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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伦敦白教堂区的宁静被一系列残忍的谋杀案彻底打破，玛莎·塔布连和玛莉·安·尼古拉斯成为了开膛手杰克最初的牺牲品，她们的案件如同黑暗中的惊雷，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
玛莎·塔布连案是这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开端。1888年8月7日凌晨3点45分，一位名叫卡罗琳·麦尔斯的女子在乔治巷19号的后院发现了玛莎·塔布连的尸体。玛莎当时横躺在地上，身体扭曲，景象十分凄惨。她是一名40岁左右的妓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存，不得不每日在街头出卖自己的身体。她的脸上还残留着惊恐的表情，仿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看到了极其恐怖的景象。
现场状况令人触目惊心。玛莎的喉咙被严重割伤，伤口深可见骨，几乎切断了整个颈部。她的身体上还有多处刀伤，尤其是腹部，被利器多次刺伤，内脏似乎都有被翻动的迹象。她的衣物凌乱不堪，显然在生前经历了激烈的挣扎。周围的地面上布满了血迹，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阴森。警方赶到现场后，对周围进行了仔细地勘查，但并没有发现明显的线索，凶手似乎在作案后巧妙地抹去了自己的痕迹。
玛莉·安·尼古拉斯案则发生在8月31日星期五的凌晨3点40分。一名马车夫查尔斯·克罗斯在白教堂区的巴克街发现了玛莉·安·尼古拉斯的尸体。玛莉是一位43岁的妓女，她身材矮小，面容憔悴，长期的贫困和艰苦生活让她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她的尸体躺在街道中央，姿势怪异，双腿微微张开，双手摊开在身体两侧。
玛莉的喉咙同样被割开，而且伤口比玛莎的更加严重，几乎将头部与身体分离。她的腹部被完全剖开，肠子被拖出体外，散落在身体周围，场面极其血腥恐怖。她的衣物被掀到了胸部以上，下身几乎赤裸，这显示出凶手的作案手段极其残忍和变态。现场的血迹溅得到处都是，在街道的石板上形成了一片片触目惊心的血渍。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些可能是凶手留下的脚印，但由于现场人员的走动，脚印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进行有效的追踪。
这两起案件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凶手的作案手法极其残忍，割喉、开膛等行为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让人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在当时的社会，虽然犯罪时有发生，但如此残忍的谋杀案还是极为罕见的。这种残忍的手段让人们意识到，有一个极其危险的杀手正在伦敦的街头游荡，随时可能对其他人造成威胁。
其次，受害者的身份是妓女，这一群体在当时的社会中虽然处于边缘地位，但她们的遭遇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社会开始反思对妓女群体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意识到她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同样需要得到保护。而且，妓女们在深夜独自外出的工作特点，让人们感到自己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媒体的报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大报纸纷纷对这两起案件进行了详细的报道，用夸张的语言描述了案发现场的恐怖景象，吸引了大量读者的关注。媒体的渲染让案件更加深入人心，加剧了社会的恐慌情绪。人们开始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对凶手的身份和动机进行各种猜测，整个伦敦都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围之中。
玛莎·塔布连和玛莉·安·尼古拉斯的案件拉开了开膛手杰克恐怖杀戮的序幕，它们以其残忍的作案手法、悲惨的受害者遭遇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了历史上令人难忘的恐怖事件。这些案件不仅让当时的人们陷入了恐慌，也为后续的调查和研究留下了诸多谜团。
1888年9月8日，伦敦白教堂区再次被一起残忍的谋杀案所笼罩，受害者安妮·查普曼的遭遇成为了开膛手杰克案中标志性的一幕。
