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三个维度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理论方法，笔者曾撰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了小说文体研究所要着重注意的四种关系，即“中”与“西”的关系、“源”与“流”的关系、“动”与“静”的关系和“内”与“外”的关系；并提出了小说文体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指出所谓“本土化”一方面是指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即尽可能还原古代小说文体之“实际存在”；同时也指研究方法、价值标准之“本土化”，在借鉴外来观念和方法的同时，努力寻求蕴含本土文化之内涵和符合本土“小说”之特性的研究视角、方法和评价标准。 今再论小说文体研究，以“维度”为视角厘清小说文体研究的基本领域及其理论方法，这是小说文体研究走向体系化、系统性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所论小说文体研究的“三个维度”是指小说文体研究的“术语”维度、“历史”维度和“史料”维度。“术语”“历史”“史料”三位一体，则古代小说文体之研究庶几完满。

一

“术语”考释是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所谓“术语”是指历代指称“小说”这一文体或文类的名词称谓，对这些涵盖面广、历史悠久的名词称谓作出深入的考释不仅可以呈现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之特性，还有利于揭示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特“谱系”。对文学术语作考释是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的传统研究方式，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绩。如陈平原先生所言：“借勾稽‘术语’来建立‘谱系’的研究思路，马上让我联想到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此等从小处下手，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那样，‘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在朱自清看来，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正途，更切实可靠，也更有学术价值。”而“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最为引人注目处，确实在对于诸多重要文学观念的精彩辨析”。这种研究方式“与当下世人瞩目的‘关键词’‘观念史’‘语义学’‘外来词研究’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对文体术语的考释也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仍有提升空间，许多问题尚处于模糊状态。

譬如，古代小说文体术语非常丰富，但有无自身的体系？其构成体系的逻辑关联是什么？通过梳理和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术语有其自身的体系，且在术语之间形成了相应的层级。

自《庄子·外物》出现“小说”这一语词，一直到晚清以“小说”“说部”“稗官”等指称小说文体，有关小说的文体术语非常丰富。概括起来可以作出如下区分：（1）来源于传统学术分类的小说术语。如“小说”“说部”“稗官”“稗史”等。（2）完整呈现古代小说诸文体之术语。如“笔记”“传奇”“话本”“词话”“平话”“章回”等。（3）用于揭示古代小说文体发展过程中小说的文体价值和特性之术语。如“奇书”“才子书”等。（4）由小说的创作方法延伸出的文体术语。如“寓言”“按鉴”等。

上述四个方面的术语基本囊括了古代小说的诸种文体，其中所显示的“体系性”十分清晰。就价值层面言之，四个方面的术语所呈现的“层级性”也非常明显。如“小说”“说部”“稗官”等文体术语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最为重要，处于小说文体术语体系之核心层面，是指代古代小说文体最为普遍、也是最难把握和厘清的文体术语。对这个层级的术语解读是小说文体研究的关键，对小说文体研究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相对而言，显示古代小说诸文体的术语如“传奇”“话本”“词话”“平话”“章回”等虽然也是古代小说文体史上的重要术语，但由于其所承载的文体内涵较为单一，各自指称之对象也比较清晰和固定，故而较少歧义，也较易把握。至于由创作方法、理论批评引申出的文体术语则处于小说文体术语体系之末端，是一类“暂时性”或“过渡性”的术语。如“寓言”虽与小说文体始终相关，但终究没能成为独立的小说文体术语。“奇书”与“才子书”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文体术语，而是明末清初通俗小说评价体系中两个重要的批评概念，可看成对通俗小说的价值认可，对通俗小说的发展有一定的“导向”意义。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术语相当丰富，其中显示的“体系性”和“层级性”也十分明显，值得加以重视。

再譬如，古代小说的文体术语体现了怎样的属性？这种属性在小说文体发展史上起到了何种作用？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小说史建构为何独取“小说”？“小说”这一术语又是如何建构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对于这些问题，也需要加以深入的研究和理性的评判，从而凸显小说文体术语的研究价值。

