研究，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几乎不见对梁氏文学成就的专文研究。这与梁启超刚刚去世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章主要是回忆、纪念、悼怀之作，或是评述梁启超一生活动的总论性作品，很少有专门论文来深入研究梁启超的文学成就。也许是他的文学成就在当时被他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成就遮掩了吧。二、论述的经验性。这一时期论及梁启超文学成就的许多人都是梁氏的同时代或是略晚些年代的人，其中不少都是读着梁启超的文章长大的，对梁启超所影响的时代也有深切的感受，因此当他们谈及梁启超的文学成就，尤其是他的先导作用时，大多是凭自己的感受作一经验性的描述，而不是从深入细致的分析出发得出坚实可靠的结论；但后来的研究却证明，这一代人的看法大都极具远见卓识。三、他已经开始被置于文学史的经典序列。毫无疑问，这一时期对梁启超的文学成就研究最为细致的是当时的文学史著作，像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陈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等，在这些书里对梁启超的文学成就都有专章或专节的论述。可以看出，梁氏的文学成就已经被当时的文学史家所承认，并开始进入文学史的经典序列。四、主要是他的散文创作受到了关注。胡适、周作人、钱基博都是专论他的散文，郑振铎虽也提及他的诗词，但却说“他根本上不是一位诗人”。而梁启超在小说方面的巨大影响，则几乎无人提及。
这一时期的研究者，或许是因为他们曾亲身经历了中国文学的转型发展，所以他们的学术思考，都有着很强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表现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两个方面：一、不论是经验描述还是细致分析，他们都承认了梁启超在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都在试图建构起“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史的血脉关系，使他们所开创的那个新的文学景观更具历史合理性。二、这一代研究者主要关注梁启超的散文，而于今天研究者给予更多赞美的小说及其理论，则几乎无人涉及。这种研究视野的偏好，主要与他们的“当代”视野有关。他们是为推翻文言文传统、建立白话文世界而呼喊的一代，所以与白话文运动有谱系关系的梁启超散文自然会成为他们最为关注的对象。
这二十年中，梁启超周围是很热闹的，尤其在历史学界，六十年代初，梁启超的思想体系问题一度成为论争的焦点，但几乎所有关于梁启超的评价和争吵都没有超越改良/革命的框架。史学界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文学研究界对梁启超文学成就的分析和评价。1960年9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佘树森《如何在文学上评价梁启超》一文，他认为评价梁启超必须结合其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依据梁启超整个创作的倾向，结合时代特点和他本人的政治活动，将其创作分为三个时期：一、戊戌变法前后（1895—1900）。这一时期梁的文学作品数量上并不丰富，但思想内容大都表现了他的救国救民、改良社会的政治抱负和基于这种抱负而产生的爱国主义和积极乐观的斗争精神。二、由改良主义走向反动的初期（1900—1903）。这一时期梁的创作和文学活动既有积极意义和进步的倾向，也有着不小的局限和反动性，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特别是与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阶级本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三、改良主义的反动后期（1904—1927）。这一时期梁的创作和文学活动，随着他在政治上的反动性而呈现出暗淡和衰落的状态，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
。
这是第一次对梁启超的文学创作活动进行了明确分期，虽然这种分期有着很强的阶级分析色彩。佘树森认为：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梁启超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逐渐地由进步走向反动；过去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他们离开梁启超所生活的时代，离开他的政治活动，离开他的世界观，对他的成就作了过分的肯定和夸大，崇拜他的才华，甚至断章取义地说他的某些著作具有革命思想，这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看出，佘树森对梁启超改良而非革命派的身份定位，影响了对他文学成就的客观评价；而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更使得佘树森的分析评价看起来是那么绝对，甚至有几分荒诞的意味。
佘树森对梁启超文学成就的分析评价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文学研究的话语方式：观察一个文学创作者的阶级属性，看他在政治活动中是落后的、改良的还是革命的，由此出发而判定他的文学创作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一个作家的思想和创作不可能超越他的政治或阶级立场。这种偏执的阶级分析方法流行一时，这种方法对于那些遵循阶级斗争原则创作的作品而言，或许是行之有效的，但对于大部分作家和作品，显然是捉襟见肘、无能为力的。
这时候有人开始注意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和“小说界革命”的倡导。朱眉叔《梁启超与小说界革命》一文主要研究梁启超对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之功，他认为梁启超的倡导所起的积极影响大致可从四个方面来看：一、推重小说为改良群治的利器，引起很多人对小说的重视；二、引起小说作家对新小说创作的重视；三、很多人在他的影响下发表了很多小说理论、批评文字，引起了关于小说问题的论争，促进了清末小说理论批评、考证、研究工作的发展；四、促进了清末文学通俗化的发展。当然，他忽视艺术性、否定古典小说等观点也对当时造成了一定的消极的影响。不过总体看来，朱眉叔认为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作为改良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成功和失败不应狭隘地以是否实现君主立宪政治为尺度，它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发生巨大变化的清末小说界，显著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促进了政治斗争，有利于社会进步，所以梁启超的倡导作用必须充分估计
