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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景书屋主人吴湖帆（1894—1968）的碑帖收藏，在民国间就已名震江南。“吴氏文物四宝”中，有一件宋拓《萧敷敬妃墓志合册》，因其为宇内孤本而为人称道。吴氏一生中，曾使用二十余个斋名、别号，一小部分就与其所藏碑拓有关。如双修阁，源自《萧敷敬妃墓志合册》；四欧堂，源于其所藏宋拓《化度寺碑》《虞恭公碑》《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丑簃，源于其所藏明拓金农本《隋常丑奴墓志》。以上各种，均是隋唐以前的石刻，宋明旧拓本之珍贵，早就为人所熟知。相较而言，宋元以后的碑刻拓本，被人重视者却不甚多，如以研究碑帖著名的张彦生之《善本碑帖录》、马子云之《碑帖鉴定》、王壮弘之《增补校碑随笔》、仲威之《善本碑帖过眼录》及《续编》等书中，所收录的碑帖，时代基本断于唐五代，宋元以后仅选载久负盛名的单刻帖。容庚所编《丛帖目》，著录宋元以来的丛刻帖，也仅收录丛帖，不收单刻的碑志。目前最常见的《七姬权厝志》拓本，是清中期贝墉所翻刻的《宝严集帖》本，但仍只能算作丛帖。究其原因，应是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两代书家的真迹流传数量庞大，下真迹一等的拓本自然不能与真迹相媲美。
但是，并非没有例外，如元末明初著名苏州籍书法家宋克的《七姬权厝志》，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刻石后，志石在明代流传了一段时间才佚去。历经明清两代数百年时间，明代原拓本已十分罕见。清道光间，苏州收藏家贝墉曾据旧拓覆刻，之后才稍稍流行于世。贝墉同时搜集明清两代如高启、陈基、文徵明、杨慎、王世贞、厉鹗、翁方纲等诗文、题跋与相关品评，汇编成《七姬咏林》三卷，为研究此志之内容、书法、版本等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吴湖帆因此志与故乡苏州有关，且为宋克楷书之代表作，故极力搜罗，终于在购下数种翻刻本之后，获得原拓真本，成为梅景书屋收藏碑帖中屈指可数的精品之一。
对于《七姬权厝志》内容的考察，近年以贾继用《〈七姬权厝志〉考》
最为详细，至于版本之考辨，则以王壮弘《〈七姬权厝志〉及其翻刻本》
最为精审。目前，经眼吴湖帆藏明拓真本，并撰文进行系统介绍的，也只有王氏一人。吴氏梅景书屋所藏《七姬权厝志》明拓本，数量不止一件，真伪杂糅，在他身后已经散落四方，大多下落不明。新近在苏州博物馆“梅景传家——清代吴氏的收藏”特展中，就展出了一件吴湖帆赠予女婿吴纪群的明拓旧翻本（图7），为研究此志的版本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也为研究吴湖帆对自藏《七姬权厝志》的改装，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此种吴湖帆旧藏明拓《七姬权厝志》木夹板原装一册，经其校勘认定为明拓杨慎（1488—1559）翻刻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吴纪群、吴思欧夫妇捐赠苏州博物馆。此册共计七开，第一开为扉画，最后一开为题跋，墨拓本身凡五开。