案发地点位于汉伯宁街29号的后院。这是一个狭窄而阴暗的地方，周围是破旧的房屋和杂乱的杂物。后院的门半掩着，仿佛在诉说着这里刚刚发生的恐怖事件。清晨6点左右，一位名叫约翰·戴维斯的房客在进入后院时发现了安妮·查普曼的尸体。
安妮·查普曼是一名47岁的妓女，身材矮小且瘦弱。她的生活充满了苦难，长期的贫困和酗酒让她的身体状况十分糟糕。她的尸体呈仰卧状，双腿弯曲，双脚几乎触及地面。她的头部向一侧倾斜，脸上带着惊恐和痛苦的表情。
尸体的特征令人毛骨悚然。她的喉咙被深深地割开，几乎切断了整个颈部，大量的血迹在她的头部周围形成了一个血泊。与之前的受害者不同的是，安妮的腹部被完全剖开，肠子被整齐地放在她的右肩上，子宫和部分膀胱被凶手残忍地取走。她的衣物被掀到了胸部以上，下身赤裸，显示出凶手对她的身体进行了肆意的侵犯。在她的腹部，还可以看到一些刀痕，这些刀痕表明凶手在作案时使用了锋利的刀具，并且手法熟练。
从作案手法来看，凶手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性和残忍性。他能够在短时间内割开受害者的喉咙并剖腹取走内脏，这需要对人体结构有一定的了解。而且，他在作案过程中似乎非常冷静，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现场没有发现明显的打斗迹象，这表明安妮可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了袭击。凶手很可能是先将她制服，然后迅速实施了犯罪行为。
此案成为标志性案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凶手的作案手法更加残忍和变态。与之前的玛莎·塔布连和玛莉·安·尼古拉斯案相比，安妮·查普曼案中凶手对尸体的破坏程度更加严重，取走内脏的行为更是让人不寒而栗。这种残忍的手法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恐慌，也让开膛手杰克的形象更加恐怖和神秘。
其次，案件的发生地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汉伯宁街29号是一个相对较为隐蔽的地方，但凶手却能够在这里作案并逃脱，这让人们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感到不安。同时，这也表明凶手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可能是当地的居民或者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的人。
再者，安妮·查普曼案发生的时间间隔也增加了案件的影响力。在玛莉·安·尼古拉斯案发生后的短短几天内，又发生了如此残忍的案件，这让人们意识到凶手并没有停止作案，而是变得更加疯狂和大胆。这种连续作案的方式加剧了社会的恐慌情绪，也给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媒体的报道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各大报纸对安妮·查普曼案进行了详细的报道，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案发现场的恐怖景象和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媒体的渲染让案件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也引发了人们对凶手身份和动机的各种猜测。
在开膛手杰克犯下一系列残忍罪行后，他开始通过信件的方式向警方和媒体发起挑衅，这无疑给本就恐慌的社会增添了更多的紧张和不安。
1888年9月25日，中央新闻社收到了一封署名为“开膛手杰克”的信件。信的内容充满了嚣张和狂妄的语气。信中写道：“我时常听到警察已经抓住我了，但他们还没有沾到我的边呢。当他们自以为聪明地以为已经稳操胜券的时候，我却在一旁偷笑。我喜欢杀人，而且还会继续杀下去。我把妓女们的耳朵割下来送给你们，怎么样？”写信者还声称会在下次作案时割下受害者的耳朵寄给警方。这封信的语气极为张狂，仿佛在向警方和整个社会示威，炫耀自己的罪行且毫无畏惧。
其目的显而易见，一是为了满足自己扭曲的心理，享受这种挑衅权威和制造恐慌的快感。开膛手杰克通过信件将自己置于公众关注的焦点，成为了恐怖的象征，这对于他这种心理变态的罪犯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心理满足。二是干扰警方的调查。他在信中故意透露一些虚假信息，让警方陷入混乱，分散警力去追查一些毫无价值的线索。