。
朱眉叔的这篇文章应该被视作对1960年佘树森《如何在文学上评价梁启超》一文的回应，他显然不同意阶级决定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不同意以政治立场为尺度来为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运动盖棺定论，他努力地想使对于梁启超文学活动和文学成就的评论能站在文学而不是政治的立场上来进行。可以说，朱眉叔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正由于他对阶级分析方法的某种程度的超越，由于他把梁启超置于文学的尺度之内来思考，他对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的讨论，得出了比较客观科学的结论。他的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一种持平之论。
针对朱眉叔的观点，王立兴1963年发表《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小说界革命”》一文，重点分析了梁启超小说理论上所存在的局限性，并结合当时的历史和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得出了这样一个看法：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既含有积极进步的因素，起了一些好作用，同时也包含有一些消极反动的因素，产生过一些坏影响。“小说界革命”号召提出后，确曾推动了当时小说的改良运动，促成了小说界一度繁荣的局面，但是由于号召本身有着很大程度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这种小说的改良运动很快就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击败，因此小说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革命的变化
。其他如陈则光、李育中、周维德等，也都发表了相关论述。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在文学方面，主要是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受到了关注，相对于他所涉及的文学领域，仅仅关注小说理论显然过于单薄。就小说理论的研究而言，由于方法的单调——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不但其理论倡导的重大意义不能得到应有的评价，而且动不动还会被扣上反动的帽子。在关于梁启超小说理论、创作和影响的研究中，学者们显然大都没能超越改良/革命这样的思考框架，大多研究者都以梁启超乃是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而非革命派，所以想当然地将阶级分析中的什么“软弱性”“不彻底性”等术语都带入了文学批评中，即使是注重梁启超文学成就和影响的朱眉叔，虽然指出梁的成功与失败不应狭隘地以是否实现君主立宪政治为尺度来进行评价，但他仍把梁的文学进步性归结于影响了当时的政治，促进了政治斗争。这一切都显示了五六十年代政治话语（阶级分析话语）对文学研究的渗透。
1979年李泽厚发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一文是梁启超研究“拨乱反正”和逐渐繁荣的开端，从此学术界展开了对梁启超的全方位研究。在文学方面，涉及梁启超文学活动的各个领域，下面将从五个主要方面来看一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梁启超研究的情况。
在很大程度上，梁启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转变所发生的影响决定的。早在1983年，钟贤培就在他的《梁启超和近代文学革新运动》一文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他分析了梁启超在诗、文和小说领域所发动的“革命”，认为梁启超的这些活动“完全是在为了宣传政治维新的历史背景下自觉进行的，是在有阵地、有理论指导、有步骤地进行的一次崭新的文学革新运动”，“它反映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开放时代的要求，接触了文学为改造社会服务的问题，强调了文学为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并注意了文学创作的通俗化问题，这在当时无疑是新的文学观点，不仅促进了近代文学的发展，也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尽管这场运动有着种种局限和缺陷，但它“体现了资产阶级要将中国文学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胆识和尝试，它的最大功绩是加速了封建文学向现代新文学过渡的进程”
。十四年后，蒋英豪几乎以同样的切入角度，在他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新旧文学的过渡》中，从“新小说”“诗界革命”“新文体”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更为细致和令人信服的分析，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蒋英豪把梁启超所倡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与他对西方文化文学的了解和学习联系在了一起，认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阅读日本文学作品及有关文献”，并通过日文著作及翻译去了解西方文学，这才使改良派的文学计划全面展开，“真正动摇了传统文学的根本，把中国文学送上了通往世界的列车”
。西方文学视角的加入，丰富了对梁启超文学革新活动的阐释。而第一本研究这一问题的专著当推《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1991），连燕堂在这本书的“绪论”《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论与文学活动，兼论晚清文学革命运动》中，除“散文的解放”“诗歌的革新”“小说的崛起和戏剧的改良”外，他认为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的贡献和影响还表现在“翻译的勃兴”和“报刊的发展与新文学队伍的联络”，他得出的结论是：“梁启超所倡导的文学革命，不仅尖锐地批判旧文学，强烈地要求建设新文学，而且具有适应时代需要的、较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产生了一代形式较为通俗新颖的、表现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社会要求的文学作品。这些理论和作品为社会所广泛接受，不仅达到了思想宣传的效果，而且改进了长期以来旧的文学观念和仅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学结构，使文学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散文的解放，诗歌的革新，小说的崛起和戏剧的改良，都有去旧图新的划时代意义；翻译的勃兴进一步打开了中西文学交流的大门，为新文学的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报刊的发展为新文学开辟了理论和创作阵地，联络并培养了队伍，使文学革命更为深入和普及。”“这场文学革命运动给‘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文化运动以直接的影响，或者说为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前者是发动，后者是发展；前者是初级阶段，后者是高级阶段；前者是第一次，后者是第二次。”
