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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青溪暇笔》记载：“洪武间，翰林应奉唐肃，有《应制赋海东青》一绝云：‘雪翮能追万里风，坐令狐兔草间空。词臣不敢忘规谏，却忆当时魏郑公。’自注云：是日，上御奉天门外西鹰房，观海东青。翰林学士宋濂因谏曰：‘禽荒古所戒。’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当防微杜渐。’上遂起。”
可见，早在明太祖时期，或承元制，设有鹰房，以驯养、观赏海东青等鹰隼
。张勉治（Michael G.Chang）指出，明初的皇帝似乎保持了他们蒙古前辈的尚武风气和喜好
。在戴德（Edward L.Dreyer）看来，“明朝不仅保留了许多元朝创新的制度和做法，而且新的汉人统治精英所表现出的价值和态度，与以前元朝武士贵族的相似，而这些常常与儒家的规定相左”
。确如其所论，针对朱元璋观鹰行为及所透露的尚武倾向性，以翰林院学士宋濂为代表的儒者表示反对，因而以“禽荒古所戒”为进谏之词
。“禽荒”一词，语出《尚书》所载夏王太康五弟对太康因沉迷于狩猎而失国的怨愤之词，所谓“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在儒家看来，为政者失国之因，往往在内因沉迷女色，在外因耽溺畋猎。《尚书》所反映的儒家政治理想中，三风十愆向为帝王大戒，而贪好畋猎即为“淫风”之属，“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
。耽于游畋，会导致政德不修，祸国殃民。是故，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宋濂，见太祖观赏海东青，便懔懔然如临大敌。朱元璋回以“聊玩”之辞，意在说明自己仅视其为一种玩物，而无任何政治上之深意，毋庸多想。然而，面对“聊玩之耳”的说辞，宋濂也坚决以“防微杜渐”予以劝诫。正如张桢所言，“凡土木之劳，声色之好，燕安鸩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有不尽者，亦宜防微杜渐，而禁于未然”
。君主玩物而丧志，进而陷入贪图安逸享乐的泥淖，此无异于饮鸩自尽。因此即使仅是将海东青作为玩物，在儒家政治理念中也是极表反对的。后人姚福曾对此事评价道：“宋公道之直，诚不在郑公之下。”
“郑公”即魏徵，“不在郑公之下”乃是盛赞，意指宋濂劝谏皇帝远离海东青，乃立公道、明事理、防奸邪之行为。太宗怀鹞的典故与此相类，“太宗得鹞，绝俊异，私自臂之。望见郑公，乃藏于怀。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语古帝王逸豫，微以讽谏。语久，帝惜鹞且死，而素严敬徵，欲尽其言。徵语不时尽，鹞死怀中”
。魏徵以古代帝王安逸享乐而亡国的故事规讽唐太宗玩鹞之举；宋濂谏止明太祖观鹰，与魏徵之言行何其相似。从诗名《应制赋海东青》观之，此诗乃太祖下诏命而作，以此警醒皇族，强调玩物丧志和沉溺畋猎是祸国殃民之举。值得一提的是，《明实录》中确无太祖畋猎的任何记载，解缙（1369—1415）后来亦曾具奏称赞明太祖：“不迩声色，不殖货利，不为游畋。”
太祖对儒家政治理念的自觉接近和力行可见一斑。
尤有进者，田猎巡狩活动与儒士的文治和仁政等诸多理想相悖，因而儒士率多持反对态度，认为“巡狩是节俭、勤政乃至王朝最终稳定的对立物”
。具体而言，他们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反对鹰猎活动。其一，儒士将鹰猎活动视作皇帝寻欢作乐的渠道，对人力、物力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对国力会造成巨大的损耗，“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
。其二，郊外放鹰走犬，或会危及人身安危，一国之主罔顾而沉迷于此，是缺乏政治责任感的表现。其三，田猎活动耗费帝王时间和精力，终会导致怠政惰政
。其四，放鹰狩猎，是一种力量的展示，是一种尚武性的隐喻
，与传统儒家重文治的理想相左，如《周易》强调“以文化成天下”，三国时王弼针对此注言“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
。有元尚武抑文而失国，殷鉴未远，故明初宋濂等儒士对鹰猎怀有深深戒备之心。
从此后明太祖频频征引《尚书》并推崇孔子之道来看，儒家反对过度畋猎及背后寄寓的政治伦理逐渐深入其心
。太祖最终听从宋濂等儒士之言，对海东青和田猎活动淡然视之，实质上是对有元一代田猎文化的排斥，有意借儒家文治理想来区别尚武之有元，突出自己“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合法性。
然而，不同于明太祖的做法，明成祖朱棣十分钟爱海东青，且乐于将它用于鹰猎，“紫髯胡儿饲玄豹，攫拿捷急好牙爪”
