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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充警迹”制度，本于元法，但别有新创。尤其是明代，“充警迹”之法，一体三面且成有机整体：首先，将盗贼打入另册——“警迹册”，便于稽查、监控；其次，于盗贼家门首，立木牌书以“窃盗之家”，以彰恶别慝；最后，以盗贼捕盗，以之为弭盗良法，并予以消极自新与积极自新之法。明朝在严良贱之分的礼俗整治运动下，“警迹册”制度以及上述彰恶别慝之典较为严格执行，这为在约束和管控旧盗的前提下有效发挥以之捕新盗并予以自新之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而与明代相较，清代的“充警迹”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将窃犯“收充警迹册”的管理制度日益松弛，先前明代于窃犯门首书写“窃盗之家”四字以“昭示劣迹”的做法也已基本废除，而清代“充警迹”制度更为强调“以盗捕盗”的一面。其次，清代予以窃犯自新的门槛，自乾隆朝以降一再抬高，不仅取消了窃犯消极自新之法，也对窃犯的积极自新之法设定了诸多限制，比如，必须先经“二三年无过”，而达到“起除刺字”标准的捕盗数量亦不断增加。上述变化之因，既与清代保甲制度废弛致“警迹册”管理弱化有关，亦与清代刺字之例不行
及以盗捕盗制度之弊病凸显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