但作为该书主体部分的第一、二、三、四章，主要是研究梁启超在散文、诗歌、小说和戏剧四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知为何，作者不但没有集中论述梁启超的翻译和报刊活动，而且于梁启超对晚清以来文学发展的影响，也缺乏更为深入的展开。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主要是集中于前面提到的“绪论”部分，而且是“引述前人论说，以为历史之见证”。这就为后来者留下了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的线索。郭延礼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给予梁启超以专章六十七页的篇幅，其中第二节论述了梁与近代文学革新的关系。他在从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入手分析之后，认为梁启超的文学革新运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一、为资产阶级变法服务的政治色彩；二、冲破传统桎梏，更新文学观念；三、文学通俗化的发展趋向；四、借鉴和汲取西方文学的成功经验，以欧美和日本文学为榜样，革新中国文学，带有开放文学的特色。尽管梁启超所发动的这次文学革新运动有明显的弱点，但其成就和历史意义是不可抹煞的。这是一次自觉的文学革新运动，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新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崛起和新的文学观念的诞生，它打破了封建的儒家文艺思想大一统的局面，吹进了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思想的新鲜空气，使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文学的封闭状态由此被打破，并开始在世界进步文学殿堂中结构自己文学的骨架。而梁启超则是这次“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旗手”
。
以上所举四位学者，都是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人物，也许他们对近代文学的划分时限有不同的见解，但无疑他们都接受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这样的划分，他们也是在这样一个文学史分期框架中来对梁启超的文学活动进行评述的。因为他们对近代文学的基本定位是过渡性，所以对梁启超文学活动的评价，就主要是发掘他对现代文学的开启作用，也即他的文学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与古代文学之间的“异”和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同”。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二十世纪文学”观念兴起并广为流传，许多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拓展其研究领域，“回到晚清”成为一时流行的口号，从这时起写作的许多文学史和研究文章，都将起笔定在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实际上就是从梁启超说起，正视他与“五四”新文学的血脉联系。因为这些学者是从“五四”新文学回望梁启超，所以脉络往往看得更为真切，有很多精彩的剖析和论断。曾主持编写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97）的孔范今在《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一文中从宏观角度高屋建瓴地论述了梁启超与中国新文学的诸多联系，他从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的所归纳的五个特征出发，逐条分析论证了两次启蒙思潮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及其施之于文学革命影响的一致性：第一，“五四”时期为人们时时标榜的“进化论”，实则正是梁启超那个时代予以奠基的；第二，梁启超此时已将思考的重点由政治转向了思想文化，明确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并对传统文化和积累结果表示了明确的批判态度；第三，对国民性的关注和批判，这一二十世纪启蒙运动中的中心话题始自梁启超；第四，与“五四”时期相比，梁启超采取的也是激烈主义的历史态度；第五，与“五四”时期相同，梁启超的启蒙思潮必升起文学革命之舟。为批驳有些学者否认梁启超文学观念缺乏现代性的认识，他还专门分析了梁启超文学主张中的现代性表现：他对“三界”革命的提倡，是在开放性的世界视野中提出的，而且主张从根本上进行变革；他的文学观念与传统文论已明显不同，现代性已成为其基本属性；以小说为诸种文体中心的现代文体格局，是与梁启超不无偏激的鼓吹密不可分的。基于以上诸点，孔范今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从梁启超就已起始
。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将“五四”新文学与梁启超及其所倡导的那个时代的文学视为一体，已经为众多的研究者所接受，它正在成为许多研究者视为当然的研究工作展开的前提。现代文学研究者将新文学的发展上溯至梁启超，这不但是对文学史事实的澄清，而且还标志着方法论上的转变——从断裂到连续。以前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往往强调“五四”新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的断裂，强调它与新文学之前的中国文学相比所表现出的新异和它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密合承传；现在开始承认新文学对近代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即转向了二者之间的连续性表现上，转向了对“五四”新文学之所以发生的中国语境的关注。从近代文学角度来讲，即它的过渡性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被更为深入地确认。
