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小说”以“新民”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十五日《新小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梁启超小说理论的集中体现，也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小说理论的纲领性文献。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一、“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二、“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

将小说推为文学的最上乘确是梁启超对前人的超越，这里的超越有两个层面：小说首先成为文学，然后又成为文学的最上乘。然而梁启超只从导人游于他境界、发露人心之感觉这两项“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来论证小说是诸文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 ，即证明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而于小说为文学之一种这一问题却毫不着墨，似乎在他看来，这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任何论证均属多余。而实际上，这倒是个大问题。在传统士人眼中，文学已是小道，但还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而小说却是难与其列的。这种观念到十九世纪末依然如故。像桐城散文大家吴汝纶，他在给严复《天演论》作序时就说：“吾则以谓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文学之事。” 就连康有为，虽然重视小说，但《日本书目志》中，却将新增的小说一类，与所据底本原有的文学类并列，而没有合并一处，可见传统观念影响之深远。梁启超至少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清议报》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时，似乎仍然没有摆脱康有为的影响，继续固守着小说与文学的传统分野。次年，他在《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中介绍日本民权自由运动中政治小说的翻译和创作情况，当提及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时，他有一句小注云：“矢野氏今为中国公使，日本文学界之泰斗，进步党之魁杰也。” 这是梁启超观念中小说跨入文学队列的一个信号。因此，我把梁启超视小说为文学，看作是他流亡日本后阅读日文书、观察日本文学界所获得的一个观念上的跨越。

实际上，“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不过是《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一个辅助性观点，梁文的中心议题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在这里提供了一个革新文学以启蒙民众，从而实现国家救亡的思路。

在梁启超的论述中，这种“新小说”以“新民”、革命小说界以“改良群治”的文学启蒙价值观，主要建立在“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小说的支配人道之力表现在“易入人”和“易感人”两方面。“易入人”指前面已经提到的在描写理想境界、发露人心所感上，小说为“诸文体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是为“二种德”。此外，小说还有为自己所特有的“四种力”，即人们所熟知的“熏、浸、刺、提”，此为“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之物，而为小说所“最易寄”。由于“两种德”的存在，嗜读小说成为“人类之普遍性”；而“四种力”则使小说的影响“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发挥到极致 。

梁启超的小说价值观与中国正统观念已很不相同。明清之际的中国文人对（通俗）小说价值的认识大体上不出娱目、醒心、抒怀三方面，而又以醒心说最为流行。所谓醒心，“木铎醒世”“劝善惩恶”八字可尽之。梁启超超越了这种狭隘的维持人心教化的局限，而把小说与民众素质的更新、国家救亡的实现联系在一起，并对小说具有支配人道之力的原因作了富有创造性的解释。从现有的资料看，梁启超这种启蒙文学观念所汲取的最直接的思想资源主要有四个：一是《万国公报》，二是《国闻报》，三为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四为日本的“政治小说”热潮。

《万国公报》是来华传教士在清同治七年七月十九日（1868年9月5日）所创办的一份中文刊物，这份刊物在晚清知识分子中间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时当光绪二十一年（1895）夏，《万国公报》举办了一次小说征文活动，傅兰雅在《求著时新小说启》中云：“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则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 这则启事的出发点仍然是世道人心，但它将小说与“中华积弊”联系在一起，并对通过小说感动民众，从而革除积弊表达了自己的信心。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一年前后曾担任李提摩太的书记员，对《万国公报》也相当熟悉 ，应当读到过这则启事。无疑这则启事给他的印象很深，所以他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谈到“说部书”时说：“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 剥用之迹，显而易见。

《国闻报》的影响主要指连载于其上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梁启超曾于《新小说》的《小说丛话》中云：“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曰《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殆万余言，实成于几道与别士二人之手。余当时狂爱之。”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由严复、夏曾佑撰成，文章从人类的两种性情谈开去，几乎涉及了“小说界革命”提出的所有理论观点，虽然梁启超说只记得文中对男女、英雄的议论，但其中所提出的诸如“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等观点，未必没有在梁启超的脑海中留下一些印痕，启发了他的小说新民思想。

当然，若从影响的大小来看，首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是中国维新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梁启超从拜师到参与编写书稿，再到组织变法运动，可说是唯康有为之马首是瞻，无论学术还是思想上，受其影响都很大。光绪二十三年（1897），康有为从借径日本的想法出发，以日本明治二十六年（1893）出版之《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为底本 ，译编成《日本书目志》一书，其中将小说专列为第十四门，与文学门并列。他还专为小说门写了一段“识语”，来鼓吹小说的“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梁启超肯定对自己老师的这段文字醉心之极，故而在写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几乎对康有为的“识语”作了全文援引，以增加自己文章的说服力。康有为的这段被引用的话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孔子失马，子贡求之不得，圉人求之而得。岂子贡之智不若圉人哉？物各有群，人各有等，以龙伯大人与僬侥语，则不闻也。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 这段话至少可以为梁启超提供两点信息：一、小说的读者应为“仅识字之人”；二、小说对这些读者的作用巨大，可补经史律录之不逮。这些看法在梁启超小说理论的阐述中有所体现。

