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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庚与李棪（1907—1996）因李家祖传的顺德本《华山碑》发生纠葛，《容庚北平日记》的整理者夏和顺曾写过一篇《琉璃厂故事之九十二·顺德本华山碑》（《深圳商报》2019年5月8日），引用《邓之诚日记》与容庚日记对读，但未加深入讨论，依然存疑。此事不仅涉及顺德本《华山碑》的流转，还涉及容庚的个人名誉，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
1932年，李棪到北平辅仁大学读书，就陆续拜访同乡，容庚自然也不例外。《容庚北平日记》1934年十一月三十日首次出现“访李棪，与同至老馆”的记录，从口气看，此前两人已经有接触，颇为熟悉。纵览容庚日记，除了朋友聚餐、互访聊天，由于个人经济出现问题，李棪从1936年一月开始，向容庚借款，这直接催生了顺德本《华山碑》的抵押。容庚日记中对李棪借款记录颇为简明：
一月十一日：李借款三百元。
六月十六日：六时，李棪来，借五百元，以《华山碑》作抵。
七月十六日：李劲厂借百元去。
八月一日：晚十时，李棪来，以铜剑二易其《史晨碑》，还余百元。
十一月二十四日：李劲厂来，赠余《郙阁颂》，借五百元。
1936年李棪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恐一时未找到合适工作，长安毕竟居不易，有时不得不告贷，本年他先后向容庚借款四次，计一千四百元，还款一次，一百元，算下来尚欠一千三百元。顺德本《华山碑》是六月第二次借款时，李棪送到容家抵押的。同年五月二十八日，容庚日记有“标点李棪《华山碑考》”的记录，应该是在审定李棪的《玲珑本汉西岳华山庙碑考》一文，此文稍后刊于1936年燕京大学考古学社出版的《考古社刊》第四期。在文中，李棪将家藏宋拓《华山碑》称为玲珑本，因其旧藏扬州马氏小玲珑馆耳。
已经向容庚借了一千三百元的李棪，过年后不仅没能偿还宿逋，反而于1937年六月八日又向容庚借了四百元，所欠数额遂增至一千七百元。直到1939年十一月田洪都代李棪赎回顺德本《华山碑》前，两年多时间里，容庚日记中都没有收到还款的记录。显然，李棪的经济状况并无改善，很可能在继续恶化。殆在此之前，他就已经陆续抵押或出售祖父李文田的手稿及泰华楼藏书，有一个旁证见诸《顾廷龙致叶景葵论书尺牍》第十七通：
今日有书友送来两种甚好，一为沈学子批《韩昌黎诗集》，工楷，似为手笔，亦通学自南得来，索价四十元；一为《四库表文注》，无撰人名氏，察其笔迹，乃李仲约手稿，迹其所自，知由李劲庵（仲约孙）押出，今已逾限矣。
顾廷龙此函作于1939年三月二十七日，尚在李棪批量出售泰华楼藏书之前，若非万不得已，他不会对抵押在外的祖先手稿置之不理。据此可知，此前两三年时间里，除了容庚，李棪通过抵押携带到北平的先人藏书与手稿，向各处借款，最终入不敷出，债台高筑，抵押之物逾期无法赎回，流入市肆。这直接导致1939年八月李棪决定出售一批藏书，用来清偿债务，而从旁协助他的人正是容庚。
《容庚北平日记》1939年八月十四日称“晚八时，李棪来”，李棪此来，应该就是和容庚商量售书还债一事。第二天中午十二时，容庚“与李棪进城，至张园，看其所藏书”。这里的张园，是另一位广东籍学者张次溪（1909—1968）父亲张伯桢（1877—1946，号篁溪）于1919年所营建的私宅，位于今龙潭湖公园内袁督师（袁崇焕）故居旁，距离袁督师庙南一里许，据张次溪《龙潭袁迹志自序》所述，张园“三面环水，时唱渔舟，虽僻静而不孤寂。春日潭水频积，萦绕左右。雉牒隐于后，法塔耸于前。清波漠漠，朝飞白鹭；高树隐隐，时躁昏鸦”。顾颉刚、陈垣、余嘉锡、伦明等，曾来拜谒，并与张次溪、李棪在袁墓前留影。1958年八月，张次溪在征得兄弟同意后，将张园捐献国家。