梁启超文学作品中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无疑是散文，因此他的散文创作及其巨大影响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也最多。
有不少研究者在研究梁启超的散文时，常将“新文体”作为一个泛称概念使用，来指称梁启超的散文，实际上这却是一个需要辨析的概念，即我们首先要明白，何为“新文体”？王杏根在他的《论梁启超“新文体”的形成、特点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新文体”即指梁启超“前期的散文”，是他在“约起自《时务报》，迄于《新民丛报》的十年间”，在自己所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所发表的包括《变法通议》《少年中国说》《新民说》等名文在内的大量新体散文，这些文章“议论风发，感情充沛，形式新颖，条理明晰，语言流畅，别创一格”，“梁启超自称他这一时期的报刊文章为‘新文体’，以区别于当时占正统地位的桐城派古文、骈文和时文八股等类‘旧文体’”
。夏晓虹在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一书中讨论梁启超散文成就的第五章“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中则认为：用“时务文体”和“新民体”来指称“新文体”都是不恰当的，从梁启超个人对其“新文体”出现时间和文体特征的表述来看，“新文体”的形成当起自他的戊戌东渡，经仿日文体，进步到“新民体”，这时“新文体”的各个特点都得到了充分、协调的发挥。在“五四”之前，梁启超都在使用“新文体”写作，“五四”之后抛弃“新文体”而使用白话文，这期间1906年与《民报》的大论战是“新文体”演变的转折点
。而朱文华在《简论晚清“新文体”散文》一文中则用“新文体”来概括整个晚清散文创作的一派，他指出：“‘新文体’是一个动态的总概念，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冯桂芬、薛福成式的散文、王韬式的‘报章文’和戊戌期间的‘时务文’、经梁启超改造的‘新民体’，乃是它发生发展的三个阶段，而‘新文体’在与梁式‘新民体’同时或稍后的发展，则分别导向了仿效‘新民体’和转向白话文的两个分支。”
我个人觉得朱文华有将“新文体”外延扩大化的倾向，他所说的晚清散文一派也许用“新体散文”来称谓更为合适。“新文体”应该属于梁启超，他的“新文体”是近代“新体散文”的代表。就梁启超本人的创作而言，夏晓虹的界定比较合理，她紧紧抓住梁启超本人对“新文体”特征的描述来讨论“新文体”的时间上下限问题，可谓得其本根。而且夏的界定与梁启超散文创作实践比较符合，仔细辨析梁启超《时务报》时期的文章和政变发生逃亡日本之后的文章，它们的语言风格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在散文方面，研究者们最关心的当是梁启超“新文体”的文体特征问题，只看各时期研究文章的题目就可以感觉得出。对于“新文体”的文体特征，梁启超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段著名的表述，许多论者就以此为线索，从中抽绎出梁启超“新文体”的文体特征若干条并进行深入论证分析。比如连燕堂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在对梁启超散文各个时期不同的思想内容分析梳理完毕之后，将“新文体”在形式和艺术上的特色概括为五个方面：一、“纵笔所至不检束”。这是新文体的总特点，也是文体解放的总表现。二、“务为平易畅达”。这是新文体在语言文字方面的特色。三、“时杂以……外国语法”。这里的“语法”二字应作广义的理解，包括体例、标点符号及新词语等。四、“条理明晰”。这是新文体在结构和修辞方面的特色。五、“笔锋常带情感”。这是新文体在表情艺术方面的特色。在每条下面，连燕堂都辅以细致的分析论证
。夏晓虹在其《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也认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新文体”基本特征所作的描述是“完整的分析”，她从中抽出七条，指出“‘新文体’的各个特点是互补互成的。它在畅达浅白的半文言中夹入大量当时颇觉生硬、刺眼的外来语，又用一泻千里的丰富情感活跃、调动因受日文影响而形成的长句子，并在行文的自由无拘中注重条理的清晰”
。但她并没有对自己所抽绎出的七个特点逐条展开论述，而是另辟蹊径，将梁文分成政论文、传记文和杂文三类，对各类散文的特点分别予以讨论。她指出：梁启超的政论文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同时还体现了深入现实的历史感；传记文既有传统史传体裁的佳品，又有以“泰西传记新体”变“中国旧文体”的新体评传之作；其杂文在内容上包罗万象、巨细并存，形式上也变化多端，如《自由书》《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都将“新文体”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连、夏两书的写作已是八十年代末，早在八十年代初，刘增杰、牛仰山、王杏根等人就已经撰文从总体上对梁启超的散文特征进行了分析概括。刘增杰认为梁启超散文的艺术魅力来源于作品感人的爱国激情、独创的散文形式和精湛的语言艺术
。牛仰山《梁启超散文的艺术特色及其评价问题》一文从扩大散文的题材，体裁多样，文笔变化多姿；描绘形象与塑造性格，鲜明生动；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引用成语、谚语和吸收外国词语文法等方面总结了梁启超的散文特色，他认为梁启超的“新文体”表现了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诚挚情感，这种情感与他的散文形式和语言水乳交融，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艺术魅力
。王杏根则在《论梁启超“新文体”的形成、特点及其影响》一文中认为，梁启超散文写作以“社会改革和国民思想启蒙”为指向，这就把新体散文的写作“从书斋扩展到整个社会”，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散文的社会功能，提高了散文的社会地位，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散文本身的面貌，使“新文体”的特征表现得更为鲜明。他将梁启超的“新文体”特征概括为这样四个方面：一、国民关注、“闻者足兴”的论题；二、多种报章政论样式，“纵笔所至不检束”；三、“大声疾呼”“笔锋常带感情”的风格；四、“平易畅达”，文辞优美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宋荫芝首先在《形象·哲理·情感·声音》中，将梁启超散文的艺术魔力归功于形象的思想、深刻的哲理、真挚的情感和铿锵的声音四个方面