其实，从当时整个小说理论界来看，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之前，小说开启民智这种文学启蒙思想已经出现，人们认为：由于小说语言通俗易解，故事引人入胜，它在普通民众中间很受欢迎，也因此可以成为开启民智的很好的工具。因此可以说，梁启超小说新民思想的提出正是中国文学发展合情合理的产物。但“戊戌政变”后流亡在日本所受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时当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日本，文学上已经进入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时代，自然主义文学也已开始萌芽 ，但梁启超却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消歇而已经沉寂下去的启蒙文学，诸如政治小说、改良文学观念等。他的这种选择上的偏向与他的政治背景有关系，同时也与他对中国社会过渡时代的定位紧密相连。随着对日本文学历史与现实的进一步了解，他更加明确了小说新民这一取径的可行，同时对西方文学理论和心理学修养的日益加深，也为他将这一思想系统化提供了学理上的基础。

于是，“新民必新小说”的启蒙文学口号呼之欲出了。但我们还应注意，在梁启超这里，“新民”的内涵已远非此前的“开启民智”所能包容，它有自己独特的内容，所以，要想正确全面地理解梁启超“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启蒙文学观念，还应该考察一下他的“新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还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就在春秋三世的思想中，融入了关于世界发展的新思考，他说：“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而“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 。但胜于智，并不是胜于一人之独智。他依据严复引进的“治功天演论”指出：“有体积有觉运之物，其所以生而不灭存而不毁者，则咸恃合群为第一义。” 一个国家想立身于这样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上，它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因此他认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而民智之开，又归本于教育，这一时期他关于办学校、兴女学、重幼学、废科举等的言论，都是围绕着这一思想展开的。在这前后，梁启超又计划编辑《经世文新编》一书，他在给夏曾佑和汪康年的信中都提到过此事，云此书目的在于“以新法新义移易旧重心”，“专采近人通达之言，刻以告天下”，并相信“其予转移风气”，当“视新闻纸之力量似尚过之” 。但因其他活动，抽不出时间，“未之作也”。光绪二十四年（1898）麦仲华编成此书，梁启超为该书所作的序中云：“《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昔尝窃取斯旨作《变法通议》以告天下，又欲集天下通人宏著有当于新民之义者为一编，以冀吾天子大吏有所择焉。”此时专标“新民”之旨，言论取向已与向时不同。“新民”一词来自儒学经典，他在此序中开篇便说：“《易》曰：‘日新之谓盛德。’《书》曰：‘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又曰：‘作新民。’《中庸》曰：‘温故而知新。’新旧者，固古今盛衰兴灭之大原哉。” 虽然他用了儒学的词汇，但这里的“新民”一词显然已非本意，他的所谓“作”，是要用西学来新其民了 。但从此书的分门目录（通论、君德、官制、法律、学校、国用、农政、矿政、工艺、商政、币制、税则、邮运、兵政、交涉、外史、会党、民政、教宗、学术、杂纂共二十一门）看，仍然不过是一本时务维新文章的集汇而已，与两年前梁启超所云“以新法新义移易旧重心”之旨十分吻合，于“新民”并未特别突出，故而梁启超的这篇序言，不过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援以标举“新民”之意罢了。这一时期，梁启超的“国民”思想也渐趋成熟，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中正式表达了他对“国民”的理解，他说：“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并云：当今世界之竞争实乃国民之竞争，只有国民万众一心，自觉竞争，才能实现保民保国；但如今的中国却是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以如此之国如此之民处国民激烈竞争之世，其前途之惨淡可想而知。这里，梁启超指出了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以及“新民”的重要和急迫。到了此时，“国民”开始成为梁启超思考和论述的核心，他已经完成了从上层控制到国民启蒙的政治变革思路的转换，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议报》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民丛报》刊名的更迭，即是这一转换的外在表现。而所有关于“新民”启蒙的思考，都在他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始写作的《新民说》中得到了系统的呈现。《新民说》从论证“新民”为当今中国第一急务开始，接着就提出了他那著名的“新民”之定义。何为“新民”，其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 从他对“新民”此二义的阐释来看，梁启超比较好地处理了承继与创新的关系，在新与旧关系的理解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虽然在他提出“新民”之义之前，已说明必须使中国四万万人的“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欧美之国相抗衡，才能不怕外力侵略而立于世界之上，但在此后的展开论述中，梁启超关注的无疑是“民德”一事，并且他的思考也开始主要集中在“新民”的第二义——“采补其所本无”，表现出强烈的西化色彩。总体而言，梁启超的《新民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至十七为第一部分，十八至二十为第二部分。两部分之间的思想有较大的差别，这从第十八节前的小序即可看出，其云：“吾自去年著《新民说》，其胸中所怀抱欲发表者，条目不下数十，而以《公德》篇托始焉。论德而别举其公焉者，非谓私德之可以已，谓夫私德者，当久已为尽人所能解悟能践履。抑且先圣昔贤，言之既已圆满纤悉，而无待末学小子之哓哓词费也。乃近年以来，举国嚣嚣靡靡，所谓利国进群之事业，一二未睹，而末流所趋，反贻顽钝者以口实，而曰新理想之贼人子而毒天下。噫！余又可以无言乎？作《论私德》。” 从“公德”到“私德”，这是梁启超新民思想转变的大关节。此文第一至第十七所论，涉及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等，即所谓“公德”，从题目所含的这些关键词，我们大体可以知道梁启超对中国民众国民性的理解，或云反映了他国民现代化的思路，可以说这是当时最前沿的思考。今日读之其心仍然跃动不已，它的风行当时并影响了一代青年也就不难理解。

