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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律学家对“充警迹”制度褒赞有加，亦有批评者。有人对此制度作根本上的质疑，如明永乐年间的刑部侍郎何文渊，即对动辄在窃犯家门树立“窃盗之家”牌榜的做法严词批评，其反对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律有常宪，窃盗初犯、再犯，俱刺字，三犯者绞，今又起立牌额，是于律条之外又加罪”；其次，京城内外各衙门，“人烟辐辏，为盗者多，若尽立牌额，数年之间，各处窃盗牌额必多，有失四方往来之人观瞻，实伤治体”
。在彼时的政治生态下，上述两条理由均不得要领：首先，律虽为万世不易之规，而例令则为因时制宜之法，所谓前主所是为律，而后主所是为令，历代法律也正由此滋殖繁密，律外有令，刑外加刑，亦为正常。其次，“充警迹”制度之初意正在于立窃盗牌额，引四方往来之人观瞻，严别慝之典，以起自警亦警人的作用。要之，在立制者看来，此举不仅未伤治体，相反有裨治理。
亦有批评者对该制度在实践中绩效甚微乃至弊病丛生，颇致微词。康熙年间曾力推“充警迹”之法的黄六鸿，也忧虑此法之行，会加重捕盗串通之弊，其称：“刑胥捕役以盗为生息，以地方失事为发财。若盗为土番役而非盗，何生息之有？地方安静，无事可失，何发财之有？正恐胥役哄官以此法，适所以长盗奸。”
雍正年间，宁波鄞县地方官认为“以贼捕贼”固有其优势，但“此辈积贼，暂或向善，故智常存，阳为捕贼，阴为豢贼，若不时时点卯稽察，衙门有一土捕，地方实添一官贼，为害更大”。因此，其主张“嗣后土捕数人，督捕分管。俱令在城居住，每逢三日一点卯。即随捕拿贼，不过在于本境地方，一二日可以往返。不得借勾捕名色，临卯不到。若犯，先责督捕，该土捕严处不贷，庶呼唤易灵，亦不至通同作弊矣”
。乾隆年间两江总督鄂尔泰亦曾言及，“上海一带，设有土捕，其实为盗贼渊薮，近海之民，深受其毒”
。清代中后期，针对“或请于充警后（窃犯）如能拿获一二案，即准其起除刺字，给予迁善匾额；或请（窃犯）仅能获贼送案，准予起除刺字，复为良民”等各地建议，重庆府知府在给地方州县的札文中，提醒他们“恐堕其（窃犯）旋改旋复之术”，其称：“如责令充警一条。固属照例办理，第若辈素性诡秘，鲜有恒心，初或勉□善良指拿匪类，继即复萌故态，庇贼分肥，亦难保其必无之事。”
由上可见，以盗捕盗，极易导致秉性难改之旧贼与新贼勾串为奸，与捕盗通同作弊，为害势必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