吴湖帆所藏碑帖，往往册首装有扉画，此册亦不例外。此帧纯用墨笔，近处一角坡石，树木蓊郁，余皆湖山，波光粼粼，长桥数孔，横跨湖面，高士一人，鹤立桥头，举头望天，夜空之中，明月破云而出，远岑依稀。此种景象，让人想起苏州城南石湖畔的行春桥中秋夜景。吴湖帆题款云：“长桥玩月图。秋水尝为潘元绍作此图，摹其意于《七姬权厝志》册端。庚午六月，吴湖帆。”下钤“吴万”朱文方印。庚午为民国十九年（1930）。元末明初画家陈汝言（1331—1371），字惟允，号秋水。其父陈徵（明善）生于江西清江，后定居苏州。陈汝言曾参加昆山顾阿瑛在玉山草堂举行的雅集，张士诚定都苏州后，他成为张氏女婿潘元绍的幕僚。入明后，担任济南经历，坐法死。在为吴湖帆藏另一明拓本《七姬权厝志》题跋的吴梅（1884—1939）
在1932年四月十六日的日记中提及：
又阅陈惟允《仙山楼阁图》、文徵明《雪赋卷》、戴鹿床《山水小册》，皆精。惟允为张士诚婿潘元绍上客，曾为潘氏画《长桥玩月图》，今已佚矣。拟作南词一套题之。
吴湖帆之所以会在《七姬权厝志》上摹陈汝言的《长桥玩月图》，正如吴梅所述，缘于此图系陈氏为潘元绍所画。清人翁方纲《题七姬权厝志旧拓本》诗，道出了个中缘由：
潘郎作计何匆匆，贩盐九四作妇翁。昆冈一炬玉何罪，至今气吐仍白虹。平江后园石栏畔，程翟徐罗卞彭段。杨廉夫已感金盘，陈敬初来些珠贯。几人北郭摩诗垒，八体南宫参隶髓。弹丸走马落花丛，摇荡秋光照江水。冢依禅龛石重勒，东吴好手摹不得（谓杨用修翻本）。跋到升庵又月峰，多少高坟无此刻。绣纹仿佛金薤书，夜凉环佩疑有无。不合陈髯舫子上，为写长桥玩月图（陈惟允《长桥夜月图》为七姬作也）。
翁诗第三句罗列潘氏七位姬妾的姓氏，其后“杨廉夫已感金盘，陈敬初来些珠贯”一句，用杨维桢（廉夫）《金盘美人》、陈基（敬初）《群珠碎》二诗典故，指出潘元绍虐杀侍妾的史实。全诗最值得注意的是翁氏自注，称陈汝言的《长桥玩月图》并不是随手渲染之作，而是专门为潘氏七姬而作。吴湖帆所摹出于其想象，恐陈氏原图或有七姬之影像，亦未可知，惜乎原图已佚，不能取以比勘。
陈汝言除了与《七姬权厝志》撰文者张羽同为潘元绍幕僚兼好友外，他与《七姬权厝志》刻石也有密切的关系。据屠隆《考槃余事·七姬权厝志》条称，志石一度保存“在苏州吴县陈嗣初家”（屠氏《法书考》所记略同，见《七姬咏林》）。陈嗣初即陈汝言之子陈继（1370—1434），号怡庵。明洪熙元年（1425），杨士奇举荐为国子监博士，转翰林院五经博士，预修实录，进检讨。能文善画。沈周的父亲沈恒、伯父沈贞皆从之受业。杨士奇（1366—1444）本人对《七姬权厝志》也颇为关注，在其文集中有两条关于此志的题跋。《东里文集·跋七姬厝志》一条称“《七姫厝志》，张来仪文、宋克温书，余得之姑苏王汝玉”，已收入《七姬咏林》；《东里续集》卷二十一《七姬厝志》一条云“七姬皆死于义，而张之文、宋卢之书皆精妙，其传远无疑。余得此于嗣初”，贝氏《咏林》未收。按：王汝玉即王璲（1349—1415），号青城山人。祖籍四川遂宁，生于江苏长洲（今苏州）。少从杨维桢学诗，后以荐摄郡学教授，改应天训导。永乐初擢翰林五经博士，与修《永乐大典》。王氏去世时，陈继尚未进入仕途，因此可以推测杨士奇从王璲处得到《七姬权厝志》拓本在前，从陈继处再次获得拓本在洪熙以后。贾继用《〈七姬权厝志〉考》谓“杨、王、陈同在永乐朝为官，故杨之跋当作于此时”，似未确。同时，贾氏引明人王佐《新增格古要论》谓此志“今苏州府吴县陈嗣初先生家有碑刻。乃子陈孟文”，并推测陈孟文为陈继之子陈完。那么，《七姬权厝志》石有可能从陈汝言开始，一直到陈孟文，在庐山陈氏传了三代人之后，才没了踪迹。