。专门从事近代散文研究的谢飘云在1998年对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特征进行了新的概括，他在《论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特征》一文中，将“新文体”的特点总结为六个字：阔、多、深、真、长、畅。“阔”指题材广阔，内容阔大；“多”指体裁样式多，句式变化多，修辞手法多，吸收外国语汇多；“深”指具有深刻的哲理、深邃的思想；“真”指描摹逼真，形象真切，情感真挚；“长”指喜用长篇，善用长比，引例甚长；“畅”指语言明快畅达。“综而言之，梁启超的新体散文创作，其成就和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散文在内容上锋芒毕露，无所畏忌，字里行间，富于情感和蓬勃的战斗朝气，给人以思考，给人以警醒，给人以奋发向上的精神，表现出资产阶级文化的特征，显示了其包融万汇的胸怀与气度；在艺术形式上，不受框框束缚，表现出较大的变革，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散文的社会化。”“他创造的‘新文体’，结束了桐城派的一统天下，开创了一代新文风。”
从刘增杰、牛仰山到谢飘云，这些论者对梁启超“新文体”特点的概括，有一种欲图挣脱梁启超自我评说的倾向，但无疑，诸多的总结都包括了梁启超自我评说中的几个基本方面，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尤其是谢飘云的六字概括，即使后来者怕也难以超出它的范畴。
在对梁启超“新文体”特征作总体评价的同时，也有不少论文对梁氏散文名作如《少年中国说》《论毅力》《呵旁观者文》等进行了细读赏析，从微观上支持了上面所举论者得出的结论。
面对梁启超“新文体”取得的成就，人们自然会对它的产生发生兴趣。王杏根认为“新文体”的产生离不开那个时代所提供的社会条件，如维新思潮的高涨、社会思想的解放、西学的扩大输入、报刊书局的增多等；同时它还有自己的文学渊源，它是借鉴了前人如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王韬等所创制的新体散文的成果，吸收了包括桐城派古文、八股文、骈文在内的旧文体中尚能表现新生活的有用成分，并接受、融合外来文体的新名词、新语法等因素而逐渐形成的。此外，“新文体”能在梁启超手中成熟，他的才情和地位也是应予考虑的因素
。夏晓虹认为一种新的文体的产生，总与时代条件及实践者个人的文化思想修养有关。在促使“新文体”产生的直接的文化史因素中，以西学东渐的关系最为密切，而科举制度的失势以至废止、近代报刊的出现，也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从梁启超自身来看，他在帖括之学、训诂之学以及西学方面的修养，也为“新文体”的产生提供了复杂、雄厚的基础；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新文体”又与中国古代散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梁启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入能出，吸纳众长，为我所用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一书还辟有专章讨论梁启超“新文体”对日本明治散文的学习和仿作，阐明了“新文体”的产生与日本文体之间的密切关系。易树人《梁启超新文体的产生》一文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他指出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和文学观是新文体产生的内在根据，历代散文的滋润则是新文体诞生的催化剂，而康有为在新文体的创立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促使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概括起来看，研究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外乎这样四个方面：时代环境的巨变、传统散文的滋养、日本散文的影响和作者自身的才情。
虽然关于梁启超散文研究的论文数量最多，但若细究起来，这些文章讨论的内容没有超出这样三个方面：梁启超散文的产生、特征和影响。其产生和影响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这二十年来研究得已经足够全面和细致，几乎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拓展。而作为梁文研究最应该受到重视的文本本身的研究，却仍主要停留在总结文体特点的层次上，远没有达到如上的程度；并且，这种总结基本上是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重复，或者是在其自述的基础上略有增饰，几乎没有突破。也就是说，梁启超散文的文本研究还有很大的开掘空间。那为什么这二十年中梁启超散文文本研究没有什么大的突破？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缺乏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范式。这不仅仅是梁启超散文研究遇到的问题，整个中国散文研究都遭遇了这一瓶颈，所以，不论古代、近代、现代还是当代，散文发展蔚为大观的中国，有关散文的研究却丝毫不见起色。这是繁荣背后的危机。
梁启超在小说方面的成就可以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来看，但相比较来说，他的小说理论更加引人注目。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比较早地对梁启超小说理论发表看法的是简茂森，他在《高论千言出胸臆——评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一文中对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评价很高。他认为：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深刻揭示了小说的性质，从而把小说的社会作用和文学地位提高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梁启超深刻揭示了小说的特殊规律，即形象性和典型性原则；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发展和繁荣。尽管他的理论也存在着种种局限，但取消不了他的这些理论贡献