一般而言，古代小说文体术语大致具备三种属性：“文体属性”“功能属性”和“文体”与“功能”并举之双重属性。三种属性各有所指，如“笔记”“传奇”“话本”“词话”“平话”“章回”等术语大体上显示的是“文体属性”，这是以小说文体的内容和形式来界定的术语；“稗官”“稗史”等术语所显示的是“功能属性”，是体现小说文体价值的相关术语；而“小说”“说部”等术语则体现了“文体”与“功能”并举的双重属性，既显示小说的文体地位，又承载小说的文体特性。不言而喻，上述三种属性的小说文体术语以第三种最为重要，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的关系也最为密切。

试以“小说”与“稗官”的关系作一比较：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小说”是一个使用最普遍、影响也最大的文体术语；相对而言，“稗官”之术语地位要逊于“小说”，但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文体术语。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两者都能涵盖古代小说之全体，无论文白，不计雅俗，都能用“小说”或“稗官”表述之、限定之。而其中之奥秘在于这两个术语都具备小说文体的“功能”属性，即都能在功能上限定古代小说之内涵。而其中维系之逻辑不在于小说研究中人们所惯用的“虚构”“叙事”等属于文体属性之标尺，更为重要的在于这两个术语所显示的功能属性：古代小说（含文言和白话）贯穿始终的“非正统性”和“非主流性”。

在中国古代，无论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其“非正统”和“非主流”的地位乃一以贯之。小说是“小道”，与经国之“大道”相对举，是“子之末流”；小说是“野史”，与“正史”相对应，是“史家别子”。此类言论在小说史上不绝如缕。“稗官”亦然，据现有资料，“稗官”一词较早出自秦简，《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一语开启了以“稗官”指称“小说家”之先河。汉以后，“稗官”这一语词频繁见诸文献之中，尤其从宋代开始，“稗官”一方面为文人所习用，同时还与“小说”合成为“稗官小说”一词，用来指称文言笔记小说和白话通俗小说。 以下三则史料颇具代表性：

（《夷坚志》）翰林学士鄱阳洪迈景卢撰。稗官小说，昔人固有为之者矣，游戏笔端，资助谈柄，犹贤乎已可也，未有卷帙如此其多者，不亦谬用其心也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评《夷坚志》）

余不揣谫劣，原作者之意，缀俚语四十韵于卷端，庶几歌咏而有所得欤？於戏，牛溲马勃，良医所诊（珍），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哉？（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

各学堂学生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凡非学科内应用之参考书，均不准携带入堂。（《奏定学堂章程·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

可见，无论是“小说”还是“稗官”，其共同的“功能”属性——“非正统性”和“非主流性”是其之所以独得“青睐”的首要因素，因为它最吻合中国古代小说之实际。对此，浦江清先生的一个评断颇为贴切：“有一个观念，从纪元前后起一直到十九世纪，差不多两千年来不曾改变的是：小说者，乃是对于正经的大著作而称，是不正经的浅陋的通俗读物。”

然则“小说”与“稗官”虽同样在小说史上广泛使用，但在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学科的现代建构过程中，两者之境遇却大不相同：“小说”成为学科的唯一术语，而“稗官”则在小说史的建构过程中渐次消失。个中缘由众多，但最为根本的应是两者在术语属性上的差异所致。“稗官”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功能性”术语，其“非主流”“非正统”的属性内涵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下指称“小说”尚无问题，但显然与晚清“小说界革命”以来对“小说”的极力推崇和有意拔高格格不入。而“小说”术语的双重属性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只要摒弃或淡化其“功能”属性，其“文体”属性完全可以彰显，而近代以来中国小说史的学科建构正是以“文体”为其本质属性的。近代以来对“小说”术语的改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与“novel”的对译中强化了“虚构之叙事散文”这一“小说”术语中本来就具有的文体属性，并将这一属性升格为“小说”术语的核心内涵，使“小说”成为一个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重要术语，在小说史的学科建构中起到了统领作用。另一方面，又将“传奇”“笔记”“话本”和“章回”等原本比较单一的文体术语作为“小说”一词的前缀，构造了“笔记小说”“传奇小说”“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等属于二级层面的小说文体术语。经过这两个方面的“改造”，“小说”终于成为一个具有统领意义的核心术语而“一枝独秀”，并与其他术语一起共同建构了现代学科范畴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术语体系，影响深远。

