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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典小说术语中，除了指称小说史上相关文体的专门术语，诸如“小说”“传奇”“演义”“话本”等之外，还有大量独具特色的小说文法术语，如“草蛇灰线”“羯鼓解秽”“狮子滚球”“章法”“白描”等。这类文法术语既是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家所总结的小说叙事技法，又是小说评点家评判古代小说的一套独特的批评话语，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小说批评之特色。近代以来，随着小说评点在小说论坛上的逐渐“消失”和西方小说理论的大量涌入，文法术语渐渐脱离了小说批评者的视线。人们解读中国古代小说已习惯于用西方引进的一套术语，如“性格”“结构”“典型”“叙事视角”等，并以此分析中国古代小说。可以说，这一套术语及其思路通贯于百年中国小说研究史，对中国古代小说史之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中国传统小说批评的文法术语倒逐渐成了一个“历史的遗存”。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文法术语虽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但否定者居多，如胡适《水浒传考证》认为这些技法“有害无益”，认为“读书的人自己去研究《水浒》的文学，不必去管17世纪八股选家的什么‘背面铺粉法’和什么‘横云断山法’！”
鲁迅在《谈金圣叹》一文中对金圣叹将小说批评“硬拖倒八股的作法”也深为不满。而50年代以来长期批判文学创作的所谓“形式主义”，小说文法术语更是难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法术语才进入真正的研究之中。其实，文法术语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法则的独特呈现，它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曾产生过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最具小说本体特性的批评内涵，值得加以深入探究。
在中国古代，小说文法术语是伴随着小说评点的发展而发展的，其命运亦与小说评点相仿；自晚明至晚清，经历了由少量征引到蔚为大观再到陈陈相因并最终“消亡”的过程。
在小说评点兴起之前，小说评论中虽偶有艺术评赏，但真正涉及文法批评的极少，如“讲论处不僀搭、不絮烦；敷衍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衍得越久长”。
“（《水浒传》）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
尚未形成完整的小说文法术语。
小说评点兴起之后，由于评点形式的传统制约，文法批评走向了自觉，小说的文法术语由此也逐步形成。在小说评点初期，文法批评最突出的是《水浒传》“容与堂本”和“袁无涯本”，尤其是“袁无涯本”更值得重视。通观《水浒传》“容与堂本”，具有明确文法意味的术语主要有“同而不同”“点缀”“传神”“铺序”“伸缩次第”“过接无痕”等。而《水浒传》“袁无涯本”则提出了包括“写生”“详略虚实”“皴法”“埋根”“逆法”“离法”“销缴法”“关映”“传神”“蛛丝燕泥”“映带”“烘染”“缓急”“点缀”“宾主”“错综开宕”“入题”“叙事养题”“迭叙”“脱卸”“转笔”“藕丝蛇踪”“闲笔”“点染”“急来缓受”“映照”“疏密互见”“水穷云起”“颊上三毫”“形击”“犯”“擒纵”“极省法”“立题”“衬贴”等大量文法术语。在术语来源的广泛性、涉及艺术环节的宽广性以及总结的深刻性方面均较“容本”出色，对以后的小说文法批评影响深远。
