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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见年里长的主要任务是代替粮长催征钱粮，而一旦钱粮征收无着，则需自身贴赔。梁方仲先生指出，明后期以里长代替粮长催征钱粮后，“粮长对地方豪绅的钱粮往往无法催征，乡绅可以拒不纳粮，而且可以包庇亲友，因此粮长难免赔累以致破产”
，所言甚是。早在明末，即有官员注意到见年在实践中出现“赔累”等弊病，且多提出“革见年以恤里甲”
的主张。此外，尽管“一条鞭法”实行后，役入田赋，虽则此前修路、筑城、修仓、防河等杂役事项基本免去，而管理本里“人丁事产”、根究逃户、拘捕罪犯，至各级衙门“承符呼唤”“答应卯酉”，以及出办上供物料等“正办”任务仍然存在，且因官府不断扩展其范围，需索无度，以致见年逐渐不堪重负，故吕坤言及：“优免差役之法，免杂泛，不免正办。十排轮转，空年谓之催科里甲，见年谓之正办里甲。养十年之财，供一岁之用。”
明末，顾炎武也对见年承担日益繁重的正办事务深表同情，曾提出建议：“劳民不如劳吏，而革见年之供应，悉责之吏。”
由上可见，明末清初时期的见年，身有两重“苦累”：钱粮催征无着时，有赔累之苦；正办役务，有上司需索之苦。
万历四十七年（1619），仇梦台任歙县地方官，此期间试行“革见年”的举措
。但有明一代，也仅在部分地区推行“革见年”这一措施，未曾在全国推广。至清初，诸多地方大员，尤其是浙江的官员，认识到见年里长之制实为累民，故主张革除。顺治十五年（1658）十月己丑，“遣广东道监察御史牟云龙巡按浙江”
。次年闰三月，定芦政考成则例，其中规定：“部差司官、见年催征十分全完者，记录；未完不及一分者，罚俸一年；一分者，降俸一级；二分者，降职一级，照旧管事；三分者，降职二级，调用；四分以上者，革职为民。”
可见，对部差司官、见年里长中催征不严者惩罚极重，动辄罚俸、降级、革职。一月之后，牟云龙奏陈，“两浙第一层奸宄积弊，祸国殃民，为十余年牢不可破之积习者，莫如见年一项”
。并指出见年一役含有十大弊端，即“代受血比、蠹役需索、皂役酷诈、科敛公费、佥解马草、佥解条饷、外贴工食、加派站贴、滥派夫役、对支工食”
。康熙四年（1665）及八年（1669），广西道御史戈英
、户科给事中姚文然
曾分别疏陈见年里长在催征钱粮、累民、上报文书方面积弊甚深，皆主张废除。康熙十年（1671）四月，御史何元英上疏，指出见年里长一役含有片苦、勒诈、科派、责成、杂派、洒寄之害
。何元英的奏疏与牟云龙有相似之处，对见年一役的弊端亦论之甚详。
轮当见年者，其所遇困扰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来自同属一里甲的民户，二是来自官府及各级官员。清初，在杭嘉湖地区：
大率每田二百四十亩或二百六十亩定为一甲，此一甲之田不必皆系一户所有，盖取零星花户汇算，俱满二百数十亩之数便为一甲，至于一甲十甲计里约有二千数百亩，又不知系几百余家零星花户之产，其间贫富不齐，淳顽不等，每年合此几百余家零星花户之条银之粮米，而皆止责一见年、一粮长司其催纳催收，幸而全完，沿门遍甲，舌敝足疲，已不胜其劳苦，然是其万不得已之数也。一有不完，则皆取此见年粮长而追比之，敲扑之，监禁之，不待赔完不止，是以九甲端累一甲，以零星花户几百余家端累一家，挖肉补疮，卖男鬻女，而有产之家犹晏然安坐而不知。