由此可见，“术语”维度在小说文体研究中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有学者认为，对一个学科成熟与否的考虑，术语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尺度：“20世纪80年代末，曾有学者感叹，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还仅仅处于前科学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如果说得苛刻一点，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同样存在这种情况。这是因为，作为一门科学意义上成熟的学科，构成此学科许多最为基础的概念与范畴，必有较为明确的界定。……倘若作为一门学科的众多最为基本的概念与范畴都没有研究清楚，那么，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怎么能说这一门学科不处于前科学状态？” 评价虽不无偏激，却也在理。

二

小说文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历史”著述。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的著述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段：一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为代表。该书较多关注小说文体的演进，提出了不少小说的文体或文类概念，对后世小说文体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石昌渝先生《中国小说源流论》为代表。该书专门以小说文体为对象，梳理中国古代小说史，在小说史研究中有开拓之功，其影响延续至今。 进入新世纪以后，小说文体史研究有所发展， 还出现了一批明确以“文体研究”为标目的小说研究论著。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小说文体的历史研究已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本文拟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和设想。

首先，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历史”著述要强化与“术语”考释的关联度，两个维度的文体研究应该互为补充，共同建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

20世纪以来，影响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最为重要的是两个术语——“小说”和“叙事”，这两个术语均在与西方小说相关术语的对译中得到了“改造”。 我们以“叙事”为例分析“术语”与小说文体史研究之关系。

何谓“叙事”？浦安迪云：“‘叙事’又称‘叙述’，是中国文论里早就有的术语，近年来用来翻译英文‘narrative’一词。”又云：“当我们涉及‘叙事文学’这一概念时，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叙事？简而言之，叙事就是‘讲故事’。” 这一符合“narrative”的解释其实并不适合中国古代语境中的“叙事”。但在当下的小说文体研究中，“故事”的限定乃根深蒂固，就如无“虚构”不能成为小说一样，有无“故事”也是确定作品“叙事”与否的关键。如谈到唐代小说《酉阳杂俎》时，有学者就指出此书“内容很杂，其中只有一部分可以算作小说”。 而古人非但视《酉阳杂俎》为小说，更“推为小说之翘楚”。 古今之差异可谓大矣！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我们试以唐代为例作一分析：

在20世纪以来的小说研究中，大量的作品因被视为“非叙事”或包含“非叙事”成分而饱受诟病，甚至被排斥在小说文体的历史著述之外。这一类作品在古代小说史上延续久远，如《博物志》《西京杂记》《搜神记》等都包含大量“非叙事”的内容；唐代小说如《封氏闻见记》《酉阳杂俎》《独异志》《资暇集》《北户录》《杜阳杂编》《苏氏演义》《唐摭言》《开元天宝遗事》等作品也包含大量的“非叙事”成分，可见这是古代小说创作的固有特性。

这些小说作品中“非叙事”成分最典型的表述方式是“描述”与“罗列”。其中“描述”是指对某一“事”或“物”作客观记录。举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对“游仙枕”和“随蝶所幸”的记录为例：