崇祯十四年（1641），金圣叹批本《水浒传》问世；康熙十八年（1679），毛氏父子批点《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康熙三十四年（1695），张竹坡完成《金瓶梅》的评点。这五十余年是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黄金时期，也是古代小说文法批评的繁盛时期。此时期的小说文法批评最为成熟和发达，古代小说文法术语的主体部分也在此时期得以完成。而其中尤以金圣叹、张竹坡的小说文法批评最为出色，代表了古代小说文法批评的最高成就（相对而言，毛氏父子的《三国演义》批点由于过多承续金圣叹的《水浒传》批点，故在文法批评的贡献上略逊一筹）。具体表现为：（1）金圣叹和张竹坡的小说文法术语极为丰富，尤其是善于创造性地总结古代小说的创作文法，并提出相应的文法术语。如“容与堂本”《水浒传》中有“同而不同法”、“袁无涯本”《水浒传》中有诸多“犯”法，二者在金圣叹笔下即集中为所谓的“避犯法”。“容与堂本”中的“过接无痕”，“袁无涯本”中的“脱卸”与“转笔”，在金圣叹笔下则成了“鸾胶续弦法”。“袁无涯本”中的“省文法”在金圣叹笔下演变为“极省法”与“极不省法”。“袁无涯本”中的“藕丝蛇踪”“埋根”二法在金圣叹笔下则以“草蛇灰线法”来取代。与此相应，金圣叹和张竹坡还善于在细读小说文本基础上，根据小说自身艺术特征提出新的文法术语，如由金圣叹提出并由张竹坡广为运用的“白描法”、“极大章法”（“大章法”），由张竹坡结合世情小说描写特征而提出的“影写法”“趁窝和泥法”等，大大地丰富了小说的文法术语。（2）金圣叹、张竹坡提出的文法术语涉及了小说艺术的诸多环节，对古代小说叙事法则的总结可谓具体入微。如有关小说整体结构布局的文法术语有“草蛇灰线”“横云断山”“鸾胶续弦”“水穷云起”“长蛇阵法”“文字对峙”“遥对章法”等。涉及具体描写方式的文法有“大落墨法”“背面傅粉法”“加一倍法”“烘云托月法”“明修暗度法”“欲擒故纵法”等。涉及文势铺垫与转接的文法有“回环兜锁法”“冷题热写法”“趁水生波法”“移云接月法”“片帆飞渡法”等。其他小说创作过程中诸如埋伏照应、写生传神、衬托点染等环节的文法亦多有归纳，且大多成了后世小说文法术语的固定称谓。（3）金圣叹与张竹坡的小说评点有着自觉的文法批评意识和丰富的文法批评实践，对以后的小说文法批评影响深远。古代小说文法批评中相当多的术语或直接或间接均来源于金圣叹和张竹坡的小说评点，甚至可以说，金圣叹之《水浒传》评点、张竹坡之《金瓶梅》评点是中国古代小说文法术语的“资料库”；毛氏父子的《三国志演义》评点、脂砚斋的《红楼梦》评点明显承接金圣叹批本；而冯镇峦、但明伦等的《聊斋志异》评点、黄小田等的《儒林外史》评点、张新之等的《红楼梦》评点也基本上能在金圣叹或张竹坡那里找到对应的小说文法术语，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在文法批评的高峰期过后，小说文法批评总体上笼罩在金圣叹和张竹坡的“阴影”之中，而文法术语基本呈现陈陈相因之势。其中金圣叹的影响尤为明显，如金氏注重的小说“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的观念在此后的小说文法批评中不绝如缕，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谓：“《西游》一书，不惟理学渊源，正见其文法井井。看他章有章法，字有字法，句有句法，且更部有部法，处处埋伏，回回照应。不独深于理，实更精于文也。后之批者非惟不解其理，亦并没注其文，则有负此书也多矣。”
其语调、笔法与金圣叹如出一辙。而由金氏所奠定的小说文法术语在此时亦为评点家所承继，如《红楼梦》甲戌本第一回眉批有云：“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复不少。余亦于逐回中搜剔刳剖，明白注释，以待高明再批示误谬。”
同时，文章学对小说文法的影响更为强烈，这在张书绅《新说西游记》评点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总批》谓：“一部《西游记》共计一百回，实分三大段；再细分之，三段之内又分五十二节，每节一个题目，每题一篇文字。其文虽有大小长短之不齐，其旨总不外于明新止至善。”
而在具体的评论中更是比比皆是，如“文无反正旁侧，亦不成为文”（第十三回前评）、“文章有正笔有补笔，亦要腾挪地步”（第十四回末评）、“一扇两用，写出无穷的妙意”（第五十九回末评）、“又合制艺两截之法”（第六十九回末评）、“两截过渡之法”（第七十回夹评）等。此时期在小说文法批评中值得一提的作品主要有《红楼梦》脂砚斋批本、张书绅《新说西游记》、陈忱《水浒后传》批本、《红楼梦》张新之批本、《儒林外史》黄小田批本、《聊斋志异》但明伦批本等。