“新民”启蒙的途径不外教育，具体而言，就是普及西方文明，至于施行之方法，梁启超在《自由书》的《文明传播三利器》里，已经讲得十分清楚：学校、报纸和演说，“小说亦其一端也” 。“新民”思想在梁启超这里的成熟和当时文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共同成就了小说与新民的结盟。

在这些核心思想之外，《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在具体的分析中，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问题：一、阅读中读者的被动地位。《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因为要证明小说支配人道的伟力，故而它的分析基本不出文学阅读这一环节，即关注作品与读者之间的状态。“两种德”虽然是从小说品格与读者人性的相合立论，但读者不是被导引“游于他境界”，就是心中所不喻被人“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他只有“拍案叫绝”的份，被动地位于此已露端倪。在为众人所熟知的“四力”的分析中，小说的颐指气使和读者的任人宰割，则更是有目共睹，这种关系状态也弥漫在对中国旧小说的批判之中。其言曰：“夫既已嗜之矣，且遍嗜之矣，则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于此其空气而苟含有秽质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则其人之食息于此间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惨死，必堕落，此不待蓍龟而决也。于此而不洁净其空气，不别择其菽粟，则虽日饵以参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群中人之老病死苦，终不可得救。” 这种对读者阅读过程中创造性活动的无视，恰与对小说作者力量的推崇形成对比，他在完成了对旧小说的批判之后，将责任归在小说作者身上，“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 。他的逻辑不过是作家写出作品，作品决定读者，读者造成风气，所以作家力量甚大。这种理论处理，与他的启蒙思路是相辅相成的。梁启超的启蒙，其实已经预设了被启蒙者的受动状态，有一点蔑视他们的味道；而主动权操在启蒙者的手中，于小说而言，即操在小说家的手中，这为启蒙即小说新民的进行提供了实现的思路，即呼唤更多的“大雅君子”参与新小说的创作。二、视戏曲为小说。梁启超虽然将小说奉为文学之最上乘，但他的所谓“小说”，并不是纯正的小说概念，它还将戏曲包括在内。从中国文学发展历史来看，戏曲、小说显然异途；即使从文本来看，戏曲与小说之间从语言到体制，也有太多的差异。但梁启超何以毫不顾及于此，将戏曲纳入小说的范围，并且还有很多人跟在后面摇旗呐喊呢？除了二者共有的叙事性，他考虑的角度似乎更偏重于这两种文体在与群治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共同性。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在梁启超看来，它的读者和观众主要是下层社会的普通民众：对讲故事的关注，使它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由此对读者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梁启超所看重的正是这种影响，这当也是戏曲成为“新民”启蒙工具而梁启超不再将之与小说区别分论的重要原因。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小说、戏曲的分途是必然的，这是迟早要解决的问题。光绪二十九年（1903），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对小说与戏曲不同的渊源关系作了简要的论述 ，但似乎无阻于梁启超的戏曲属于小说观念的流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一篇署名为“棣”的文章中仍然认为“剧本者，小说界之一部分也” ；同年“老伯”的文章虽然区分了“曲本”与“小说”，但仍将“曲本”视为小说之一种，称作“曲本小说”，以与“白话小说”并称，他说：“有曲本小说，则负贩之流，得以歌曲之唱情，生发思想也；有白话小说，则市井之徒，得以浅白之俚言，枨触观念也。此其所以为‘普通’也。” 直到1914年，成之发表了长文《小说丛话》，才第一次从理论角度对小说和戏曲的差异作了较为细致的评论，并云：“戏剧遂能于小说之外，别树一帜。” 强调了戏剧独立于小说之外存在的价值。三、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极端贬斥。梁启超列举种种群治的腐败表现，将之归“功”于旧小说，并毫不迟疑地说：小说乃“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将中国古代小说视为铁板一块的看法，显然不符合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即使在梁启超本人，也未必真心相信自己所说。但梁启超却将古代小说统统归入应当摒弃的“旧小说”之列，予以毫不留情地贬斥，这不过是为了强调旧小说的应该退场、新小说的亟需浮出而已，其逻辑仍是“新小说”以“新民”。当然，此后不久，中国小说评论界已开始作出调整，注意区分旧小说中的优秀与低劣。 TIeGwTkvKCM1Da8ZaJWS8rrRYZitxz46ZaiTKCLk9zXy3EWI0I2BYjRzfj/WQo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