。他的这种礼赞引来了王齐洲的反对，这篇发表于五年后的《重评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在细读梁启超有关理论论著的基础上，结合他的创作实践，并把理论和实践放在梁所处的历史时代来加以考察，得出了与简茂森评价迥然不同的结论。王齐洲认为：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是为了抵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而提出的，在政治上是落后甚至反动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小说理论颠倒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不适当地强调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助长了小说创作中脱离现实的概念化倾向；在过分注重研究小说如何教化群众的问题的同时，严重忽视了小说形象化和典型化的基本艺术规律的探讨，因而在理论上的价值是有限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当然，这并不排斥他的小说理论中仍有可资借鉴的内容，也不否认他的小说理论在客观上对于小说地位的提高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
过高地评价梁启超的小说革命理论不科学，其理论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功利色彩确实值得我们时刻警戒，但像王齐洲那样激进的见解，自然也不会得到人们的响应。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的认识日趋成熟稳健。后来写成《晚清小说理论》一书的颜廷亮在1988年写出《梁启超和我国小说理论的近代化》一文，他认为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贯穿着政治小说论这样一条线索，但这并不是说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涉及的仅仅是政治小说的重要性以及提倡政治小说著译方面的问题，他论政治小说是以论整个小说为基础的，其小说理论的基本内容主要有：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强调小说在整个文学内部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探讨小说的本质和特点。在颜廷亮看来，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具有这样一些鲜明特色：一、它与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结合紧密；二、它对有关小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具有科学精神；三、吸收外国资产阶级小说理论。他的结论是，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是我国小说理论从其古代形态正式转向近代形态的开始期的小说理论。它既宣告了我国小说理论古代形态的结束，又留存有传统小说观念的明显的烙印；既宣告了我国小说理论近代化过程在经历了约五十年的酝酿之后的正式开始，又显而易见地有待深化。就其宣告我国小说理论古代形态的结束及近代化过程的正式开始来说，其功绩是很大的和不可磨灭的；就其还留存着传统小说观念的烙印和有待深化来说，其局限性也是不小的和不容忽视的
。可以说，颜廷亮对梁启超小说理论内容的把握和地位的论断，都是比较准确的。值得注意的是，次年滕维雅《梁启超小说理论新探》一文中提出他对梁启超“小说界革命”观点的分析，他认为有三个原因：宣传改良主义思想，通过小说来推动政治改革；使中国文化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改变当时小说界的腐败状况
。这时候出现了一篇见解比较深刻的文章——《高扬小说：梁启超的得与失》。左鹏军在这篇文章中对梁启超小说理论基本内容的五点概括与颜廷亮的三个方面大体相当，他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在指出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把小说看作一种可以直接参与现实的社会改革的工具是梁氏小说理论核心的同时，发现了这样一个秘密：梁启超把小说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仿佛挣脱了传统的羁绊，实际上他是以另一种方式，从另一个方向复归了传统——从他焦急的呐喊中，可以听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遗响；他的小说可畏可爱可以左右世界的高叫，又与传统中小说“诲淫诲盗”的谩骂多么相似。“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深潜在梁启超意识的深层，并且在他那里走向了极端
。这一看法与夏晓虹在《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一书中的看法十分一致。整个九十年代，也出现了几篇论述梁启超小说理论的文章，如陈方的《近代小说进化关捩：政治化，俗语化——评梁启超小说理论》（1993）、周渡的《晚清小说理论是五四小说理论的先导：梁启超与胡适小说观之比较》（1993）、钟贤培《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小说革新的贡献——梁启超与晚清“小说界革命”》（1996）、李开军《梁启超的小说本体理论初探》（1996）等，但都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见解，仍然停留在颜廷亮、左鹏军的认识水平。
梁启超自己创作的小说只有《新中国未来记》一篇，作为梁启超所提倡的“政治小说”的代表作，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它与梁启超思想的联系。郑永福《〈新中国未来记〉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的思想》一文在叙述了戊戌政变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的思想变动之后，指出：从《新中国未来记》可以窥见梁启超的许多思想，如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国的向往，赞颂立宪党又不排斥必要时使用暴力手段，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失望却又寄希望于光绪帝，等等。郑永福最后认为，《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鼓吹革命的最高点，也由鼓吹革命转向主要鼓吹君主立宪的起点
。欧阳健的《晚清新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分析了《新中国未来记》在思想史上的巨大价值之后，又从艺术方面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该小说按照原构想是一部气势恢宏的作品，在这部未完成的作品中，作者仍塑造了一批颇具时代特征的新型人物，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以一种“与寻常说部稍殊”的具有空前创造性形式，为晚清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楷模，它所开创的展望体、讲演体、论辩体、游历体、现形体和近事体等小说模式，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小说发展的过程