龟兹国进奉枕一枚，其色如码碯，温润如玉，其制作甚朴素。若枕之而寐，则十洲三岛，四海五湖，尽在梦中所见，帝因立命为“游仙枕”。后赐与杨国忠。

开元末，明皇每至春时，旦暮宴于宫中。使嫔妃辈争插艳花，帝亲捉粉蝶放之，随蝶所止幸之。后因杨妃专宠，遂不复此戏也。

“罗列”是指围绕某一主题将符合主题的相关事物一一呈现，而不作说明。我们举《义山杂纂》“煞风景”为例：

松下喝道　看花泪下　苔上铺席　斫却垂杨　花下晒裩　游春重载　石笋系马　月下把火　步行将军　背山起高楼　果园种菜　花架下养鸡鸭　妓筵说俗事

这是一则典型的以“罗列”为叙述方式的文本，它将符合“煞风景”这一主题的诸多现象加以罗列，从而呈现“煞风景”的特殊内涵。

“描述”与“罗列”这两种表述方式在唐人小说创作中是否也被视为“叙事”？限于史料不能贸然确定。但从“术语”维度检索唐人相关资料，我们发现，“叙事”这一术语所承载的内涵本来就有对事物的“描述”和“罗列”功能，故在唐人观念中，这当然也是“叙事”。譬如，唐代有不少专供艺文习用的书籍，称之为“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在这些类书中，有专门对“事类”的解释，这种解释有时径称为“叙事”。以《初学记》为例，该书体例是每一子目均分“叙事”“事对”和“诗文”三个部分。请看“月”之“叙事”：

《淮南子》云：月者，太阴之精。《释名》云：月，阙也，言满则复阙也。《汉书》云：月，立夏、夏至行南方赤道，曰南陆；立秋、秋分行西方白道，曰西陆；立冬、冬至行北方黑道，曰北陆。分则同道，至则相过。晦而见西方谓之朓，朔而见东方谓之朒，亦谓之侧匿。朓，音他了反；朒，音女六反。朓，健行疾貌也；朒，缩迟貌也。侧匿犹缩懦，亦迟貌。《释名》云：朏，月未成明也；魄，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月生三日谓之魄；承小月，月生三日谓之朏。朏音斐。朔，月初之名也；朔，苏也，月死复苏生也；晦，月尽之名也；晦，灰也，死为灰，月光尽似之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张弓弦也；望，月满之名也，日月遥相望也。《淮南子》云：月，一名夜光；月御曰望舒，亦曰纤阿。

此处所谓“叙事”其实就是对事物的解释，而其方式是罗列自古以来解释“月”的相关史料。《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初学记》之叙事“虽杂取群书，而次第若相连属”。 但“罗列”之意味仍然是浓烈的，可见《初学记》的“叙事”内涵与唐人笔记小说“罗列”的表述方式颇为一致，是笔记小说创作独特的叙事方式。

其次，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的著述要建立一个“大文体”的格局，用于揭示古代小说“正文—评点—插图”三位一体的文本形态。

在中国古代，小说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正文之外大多有评点与图像，“图文评”结合是古代小说特有的文本形态。对这一现象，学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小说评点研究、小说图像研究都非常热闹，但研究思路还是以文学批评史视角和美术史视角为主体，对古代小说“图文评”结合的价值认知尚不充分。表现为：研究者一方面对图像与评点的价值功能给予较高评价，另一方面却又在整体上割裂小说评点、小说图像与小说正文的统一性。这一做法实则遮蔽了评点和插图在小说文体建构过程中具备“能动性”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有鉴于此，我们应该从小说文体建构的视角重建关于小说评点和小说插图的认知。我们认为，对小说“文体”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小说正文之“体”，而是应该突破传统的研究方式，从文本的多重性角度来观照小说之“整体”。即：既要关注小说之体裁、体制、风格、语体等内涵，更要建立一个以小说整体文本形态为观照对象的文体学研究新维度，将小说的文体研究范围拓展到小说文本之全部，包含正文、插图、评点等。同时，还要充分肯定评点与插图对小说文体建构的价值和意义，考察小说评点“评改一体”的具体实践和小说插图对小说文本建构的实际参与。尽可能还原小说评点、小说插图参与小说文体建构的客观事实，从而揭示“图文评”三者在小说文体建构中的合力效果和整体意义。

再次，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的著述要加强个案研究和局部研究，尤其是对那些有争议的问题要有针对性的突破。我们各举一例加以说明：