小说的文法批评传统一直延续至清末，由于小说评点外部环境的变化，小说的文法批评已难有明显的发展，而文法术语也基本上承继有余，更新不足。一方面，小说文法批评的整体风格仍然是金圣叹等人所开创的路数，文章学的“八股”习气在小说文法批评中更呈蔓延之势。更为重要的是，晚清小说评点有很大一部分是附丽于小说报刊连载形式的，而报刊连载方式在读者阅读过程中所形成的文本连续意识与单看一部完整小说相比无疑要降低不少，这对于惯常以抉发小说起结章法、埋伏照应、对锁章法等技巧内容为主要特征的小说文法批评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因为读者在看完一期报刊所载小说内容后，很有可能对上一期小说评点中出现的诸如伏笔、伏线等文法提示毫无印象，因此此类文法批评也就形同虚设，而难以真正产生批评意义。同时，晚清以来，“新小说”的出现和西方理论观念的引进，更使传统小说文法批评陷于尴尬之境地，“以古文家或准古文家眼光读小说，自然跟以西方小说理论家眼光读小说有很大差距。前者关心字法、句法、章法、部法；后者区分情节、性格、背景”。
这一新旧交替的小说现状致使传统小说文法批评难以找到其存在空间，从而最终导致小说文法批评趋于消亡，而小说的文法术语也逐步为一套新的、西化的“批评话语”所取代。
小说文法批评自明中叶以来延续长久，至清末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综观这数百年的小说文法批评，文法术语也构成了自身的独特系统，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法则的独特呈现，反映了古代小说自身的创作法则。
繁富芜杂的小说文法术语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小说结构的“伏笔照应”，强调小说事件描写的紧凑完整。古代小说批评者认为，事件描写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意义十分重要，包括事件的开端与结尾、人物的出场与结局、故事的铺叙和展开等，均须以或明或隐的形式加以映合照应，以求事件的完整，避免情节的散乱无章。涉及的文法术语包括：“伏笔”“前掩后映”“草蛇灰线”“长蛇阵法”“鸾胶续弦”“一击空谷，八方皆应”“手写此处，眼照彼处”“来年下种”“遥对章法”“起结章法”“牵线动影”“斗笋”等。以“草蛇灰线”为例，“草蛇灰线”是古代小说文法术语中运用比较普遍的一个术语，而之所以得到如此重视与古人的小说创作原则是紧密关联的。作为体制篇幅较大的小说文体，章回小说“叙事之难，不难在聚处，而难在散处”；
故在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即是“目注此处，手写彼处”。如评点者所云：“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若有时必欲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
“文字千曲百曲之妙。手写此处，却心觑彼处；因心觑彼处，乃手写此处。”
“所谓文见于此，而属于彼也。”
“眼观彼处，手写此处，或眼观此处，手写彼处，便见文章异常微妙。”
可见，“目注此处，手写彼处”是小说创作普遍追求的艺术倾向，有助于叙写“散处之难”，可将分散于作品不同部位的细部单元加以有机钩连，形成一个内在的统一体。而注重“草蛇灰线”之法正有利于实现小说的这种创作效果。
二是小说情节的“脱卸转换”，旨在实现小说创作中人物、事件或情境之间的巧妙承接与转换。体现这一内涵的小说文法术语大致有：“水穷云起”“横云断山”“移云接月”“云穿月漏”“趁水生波”“云断月出”“暗渡陈仓”“移堂就树”“手挥目送”“金蝉脱壳”“片帆飞渡”“羯鼓解秽”“急脉缓受”“欲擒故纵”等。对小说情节“脱卸转换”的重要性，评点者多有提及，如金圣叹云：“文章妙处，全在脱卸，脱卸之法，千变万化。”
张新之曰：“此书每于紧拍处用别事截断。盖一说尽，便无余味可寻也，亦文章善寻转身法。”
《野叟曝言》评曰：“回头一着，其妙无伦，读书须于转换处着意。”