李棪从广东北上时，择泰华楼中所藏古籍善本、碑帖携至北平，寄放在张次溪家中。1939年八月十七日下午一时，容庚“乘大汽车至张园，为李棪运书”。二十天后，九月六日容庚听说“李棪售书籍一批与燕大图书馆，得洋四千元”，言之凿凿，似无疑问。其实，交易进行得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至少李棪没有拿着燕京大学图书馆的购书款来赎回顺德本《华山碑》。原因在于有人居中抢购，九月十一日上午容庚遇见主持燕京大学图书馆事务的田洪都，交谈之下，“乃知李棪之书，顾子刚与燕大争买。下午，李棪来，与同进城，至邃雅斋”。至此，终于明白售书一事，并不是李棪直接与燕京大学图书馆接洽，而是委托邃雅斋出售，燕京大学图书馆田洪都遇到了有力的竞争者——北平图书馆的顾子刚（1899—1984），他曾受馆方之命，开设大同书店，经营图书邮购业务，抗战期间为本馆及美国各图书馆采购大批图书。
为了尽快促成燕京大学购买泰华楼藏书，九月十二日，容庚就“与李棪同往访顾子刚”，三天后，九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时，容庚又“与李棪同进城，请顾子刚在同和居午餐，调停购书事”。次日上午八时，容庚再次“进城，与李棪同至北海蟠青室，访顾子刚”。与顾子刚面谈了三次，才基本解决个中纠葛，到了九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时，容庚第四次“与李棪进城，至同和居，请田洪都、顾子刚便饭”，在饭桌上将售书事谈妥。
出售部分泰华楼藏书予燕京大学图书馆的事既已谈妥，李棪却没有马上用卖书款将抵押在容庚处的顺德本《华山碑》赎回。直到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容庚日记才出现“以《华山碑》交田洪都，李棪还余美金二百二十二元”的记录，距其售书已逾两月有余。
容庚以为田洪都给的美金二百二十二元，是燕京大学图书馆付给李棪的卖书款，但事实并非如此。邓之诚1939年十一月三十日记（据《邓之诚文史札记》，下同）道破天机：
田洪都来，见示《华山碑》，已自容庚处取得。由洪都代垫美金二百二十二元，合准备票三千。前李棪已交千五百元，共四千五百元。李假于容者不及千元，乃必欲折合港币一千（合美金如上数），另加利息一千五，可谓无赖。
邓之诚之所以说容庚“无赖”，主要依据是索要的利息太高。这就涉及借、还款项之间的不同币种的换算。邓之诚所说的准备票即联银券，是1938年三月至1945年八月间由日伪扶持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钞票，此币种自发行以后，就一直在贬值。若1939年十一月二百二十二元美金相当于联银券三千元，加上《容庚北平日记》未提到的李棪曾经归还联银券一千五百元，共计四千五百元，暂且不说。李棪向容庚借款的数额，从上文所述，却并不止一千元，而是一千七百元。按贾秀岩、陆满平的《民国价格史》统计，北平1936年的100元，相当于1939年的226.7元，那李棪往年所借一千七百元此时约为联银券三千四百五十元，归还容庚二百二十二元美金后，若加上李棪此前已偿还一千五百元（容庚日记中未见此项还款记录），总额为四千五百元联银券。邓之诚所谓容庚索利息一千五百元，并不能得到落实。不过，从李棪继续与容庚保持往来，间接证明两人的关系并未因此恶化，邓氏“无赖”一说似不过徒逞口舌之快而已。
顺德本《华山碑》在容庚处抵押近两年半时间，终于由燕京大学图书馆的田洪都代李棪赎回，邓之诚为之松了口气，却不知这是《华山碑》第二次抵押的开始。据邓之诚日记载，时隔一年多，1941年三月十三日邓氏“与王和之父至图书馆观《华山碑》”。可见，田洪都从容家取回拓本，给邓之诚过目后，并未立刻归还李棪，而是将之存放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是李棪托其代为保管，抑或如之前一样抵押，此时尚不清楚。直到1943年四月十一日，邓之诚日记才出现“李棪来，田洪都来，以前日李棪所交五千元交田手”的记录，之后四月十四日又有“李棪来交两千，是转交田者”，次日晚间“田洪都来，以昨二千予之。本约以碑来，竟不果”。至此，方知李棪当日除了售书燕京大学图书馆，还将顺德本《华山碑》第二次抵押，同样时隔两年多，才从田洪都处以七千元（借款恐不止此数）的联银券赎回。
