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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明宣宗时期，皇帝在公开的敕谕中，对海东青表现得不屑一顾，多次敕谕“勿进献”。据《明实录》记载，宣德四年九月，“丁卯敕朝鲜国王李祹曰：‘王比遣使进海青……然朕所欲不在于此，自今勿献。’”
宣德七年，“上谕行在礼部臣曰：‘朝鲜贡献频数已，非朕所欲……鹰何所用……若鹰犬之类更勿进献。’”
然而，此类说法与《朝鲜王朝实录》中的记载大相径庭。宣德四年，明宣宗派金满赴朝鲜回赐时，“敕曰：‘兹遣内官金满，赍敕谕王，特赐白瓷器十五卓。王国中有好海青及笼黄鹰、大犬，寻访进来。’”
使臣金满的传谕与《明实录》的记载明显矛盾，明宣宗明确要求“自今勿献”，而传谕中却要求朝鲜国寻访并进献国内的海东青等名贵鹰犬。正如梁永泽等学者所论，如此矛盾，让人不免怀疑明宣宗是故作姿态，暗中却授意金满向朝鲜国索求海东青，抑或是金满假传圣旨，以索求海东青等名贵鹰犬为名，中饱私囊
。梁永泽等学者仅提供了这种可能性的推测，但未加论证以得出明确之结论。
朝鲜国迎敕乃世宗十一年十一月二日，而就在同年同月二十八日，“进鹰使上护军池有容，赍海青二连、堆昆一连，与头目陈景赴京”
，朝鲜国在收到金满传谕后，确实寻访到了二连海东青（连为计数单位），然而并非是直接交由金满带回北京，而是派遣专门的进鹰使及其团队护送至北京。从进献海东青的人员构成和过程来看，金满并无机会中饱私囊。但仅根据此点，仍不能排除金满假传圣旨的可能性。金满本意也许是由自己管理和护送海东青，然而过程中发生了不可控因素，或是朝鲜国特加注意，或是世宗为显敬意特派进鹰使，金满心有余而力不足。
《明实录》中对陈景与池有容一行人前来献鹰一事，并无任何记载，但在宣德五年六月仍有关于金满事迹的记载：“总兵官阳武侯薛禄有疾，上……命中官金满，同御医沈以潜以药驰往视之，仍赐敕劳问。”
金满若是假传圣旨，实欺君之罪，理应人头落地。朝鲜国的进鹰使团一旦到达北京，那么金满假传圣旨一事必会暴露，但金满却被派去赐敕、劳问阳武侯薛禄，可见他此时仍深受明宣宗的信任和恩宠。但亦有可能：金满也许是抢先到达北京，明宣宗在委派他前去劳问薛禄时，尚未得知朝鲜献鹰一事。因此仍不能妄下结论，尚需进一步的探究。
正如前文所提及，明宣宗向朝鲜国发布“自今勿献”的敕令乃是宣德四年九月，《明实录》中虽未提及使臣金满何时出发前往朝鲜国传谕。但通过《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可以得知金满到达朝鲜、世宗迎敕乃世宗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即宣德四年十一月。如此看来，金满由北京前往汉城，至多只需要两个月时间。而朝鲜国派遣进鹰使团是世宗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金满在宣德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仍深受明宣宗信任，其间相隔七个月之久。朝鲜进鹰使团的前进速度就算再慢，也不至于花费三倍以上的时间仍不能到达北京。通过时间推算可知：明宣宗在委派金满前去劳问薛禄时，朝鲜进鹰使团尚未到达北京的猜想并不成立。然而金满也许与使团勾结，贩鹰牟利，使团返至汉城，则向世宗谎称已将海东青进献给明廷。