见年里长需逐户催征钱粮，通常情况是“沿门遍甲，舌敝足疲，已不胜其劳苦”。官府规定的钱粮数额势须交齐，而各户往往无法交纳钱粮全数。若见年里长未能催征齐全，则例须代顽户受刑，重者“皮骨皆穿”，受刑完毕后尚须自力补齐缺额。虽然里甲设立之初，曾规定无论是否当值，各排年里长须守望相助，但空役之里长往往作壁上观，并不去帮助见年里长，因此有人感叹：“按见年之役不详所始，大约一甲应役，九甲帮贴，周而复始，法非不善。迨行之既久，九甲袖手旁观，独见年一甲应役，当之者至罄产犹不足偿，累民甚矣。”
一里甲所属人户时为同一宗族，彼此帮衬，但常常至倾家荡产的地步，即如“有甲分单寒，宗支寡弱，协力匡助，相继告空”
。催征族内之人粮银尤难，《檀雪斋集》中即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
凡值限期，虽或手中窘乏，必须借贷完纳，毋贻累里长杖责，然每观汝曹全不以纳粮为当务，见年来催，高坐书房，支吾不肯相见；及至相见，东扯西拽，我挨你推，像凭己意宽缓，理上万不能通，勉令手下人往纳，又或比较已过，不肯全完，而见年里长为汝曹欠户受杖讨保，血肉淋漓，呼天号地矣。夫十递里长皆汝曹宗□也□无多田产，苦当见年，族中有做官者不能周庇而笃厚之，反以仕族欠粮之故使之至此。
于此情形下，见年实在是难以征集全部钱粮，故常被拖累而受刑。“以九甲端累一甲，以零星花户几百余家端累一家”，见年里长轮值之年，往往要多支出数倍钱粮，以合官府之要求。更有甚者，“见年鬻子售妻代为赔补”
。
应当说，替民户交纳钱粮的费用，属于本该交却未交者，因里甲编审中对应纳钱粮已有定数，只需交齐额定数目即可。但在实际情况中，见年所需交纳的钱粮往往远多于规定的数目，常常要被上行官吏、皂隶及官府衙门勒索敲诈，动辄“勒工食银三四两、工食米三四石”
，如未达其意便“枉受鞭扑”
，“生死皆出其手，敢不惟命是从”
。见年里长在承受额定钱粮之外，地方官府亦巧立名目，多索取额外的银钱，而这些银钱往往都摊在见年里长一人身上，“以残黎有限之脂膏，供官蠹无穷之剥削”
。
牟云龙所奏“革见年十弊”的奏疏中，仅第一弊是由于见年无法收齐应纳钱粮而代为受刑，其余九条则均来自上级有司的勒索。官府衙门的铺陈摆设、中央巡行官员的供给、衙门人役的补贴等公费，均要见年支出，“少不遂意，行凶殴辱，见年一遇对支，魂胆俱消，无不典衣揭债，速行交纳”
。此外，“更可异者，每遇地方事务，如军需、夫草、火盗、逃亡、人命等项，事出不常，风吹草动，无一不于见年是问。是见年一身供官役之诛求，代顽户赔累，横罹刑罚，废业失时，安得不荡产倾家，流离死徒乎”
？
从牟云龙与何元英的奏疏中可以看出，见年里长制度有诸多问题。其一，上述见年所承担的费用极多，且远远超过其本身所应交纳之数。其二，见年深受官府及蠹棍的剥削，“一经充当，富者立贫，贫者立槁”
；但“有产之家犹晏然安坐而不知”，也就是说，富有之家与地方官府联合，受害者一直都是中下层的民众，这种联合也表明地方关系网络的错综复杂。其三，见年里长的存在，逐渐拉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粮长见年为民间无额之私费，使户之役不平，则强弱欺凌使甲之田不均，则贫富惑乱”
。见年之设，其本意在催征银粮及勾摄公事时，“欲其沿门催呼，交相输纳，以免民间出差之扰”
，但在实际过程中，役外有役并及田赋之责，私征横派，层出不穷：
皇清鼎兴，循行无改。是以全书开载均平徭役等银，皆里民纳银，而官为雇役者也。无如有贪官衙蠹横敛诛求，于是赋役之外，复有杂派之役矣。杂役既繁，而并逋及正赋矣。今日所编者，役也，即所谓杂派差徭之役，里长见年之役也。
因为有上述之弊病，明末清初务实仕宦每每议废见年之制，但收效未彰。真正开启废除见年制之先河并获有成效者，要属康熙年间浙江省“革见年”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