这封信被媒体大肆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公众的恐慌情绪进一步加剧，人们对开膛手杰克的恐惧达到了顶点。原本就人心惶惶的伦敦街头，变得更加冷清，夜晚几乎看不到行人。女性们更是不敢独自外出，生怕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9月27日，中央新闻社又收到了一张明信片，同样署名“开膛手杰克”。明信片上写道：“上次的信先不要刊登，等我干了一件绝妙的事情之后再说。双料事件，哈哈！”这张明信片暗示了即将发生的两起谋杀案。而在9月30日凌晨，伊丽莎白·史泰德和凯萨琳·艾道斯确实相继遇害，这似乎印证了明信片的内容，让人们更加相信信件出自凶手之手。
这张明信片的出现，再次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各种猜测和分析充斥着大街小巷。公众对警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要求警方尽快破案，抓住这个疯狂的杀手。
这些信件也给警方的调查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警方无法确定信件是否真的出自开膛手杰克之手，因为有可能是一些好事者或者模仿者所为。但又不能忽视这些信件，因为其中可能隐藏着重要的线索。警方不得不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分析信件的内容、笔迹和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他们对案件本身的调查力量。
1888年9月30日，这一夜对于伦敦白教堂区来说，是一场噩梦的延续，伊丽莎白·史泰德和凯萨琳·艾道斯相继成为开膛手杰克的猎物，两起案件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让整个伦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
伊丽莎白·史泰德案发生在凌晨1点左右。案发地点是伯纳街的国际工人教育俱乐部外。当时，一位名叫路易斯·迪姆舒茨的马车夫驾车回到俱乐部，当他的马突然停在门口，不肯前进时，他发现了躺在地上的伊丽莎白·史泰德。伊丽莎白是一名44岁的瑞典裔妓女，她身材矮小，面容憔悴，长期的流浪生活让她显得疲惫不堪。她的尸体躺在街道旁，双脚微微弯曲，头部向一侧倾斜。她的喉咙被割开，伤口从左到右，虽然很深，但没有切断颈部。她的衣物相对整齐，没有被严重撕扯，身体也没有被开膛，现场的血迹主要集中在她的头部周围。从作案手法来看，凶手似乎在匆忙中割喉杀人，没有像之前的案件那样对尸体进行进一步的破坏。这可能是因为凶手在作案过程中受到了干扰，不得不中断犯罪行为。
凯萨琳·艾道斯案紧接着发生在凌晨1点45分左右。地点是主教广场。一位警察爱德华·沃特金斯在巡逻时发现了凯萨琳·艾道斯的尸体。凯萨琳是一名46岁的妓女，她身材较为高大，性格开朗，但生活同样困苦。她的尸体躺在广场的角落里，姿势扭曲。她的喉咙被割开，伤口很深，几乎切断了整个颈部。与伊丽莎白·史泰德案不同的是，凯萨琳的腹部被完全剖开，肠子被拖出体外，放在她的右肩上，她的左肾和部分子宫被凶手残忍地取走。她的脸部也有多处刀伤，鼻子被割掉一部分，耳朵也有损伤，现场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凶手在这起案件中展现出了更加残忍和熟练的作案手法，对人体结构的了解也更加深入。
从受害者特点来看，伊丽莎白·史泰德和凯萨琳·艾道斯都是妓女，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为了生存而在街头徘徊。她们都有着悲惨的生活经历，长期遭受贫困和社会的歧视。然而，两人在性格和外貌上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伊丽莎白相对较为安静，而凯萨琳则更加开朗外向。
在作案手法上，两起案件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点在于，凶手都采用了割喉的方式杀害受害者，这是开膛手杰克作案的典型特征之一。不同点在于，伊丽莎白·史泰德案中，凶手没有对尸体进行开膛和取走内脏的行为，而在凯萨琳·艾道斯案中，凶手不仅开膛，还取走了重要的内脏器官，并且对脸部进行了破坏。这可能表明凶手在作案过程中受到了不同因素的影响，或者是其犯罪心理在不断发展和变化。
这两起案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性。首先，它们发生在同一晚，时间间隔非常短，这表明凶手在短时间内连续作案，其犯罪欲望极其强烈。其次，受害者都是妓女，这符合开膛手杰克一贯的作案目标。再者，作案手法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带有开膛手杰克的典型特征，如割喉等，这进一步证明了两起案件是同一凶手所为。
然而，这两起案件也给警方的调查带来了巨大的困境。一方面，案件发生的时间非常紧凑，警方在短时间内要同时处理两起严重的谋杀案，人力和物力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警方需要在两个不同的案发现场进行勘查，收集证据，询问证人，这使得调查工作变得异常复杂和困难。另一方面，凶手在作案过程中似乎更加谨慎和狡猾。在伊丽莎白·史泰德案中，凶手可能因为受到干扰而中断了犯罪行为，但在凯萨琳·艾道斯案中，凶手却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开膛和取走内脏的行为，并且没有留下太多明显的线索。
