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帝王的日常生活往往与政治密切相关，未能截然两分。即便是生活中的偏好也往往会打上深深的政治烙印，成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展示。海东青矫健的身姿和俊美的外表，决定了它的原始功能，即游畋之用和供人赏玩，所谓“鹘之至俊者也……此鸟善擒天鹅，飞时旋风直上雪际” 。不过，海东青之于明代帝王，还有其衍生功能和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明太祖时期，海东青是“禽荒”和尚武之蒙元的象征。明太祖轻视海东青和田猎活动，意在彰显儒家仁政和文治理想，以与尚武之元代相区别，突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合法性。明成祖时期，海东青则是勇德和万世武功的象征。明成祖在藩邸时以武力扫北而此后又以霹雳手段获取帝位，使其更倾向于通过武功以树立政治威望，而相对轻视儒家文治理念；明宣宗时期，作为田猎重要工具的海东青，成为其明君形象塑造的障碍物。但对田猎的热衷，促使明宣宗多次向朝鲜索取海东青。而儒士政治话语权的扩大和明宣宗标榜文治的治国理念，以及海东青与“禽荒”相联系的负面形象给他带来一定压力，使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通过非正常进贡渠道向朝鲜暗索海东青；明英宗时期，海东青在正统年间是“禽荒”的象征，明英宗并不热衷于田猎，也不差人赴朝鲜捕捉海东青。但在天顺年间，海东青却是论证政权正统性的工具。明英宗借政变复位，彰显政权正统性成了他迫切的政治诉求。因而以明宣宗热衷于狩猎的特征为切入点，特意凸显自己对田猎的热衷，以昭示自己才是明宣宗的正统继承人。此外，先前被俘期间的塞外生活，也使其对海东青产生一定好感。明前期帝王对海东青的态度各有不同，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政治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前期的历史变迁。

有元一代总体尚武功而抑文治，而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相号召的明朝，出于统治合法性需要，宣扬要与尚武的元朝决裂而推崇儒家文治，因此对极具尚武象征的“海东青”不能不保持距离；但另一方面，由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惯性（尤其是风俗与政治文化），明初实无法立即斩断有元一代的尚武风尚，何况蒙古的边疆威胁一直存在，故武备之弦亦未可完全放松，故对“借鹰猎而讲武”一端，又时在怀抱之中。此外，海东青乃名贵猎鹰，皇家用以赏玩和显示独尊地位，但儒家立场又反对玩物而丧志，崇尚节俭和勤政等理念。因此，海东青无论是武功的象征，抑或名物的反映，皇家耽溺于此，皆为儒士所反对。正是在这种“文野有别”的国家治理观念根深蒂固之后，明中期以后的皇帝一般对海东青的进献皆采取公开峻拒的态度。

明初上层政治阶层对待海东青的态度，总体上依违于有元遗产和儒家政治理念间纠结缠绕，左右摆动，上下跳掷，此从“平生快意是观鹰”的朱有燉（朱棣之侄）相关儒家式的反思可以看出。朱有燉深悉海东青为前代异族统治者所好，所谓“契丹之所贵，亦胡元之至宝。求一联于远方，散千金而莫讨” 。但朱氏深知历史上“辽人逼索海东青而使女真反”的历史教训，亦知儒家“禽荒之训”，并深以为戒，故其又言：“虽然，禽荒之训，载之古典。迷而忘返，道心斯舛。慎所欲之易移，为令德之有㥏；识甚美之可防。念尤物之当远；睹珍禽而知戒，聊赋之以自勉。”

在明朝末期，海东青将与大明王朝的另一异族劲敌——满人发生紧密关联，也成为时人凭以观察满人的重要媒介。海东青向为满人最高的图腾，“辽金衅起海东青” ，其先民曾因海东青起兵抗辽 。崔广彬认为，女真最早就以海东青之名而自称，“女真由古代的肃慎发展而来，而肃慎一词即东方之鹰（海东青）之意” 。康熙帝也曾作诗赞美海东青，“羽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数海东青”，海东青无疑是女真人的精神图腾和象征。而随着万历年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反明，《明实录》中有关海东青的记载也在万历年间戛然而止，“白雀、海青，悉为谕止。马驼之进至，掷其奏，顷四夷贡马原无足贵，此端一开，将珍禽异兽之足以供玩好者，纷纷杂至，而邀厚赏者不一而足矣” 。因而，明末帝王对海东青的态度转变又与满人的崛起关联甚深。 UYZN7USfI5syxFwielqzPYu8GB3nGbDamS1BkscBtuEZ6gzcvfuQWgmEx16oXK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