可以说，“脱卸转换”是古代小说追求情节曲折、悬念迭起、引人入胜等文体特性的内在要求。如“羯鼓解秽法”乃强调小说叙事格调的转换，而“水穷云起法”强调的则是在小说叙事过程中要善于“绝境转换”，从而营造出惊奇交迭、悲喜相生的审美效果。
三是小说叙写的“蓄势敷衍”和“对比衬托”。“蓄势”指为展开后文情节而预先进行的铺垫，“敷衍”则指对叙写对象淋漓尽致的刻画。“蓄势”的小说文法大致有：“叙事养题”“养局”“逼拶法”“反跌法”（“逆法离法”）“那辗法”“月度回廊法”“极不省法”等。“敷衍”的小说文法则有“大落墨法”“狮子滚球法”等。如“狮子滚球法”，这是对古代小说特定艺术文法的形象称谓，它强调在小说叙事过程中应针对重要的叙事关节（或为情节、或为人物形象、或为特定情境）作往复回环的叙写，以获得一种循环跌宕的艺术美感。而“对比衬托”更是古代小说叙写中十分注意的创作文法，小说文法术语中诸如“急与缓”“疏与密”“虚与实”“奇与正”“宾与主”“浓与淡”“生与熟”“冷与热”等强调互补关系的术语都是此种文法的体现。围绕这种互补关系还衍生出其他小说文法，如“映衬”“烘云托月”“背面铺粉”“影写法”等，也是强调通过对立面的叙写来达到对叙写对象本身的描写，以获得以彼写此、以此写彼的叙述效果。
四是小说人物的“传神写生”，强调小说人物描写的逼真效果和本质揭示。相关文法术语大致有：“传神”“颊上三毫”“绵针泥刺”“白描”“钟鼎象物”“追魂摄影”“绘声绘影”“画龙点睛”等。此类文法大多源于画论，如“白描”，作为古代绘画的一种艺术文法，本指北宋李公麟开创的一种绘画风格及其方法，移用于小说领域，专指人物形象的描写技巧和特色。如陈其泰《红楼梦》第七回中夹批：“一笔而其事已悉，真李龙眠白描法也。”
《花月痕》第十七回末评：“此回传秋痕、采秋，纯用白描，而神情态度活现毫端，的是龙眠高手。”
其中承传之关系十分明晰。
五是小说语言的“绝妙好辞（词）”。相对其他小说文法，古人对小说语言的评判比较零散，也缺少相应的文法术语，除了笼统的“字法”“句法”和“趣”“妙”“机趣”等直观评述之外，使用相对比较普遍的是“绝妙好辞（词）”。“绝妙好辞”典出《世说新语·捷悟》杨修解读蔡邕对曹娥碑文的八字评价，云：“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
“绝妙好词”源于周密所编词选《绝妙好词》，而广泛使用于小说评点，金圣叹《水浒传》评本、毛氏父子《三国演义》评本、《红楼梦》张新之姚燮评本、《聊斋志异》冯镇峦评本等均以“绝妙好辞（词）”评价小说语言，观其评判之旨趣，大致可见古人对小说语言的审美追求，即“生动谐趣”和“清约秀妙”。
中国古代小说文法术语主要由上述五个方面构成，这五个方面的小说文法术语虽然不脱现代小说学“情节”“人物”“语言”三分法之框架，因为作为叙事文学的古代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与现代小说之间自有其“共性”在，但从中亦不难看出古代小说文法术语所体现的传统内涵和自身特色。
从中国古代小说文法术语的发展历史和构成情况中我们不难看出：古代小说文法术语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又在小说文体的制约下形成自身的文法批评传统和文法术语系统。同时，古代小说的文法批评和文法术语也有其自身的“言说”方式，即以形象化的表述来阐明理性的创作思想。这确乎是一个独特的批评传统。那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法批评和文法术语何以会形成这一格局呢？我们认为，古代小说的文法批评和文法术语之所以会形成这一格局大致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与文法术语的来源有关系；二是与小说“文法”的特殊性质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小说文法术语虽然数量众多，但真正属于小说批评自身的文法术语却并不多见，多数承袭其他文体或艺术门类。简言之，它是在大量借鉴书画理论、堪舆理论、兵法理论的基础上，又以文章学（含古文和时文）为其核心内涵，从广义的“文章”角度来观照小说的。
在中国古代，书画一体，其艺理大致相通。
