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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引黄人的一段话作为本书的开始。他说：“中兴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文化，灌输脑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学术思想，大生变革。”
这话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所置身于其中的学术思想境况，即西学东渐，异质化合，新种萌孳。而此时的文学，作为这一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呈现出多彩多姿的形态。近三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一时期的文学，而且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一致的看法：这一时期文学的价值在于它的过渡性。虽然这种看法背后的传统/现代思维模式有其局限性，但这种看法也无疑反映了研究者在何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基本问题”上的共识，即转变。也就是说，中国文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所发生的变化，有一些学者用中国文学的“近代化”或“现代化”来指称它。这一基本问题已为不少实证性的研究——如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所证实，但关于这一“基本问题”的研究并不能因此而停止。作为某一领域的“基本问题”，它不会因为研究者的众多而消失，恰恰相反，它要求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不断对它提问并不断给出新的理解，以丰富它的内涵。这也正是它所以能够成为“基本问题”的原因所在。
我也想试着对这一“基本问题”谈些自己的理解，但它的宽泛常常令我视为畏途，无从措手。这是我选择“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转变”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梁启超在论王国维先生治学方法时说：静安先生的学问研究是“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踏实又可得通识。我希望自己从“梁启超”这个“精微处”向“中国文学的转变”这个“弘大处”所做的窥探，能够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