吴纪群捐赠川沙沈氏本墨拓第一开，左裱边有吴湖帆题“明拓《七姬权厝志》。川沙沈氏旧藏本。唐鹪安曾藏，以归沈氏者。湖帆记”。卢熊所篆首分两行，首行四字，第一字“七”左上角钤“铭心绝品”朱文方印，为吴湖帆鉴藏章。次行仅一“志”字，下装藏经纸，有吴湖帆题记“宋书权舆。湖帆题《七姬志》，以贻纪群贤甥研玩”，旁钤唐翰题“鹪安平生真赏”朱文长方印，吴昌绶“昌绶审定”白文方印。志文改装成册后，每半开五行，每行十二字。最后一开“铭曰”一行下方钤“铁云审定金石书画”朱文长方印，是经刘鹗（铁云）收藏之证。末三行落款，最后“娄江卢熊篆盖”下钤吴纪群“纪群心赏”白文长印。右裱边吴湖帆并题“右拓本缺文大者四十字，又半字二；小者十三字。余用泥金补书，依所藏陆润之藏孤本临入。湖帆记”。
最后一开为吴昌绶、吴湖帆二家题跋，吴昌绶题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乙巳四月：
运笔疾徐，着墨轻重，皆能曲为传出，此原石旧拓之可贵也。贝简香重摹本，一律匀称，仅得匡廓，观此乃见风神骀荡，去晋贤标韵不远。
此拓本入梅景书屋以前，从藏印、题记等线索考察，曾经唐翰题（1816—1875）、沈树镛（1832—1873）、刘鹗（1857—1909）、吴昌绶（1868—1924）诸家鉴藏、题跋，而未见乾嘉以前之鉴藏痕迹，颇怀疑此本已经被重新装裱过。这一点，从吴湖帆题跋中得到了验证：
此册《七姬志》明拓本，向称真拓，流传至今，凡数百年。曾藏川沙沈氏，迄民国庚午，余获太仓陆氏旧藏之重墨本后，假得黄小松藏本勘之，始将宋氏所书《七姬志》真面定论。陆氏藏本乃孤拓，翁阁学与黄司马、厉樊榭、丁龙泓等皆未见真面也。此本亦明拓，与黄本同出一源，盖即杨升庵覆刻之初拓本也。向有明遗民沈石天一跋，亦误认为原刻本，今已移入陆氏藏真本之后，盖余先一年得此也。此志为宋书平生第一得意书，在先明中叶已宝如星凤，经杨升庵、文寿承刻意摹勒，得存形似，可在明中叶真本之不经见矣。是册得于外家沈氏，藏余笈者十五年。兹以吾纪群贤甥爱书刻，且其家居苏州谢衙前，距七姬庙仅数十武，因检贻之，亦文字缘中美谈也。右吴印丞跋，亦认为原石。吾乡贝简香千墨庵中所藏一明拓本，不知尚存否。但据贝氏重摹本校勘，亦觉字形稍大，恐亦未原石，或停云馆摹本耳。附记。
时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癸未冬，从吴湖帆所述，此本系民国十八年（1929）得自外家川沙沈氏，第二年又获得太仓陆氏藏本。通过比勘，吴氏认定陆时化（润之）藏本为原拓真本。据《丑簃日记》1931年四月二十一日记“拈白石词‘柳怯云松，更何必十分梳洗’二句以题《七姬权厝志》，盖谓宋仲温书似欹而正，似疏而浑，真具天然之美也”
，这句姜夔的词，应该就题在太仓陆氏本上。按照吴湖帆的记载，至1930年为止，他至少已藏有两种明拓《七姬权厝志》。吴梅之所以在1932年日记中会涉及陈汝言为潘元绍画《长桥玩月图》，应是此前他曾到梅景书屋赏鉴过吴湖帆所藏的两本《七姬权厝志》，并在陆时化本上题有《中吕·泣颜回》一曲于后，故其看到陈氏《仙山楼阁图》时，便自然记起此段故实，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王壮弘到吴氏四欧堂看到的原拓真本《七姬权厝志》，既非川沙沈氏本，也不是太仓陆氏本，而是霍邱裴氏本。在《〈七姬权厝志〉及其翻刻本》一文中提到，王氏谈到裴氏壮陶阁藏真伪二本合装一册者，其中钱塘丁敬旧藏系真本，文氏玉兰堂旧藏系伪本（有翁方纲跋）：