古代书画理论对小说文法批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以书画创作中的“传神写生”来评价小说的逼真描写，小说文法批评中广为出现的诸如“点睛”“颊上添毫”“绘风绘水”“白描”等术语即是如此。二是以书画创作过程中的具体技艺来揭示小说艺术的细部描写文法。古代书画创作“不外乎用笔、用墨、用水”
三个层面，书画技艺基本上围绕这三者而展开，皴、渲、点、染、衬、烘、托等构成了创作过程中的常见技艺。而小说文法批评中反复出现的诸如“烘染”“渲染”“点染”“绚染”“勾染”“衬染”“染叶衬花”“烘云托月”“追染”“衬迭点染”“千皴万染”“三染”“倒皴反剔”“点缀”“烘托”“正衬”“反衬”等术语均是对书画技艺术语的沿用。三是以书画创作观念上的辩证法来揭示小说艺术的相应手法与构思布局。书画创作观念中诸如逆与顺、露与藏、浓与淡、疏与密、生与熟、连与断、虚与实等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在小说文法批评中即以“逆法”“藏闪法”“浓淡相生”“疏密相间”“生熟停匀”“横云断山”“山断云连”等名目出现。从上述三方面可以看出，书画理论对小说文法批评的影响可谓是全方位的，它使得原本较为抽象的文学文法更具形象而易为人所接受。
堪舆理论作为一种古人普遍笃信的文化传统，被援引入小说文法批评亦不足为奇。堪舆理论对小说文法批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其一，以寻察“龙脉”之所在的类似方式来观照小说创作的整体结构特征，揭示小说创作应将小说情节的演进变化视为一条隐性而灵动的生命线，抓住了此条生命线，也就抓住了小说叙写成败的关键，从而使小说情节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小说文法批评中时常出现的诸如“千里来龙”“伏脉千里”“草蛇灰线”“文脉回龙”等术语均与堪舆理论中的“龙脉”之说紧密相关。其二，堪舆理论中具体步骤的相关术语也被沿用至小说文法批评中，用以描述小说创作具体的细部环节。如“伏案”“立案”“顾母”“结穴”“脱卸”“急脉缓受”等文法术语即属于此种情形。综合上述两种内涵，可以看出堪舆理论主要影响小说创作的结构观念。
兵法与文人本无必然关联，但出于事功报国和文化素养等因素的影响，文人也大多熟知兵法，故在文学批评中留下了众多兵法影响的痕迹，
小说批评亦然。兵法理论影响小说文法批评主要在二端：一是以诸如“行文如行兵，遣笔如遣将”“绝妙兵法，却成绝妙章法”
“文章一道，通于兵法”“兵法即文法”
等观念来说明小说文法之特性，以凸显小说叙事手法类似兵法谋略的奇特性。二是援引兵法术语来评价小说的叙事特色，如“常山率然”“奇正相生”“明修暗度”“避实击虚”“欲擒故纵”等文法术语。兵法理论进入小说文法批评一方面使得小说批评更为生动，同时也比较贴切、自然。
文章学主要是指自南宋以来较为兴盛的古文评点与时文评点中的相关理论，它侧重于就古文、时文的写作规律与写作技巧作细致入微的抉发与总结，诸如结构线索、谋篇布局、勾连转换等写作环节都是评点的重心所在。小说文法批评接受文章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文章学批评观念的借鉴与转化。例如，“相题有眼，捽题有法，捣题有力。”
“看小说，如看一篇长文字，有起伏，有过递，有照应，有结局，倘前后颠倒，或强生支节，或遗前失后，或借鬼怪以神其说，俱属牵强。”
“小说作法与制艺同。”
二是对文章学中结构论的借鉴与转化，文章学中的起承转合的观念、伏笔照应的观念、段段勾连的观念等结构要素均得到突出强调。例如，“此章两回，实分四大节看。三藏化斋一段是起，八戒忘形一段是承，打死蜘蛛一段是转，千花洞一段是合。起承转合，写出文章之奇；反正曲折，画出书理之妙。”
“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
“必先令闻其名，然后罗而致之，方不为无因。于是有刘二撒泼一事，此截搭渡法也。但渡要渡得自然，不要渡得勉强。”
三是以诸如“开阖、抑扬、跌宕、顿挫、错综、翻转”等文章学常见的写作手法来审视小说创作的文法运用，这在小说评点中比比皆是。出现这样的影响，既与晚明以来文人习惯以“时文手眼”批评文学的风气密切相关，同时小说自身艺术成就的相对提升也提供了借鉴文章学展开批评的可能空间。