其一，关于《汉书·艺文志》的评价问题。作为现存最早著录小说的书目文献，《汉书·艺文志》对小说概念的界定、小说价值与地位的评估以及小说文本的确认等诸多方面，一直影响着古代的小说观念与小说创作。这样一部反映小说原貌与主流小说观念的书目，本应在古代小说研究方面拥有足够的话语权。但20世纪以来，包括《汉书·艺文志》在内的小说目录总体处于“失位”的状态。然而《汉书·艺文志》所录小说毕竟属于历史存在，在汉人的观念里，这种文献就叫作“小说”，无论今人是否承认其为小说，此类文献作为“小说”被著录、被认可甚至被仿作了上千年，这是无法抹去的历史事实。我们认为，《汉书·艺文志》所录小说及其体现出来的小说观念是古代小说及其文体流变的逻辑起点。对其研究首先应回到汉代的历史语境，剖析《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的立意；再择取相关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作比照，尽可能还原《汉书·艺文志》所录小说的本真面目；最后综合各种因素，论述《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的文类属性与文体特征。

其二，关于唐传奇在小说文体史上的地位问题。在小说文体的历史研究中，唐传奇文体地位的提升是从20世纪开始的，以鲁迅先生的评价最有代表性。如：“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又谓：“唐代传奇文可就大两样了：神仙人鬼妖物，都可以随便驱使；文笔是精细、曲折的，至于被崇尚简古者所诟病；所叙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澜，不止一点断片的谈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显示着这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的才能了。” 长期以来，鲁迅先生的上述论断被学界奉为圭臬而少有异议，唐传奇由此被视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最早成熟的文体，所谓小说的“文体独立”、小说文体的“成熟形态”等表述都是古代小说文体研究中的“定论”。其实，鲁迅先生的表述还是审慎的，但后人据此延伸、放大了鲁迅先生的观点，得出传奇乃最早成熟的小说文体等关键性结论。 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较多论述，但在我看来，还是浦江清先生在近八十年前的评述最为贴切，至今仍有意义：“现代人说唐人开始有真正的小说，其实是小说到了唐人传奇，在体裁和宗旨两方面，古意全失。所以我们与其说它们是小说的正宗，无宁说是别派，与其说是小说的本干，无宁说是独秀的旁枝吧。” 可谓表述生动，评价到位，确实已无赘述之必要。

三

小说文体史料的辑录也是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20世纪以来，古代小说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以说，小说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都有赖于小说史料的开掘整理。史料整理不仅为小说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还极大地推进了小说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但也有缺憾，主要表现为：小说文献史料的整理基本限于理论批评史料和经典小说的相关资料，除侯忠义先生《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有限几部之外，专题性的史料整理相对比较薄弱；即如小说文体史料这样有价值的专题史料迄今尚无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而在古代小说史上，小说文体史料非常丰富，全面梳理和辨析这些史料有利于把握小说文体的流变历史和地位升降。对小说文体史料作系年辑录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性和意义：

首先，对小说文体史料作独立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可以有效解决小说文体史研究中的诸多重要问题，故小说文体史的著述与小说文体史料的编纂应互为表里，共同推动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譬如，关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今人一般持“四体”的分法，即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和章回体，这一分法已成为古代小说文体系统的经典表述，影响深远。但对于小说文体的认知，古今差异非常明显，可以说，从古代到清末民初，对于小说文体的认知一直处在变动之中。以“小说体”及相关史料为例：