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世宗十二年七月十七日，“敕曰：‘览奏及所贡，王事大之心，笃于诚敬……今特遣中官昌盛和尹凤，赍朕所御宝装绦环及刀剑银币诸物赐王……，又敕曰：‘王国中所产……大犬、海青、好鹰、白、黄鹰，可采取进来。’”
但在宣德五年二月，《明实录》记载“朝鲜国王李祹遣其侄……奉表贡方物”
，可见在朝鲜派遣陈景、池有容进鹰使团至明朝派遣使臣昌盛和尹凤期间，朝鲜不止一次派出使团向明廷朝贡方物，因此对于敕书中所言的“览奏及所贡”，已无法得知其具体指向。此次的使臣虽然换成了昌盛和尹凤，但敕书却再次要求朝鲜国进献海东青等名贵鹰犬。同年八月三日，“（世宗）命知申事许诚，问安于使两臣，昌盛书示进献物数，海青等鹰五十连……”
，由此观之，此次索鹰明显区别于上次。其一，金满传谕索鹰时，并未向朝鲜国作出明确要求；昌盛索鹰则“书示进献物数”，明确规定了进献的数量。其二，先前朝鲜国迎敕后，确实迅速派出了进鹰使团，但只进献了二连海东青；此次却要求朝鲜国进献五十连海东青，数量上亦不可同日而语。不同的使臣，传谕的性质却类似，均要求朝鲜国进献海东青等名贵鹰犬，且要求更为严苛。昌盛和尹凤效仿金满而故技重施的可能性固然有之，但是如此夸张的要求让人不免怀疑使臣是奉命行事，故而肆无忌惮。
在昌盛、尹凤离开不到一个月后，朝鲜再次探寻到土豹和海青，许稠建议过些时日再进献至明朝，以免昌盛等人疑心，“昌、尹必疑本国曾获此物，而不与己，当怀忿怒，待二十日后发遣，犹未晩也”
。世宗拒绝了该提议，“曾于敕书回奏云：‘海青随获随进。’……岂可疑虑昌、尹，而行诈于帝乎”
。世宗先前许诺“海青随获随进”，认为因忌惮昌、尹而稽留不进，是失礼数而行诈于明帝的行径。由此观之，朝鲜进献海东青奉行的是“随获随进”政策，献鹰并不是每一次都过明朝使臣之手，金满等人不可能完全控制朝鲜国的献鹰情况，明宣宗也必然知晓朝鲜献鹰一事。然而在同时段，即宣德五年，《明实录》中并未记载朝鲜进献海东青之事，可见上述的索鹰、献鹰均是通过非正常的进贡渠道来完成。除此之外，宣德五年，无论是在《明实录》还是在《朝鲜王朝实录》中，均无明宣宗因朝鲜私自献鹰而谕斥的记载，可见内官向朝鲜索取海东青乃是皇帝暗中授意。
了然于明宣宗的政治处境，即可理解其如此心口不一的行径。宣德三年七月，户部尚书夏原吉进谏：“随驾上直及架鹰等项，马凡八千余匹，月支料豆万一千三百余石，宜减半给之。”
而《明实录》中明确记载的朝鲜首次献鹰为宣德四年九月，可见早在朝鲜献鹰之前，明宣宗驯鹰、养鹰就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粮食和金钱，以夏原吉为代表的部分文臣对此颇有微词，并建议“减半给之”。而此事的最终解决方案则是“皆言户部所奏为当，上从之”
，这也就解释了当朝鲜首次献鹰时，明宣宗要求“自今勿献”的原因。明宣宗内心酷爱海东青和文臣的反对浪潮，造成了这一尴尬的政治处境，这也促使宣宗决定通过非正常的进贡渠道，暗中授意内官向朝鲜索取海东青。
和永乐帝一样，宣德帝也热衷于田猎，因而热衷于驯鹰、养鹰。夏原吉的反对和明宣宗的妥协，意味着海东青仍未摆脱与“禽荒”相联系的负面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在洪熙皇帝以及宣德皇帝时期，文官权力日益增长”
，逐渐提高的政治地位，使儒士的政治话语权日益扩大，对田猎活动的争论也日益激烈。这也表明相对于明成祖，明宣宗的政治控制力有所下降，在治国理政方面也不得不更加倾向于儒家文治，从而达到其树立明君形象的政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