而古代小说文法批评形成“形象化”的“言说”特性则与“文法”的独特性质密切相关。章学诚谓：“塾师讲授《四书》文义，谓之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拟于房室，则有所谓间架结构；拟于身体，则有所谓眉目筋节；拟于绘画，则有所谓点睛添毫；拟于形家，则有所谓来龙结穴，随时取譬。然为初学示法，亦自不得不然，无庸责也。”
《红楼梦》脂砚斋评点亦有类似表述：“此回似着意，似不着意，似接续，似不接续，在画师为浓淡相间，在墨客为骨肉停匀，在乐工为笙歌间作，在文坛为养局、为别调：前后文气，至此一歇。”
这种“法度难以空言”，必欲“取譬”以言说的特性决定了文法批评的论说方式和术语生成。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法批评及其所形成的文法术语是非常丰富的，而其价值也不容轻视。概而言之，古代小说文法术语之总体价值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小说文法术语虽然大多源于书画、兵法、堪舆和文章学等传统文化领域，但因小说自身的文体内涵和艺术特性，小说的文法术语往往丰富了“术语”的传统内涵，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意义。小说文法术语的运用对于古代文学批评而言有着一定的建构意义，这主要体现为小说文法术语在小说文体的制约下，以小说叙事法则为鉴衡，重构了原有的批评范畴或概念。我们以“虚实”为例，“虚”与“实”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常规术语，在诸多批评家笔下反复出现，“大而别之，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艺术形象中的虚实关系，在这里，所谓‘实’是指艺术作品中了然可感的直接形象，所谓‘虚’则指由直接形象所引发经由想象、联想所获得的间接形象，中国古典美学对此强调‘有无相生’‘虚实相间’，从而创造有余不尽的艺术妙境。”“‘虚实’范畴的另外一方面内涵是指艺术表现中的‘虚构’与‘真实’的关系问题。”
而古代小说文法批评中的“虚”“实”内涵则与此不同，更接近实践操作层面。如《三国演义》毛评本第五十一回前评有云：“妙在赵子龙一边在周瑜眼中实写，云长、翼德两边在周瑜耳中虚写，此叙事虚实之法。”
《金瓶梅》张竹坡评本第五十一回前评：“黄、安二主事来拜是实，宋御史送礼是虚，又两两相映也。”
《结水浒全传》第一百三十二回批语：“首篇既用实叙，此篇自应虚写，此定法也。”
可见，作为一种艺术文法，小说批评中“虚实”问题以正面直接详写为“实”，以侧面映带为“虚”，这显然丰富和补充了“虚实”范畴的既有内涵。其他如“奇正”“宾主”“有无”“疏密”“自注”“蓄”等术语均是如此。
其二，小说文法术语蕴含了丰富的小说叙事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学叙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叙事理论形成了“戏曲”“小说”和“史”鼎足而三的局面，古代文学中的叙事理论则主要体现在戏曲批评与小说批评之中，但相对而言，在以“曲学理论”“剧学理论”和“叙事理论”为核心构建的古代戏曲理论中，“叙事理论”是最为薄弱的。
在这一背景之下，小说评点的叙事思想在古代叙事理论中地位就尤为突出，而叙事法则的总结在小说文法批评中也体现得最为明显。尽管在批评体式上戏曲要多于小说（戏曲批评中除了评点之外还出现了“曲品”“曲话”“曲律”等专门形式），但事实上关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情节的新奇曲折以及结构的变化更新等方面的叙事法则，戏曲批评相对来说较少关注，或探讨得并不充分。
而小说文法批评对叙事技巧的总结则要全面深入得多，故而古代叙事理论的显著成绩还是存在于小说文法批评之中。从上一节对小说文法术语构成的分析中可知，小说文法术语所蕴含的理论思想大多是小说的叙事思想和叙事法则，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还是与批评对象的文体特性密切相关。我们认为，“戏曲的主体精神实质是‘诗’的，小说的主体精神实质是‘史’的。戏曲在叙述故事、塑造人物上包含了强烈的‘诗心’，小说则体现了强烈的‘史性’”。