在古代小说史上，古人常将“体”“体制”“体例”“体裁”等语词与“小说”“说部”等联系在一起，称之为“小说体”“小说体裁”和“说部体”等。依循这些语词及相关表述，可以观察对于小说文体的基本认知。大体而言，古人以笔记体小说为小说文体之主流，如明陈汝元《稗海》“凡例”云：“小说体裁虽异，总之自成一家。” 明郭一鹗《玉堂丛语序》亦谓：“《玉堂丛语》一书，成于秣陵太史焦先生。先生蔚然为一代儒宗，其铨叙今古，津梁后学，所著述传之通都巨邑者，盖凡几种。是书最晚出，体裁仍之《世说》，区分准之《类林》，而中所取裁抽扬，宛然成馆阁诸君子一小史然。” 这种以“小说体”指称笔记小说的传统得到了清人的普遍认可和延续，如《四库全书总目》评郑文宝《南唐近事》：“其体颇近小说，疑南唐亡后，文宝有志于国史，搜采旧闻，排纂叙次。以朝廷大政入《江表志》，至大中祥符三年乃成。其余丛谈琐事，别为缉缀，先成此编。一为史体，一为小说体也。” 将“小说体”与“史体”对举，其小说文体观念非常清晰。又如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云：“读《聊斋》，不作文章看，但作故事看，便是呆汉。惟读过《左》《国》《史》《汉》，深明体裁作法者，方知其妙。……不知举《左》《国》《史》《汉》而以小说体出之，使人易晓也。”“友人曰：渔洋评太略，远村评太详。渔洋是批经史杂家体，远村似批文章小说体。” 可见以“小说体”指称笔记体小说在古代一脉相承。晚清以降，新的小说文体观念开始建构，呈现出与传统分离的趋向，其中章回体小说地位的提升最值得瞩目。由此，“章回”“笔记”二分的分体模式得以构建。而时人论小说也经常以“小说体”指称章回体，如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小栖霞说稗》：“《残唐五代传》小说，与史合者，十之一二，余皆杜撰装点。小说体例如是，不足异也。” 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十四日《申报》刊载《野叟曝言》广告云：“《野叟曝言》一书，体虽小说，文极瑰奇，向只传抄，现经排印。” 又如光绪十六年（1890）九月五日《申报》关于《快心编》的广告：“《快心编》一书为天花才子所著，描情写景，曲曲入神。虽不脱章回小说体裁，而其叙公子之风流，佳人之妍慧，草寇之行凶作恶，老仆之义胆忠肝，生面别开，从不落前人窠臼。” 对“二体”（笔记体和章回体）的评述以管达如《说小说》一文最为详备：

（笔记体）此体之特质，在于据事直书，各事自为起讫。有一书仅述一事者，亦有合数十数百事而成一书者，多寡初无一定也。此体之所长，在其文字甚自由，不必构思组织，搜集多数之材料。意有所得，纵笔疾书，即可成篇，合刻单行，均无不可。虽其趣味之浓深，不及章回体，然在著作上，实有无限之便利也。

（章回体）此体之所以异于笔记体者，以其篇幅甚长，书中所叙之事实极多，亦极复杂，而均须首尾联贯，合成一事，故其著作之难，实倍蓰于笔记体。然其趣味之浓深，感人之力之伟大，亦倍蓰之而未有已焉。

不难发现，管氏虽然将“笔记体”与“章回体”平列，但评价之天平已明显倾向于章回体；笔记体之价值在他的观念中仅“在其文字甚自由”和著述方式“实有无限之便利也”。此为“一体”（笔记体）到“二体”（笔记体与章回体）的变迁。而从“二体”到“四体”的变化则更为晚近，如传奇体小说得益于小说观念的转变和鲁迅先生的推重才从笔记体中析出，成为独立的小说文体。“话本体”的独立则与小说文献的发掘密切相关，如《宣和遗事》《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京本通俗小说》等，这些小说文本的发现使原本包含于“章回体”中的“话本体”成为独立的文体。至此，“笔记”“传奇”“话本”“章回”四分的观念才终得确立，成为古代小说文体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分体模式。 可见，今人所谓“四体”非古已有之，而厘清“小说体”认知的变化轨迹，对理解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发展演变有着切实的帮助。

其次，如何整理古代小说文体史料有多种形式可供选择，但系年或许是最为适合的形式之一。系年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史书体裁之一，历来备受瞩目。唐代刘知幾谓：“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 “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可知对史料巨细无遗的载录，既是系年体的优长，也是系年体的缺陷。但系年“备载其事，形于目前”“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的特质还是适合小说文体史料的整理和研究的。且举一例，在明清时期的小说史料中，以“账簿”喻“小说”较为常见，但内涵不尽一致。对此，在以史料梳理为重心的系年框架下，以“账簿”喻小说之多重内涵可以得到清晰的呈现。试排比如下：