。正是因为表现思想的新颖、艺术形式的独创和影响巨大等方面，欧阳健把《新中国未来记》封为晚清新小说的开山之作。但说起对《新中国未来记》进行艺术性分析，最细致的当数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一书，该书的第三章《“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专门从“新意境”和“旧体裁”两个方面研究梁启超的这篇小说，写得最精彩的是分析“新意境”对“旧体裁”突破的第四节。夏晓虹认为这种突破不仅表现在诸体混杂所代表的小说文体的革新，以及政治幻想小说所代表的小说类型的革新上，而且表现在小说叙述手法的革新上，倒叙手法、双重叙事结构、限知视角叙事等的运用，虽然不是很成功，却预示了小说革新的方向。夏晓虹最后还指出了《新中国未来记》所体现出的梁启超小说文雅化的艺术追求。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梁启超小说创作研究的突破，显然体现在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一书中，而这一突破无疑得力于小说叙事分析这一研究方法的引入。叙事分析超越了关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语言风格等传统小说的研究方法，而将目光集中在对于小说而言更为本质的叙事，这种研究角度和方法自八十年代后半期引入中国之后，直接促成了中国小说研究中新的跨越。
相对于“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研究而言，“诗界革命”研究得不是很充分。“诗界革命”起自何时？张永芳认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三人在一起作“新诗”的时期，即是“诗界革命”的幼稚时期；连燕堂在《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一书中将“诗界革命”的开始定在梁、谭、夏居于北京交往密切的1894—1895年间。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张永芳认为他的功绩主要表现在组织和理论方面。他首先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使这样一种诗歌实验成为自觉的运动，并且在自己的报纸上开辟专栏，发表这类诗作，没有他的倡导和组织，就没有近代轰轰烈烈的诗歌革新运动。对于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理论，张永芳总结为：强调文艺的社会功用，强调吸收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重要，自觉顺应通俗化的趋势，清醒地认识到客观历史条件对诗界革命的制约
。连燕堂把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理论“三长”理解为：“新意境”是革新内容，“新语句”是革新形式，“以古人之风格入之”是要继承和发扬古典诗歌的优秀风格。他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新意境”的内涵，随后指出“诗界革命”理论在诗歌形式创新上的影响表现为四个方面：提倡“新语句”，主要是以“日本译西书之语句”入诗；提倡以俗语入诗，提倡诗歌的通俗化；提倡史诗式的磅礴气势和宏伟规模；提倡诗歌和音乐的结合
。最后他提出，梁启超所说的“古人之风格”不是笼统不实之词，也非拟古摹古之论，而是指古人在写作中所达到的理想的艺术境界和他们所创造出的各具特色的表达方式
。《饮冰室诗话》是与《夏威夷游记》同等重要的“诗界革命”理论文献，它通过采诗与评诗的方式，对“诗界革命”进行了总结，其中有很多重要的理论见解，也有不少专门研究这一文献的文章。刘健芬将《饮冰室诗话》中所体现出的诗歌思想概括为四点：强调诗歌与现实的密切关系；主张创新，提倡新的理想和新的意境；强调诗人应有独创的艺术风格；强调诗歌感情的真实性
。王英志通过细读《饮冰室诗话》发现：此时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要求已与前此很不相同，他用“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一语来概括“诗界革命”的理论追求，于“新名词”不再强调。梁所谓的“新意境”在王英志看来大体包括这样两个方面的内涵：表现西方文明，即抒发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尚武精神和忧患意识）；而“旧风格”是指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形式，诸如体式、声律、语言、风格等。王英志同时指出：在诗的体式上，梁启超特别欣赏乐府体，风格则推崇含蓄蕴藉，还倡导诗的音乐性
。张芹荪《梁启超诗论的“新民”内涵》（1999）一文则主要讨论了《饮冰室诗话》的“新民”旨趣问题。
梁启超的诗歌创作数量不多，但其中颇多优秀之作。连燕堂在《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一书中认为：梁启超的诗歌表现了他的政治理想、对人民疾苦的同情、爱国御侮思想等，在形式上的革新之处主要有三方面：以散文句法入诗；按乐谱的要求写诗；形式变化多样，注意通俗化。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也以专章对梁启超的诗歌作了研究，通过对梁启超诗歌创作历程的考察，她认识到：梁启超的诗歌创作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从挣脱传统到复归传统的路走过来的，其间，产生于流亡初期的诗篇最具特色、价值最高；而随着理论上对“古风格”的让步，遂导致了创作的退步，传统诗歌流派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当初的“新诗”作者，到头来仍不免与旧诗人为伍。梁启超的诗歌创作道路典型地反映出近代知识分子自身的软弱，他们无力与传统势力抗争到底。
相比较而言，研究梁启超诗歌理论的文章要比研究其诗歌创作的文章要多，而且讨论也更为透彻。这一现象与前面所提及的散文研究十分相似，也反映了当前古典诗歌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即应该如何研究古典诗歌的问题。传统的研究，或考证，或艺术分析，或知人论世，总之不外艺术形式、思想内容两个方面。目前大多数的研究仍然囿于这种老套路，包括对梁启超的诗歌进行的研究，所以很难有创新之处。方法，在这里再次凸显其重要性。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外国文化文学的影响，梁启超的文学理论和创作都不会表现为现在这种面貌，因此探讨他所受到的外国文学方面的影响就很有必要。1987年何德功发表《梁启超的新文体和日本明治文坛》一文专门研究“新文体”与日本文学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新文体”在四个方面表现出受到了日本明治文坛的影响：一、新文体的“条理明晰”较多受益于日本明治时期的理论文章；二、新文体的“平易畅达”较多受益于日本的口语文学；三、新文体时杂以“韵语”的写法，由日本小说、散文笔调的影响所致；四、新文体的语法和词汇也受到日本文坛的影响。同时，由于学习过于急促，梁启超的新文体也出现了不少瑕疵，如“委蛇复沓之病”等