此册曾归霍邱裴氏壮陶阁，后为何瑗玉蘧厂所有，转归吴县吴氏时，以价值昂贵商议再三。而吴氏压价过半，何氏遂以赝本与之，仓卒间吴竟莫辨，及携归细阅题记，知另有真本，遂复央人以原值得之。此册余于吴氏四欧堂见之，真本白棉纸拓墨黝黑，伪本纸质微黄，前有“玉兰堂图书”一印，拓墨不如真本之浓重，二本合装一红木盒。解放前昌艺社曾影印，除昌艺社外，文明书局亦曾翻印。文明书局另有一印本，后有沈灏题跋，是伪刻。
霍邱裴氏本出售之际，湖南籍收藏家徐崇立曾亲眼见过此本，《瓻翁题跋·元朝七姬权厝志影本跋》云：
前日消寒第三集，同里郑习叟携霍丘裴氏壮陶阁藏原拓本，则覃溪所云真本、覆本合装为一册。其前后题咏悉俱，纸墨锋颖，光彩照耀。惜座客已多，竞欲先睹，有不必看者，亦展玩不释。坐是不克澄观谛审，且索值二千金，未可久留。明日，冒寒风走市间，购取此本。则剪裱参差，非复裴本之旧。即翁题亦移易其部居，墨色黯淡，神韵大减，并无虎贲之似，较贝刻犹逊之。原本卢氏篆盖五字已佚，撰、书、篆盖三人题名原裱在文后，三行并列者，此则接铭词后直缀一行。疑别是一本，合装两残本为一，而影翁迹附合。
时在1932年十二月中旬，显而易见，霍邱裴氏本此时还没有入藏吴氏梅景书屋。携壮陶阁旧藏《七姬权厝志》到消寒会现场的郑习叟，就是长沙人郑沅（1866—1943），霍邱裴氏本还在他手中待售，价格是两千元。王壮弘说先从裴景福（1854—1924）处转归何瑗玉（1815—1889），最后入藏梅景书屋。按：何瑗玉去世时，吴湖帆尚未出生，且从裴、何二人生卒年推断，似应从何氏转归裴氏，更为合理。裴景福去世后，此本散出，却不是马上转入吴家，而是经过吴湖帆好友蒋谷孙之手，最后才进入梅景书屋。据吴氏《丑簃日记》1933年二月十四日记，“谷孙携示《七姬权厝志》，有翁覃溪跋，黄小松旧藏之物，杨升庵翻本也。后半翁跋已易赝鼎矣，仅存第一页小楷两行耳”
。因他一直将自藏太仓陆氏本作为真本，故一见与之不同的黄小松本，便认定为杨慎翻刻本。一周之后，二月二十日吴湖帆又记“夜饭后，与恭甫同谷孙观其新得《七姬志》。此志原拓世间仅存二本，此本拓工较精，字略漫漶，首尾完整，有苏斋、秋盦等题。余一本亦谷孙旧物，今存余处，拓墨较重，且缺篆额五字，末缺题款一行，而字画完整无损，墨采黝黑如漆，真初拓也。二本各有短长，仿佛《华山碑》中山史本与四明本之别耳”
，此次则将黄小松本定为真本，是否已发觉此本与吴氏自藏的川沙沈氏本有所不同的缘故？十多天后的三月三日，吴湖帆在日记中再一次提到“蒋谷孙携《七姬志》来，乞栩缘丈题。午后，栩缘丈来，与余藏本细校，知蒋藏黄小松本犹非原石所拓，亦旧翻旧拓之精者耳。翁覃溪、黄小松具被朦过。细校后，方识两本有自然、牵强之别，浑厚、逼仄之分，余藏本殆天壤间孤本欤”
，最终的结论，还是认为黄小松本是伪本。
单从吴湖帆日记的描述看，与之后王壮弘所述略有出入。1933年二月蒋谷孙所新获的《七姬权厝志》应该就是霍邱裴氏壮陶阁所藏真、伪合装本，其中“余一本亦谷孙旧物，今存余处”者，似是王壮弘所谓之伪本——文氏玉兰堂藏本。吴湖帆、王同愈将黄小松本与太仓陆氏本进行比对之后，一致认为黄小松本是“旧翻旧拓”，这在1943年题川沙沈氏本时，仍坚信太仓陆氏本是唯一的真本原拓，可以得到证明。从1933年至1943年十年间，乃至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吴湖帆对蒋谷孙旧藏霍邱裴氏本《七姬权厝志》真、伪两本的认定，恰好与1949年后王壮弘的判断是截然相反的。