小说史上较早以“账簿”喻小说的是晚明陈继儒，其称《列国志传》“此世宙间一大账簿也”（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陈继儒《列国志传序》）。 又谓：“天地间有一大账簿，古史，旧账簿也；今史，新账簿也。……史者，天地间一大账簿也。”（万历年间，陈继儒《汤睡庵先生历朝纲鉴全史序》） 可见陈继儒之所谓“账簿”既指史书，亦指由史书改编的小说；而在价值评判上则基本持一种客观陈述的态度，没有明显的褒贬。较早以“账簿”讥讽小说的是张无咎：“（《金瓶梅》等）如慧婢作夫人，只会记日用账簿，全不曾学得处分家政，效《水浒》而穷者也。”（泰昌元年，1620年，张无咎《新平妖传叙》） 但这种评述在晚明没有得到太多的响应与延续，相反，以“账簿”为褒义者却不绝如缕，如崇祯年间余季岳赞扬《帝王御世志传》“不比世之纪传小说，无补世道人心者也。四方君子以是传而置之座右，诚古今来一大账簿也哉”（崇祯年间，余季岳《盘古至唐虞传识语》）。 清人褚人获亦谓：“昔人以《通鉴》为古今大账簿，斯固然矣。第既有总记之大账簿，又当有杂记之小账簿，此历朝传志演义诸书所以不废于世也。”（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褚人获《隋唐演义序》） 又云：“闲翻旧史细思量，似傀儡排场。古今账簿分明载，还看取野乘铺张。”（褚人获《隋唐演义》第一百回正文） 其基本认知无疑来源于晚明陈继儒的观点。清人对张无咎的观点貌似有所延续的是张竹坡，但思路和评价已有明显不同，实际上是对张无咎观点的辩驳。在张竹坡看来，世人因《金瓶梅》描述细腻琐碎而谓之“账簿”，乃不得要领；《金瓶梅》之特色和价值正是“隐大段精彩于琐碎之中”，而其评点就是要揭示这种特色，从而为《金瓶梅》的艺术特性张目。其云：“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弟，变账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梅》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板亦何不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张竹坡评点《金瓶梅》）

从上述有关“账簿”的史料来看，所谓以“账簿”喻小说实则有一个颇为复杂的内涵，其中指称对象和价值评判都有所不同。而在上述史料中，真正视“账簿”为贬义来批评作品的仅张无咎一人而已。这明显超出了以往小说研究中普遍认为此乃讥讽《金瓶梅》叙事方式的认知。

复次，以系年形式将小说文体史料作为独立的专题来辑录，还可以从更宽泛的领域择取材料，因为“备载其事”“纤芥无遗”本来就是系年的形式特征，故能显示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辑录古代小说文体史料大致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专门的小说论著，如小说序跋、小说评点、小说话等，也包括小说文本中蕴含的相关文体史料，这是小说文体史料最为集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二是在历史领域辑录相关小说文体史料，包括史书、笔记、方志等。三是在文学领域如选本、曲话、尺牍等书籍中辑录小说文体史料。四是择取历代书目中的小说文体史料，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评判最具规模，也最为典型，其中“杂家类”与“小说家类”中的小说文体史料甚至可以悉数加载。

综上，我们从“术语”“历史”和“史料”三个维度梳理和探究了小说文体研究的基本领域及其理论方法，对小说文体研究中所出现的相关问题和不足也提出了个人的意见和建议。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在学术界已延续多年，成果也比较丰富，但如石昌渝先生《中国小说源流论》这样有影响的论著还不多，突破性的成果更为罕见。个中原因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或许还是两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小说观念的偏狭及由此引发的对小说文本的遮蔽。对于“小说”，对于“叙事”，我们持有的仍然是20世纪以来经西学改造的观念，由此，大量的小说文本尤其是笔记体小说文本迄今没有进入研究视野。故小说文体研究要得到发展，观念的开放、文本的完善和史料的辑录仍然是居于前列的重要问题。还需说明的是，本文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的相关成果。此项目于2011年获批，2019年通过结题审核，再经近两年的修订，完成了系列成果“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书系”，分“术语篇”“历史篇”和“资料篇”三个部分。书系包括：《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增订本）、《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三卷本）和《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料系年辑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文有部分观点和史料即采自上述成果，特为说明。

（载《文学遗产》2022年第4期） 0SC8IiYhOFzWUDOv04i0frWJk77I7FHJ41c9wTjGZOAzNFlExrdjyk/DmX4RMS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