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自秦以来，放鹰走犬的狩猎活动史不绝书。一代文豪苏轼曾以“左牵黄，右擎苍”来形容出猎时的雄姿
。于古代帝王来说，作为猛禽的鹰，经驯养后能作军营警卫及仪仗之用，而承平之际经精心组织的群体性放鹰打猎，尤具尚武练兵之效
。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T.Allsen）即在其皇皇巨著《欧亚皇家狩猎史》中指出：“（皇家）狩猎是跨国关系、军事筹备、内政管理、通信网络以及探寻政治合理性的组成要素。”
针对鹰之上述主要功能，明朝皇帝亦曾在敕谕中指出：“讲武、搜猎之际，时或用之。”
鹰之体态壮硕，雄姿英发，极具观赏性，故养鹰观鹰也是一种玩物鉴赏行为。良鹰难得，费价高昂，故拥有它又不啻为一种身份之象征。猎鹰泰半产自“边地”，故在中国传统文献中，“鹰”曾一度被视作一种带有边疆“民族性”的特殊猛禽，被延伸解读为一种尚武性的表征
。
综上所述，鹰可作为一种镜像，对之或憎或爱，可反映人们对于狩猎、军事、身份、民族、娱乐等诸多方面的观念。而研究古代帝王对鹰之态度及相关实践，尤可借以观察帝王关乎文治武功等方面的国家治理观念。应当说，国内学界关于猎鹰的历史研究并不少见，但与本文的关注点及研究旨趣均有异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鲁大维（David M.Robinson）讨论了明代帝王关于鹰猎的态度及实践，但对明朝前期诸朝的梳理较为粗疏，而关于背后之因的解释亦语焉未详
。
本文秉持“借物观政治”的“新政治文化史”的研究旨趣，尝试透过明前期几位帝王对名贵猎鹰——海东青的态度
，去探究其有关“文治”或“武治”等政治意识形态。由于建文帝、明仁宗、景泰帝在位时间较短，留存史料较少，故下文将主要围绕明太祖、明成祖、明宣宗、明英宗四个时期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