邓之诚此番更是作为直接见证人，为李棪向田洪都交款，原期四月十五日货、款两清，却因田洪都的一再拖延，令他担忧。一周后，四月二十二日下午，田洪都先来邓家告知“星期六当携《华山碑》来”，到了星期六却未见田洪都归还《华山碑》的记录。直到一多月后的五月三十日，邓之诚才终于在日记中提到归还碑拓：
田洪都来，交还李棪《华山碑》，并云前日命人送来之毛边纸一刀，系赠予者。又允为予及李棪卖书，李寄藏之书皆可取出，何其前倨而后恭也？予为此碑萦怀数年，自前月交款七千后，久不还碑，偶一思及，辄觉衷心不安，盖恐其干没也。今始一块石头落地，快慰万状。予为李氏保此碑，此为第二度矣。其实与予无涉，特不免好事，遂引出多少麻烦耳。不知李氏对予以为如何，其他之人闻此事者，又以予为如何。
邓之诚刚一块石头落地，赶紧约李棪来取。1943年六月四日晨，李氏如约而至，乃“以《华山碑》还之，如释重负。复以五元托其购笺纸，备书赠田洪都”。从邓氏主动让李棪买纸写字赠田洪都看，他已将之前田洪都一再拖延的不满置诸脑后，毕竟他顺利将李氏泰华楼的镇库之宝这个烫手山芋完璧归赵。但顺德本《华山碑》第二次抵押一事，尚未完全结束。六月十六日邓之诚又“使人以电话叩李棪不来之故，云旅行证已满期，居住证未领得，故不能来。此君真童骀，尚欠人三千金，独不虞因此而致人之责言乎”，足见，李棪此前所偿抵押款项并不足够，还欠着人家三千联银券，找他一时又没了踪影，岂不让人“捉急”。
然尚令人庆幸，李棪顺利留在了北平，同年七月四日，邓之诚就应李棪之邀，到傅增湘家中聚会，参加者有田洪都、陈公穆、余嘉锡、崇彝等。此前，他还“为李棪改《影印华山碑缘起》，累甚。改毕即邮致之”（六月十九日）。之后，邓之诚曾“代李棪草《上海粤人广肇山庄改葬记》成，适孝贤裴估至，托带入城交之”（七月十四日）。彼时李棪仍逗留在北平城中，大约半年之后，他可能就携带着顺德本《华山碑》等有限的几种家传珍品，离开北平，返回故乡。邓之诚获悉李棪离开的消息，必在1944年一月五日傅增湘、李棪招饮于傅宅以后。而《容庚北平日记》1943年十月二十八日之后，就再无李棪的踪迹了。
李棪南归后，一度任教于香港圣斯蒂士提反中学，其父李渊硕（1881—1944，字孔曼）即于1944年去世。程焕文《李文田与泰华楼藏书》一文称，1950年代初，回广州任教的容庚与周连宽曾赴多宝坊27号访李棪，周氏并先后数次为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图书馆选购泰华楼藏书，这部分书现同藏中山大学图书馆。程氏又说：“李渊硕卒后，其子李棪斋（劲庵）曾将华山碑宋拓本押于北京某教授。三年后赎出，又转押于某银行，不久劲庵复取回，带往香港。”其事似即上文所述李棪先后两次抵押顺德本《华山碑》向容庚、燕京大学图书馆（田洪都）借款，但时间应在1936年至1943年，李渊硕尚健在，程氏之言显然有误。所谓北京某教授，应该就是容庚，不知为何没有直接指出，岂程氏为尊者讳而不言明耶？
1952年，李棪离粤，远赴英国，历任伦敦大学、伯明翰大学任中文教授，顺德本《华山碑》可能由他随身携带出国。1964年，李氏回乡，改任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职，终将此宋拓出售，由北山堂利氏购得，于1973年捐存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保存至今，为“北山十宝”之首，楚弓楚得，可谓得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