。明成祖北迁后，将元朝曾建有“呼鹰台、立鹰坊”的“下马房飞泊”处扩建，即后来俗称之“南海子”，“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其随猎人员中专门设有“紫髯胡儿”，即饲养、训练海东青等捕猎用猛禽的好手
。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初，帝遣指挥伯颜不花、千户李敏等，率军官五十四人，捕海青、土豹。”
朱棣多次派遣官员去朝鲜捕捉海东青，其喜爱程度可见一斑。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对狩猎的热爱，“弓马娴熟，十分享受狩猎”
；另一方面是因为明成祖相较于明太祖，更重视“武备”，倾向“马上治天下”，此可从其他侧面得到印证。如，“洪武五年，造独辕车，北平、山东千辆，山西、河南八百辆。永乐八年北征，用武刚车三万辆，皆惟以供馈运”
。又如，朱棣五征漠北“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气势上，都超过了洪武时期明朝对蒙古的讨伐战争”
。究其主因，明成祖借靖难之役得其帝位，这在儒家政治理念中实属不忠不孝之举。朱棣意欲借助儒家文治理想树立政治威望的观念相对淡漠，因而他试图通过建立万世武功来树立政治威望。海东青和田猎活动也由此得到了重视，“因为它能培养‘勇德’，还扮演着‘耀武于边疆’的角色”
。此外，长期以燕王身份久处于北方，难免受北疆狩猎文化之影响。
饶有兴味的是，此时文人官宦深悉朱棣的态度，故在承恩观鹰后对鹰猎一事大肆褒赞，与前述宋濂态度迥异。他们争相赋诗，描绘鹰猎的过程及其恢宏气势。曾棨在描绘朱棣鹰猎过程的诗作中提及“锦鞴势鸟”
，生动展现了海东青狩猎时的英姿，海东青于此摆脱了与“禽荒”相联系的负面形象。更有甚者，有人将朱棣的鹰猎活动拔升至顺天道的崇高地位，杨荣在其文中如此评价：“诚非娱耳目心志之乐，夸畋游甲兵之盛，实所以顺天道，协人心。”
杨士奇更是盛赞：“上契乎天心，天人协和，灵瑞骈应。”
在一干仕宦的笔下，海东青的纵横万里、俯视天下与帝王风范极为相似，所谓“万里纵横嫌地窄，千层冲突觉天低”
，“龙媒立仗黄金饰，鸷鸟抟空白雪毛”
。受乃叔朱棣态度的深刻影响，皇家子弟朱有燉也酷爱海东青，多次著诗称颂禁苑神鹰海东青的雄姿勃发，言辞间颇不乏“旧日有元珍品，今日朱家贡物”的志满意得，所谓“朔漠山前新贡物，胡元诗里旧题名”
。在这些正面褒扬海东青的诗文描述中，鹰猎活动似成为永乐帝展示帝王和新朝雄风以及善政善治的明证，一改乃父避犹不及的态度。除文人官宦遵皇命而作和政治需求的因素外，明成祖对海东青及其鹰猎活动的大力推崇，无疑是形成此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朱棣曾言及，其为燕王时，曾数次借海东青狩猎之机，深入农家，体察民间疾苦，并亲自慰问，颇得人心。由此，朱棣也进一步悟到用人之道“须先得其心，然后可与图功”
，从而积累了一定的国家治理经验。饶有兴味的是，历史上诸多反对田猎的理由之中常见的一条是，田猎会“践蹂民田”，给农家带来损失
。而朱棣站在藩王的角度，却反说田猎时能有机会体察民间疾苦并加以慰问，此间或许有朱棣针对别人对其田猎批评的自我辩解成分
。此外，明成祖还借田猎培养将士的尚武精神，所谓“士卒随朕征讨，道中惟田猎，可以驰马挥戈，振扬武事，作其骁勇之气耳”
。此与后来清代帝王常借木兰狩猎之机操练八旗，有异曲同工之处
。如鲁大维所言，朱棣确实通过与众将士共同驰马挥戈的田猎活动，培养了他与众将领的亲密关系，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士卒的骁勇之气，培养了其尚武精神，从而使明军的战斗力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明成祖深谙海东青及其鹰猎活动所蕴含的族际交流价值，比如在面对女真使者时，朱棣深知“田猎是其性之所欲”，因而避免问及鹰猎及畜产等事，以免引起对方怀疑，从而不利于双方政治交好
。华夷之辨的观念源远流长，而对待边地夷狄，明成祖倾向推诚安抚，因此以作为女真象征的海东青及其热衷的畋猎为切入点，释放明王朝的善意，有利于逐步实现其统御华夷的目标。朱棣以他的实际行动表明，海东青及其鹰猎活动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玩乐，海东青也日益成为国家治理、对外交流、军事准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明太祖对海东青避而远之，反映了其对明朝政治合法性的追求。海东青往往与畋猎相联系，而畋猎作为元朝政治文化的突出特点，其所推崇的尚武性与儒家文治理想相悖，太祖便有意区别元朝而为之，突出自己“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合法性。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夺得皇位，相对于文治，他更倾向于彰显武功以树立政治威望
。以武力为后盾，其对文臣的政治控制力也大大加强，儒士反对海东青的声音也日益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