故以诗体形式——“曲”来推演情节发展的戏曲，和以追求自身情节完满性的小说相比，两者所构成的叙事样式显然是有差异的。由此，小说的文法批评更关注小说的叙事法则也是一个十分自然的事情。
其三，小说的文法批评及其文法术语因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表述方式，促进了小说文本的传播，提升了小说阅读的质量。小说评点促进小说的传播，评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小说的“促销手段”，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毋庸赘言。而小说评点之所以获得这一价值，一方面当然是由于评点者对小说文本的独特解读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和引导，同时，小说评点者解读文本所持有的批评话语——文法术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小说文法术语来源比较广泛，如文章学术语的大量援引吻合当时读者的趣味和学养，而书画、兵法、堪舆等术语的运用无疑增强了小说评点的生动性与可读性。或设喻精巧，或形象生动，或别具一格，从而促进了小说评点本的传播。且以小说文法术语中援引最为普遍也最为今人所诟病的八股文法术语为例，其中也颇有富于机趣的评论。如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第六十九回总评云：“看他写为富，句句是个为富；写不仁，笔笔是个不仁；写不富，处处是个不富；写为仁，字字是个为仁。把文章只作到个化境，却又合制艺两截之法，此所以为奇也。”
第七十回夹评又评道：“以下是从为富转到不富，不仁转到为仁，乃两截过渡之法。”
评者以八股文法“作譬”颇富机趣，也较为妥帖，易为读者所接受。二是小说文法术语在借鉴其他门类概念术语的同时，对小说自身独特的叙事法则加以总结。揭示了小说文本的艺术品格，同时赋予小说评点颇具价值的导读功能，从而提升了小说评点的传播价值。论者指出：“圣叹评小说得法处，全在识破作者用意用笔的所在，故能一一指出其篇法、章法、句法，使读者翕然有味。”
“《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余谓得力于毛氏之批评，能使读者不致如猪八戒之吃人参果，囫囵吞下，绝未注意于篇法、章法、句法。”
“《水浒》可做文法教科书读。就金圣叹所言，即有十五法……若无圣叹之读法评语，则读《水浒》毕竟是吃苦事。”
其所指出之价值非纯为溢美，也是有其理据的。
以上我们简略梳理了中国古代小说文法术语的基本情况，从中不难看出，古代小说文法术语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法则的独特呈现，也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主流话语，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和传播均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历史的遗存”，小说文法术语当然有其明显的弊病，如浓重的“八股”习气、陈陈相因的格套、内涵的不确定性等，这也引起了后人之诟病。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曾经在中国小说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批评话语和思想系统，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尤其在“以西例律我小学说”的大背景下，更需要探究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思想传统和话语系统。
（载《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与杨志平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