新中国成立后，王壮弘在吴湖帆家赏鉴其所藏数本《七姬权厝志》，认为“数十年所见者，除丁敬本外，亦皆伪本”，丁敬本就是我们所说的黄小松本。另外他还提到，文明书局影印的另一本后有沈灏题跋。这与前文移录吴湖帆跋称，川沙沈氏本后“向有明遗民沈石天一跋，亦误认为原刻本，今已移入陆氏藏真本之后”，沈石天就是沈灏（1586—1661，字朗倩）。这就不免让人狐疑，文明书局影印本的底本，是否就是吴湖帆所藏川沙沈氏本？在将此本与民国间文明书局珂罗版影印本《初拓七姬权厝志》相对勘后发现，尽管行格略有不同，但文字漫漶之处均相同。只是在他将此本赠予女婿吴纪群之前，已拆下沈灏题跋，装入自藏的太仓陆氏藏本之尾，同时对川沙沈氏本进行改装，以致目前此本墨拓五开的裱边上，除了吴湖帆题记、批注外，没有其他任何人的藏印与题记。行格的不同，也可能是由吴湖帆对其重新剪裱后造成的。否则，就是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两册版本相同的旧翻旧拓存世，且都经沈灏题跋，然目前只知有一种沈灏题跋本传世。
综合上文所述，吴湖帆自1929年开始，陆续收藏的《七姬权厝志》计有川沙沈氏本、太仓陆氏本、霍邱裴氏本等数种。最初通过比对拓本、影印本等，确定后者为传世原拓真本，并将原属于川沙沈氏本的沈灏题跋，移装到太仓陆氏本之后，直接导致沈灏题跋本《七姬权厝志》这一概念，在他收藏期间发生彻底改变。1943年，吴湖帆将重装后的川沙沈氏本赠予女婿吴纪群，认定此本为明杨慎翻刻拓本。这一结论与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二十日所记相合：
午后，同栩缘访蔚若，评印若寄售石刻《邓太尉祠碑》，有瞿木夫、顾千里跋。……《七姬权厝志》，沈韵初跋以为真本，实则杨用修翻本也。徐士恺子静所藏，有王敬美、王元照两跋者乃真本也。
更为巧合的是，当日与叶昌炽一同访吴郁生，赏鉴沈树镛题跋本《七姬权厝志》的人，正是三十六年后和吴湖帆一同比勘黄小松本的王同愈。可是，一般认为贝墉翻刻本所据底本，为杨慎在四川的翻刻本，但以贝氏本与川沙沈氏本相校，却不甚相同。
1933年，吴湖帆从蒋谷孙处见到霍邱裴氏本，仍以太仓陆氏本作为真本，与之进行校勘，于是将黄小松本（丁敬、黄易递藏）定为翻刻本，这一结论维持了十年以上。让人不得不怀疑，王壮弘记述吴湖帆压价购买《七姬权厝志》的那段往事，很可能事后经过买主本人润饰。或许霍邱裴氏本中的文氏玉兰堂本，与太仓陆氏本为同一系统的翻刻本，故被吴湖帆作为真本购入，后经考斠，乃将黄小松本作为原拓真本收入囊中。目前这只是推测，有待于将太仓陆氏本与文氏玉兰堂本同案比勘，才能最终确认。据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沈灏名下，有沈灏题跋《七姬权厝志》一种，钤有“朗倩”一印，不出意外，应该就是吴湖帆旧藏太仓陆氏本。据王壮弘《崇善楼笔记》著录所见旧拓《七姬权厝志》三种，第三种四欧堂藏本，后有王时敏等人题记
，不知是否就是同一拓本？以上这些推测，都源于吴湖帆赠予女婿吴纪群的川沙沈氏本《七姬权厝志》。相信日后随着其他几种吴氏藏本的出现，对于吴湖帆所藏各个版本，乃至《七姬权厝志》本身版本的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