。同年夏晓虹发表了《梁启超与日本明治小说》，文中主要研究了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与日本明治“小说改良”的关系问题。通过细密的对照分析，夏晓虹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所提出的种种理论观点以及他在此期间文学理论观念上所发生的种种变化，都与他当时所身在的明治文坛有密切关系
。夏晓虹在后来成书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以三章的篇幅来研究梁启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问题，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小说，她还探讨了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文化、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散文之间的影响关系。
在梁启超的散文类作品中，传记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特别注意，大家一致认为梁启超的传记文学作品是中国传记文学由古代向现代发展的过渡。早在八十年代，刘可就写有《梁启超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初探》的长文，他根据梁启超传记文学理论和作品的自身特点，将他的传记文学生涯分为四个时期：1896—1898年为“向近代传记转变的蓄积和准备时期”；1901—1905年为“近代传记的理论建树和作品发皇时期”；1908—1917年为“进一步创革时期与逐渐趋旧的开始”；1920—1929年为“传记理论的成熟与系统化时期”。这四个时期分别标志着梁启超开创的近代传记文学的酝酿、发轫、成型和成熟的不同阶段。刘文在分别论述了各个时期梁启超传记文学的创新与局限之后，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培育了梁启超的传记文学思想和作品；他的传记之所以不同于封建时代的旧传记，主要在于它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来观察、认识、分析现实，批判封建历史，用资产阶级的治史方法创造了一整套的传记文学创作的原则和方法，在理论及实践上较旧传记都有了质的规定性的变化和提高；梁启超的传记思想与其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密切相关，其传记作品所具有的独特风格，除了时代和社会原因，他的个性特点也是形成其风格的重要因素；梁启超把传记作为启迪民智、新民启蒙的工具之一，影响教育了一代人，在传记文学的理论和创作方面，也开启了一代新风
。陈兰村的《传记文学由古代向现代发展的桥梁——梁启超传记文学初探》则集中研究了梁启超传记创作在思想内容、人物性格刻画、情感力量、结构形式和语言五个方面所体现出的桥梁作用
。
梁启超所从事的报业活动一直有人关注，但报刊与文学这个角度却为大多数的研究者所忽略，即使谈及此事的，也往往是从报刊为文学提供阵地这样的角度切入，流于表面。在这方面研究比较深入的是程华平的《梁启超报业思想对其小说理论及小说创作的影响》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梁启超用办政论报刊的方法办小说刊物、用写报刊政论文的方法来创作小说、对报刊宣传方法的认识与小说移情作用之间的联系等问题，阐明了梁启超的报业思想带给中国近代小说与小说理论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
。
这二十年来梁启超文学成就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研究领域广泛。和前两个研究阶段相比，这个特点是很明显的。这二十年来的研究涉及梁启超文学活动的方方面面。从体裁看，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翻译、传记、报告文学等，应有尽有；从时期来看，戊戌变法前后、流亡日本期间、“五四”前后，都有论及；从活动类型来看，组织倡导、理论阐发、创作作品，均予囊括。第二，研究深入细致。在世纪初，许多文章多系记述和概论，或者由于距离梁启超太近，很多事情还看不清楚；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限制了梁启超研究的深入展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思想上的诸多禁忌被打破，研究方法也丰富了，自由活泼的学术氛围自然会带来学术研究的长足进步。梁启超文学成就的研究同样受益于此，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不但客观了，而且深入了。第三，某些方面的研究给人一种山穷水尽的感觉。像“新文体”的研究，几乎每篇以此为论题的文章都要总结它的特点，但给人的感觉是在做重复工作，没有什么进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些文章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与此情况相似的还有小说理论、诗歌理论的研究等。也就是说，这些方面的研究已经陷入危机之中，亟待突破。在我看来，这种突破不外乎研究的细化和转换角度（方法）两个方面。第四，许多结论又回到了世纪初年。这让我对那一代研究者充满了敬佩。
对于梁启超的文学成就，将近一百年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集中在他的散文、小说和诗歌的理论与创作上。百年之中，研究之途虽然略有波折，但总体上向着深入切实的方向发展，向着文学本身逼近。而且，百年的研究历程也向我们昭示着，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观念和方法的每一次调整，都会使学术研究发生重大变化。所以，在二十一世纪，除了在可能的领域内继续开掘，我们最需要做的是调整自己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梁启超本人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文学活动的复杂性一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新与旧，中与西，分拆不开。我们的视野应该从文学本身延伸开去，关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学术，贯通古代与近代、中国与西方。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梁启超文学成就的研究将会出现一片新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