警方在现场没有发现凶手的指纹、脚印等关键证据，也没有找到目击证人能够提供凶手的外貌特征。媒体对案件的大肆报道也给警方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公众要求警方尽快破案，抓住凶手，这使得警方在调查过程中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有时甚至会因为急于求成而做出错误的判断。
1888年11月9日，星期五，这一天对于伦敦白教堂区的居民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怖噩梦，玛莉·珍·凯莉案的发生，将开膛手杰克的残忍和疯狂推向了极致。
玛莉·珍·凯莉居住在多塞特街米勒庭院13号的一个小房间里。这个房间狭小而昏暗，仅有一扇窗户和一扇门与外界相通。清晨大约10点45分，房东托马斯·鲍耶前来收取房租，当他透过窗户向屋内张望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几乎崩溃。
玛莉·珍·凯莉的尸体横陈在床上，整个场景宛如人间炼狱。她的喉咙被从左耳到右耳几乎完全割开，颈部的肌肉和血管被切断，大量的血迹浸透了床单和枕头，形成了一个触目惊心的血泊。她的脸部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鼻子被割掉，双眼被挖出，脸颊被割得支离破碎，几乎难以辨认出原本的容貌。
凶手对她的身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残害。她的胸部被完全切开，乳房被割下，随意地扔在床边。腹部被剖开，肠子被拖出体外，缠绕在她的身体周围，子宫、肾脏等内脏器官被取出，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和地板上。她的大腿和手臂上也布满了刀伤，肌肉被割开，骨头都清晰可见。房间的墙壁上溅满了血迹，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阴森恐怖。
这起案件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首先，公众的恐慌情绪达到了顶点。之前的几起案件虽然已经让伦敦陷入了恐惧之中，但玛莉·珍·凯莉案的残忍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人们不敢相信在自己生活的城市里竟然存在如此疯狂和残忍的杀手。街道上的行人明显减少，尤其是女性，她们不敢在夜晚外出，甚至白天也小心翼翼。整个伦敦弥漫着一种压抑和恐惧的氛围，人们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其次，这起案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警方的强烈不满。之前的案件警方一直未能破案，而玛莉·珍·凯莉案的发生让人们对警方的能力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公众要求警方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尽快抓住凶手，还社会一个安宁。政府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不得不加大对案件的投入和支持。
从凶手作案风格的变化来看，玛莉·珍·凯莉案与之前的案件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在之前的案件中，凶手虽然也采用了割喉和开膛的手法，但相对来说还比较“克制”，没有对尸体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破坏。而在这起案件中，凶手的行为更加疯狂和变态，他似乎在享受这种对尸体的残害过程，将自己的愤怒和欲望毫无保留地发泄出来。
这可能表明凶手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随着作案次数的增加，他的犯罪欲望越来越强烈，对受害者的残害也越来越严重。也有可能是之前的案件没有引起他预期的效果，他希望通过这起更加残忍的案件来引起社会的更大关注，满足自己扭曲的心理需求。
作案地点的选择也有所不同。之前的案件大多发生在户外的街道上，而玛莉·珍·凯莉案发生在室内。这可能意味着凶手变得更加大胆和自信，他不再满足于在户外作案，而是敢于进入受害者的住所，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进行犯罪活动。同时，室内作案也为他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对尸体进行残害，使得案件的恐怖程度进一步升级。